她俯下身，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好像那则古老的童话翻转了一样，

不是王子吻公主，而是公主吻王子，这一吻就能唤醒他。然而，他只是在沉睡。

1

赫伯特和薇拉回到了博纳尔镇，继续他们精打细算的日子。12月份赫伯特完工了一栋房屋，在达勒姆镇。如莎拉所料，他们的存款确实慢慢用光了，于是他们又向州里申请了“特别救灾援助”。年迈的赫伯特简直像自己也经受了一次车祸一样。在他的意识里，“特别救灾援助”只是一种叫“救济”或者“援助”的奇特方法。他一辈子靠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工作，他原以为他永远也不会有不得不从国家那里拿钱的一天。但现在，那一天到了。

薇拉又订购了3份新杂志，它们不定期邮寄过来。这3份杂志的印刷都很粗劣，里面的插图可能就是那些会画画的孩子画的。有《上帝的飞碟》《即将到来的“主显圣容节”》《上帝的超自然奇迹》等。《天堂》杂志依然每月寄来，但现在有时会被一动不动地放在那儿3个星期，其他那些她倒是会一直翻到烂。她在那些杂志中发现了很多似乎与约翰的车祸有关联的东西，于是，在她疲惫的丈夫吃晚饭的时候，便把那些有启发的消息念给他，声音又高又刺耳，还兴奋得发抖。赫伯特越来越频繁地喝令她住嘴，有时候还会冲她嚷，让她不要再胡说八道，别再烦扰他。他吼她时，她会用一种长期受苦的、让人深感同情的、受了委屈的眼神看他，然后又悄悄上楼继续她的研究。她开始和那些杂志社通信，和那些撰稿人以及在生活中有类似经历的笔友通信。

通信的人们大部分都是像薇拉本人一样的热心人，他们愿意提供帮助，愿意减轻她几乎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负担。他们寄来祈祷文、祈祷石、符咒，承诺每晚他们的祷告中把约翰包含进去。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就是些骗子，赫伯特对薇拉越来越辨识不清这些而感到担忧。有一个人要寄给她一个“我主唯一真正十字架”的银制品，要价“仅仅”99.98美元。还有一个人寄给她一小瓶水，说是从天主教圣地之一卢尔德那处水泉中汲取出来的，还说如果把它擦到约翰的额头上，十有八九会产生奇迹。该瓶水售价110美元，还要付邮费。便宜点儿的（对薇拉更有吸引力）是一盒不断持续播放的录音带，里面是《诗篇》第23篇和主祷文，是由南方的福音传教士比利·哈姆博朗读的。按照小册子上说的，在约翰身旁播放该录音带几个星期，就很有可能会使他奇迹般地康复。另外为了增加法力，里面还加了一张比利·哈姆博亲笔签名的相片（这个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效用）。

赫伯特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干涉薇拉这种毫无意义的、不断升温的伪宗教热情。有时候他偷偷地把薇拉的支票撕掉，再简单地把支票簿上的结余加上去。但是如果买的东西指定只收现金时，他就坚决地反对，于是薇拉开始疏远他，对他不信任起来，把他看作一个罪人、一个异教徒。

2

莎拉·布莱克内尔白天一直在学校，下午晚上和与丹分手后的日子没多大区别。她处在一种中间过渡状态里，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在巴黎，和谈陷入停滞。尼克松不顾日益上升的国内外的抗议，下令继续轰炸河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出示了一些照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美国飞机绝对没有轰炸北越的医院，但他自己却到任何地方都乘着军用直升机。在释放了一个广告牌画匠后，罗克堡镇那起残忍奸杀案的调查也陷入了停滞。此人曾在奥古斯塔州立精神病院住了3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在场的证据最后被证明是合乎逻辑的。珍妮丝·贾普林在高声尖唱布鲁斯音乐。巴黎宣称女人的裙摆会降低（已经连续第二年宣称），但最后并没有实现。莎拉对这一切一知半解，这些事儿对她来说就像另一个房间里一个莫名其妙的聚会传出来的声音似的。

第一场雪落下来，只是薄薄一层，第二场又是薄薄一层，圣诞节前10天，下了场暴雪。当天地区公立学校全部停课，莎拉坐在家中，望着外面这场像要把弗拉格街填平的大雪。她和约翰的事情太短暂，也许都无法被称为一次恋爱，就算是恋爱，那也已是另一个季节的事儿了，她能感觉到他在不知不觉中离她远去。这感觉令人恐慌，就像她身体的一部分正在消融一样，就这样日渐消融下去。

她看了大量关于头部外伤、昏迷和脑损伤的文章。篇篇令人沮丧。有一个马里兰州小镇上的姑娘，昏迷了6年；还有一个英国利物浦的年轻男人，在码头上干活儿时被钩锚击伤，一直昏迷了14年，最后还是死了。这名肌肉结实的青年码头工人逐渐断绝了自己与整个外界的联系，他逐渐消瘦下去、头发脱落，视神经在他闭着的眼睛后面渐渐退化成一团糨糊，由于韧带萎缩，他的身体也慢慢收缩，变成了胎儿的姿态。由于脑衰退，他逆转了时间，再次变成了个胎儿，游在昏迷的“羊水”中。在他死后对他进行的尸检显示，他的大脑沟回已经变得平滑，所留下的额叶和前额叶基本是平滑、空白的。

唉，约翰，这一点儿都不公平，她凝望窗外，大雪纷飞，一片苍茫覆盖万物，埋葬了逝去的夏天和金红色的秋天。这不公平，他们应该让你去任何可以去的地方。

赫伯特·史密斯每隔十天半个月会来一封信，薇拉有她的笔友，他也有他的。他的字很大，很潦草，用一支老式钢笔写的。“我们俩挺好，一切都好。等着看下一步会怎样，你也肯定如此。是的，我一直在看一些文章。我知道你太善良，想得太多，但在信里不说什么，莎拉。这样不好。但是我们当然是抱着希望的。我不以薇拉那种方式相信上帝，但我以我自己的方式相信上帝，我很纳闷儿如果他要带约翰走，为什么不把约翰完整地带走。是有什么原因吗？没人知道，我想。我们只能抱着希望。”

在另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我今年不得不亲自来买大部分的圣诞节商品，因为薇拉认定购买圣诞节礼物是罪孽的习俗。我说的她这一段时期一直在变糟糕，就是指的这方面。她一直都把这一天认为是一个圣日，而非一个假日（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你会明白），而且如果她看到我把这一天称作‘圣诞假期’，而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估计她会把我当作一个盗马贼那样射杀掉的。她经常说我们应该如何记住这一天是耶稣的生日，而非圣诞老人的生日，但她之前从不介意我在圣诞节买东西的。事实上，她之前还挺喜欢在圣诞节买东西。而现在，她好像总爱在这件事儿上喋喋不休。她从那些和她通信的人那里学到了好多关于这件事儿的可笑念头。天哪，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这样，能回到正常的状态。不过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是挺好的。赫伯特。”

还有一张圣诞节贺卡，她还为此小小地哭了一场。贺卡上写着：“在这个假日我们祝你一切顺利，如果你想来和两个老顽固一起过这个圣诞节的话，我们就把空余的房间整理出来。薇拉和我都挺好。希望新年对我们大家会更好，我相信会的。赫伯特、薇拉。”

她没有去博纳尔镇过圣诞假期，部分是因为薇拉在不断退缩回她自己的世界里，从赫伯特信件的字里行间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来；再一个原因就是在她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好像非常陌生、非常遥远了。她曾经很近距离地看那个静静躺在班戈医院病床上的人，但现在她总好像是透过回忆的望远镜上错误的一端在看他；就像那个E. E.卡明斯的诗里说到的“卖气球的人”一样，既遥远又微小。因此保持距离似乎是最明智的做法。

也许赫伯特的感觉也一样。到1971年的时候，他的来信就不那么频繁了。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尽可能亲切地说，是时候该继续她自己的生活了，还说他不相信像她这么漂亮的姑娘会没有人追求。

不过她的确是没有任何约会，也不想约会。吉恩·塞得凯，那个数学老师，以前曾约她出来过一晚上，那一晚上就好像至少有1000年那么长。在约翰出车祸后不久他又开始约她出来，这个人很难死心，不过她相信他最后还是死心了。他应该更早点儿死心。

偶尔也会有一些其他人约她，其中一个是法律系学生，叫瓦尔特·赫兹里特，挺有魅力。她是在安妮·斯特拉福德举办的新年前夜舞会上认识他的。她本打算露一面就走的，但却耽搁了一阵，主要是在和赫兹里特说话。拒绝非常非常难，但她还是拒绝了，因为她对自己被他吸引的原因太清楚了——瓦尔特·赫兹里特个子很高，有着一头倔强浓密的棕发，喜欢玩世不恭地笑，他让她太容易想起约翰了。喜欢一个男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不行。

2月初，一个在克利夫斯·米尔斯镇的雪佛龙（Chevron）工作的给她修理汽车的机修工想要约她，她差一点儿又答应了，但最后还是没有去。那人叫阿尼·特里蒙特，个子很高，橄榄色皮肤，笑起来很好看，很有男子气的样子，让她有点儿想到詹姆斯·布洛林，就是那个电视节目《威尔比医生》中的男二号，但更多的是让她想到那个联谊会会员丹。

最好还是等等吧。等等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

3

1971年的夏天，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里奇韦，格雷格·斯蒂尔森坐在自己新组成的保险及房产公司办公室里，距离那个在艾奥瓦州无人院落中踢死狗的《圣经》推销员的他，又老了16岁，人也更精明了。这些年他的变化不大，只是多了些鱼尾纹，头发长了些（但仍是非常老派）。他的身材依然高壮，动一动所坐的转椅就“嘎吱嘎吱”地响。

他坐着抽一支波迈牌（Pall Mall）香烟，看着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那人正四肢摊开，舒服地坐在一张椅子里。格雷格看这个人的样子就像一个动物学家在看一个感兴趣的新样本似的。

“看到什么新东西了？”桑尼·埃里曼问。

埃里曼身高6英尺5英寸，穿一件油亮发硬的牛仔夹克，两只袖子和纽扣全部剪掉了。里面没穿衬衣，一只边缘镀白铬的黑底纳粹铁十字挂在他赤裸的胸前。皮带勉强系在他硕大的啤酒肚下面，皮带扣是一个乳白色的大骷髅头。磨损的牛仔裤脚翻边下，露出一双旧的方头沙漠靴。他的头发长到肩头，胡乱缠结着，厚重的油汗和机油浸在上面发亮。其中一只耳垂下挂着一只纳粹党十字耳环，也是黑底边缘镀白铬。夹克后背绣着一只红色的魔鬼，目光邪恶，嘴里伸出分叉的舌头。魔鬼上下各有一行字，上面是“魔鬼13”，下面是“桑尼·埃里曼总统”。此刻他正用一个粗糙的手指旋转着一个煤斗形钢盔。

格雷格·斯蒂尔森说：“没有，我没看到什么新东西，但我看到了一个行走的浑蛋。”

埃里曼的身体先是挺了一下，然后又松下来，继而哈哈大笑。尽管他很脏，有明显的体臭，身上还佩戴着纳粹徽章，但他深绿色的眼珠却并不显得愚笨，甚至还有一种幽默的意思。

他说：“老兄，你以前也把我比作狗什么的。你现在有势力了啊。”

“你看出来了？”

他笑着说：“当然。我把我的伙计们留在了汉普顿斯，就一个人来的。有什么我都一个人担着，伙计。不过我们如果在一个类似的状况下抓住你的话，你就要希望你的腰子套上军靴了。”

“我会碰碰运气的。”格雷格说。他打量着埃里曼。他们两个都很高大。他估计埃里曼比他重40磅，不过那大多是啤酒肚的重量。“我可以干倒你，桑尼·埃里曼。”

埃里曼的脸皱起来，又现出那种亲和的幽默：“也许可以，也许不行。不过我们不那样干，伙计。那都是好样儿的美国人约翰·韦恩干的事儿。”他向前伸过来，好像要透露什么大秘密似的：“现在对我来说，任何时候我拿到妈妈做的一块苹果馅饼，我都要拉坨屎到上面。”

“满嘴喷粪。”格雷格温和地说。

桑尼说：“你要我干什么？干吗不直说？你要误了你青年商会的活动了。”

“不会，”格雷格说，仍旧很平静，“青年商会在星期二晚上活动，我们有的是时间。”

埃里曼厌烦地大声吹了口气。

格雷格说：“现在我想的是，你想从我这儿拿点儿东西。”他打开桌子抽屉，从里面拿出装在3个塑料袋里的大麻。和大麻混在一起的还有很多胶囊。格雷格继续说：“烦人啊，真烦人，桑尼。不良青年。彻底完蛋啦。直接去新罕布什尔州监狱吧。”

“你没有搜查证啊，随便请个小律师就可以让我脱身，知道吧。”埃里曼说。

“这个我不懂。”格雷格·斯蒂尔森说。他向后靠到转椅上，把他脚上穿的平底便鞋架到桌子上，这双鞋是他跨过州界到缅因州的里昂·比恩（L. L. Bean）专卖店里买的。“我在城里也算个要人了，桑尼。我几年前几乎是一贫如洗的时候来到新罕布什尔州，到现在我已经在这儿有一家很不错的公司了。我帮助市镇议会解决了问题，包括帮助所有那些因为吸毒被警长抓住的孩子……哦，我不是说你这种坏蛋，对于你这种流浪汉，抓住你们身上有我桌子上这类宝贝时，我们知道怎么处置你们……我说的是那些本地的不良少年。没有人愿意真正从根本上帮助他们，你知道吗？我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让他们到社区项目上去干活儿，而不是送到监狱里。啊，非常成功。现在在城镇地区的少年棒球联合会里我们是老大，相当不错。”

埃里曼看起来很厌烦。格雷格突然“呱嗒”一声放下脚，抓起边上一个刻有新罕布什尔大学标志的花瓶，照着桑尼·埃里曼砸过去，花瓶擦着埃里曼鼻子，险些砸中他，旋转着飞过房间，撞在墙角的文件柜上砸碎了。埃里曼这才现出惊愕的神色。这一刻，这位更老也更精明的格雷格·斯蒂尔森的脸又变回了那个年轻时踢死狗的格雷格。

他慢慢地说：“我讲话的时候你要给我听着，因为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你接下来大概10年的工作问题。现在如果你不想再干那种在汽车牌照上印‘不自由，毋宁死’的活儿，就给我好好听着，桑尼。你要假装这是你重新入学的第一天，桑尼。你要第一次就完全听懂了，桑尼。”

埃里曼看看花瓶碎渣，又转回头来看斯蒂尔森。他感到有点儿意思了，脸上开始恢复之前那种既不自在又平静的神色。他现在做什么事儿都没个长性。他跑去喝啤酒因为他无聊，一个人来这里也是因为无聊。当这个大块头用旅行车仪表板上装有的蓝色闪光灯让他把车靠向路边时，桑尼·埃里曼还以为他应付的又是一个“大狗副警长”，为了保护他自己的领地而朝一个骑在改装哈雷摩托车上的大坏蛋叫唤。但这家伙有点儿不一样。他是……他……

他是个疯子！桑尼意识到，这个发现还让他有种顿悟的兴奋。他的墙上有两张参加公益服务而获得的奖状，还有一些与扶轮社成员们和名流们谈话的照片，他还是这个狗屁城市青年商会的副会长，明年他也许会成为会长，最后，他就跟个臭虫一样狂！

“好吧，你引起我的注意了。”他说。

格雷格说：“我的职业生涯在你看来可能比较多变，我成功过，也失败过，我也小小地触犯过法律。我要说的是，桑尼，我对你并没有任何成见。不像那些本地人，他们从《工会领袖》上面看到你和你的摩托党朋友们今年夏天在汉普顿斯干的事儿，就恨不得用一把生锈的吉列剃须刀阉割了你们。”

“那个不是‘魔鬼13’干的，”桑尼说，“我们从纽约州北部兜风下来去海滩上玩儿的，老兄。我们在度假呢，砸酒吧那事儿我们没干。有一伙‘地狱天使’的人在那儿瞎胡闹，还有一伙从新泽西州来的‘黑骑士’，不过你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吗？一群大学生。”桑尼撇了撇嘴：“不过报纸可不想那样报道，是吧？他们宁愿把屎盆子扣到我们头上，而不是什么苏茜和吉姆头上。”

格雷格客气地说：“你们要惹眼得多，而且《工会领袖》那边的威廉·洛布也讨厌飞车俱乐部。”

“那个秃顶的可恶家伙。”桑尼嘟囔。

格雷格拉开抽屉，从里面掏出一个扁平的500毫升“领袖”牌（Leader）波旁威士忌酒瓶，说：“我要为此干一杯。”然后撕去封印，一口喝下去半瓶。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眼睛里有了层水汽，把瓶子放到桌子另一边，说：“你也来点儿？”

桑尼干掉了那瓶酒。暖暖的热辣辣的感觉从胃里“呼”地一下蹿到了喉咙。

“点着我了。”他喘着气说。

格雷格的头向后一仰，笑了起来：“我们会和睦相处的，桑尼。我有种感觉我们会和睦相处的。”

桑尼手里抓着空了的酒瓶，再一次问：“你想做什么？”

“不做什么……现在不做。不过我有个感觉……”格雷格的眼神变得遥远，差不多是深思的样子，“我跟你说我是里奇韦的大人物。下一次镇长选举时我要竞选，我会赢的。但那……”

“只是个开始？”桑尼提示道。

“一个开始，不管怎么说，”那种深思的表情还在，“我能力强，人们都知道。我对我干的事儿很在行。我恨不得前面有一大堆事情做。一切皆有可能。但我不是……很确定……对于我说的一些事儿。你懂吗？”

桑尼只是耸耸肩。

深思的表情逐渐消失了：“有个故事，桑尼。这个故事是说一只老鼠从一头狮子的爪子拔出一根刺，来报答几年前狮子没吃它的恩情。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小时候可能听过吧。”

格雷格点点头：“几年前……随便是多少年前吧，桑尼。”他把那几个塑料袋推到桌子对面：“我不打算吃你。如果我想吃的话就可以吃掉你，你要知道。一个小律师是无能为力的。在这个城镇里，不到20英里外的汉普顿斯骚乱还在继续，所以什么克莱伦斯·丹诺一类的律师在里奇韦救不了你。这些正派的老百姓很想看到你完蛋。”

埃里曼没说话，但他觉得格雷格是对的。他那毒品里没什么严重的东西，最严重的也就是两颗“棕色炸弹”，但是，那些亲爱的老苏茜、老吉姆的父母会很高兴看到他被剃了头发去朴次茅斯砸石头的。

“我不打算吃掉你，”格雷格再次说，“过几年如果我的爪子里有根刺了……或者也有可能是我给你提供一份工作，我希望你还记得这件事儿。你记住了吗？”

感恩并不在桑尼·埃里曼那有限的几项人类情感中，但兴趣和好奇在。这两方面在这个叫斯蒂尔森的人身上他都能感觉到。这个人眼睛流露出来的疯狂暗示着很多东西，但无聊显然不在其中。

他嘟囔着说：“谁知道几年后我们在哪儿呢？也许我们都死了呢，老兄。”

“只管记住我就行了。我只要求这一点。”

桑尼看着花瓶碎片，说：“我会记住你的。”

4

1971年过去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沙滩骚乱平息了，滨海地区的商家们虽有抱怨，但看到自己存折上增加的余额也就不说什么了。一个叫乔治·麦戈文的无名小卒宣布竞选总统，时间早得可笑。任何关注政治的人都知道，1972年民主党提名的人选将会是埃德蒙·马斯基，人们认为，他完全可能会把那个圣克利门蒂的怪物摔翻在地，压在摔跤垫上的。

6月初，学校放暑假前，莎拉又碰到了那个法律系学生。她当时正在“天天”（Day's）家用电器商店里，打算买个烤箱，而他正在为他爸妈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找礼物。他问她想不想跟他去看场电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新片《肮脏的哈里》在城里放映。莎拉去了。他们玩儿得挺高兴。瓦尔特·赫兹里特已经长出了络腮胡，他也不再让她一看就想到约翰。事实上，让她完全想起约翰的样子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约翰的脸只有在梦中才会清晰，在那些梦中，他站在幸运大轮盘前面，盯着它转动，表情冷漠，眼睛的颜色深到不可思议，有点儿吓人，是一种深紫色。他盯着轮盘，好像那是他的私人禁猎区。

她和瓦尔特开始频繁见面。他这个人很好相处，很少提要求，即便提也是以那种自然的、循序渐进的方式。10月的时候，他问她，是不是可以给她买颗小钻石。莎拉问他，她可不可以在周末好好想想。星期六晚上，她来到东缅因医疗中心，取了桌上的特殊红边出入证，上楼到了重症监护室。她在约翰病床边坐了一个小时。外面，秋风在暗夜中呼啸，预示着寒冷，预示着风雪，预示着一个季节的死亡。游园会，轮盘，卡森沼泽附近那场车祸，从那时起到现在，再过16天就是整整一年了。

她坐在那里，听着风声，看着约翰。绷带已经拆去了，他的右眉上方1英寸的地方现出一条伤疤，曲折地延伸到发际线下。他那里的头发变白了，这让她想到“第87分局”系列小说中那个侦探，名叫科顿·霍伊斯。在莎拉看来，他身上似乎没有什么退化的迹象，除了必然的消瘦。这个熟睡中的年轻人她已经基本不认识了。

她俯下身，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好像那则古老的童话翻转了一样，不是王子吻公主，而是公主吻王子，这一吻就能唤醒他。然而，他只是在沉睡。

她走了，回到维齐镇她的公寓里，躺到床上哭起来，外面黑暗的天地间，风在呼啸，将红的、黄的落叶抛卷起来。星期一，她告诉瓦尔特，如果他真的想给她买颗钻石（一颗小的，别忘了），她会非常愉快地戴上的。

莎拉·布莱克内尔的1971年就这样过去了。

1972年年初，埃德蒙·马斯基在一次激情的演讲中痛哭流涕，地址就在被老兄桑尼·埃里曼称为“那个秃顶的可恶家伙”的办公室外。乔治·麦戈文赢得了初选，“秃顶的可恶家伙”威廉·洛布在文章中兴高采烈地宣称说，新罕布什尔州的人们不喜欢软弱爱哭的人。到了7月，麦戈文被提名为候选人。同月，莎拉·布莱克内尔成了莎拉·赫兹里特。她和瓦尔特·赫兹里特在班戈市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结了婚。

不到2英里之外，约翰·史密斯依旧在沉睡。就在瓦尔特在来参加婚礼的亲友面前吻她时，她猛地想到了他——约翰，而在想的同时她也看到了他，在明亮的灯光中，他戴着那个“杰基尔与海德”面具。她在瓦尔特的臂弯中僵硬了一会儿，随后一切都消失了。记忆，还是幻觉，不管是什么，消失了。

想了很长时间并跟瓦尔特谈过后，她邀请了约翰的父母来参加婚礼。赫伯特一个人来了。在宴会上，她问他薇拉好点儿了没。

他四处环视一下，看到此时就他们两人，便将杯中剩下的加苏打威士忌一口喝干。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她却觉得他好像老了5岁一样。他的头发变稀了，脸上的皱纹在加深，戴着一副眼镜，是刚刚戴上眼镜的人那种小心又不自然的样子，文雅的眼镜片后面，眼神小心翼翼又苦恼。

“不好……真的不好，莎拉。其实她去了佛蒙特州，到一个农场里，等着世界末日。”

“什么？”

赫伯特跟她说，6个月前，薇拉开始和一个团体联系，那个团体大约有10个人，他们自称是“最后时代美国社会”。领头的是哈里·L.斯通克斯先生和他太太，他们从威斯康星州的拉辛过来。斯通克斯夫妇声称他们在一次野营旅行中被飞碟接走过。他们被带到天堂，天堂不是在猎户座里，而是一个环绕着大角星公转的类似于地球的行星上。他们在那里和天使们在一起，还看到了伊甸园。斯通克斯夫妇接到通知，“最后时代”即将来临。上帝授予了他们心灵感应的能力，把他们派回地球来召集忠实信徒，乘坐第一班往返天堂的飞船，姑且这么说吧。就这样他们这10个人走到一起，买下了圣约翰斯伯里北部的一片农场，然后在那里住大约7个星期，等待飞碟来接他们。

“听起来……”莎拉张开嘴但又马上闭上。

“我知道听起来是什么感觉，”赫伯特说，“听起来就是疯了。买那片地方花费了他们9000美元。除了一处倒塌的农舍和十几亩灌木丛林地，那儿什么也没有。薇拉的份额是700美元，这是她能拿出的最大数目了。我阻止不了她……除非把她关起来。”他停下来，笑笑，又说：“不过在你婚宴上不应该说这些，莎拉。你和你的丈夫会幸福的。我知道你们会的。”

莎拉尽力挤出笑容，说：“谢谢你，赫伯特。你会……我的意思是，你说她会……”

“回来？哦，当然了。如果世界到冬天的时候还没有灭亡，她会回来的。”

“哦，我只希望你们一切顺利。”她说，拥抱住他。

5

佛蒙特州的农场里没有火炉，因此在10月底飞碟还没到的时候，薇拉回家了。她说，飞碟没来，那是因为他们不完美——他们没有烧掉生活中那些不必要的和罪恶的垃圾。不过她振作起来了，显得意气风发。她在梦中遇到一个启示，她也许不该坐飞碟去天堂。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当她的儿子从昏迷中逃脱出来时，需要她来引导她的儿子，给他指出正确的道路。

赫伯特理解了她，尽他所能地爱她，生活又在继续了。约翰陷入昏迷已经两年了。

6

尼克松获得连任。美国小伙子们开始从越南回家。瓦尔特·赫兹里特参加了一次律师资格考试，之后还要参加一次。在他死记硬背准备考试时，莎拉·赫兹里特在忙着教学工作。她第一年教的那些傻乎乎的、笨手笨脚的学生现在已经上高三了。胸部扁平的女孩儿们变得丰满起来，当初在教学楼间没头苍蝇般乱转的小个子们，现在也在校队打篮球。

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结束。石油抵制爆发，结束。畸高的油价爆发，却没有结束。薇拉·史密斯开始相信上帝会从南极的地下回来。这个信息是从一本新的小册子（共17页，售价4.5美元）上看到的，名字叫《上帝在热带地下》。那本小册子的作者提出一个惊人的假设，说天堂实际上就在我们脚下，而去往天堂最方便的入口在南极。该小册子的其中一章为“南极探险者的超自然经历”。

赫伯特跟她指出，不到一年前，她还相信天堂在很可能是环绕着大角星的外太空某地。他说：“比起这个愚蠢的南极故事，我绝对更相信那个。毕竟《圣经》上说天堂是在天上，地下的热带应该是……”

“不要说了！”她尖声喊道，嘴唇抿得紧紧的，“没必要嘲弄你不懂的事情。”

“薇拉，我没有嘲弄。”赫伯特平静地说。

“天知道无信仰者干吗要嘲弄，异教徒干吗要发怒。”她的眼睛里闪现出惶惑的眼神。他们正坐在饭桌前，赫伯特前面放着根旧的弯头水管，薇拉前面摆着一堆《国家地理》，那是她为了找南极的照片和描述收集起来的。屋外，流云从西往东迅速移动，落叶从树上簌簌飘落。又是一个10月初了，10月似乎总是她最糟糕的月份。每到10月，那种惶惑的神色就更频繁地出现在她眼睛里，存在的时间也更长。同样每到10月，赫伯特的思想就有一种背叛的倾向，想离开他们母子俩。他那位也许需要进行精神病治疗的老婆，还有那个沉睡中的儿子，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他们可能都已经算是死了。此时，他手里翻转着那把弯头水管，望向窗外变幻不定的天空，心想：我可以把东西打包起来。只要把我的东西扔进皮卡后面走就行了。佛罗里达州，也许吧。内布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亚州，都行。一个技艺精湛的木匠走到任何地方都能挣很多钱。只管收拾东西走就行了。

但他知道他不会走。总是这样，10月份他会考虑一走了之，而薇拉会发现去耶稣那儿的某条新路径，也会发现拯救从她那不够合格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唯一的孩子的最终途径。

他手伸过桌子，握住她骨瘦如柴的手——一个老妇人的手。她抬起头看，面露惊讶。“我非常爱你，薇拉。”他说。

她回以微笑，那一瞬，她跟那个他当初追求来的姑娘一模一样，新婚之夜用一把梳子戳他屁股的那个姑娘。她的笑容温柔，眼神暂时地变得安详、温暖、深情。外面，太阳在厚实的云层中钻进钻出，道道巨大的阴影飞快掠过他们后面的大地。

“我知道，赫伯特。我爱你。”

他另一只手伸过去握住她的手。

“薇拉。”他说。

“嗯？”她的眼神是那般安详……一下子她又和他在一起了，毫无保留地在一起，这让他意识到过去3年来他们两人渐渐分开的距离有多远。

“薇拉，假如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希望不会，但是假如他醒不过来……我们不是还有彼此吗？我的意思是……”

她猛地把手抽出去。他的手本来轻轻握着她的手，现在一下空了。

“你不要老是这样说。你不要老是说约翰醒不过来。”

“我只是想说我们……”

“他肯定会醒过来的。”她望着窗外的旷野，云影在道道掠过，“这是上帝为他做的安排。是的，没错。你不觉得我知道吗？我知道，相信我。上帝为我的约翰准备了很多事儿。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听到过他说话。”

“好吧，薇拉，好吧。”他说。

她拿起《国家地理》，又开始翻看。

“我知道的。”她用一种孩子般任性的语气说。

“好吧。”他安静地说。

她看她的杂志。赫伯特手托下巴看外面的阳光和云影，暗想让人产生背叛倾向的金色10月过去后，冬天会来得有多快。他是希望约翰死的，虽然他从一开始就很爱这个儿子。赫伯特曾把一只小树蛙带到这小子的婴儿床旁，把这个小活物放到他手里，他看到约翰的小脸蛋上荡漾出惊讶的表情。他教约翰如何钓鱼，如何滑冰，如何射击。1951年，这个小男孩儿患上了严重的流感，体温升到40.5摄氏度，烧得人都迷糊了，整晚陪在这个小男孩儿身边的是他。约翰高中毕业作为学生代表致辞，流利地、一字不落地背下演讲词时，他掩面哭泣。那么多的回忆，在约翰8岁时的一次度假，他们去加拿大新斯科舍，约翰站在船头欢笑，对船的螺旋形运动兴奋不已，他教约翰开车学驾驶，帮约翰做家庭作业，帮约翰建造树上小屋，在约翰参加童子军时，他教约翰掌握指南针的用法。所有回忆杂乱无章地一起涌出来，约翰是唯一一条将那些事儿联系起来的主线，他热切地探寻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到最后却让他成了废人。现在他希望约翰死去，唉，他是多么希望那样啊，希望约翰死，希望约翰的心脏停止跳动，希望脑电图上那条至关重要的轨迹变平，希望约翰就像一摊蜡水中摇曳不定的烛火一样熄灭，希望约翰死去，好放过他们。

7

1973年独立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一个炽热的夏日午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萨默斯沃思，一个避雷针销售员走进凯茜（Cathy's）餐厅里。在离这里不远的某个地方，风暴好像刚开始在上升热气流的温暖风道中酝酿。

他口渴得厉害，因此到凯茜餐厅里来喝两杯啤酒解解渴，并不是来推销的。但长久的习惯使然，他还是抬头看了看这一低矮的牧场式住宅的屋顶，黑灰色的酷热天空衬托出完整的轮廓线，然后他低下头看看自己的绒面革皮包，里面是他的样品。

凯茜餐厅里面幽暗、凉爽又安静，只有墙上的电视发出低沉的声音。屋里有几个老顾客，老板在吧台后面和他的顾客们一起看电视剧《随着世界的转动》。

避雷针销售员坐到一张酒吧凳子上，把样品包放到左首另一张凳子上。酒吧老板走过来：“你好，朋友，想来点儿什么？”

避雷针销售员说：“一杯百威啤酒，也给你来一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我从来都不反对。”老板说。他端了两杯啤酒回来，收了销售员1美元，然后把30美分的硬币放到吧台上。“布鲁斯·卡里克。”老板说着伸出手。

避雷针销售员握了握手，说：“我叫杜海，安德鲁·杜海。”他喝下半杯啤酒。

“很高兴认识你。”卡里克说。他踱着步子去给一个板着脸的年轻女人又上了一杯龙舌兰日出鸡尾酒，又踱回来。“从外地来？”

“是的。搞销售的。”杜海承认道，他看了眼店里，问，“这儿总是这么安静吗？”

“不是。周末就很热闹，我整个星期算下来生意还是不错的。我靠私人聚会赚钱，如果有人开的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正常吧。”他食指指着杜海的杯子，“再来一杯吗？”

“你也来一杯吧，卡里克先生。”

“就叫我布鲁斯吧。”他笑着说，“你肯定想卖给我什么东西吧。”

卡里克端着两杯啤酒回来时，避雷针销售员说：“我进来是喝杯酒解解渴的，没打算卖任何东西。不过既然你提到了……”他熟练地一把抓起样品包放到吧台上。里面的东西叮当作响。

“嗯，来了。”卡里克说，笑了起来。

有两个常客，一个是老家伙，右眼皮上有颗瘊子，另一个是年轻人，穿一身灰色工作服，两人走过来看杜海要卖什么。那个板着脸的女人则继续看《随着世界的转动》。

杜海拿出三根避雷针，一根长的，尖端处有一颗黄铜球，一根短的，还有一根是带瓷导体的。

“这是……”卡里克问。

“避雷针。”那老家伙“咯咯”笑着说，“他想把这个铺子从‘上帝之怒’中解救出来，布鲁斯，你最好听听他的吧。”

说完他又“咯咯”笑，那个穿灰色工作服的人也一起笑起来，卡里克的脸色不高兴起来，避雷针销售员明白，就是有什么成交的机会，眼下也已经溜掉了。他是个优秀的销售员，优秀到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样的人和环境古怪地凑在一起后，就毁掉了任何成交的机会，甚至在他开口讲话之前就毁掉了。但他大方地接受了这一点，还是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了，很大程度上是习惯使然。

“我下车的时候刚好发现这栋漂亮的房子没有安装防雷装置，而且，它是木质结构的。现在，你要是想要的话，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赊账条款也很宽松，我可以保证……”

“保证雷电在今天下午4点会击中这里。”穿灰色工作服的人边说边咧着嘴笑。那老家伙也“咯咯”地笑起来。

卡里克说：“先生，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可是你看到了吗？”他手指着一片闪闪发光的瓶子，瓶子附近电视机的边上有一块小木板，板子上有一颗金色的钉子，一堆纸串在上面。“那些都是账单啊，这个月15号就得付掉它们，那可是红墨水写的。现在你再看看这会儿有多少人喝酒。我得谨慎，我得……”

“对，没错，”杜海恰到好处打断了他，“你必须谨慎。买上三四根避雷针就是一次谨慎的消费。你这里本身就有隐患。你也不想夏天一次雷劈就把这里夷为平地吧？”

那老家伙说：“他不在乎的。他正好领上保险金到佛罗里达去。难道不是吗，布鲁斯？”

卡里克厌烦地看了那老头一眼。

“那好，我们就说说保险。”避雷针销售员说。那名穿灰衣服的人没兴趣地走开了。“你们的火灾保险费会降低……”

“保险都是合在一起的。”卡里克声音冷淡地说，“唉，我根本付不起这笔支出。不好意思了。如果你明年再来跟我说……”

“好吧，也许我会的。”避雷针销售员说，他放弃了，“也许我会吧。”在被雷电击中之前，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真有那么不幸；这是这桩生意中一个不变的事实。你无法让像卡里克这样的家伙明白，这是他能购买的最便宜的火灾保险种类。不过杜海是个豁达的人，毕竟他确实就是进来解解渴的。

为证明这一点，也为证明他无所谓，他又要了一杯啤酒。不过这次他没有再为卡里克也要一杯。

那老家伙无声无息地坐到他旁边的凳子上。

他说：“大概10年前吧，有个伙计在高尔夫球场让雷给击中了，死得像一堆废物似的。现在，一个人都可以在头上竖根避雷针，我说得对吧？”他哈哈大笑，嘴里呼出的酸腐的啤酒气扑面而来。杜海礼节性地笑笑。“他兜里所有的硬币都熔在一起了，我听说。雷电挺有意思的，真的挺有意思。嗯，我记得有一次……”

挺有意思的，杜海想，他对这个老头的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在该点头时本能地点点头就行了。有意思，没错，因为它不在乎劈的是谁或劈的什么，也不在乎什么时候劈。

他喝完啤酒走出来，提着他那一小包针对“上帝之怒”的保险（也许是唯一的发明）。热浪像锤击一般打在他身上，但他还是在基本空荡荡的停车场里站了一会儿，向上看光秃秃的屋脊。19.95美元，最好的29.95美元，那个人负担不起这个支出。他在第一年的组合保险中就节省下70美元了，他却负担不起，而有那些小丑在旁边站着起哄，你也没法儿单独和他说。

也许有朝一日他会尝到苦头的。

避雷针销售员钻进他的别克轿车，打开空调，样品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朝西向康科德和柏林而去，把正在酝酿的风暴抛在后面。

8

1974年年初，瓦尔特·赫兹里特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和莎拉举办了一个聚会，邀请他们两人各自的所有朋友，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总共40多人。啤酒倒了一杯又一杯，聚会结束后瓦尔特说他们两人要庆幸自己没有被赶出去。把最后一名客人送出门后（凌晨3点），瓦尔特回来发现莎拉在卧室里，浑身上下除了穿着鞋，以及戴着他为她的生日借钱买来的钻石小耳坠以外，完全一丝不挂。他们做了两次爱才醉醺醺地睡去，将近中午的时候才醒来，仍然带着浑身无力的宿醉。大约6个星期后，莎拉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都确定就是在那个大聚会当晚怀上的。

在华盛顿，理查德·尼克松被逼入死角，陷入由一盘磁带引发的喧嚣声中。而在佐治亚州，一位种花生的农民，前海军战士，也是现任州长的詹姆斯·厄尔·卡特，由于尼克松先生的职位即将空出，而开始和他自己的密友们讨论竞选事宜。

东缅因医疗中心619号房，约翰·史密斯依旧沉睡。他已经萎缩成一种胎儿的状态。

那位在事故发生后第二天和赫伯特、薇拉以及莎拉谈话的斯特朗斯医生已经在1973年年末死于火灾。他的家在圣诞节后的一天着火了。班戈市消防部门调查得知，火灾是由一组有问题的圣诞树装饰品引发的。又来了两个新医生，一位叫魏扎克，另一位叫布朗，这两人都对约翰的病例很有兴趣。

在尼克松辞职前4天，赫伯特·史密斯从他在格雷镇建的房子上掉进了地基里，落到一辆手推车上，跌断了腿。骨折好起来是要很长时间的，所以他一直感觉自己没有真正痊愈。他瘸了，开始在阴雨天用手杖。薇拉为他祈祷，坚持让他每晚睡觉的时候在腿上包一块布，那块布是亚拉巴马州贝瑟默市的弗莱迪·寇慈芒牧师亲自祈福过的，赫伯特称它为“寇慈芒祈福布”，售价35美元。那是没用的，他知道。

10月中旬，就在杰拉尔德·福特特赦了前总统后不久，薇拉又开始相信世界末日要来临了。赫伯特这才发现她已经迅速做了不少事儿：她做出了安排，把自从约翰出车祸以来他们所挣回的一点点现金和以前的存款都转到了“最后时代美国社会”。她还想把房子挂出去卖掉，和一个叫古德威尔的人约定，两天后让对方派来一辆客货两用车把家具都拉走。那位房地产经纪人给赫伯特打电话，问他有一个想买房的人能不能过去看看房子，直到此时，赫伯特才知道整个事情。

他第一次真的对薇拉发火了。

在逼着她把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全部讲完后，他怒吼道：“你以上帝的名义想过你在干什么吗？”他们当时在客厅里，他刚刚给古德威尔打完电话，叫他们不要再派什么货车来。外面，灰蒙蒙的雨笼罩了一切。

“不要亵渎救世主的名字，赫伯特。不要……”

“住嘴！给我住嘴！我烦透你胡说这种屁话了！”

她惊吓地喘着气。

他一瘸一拐朝她走过去，手杖“笃笃”地敲在地板上。她坐在椅子里，先是朝后缩了缩，继而又用一种殉道者的温和表情抬头看着他，这让他真想——上帝宽恕他吧——举起自己的手杖兜头狠抽她一棍。

他说：“你现在还不至于不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吧。你没什么理由。你背着我偷偷摸摸地不知干了什么，薇拉。你……”

“我没有！胡扯！我没有那样……”

“你就是！”他咆哮着说，“好了，你给我听着，薇拉。我画个底线。你想祈祷什么就祈祷什么，尽管去祈祷；想写什么信就写什么信，一张邮票也就是13美分而已；你想沉醉在那些教徒说的低级屁话里，想继续那些妄想和虚构，你就继续。但别把我扯进去，记住。你明白了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你明白了吗？”

“你以为我疯了！”她朝他大喊，脸可怕地扭曲着，随后失声痛哭，一副彻底被击败外加理想幻灭的样子。

“没有，”他的语气平淡了些，“现在还没有。但是是时候说点儿真话了，薇拉，事实上，我认为如果你不从里面抽身出来开始面对现实的话，你以后会疯的。”

她边哭边说：“等着瞧，等着瞧吧。上帝知道真相，他只是在等待。”

“你只要明白他在等待的时候不拿走我们的家具就行了，只要我们在这点上一致就行。”他声音冷冷地说。

“最后的时代了！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她说。

“是吗？好啊，花15美分去给你买杯咖啡喝吧，薇拉。”

外面大雨滂沱。这一年赫伯特52岁，薇拉51岁，莎拉·布莱克内尔27岁。

约翰在昏迷中已经4年了。

9

孩子在万圣节前夕降生，莎拉生了9个小时才生出来。生产过程中给她用了一点儿浓度不高的麻醉气体，在她最艰难的时刻，她想到了约翰也在这家医院，于是一遍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过后她基本不记得这件事儿了，也绝没有和瓦尔特提起过。她想她可能是做梦梦到的吧。

生的是个男孩儿。他们给他起名为丹尼斯·爱德华·赫兹里特，3天后母子俩出院，感恩节假期过后莎拉就得回去教书。瓦尔特在班戈市律师事务所获得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此外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计划莎拉在1975年6月份就不用再教书了。她也不是很确定自己想这样。她已经渐渐喜欢上了教书。

10

1975年的第一天，缅因州的奥提斯菲尔德镇，两个小男孩儿，查理·诺顿和诺姆·劳森正在诺顿家的后院里打雪仗。查理·诺顿8岁，诺姆·劳森9岁。这一天天气阴沉，空气潮湿。

感觉到雪仗快要结束了（差不多是午饭时间了），诺姆发动进攻，朝查理扔出一连串雪球。查理边躲避边哈哈大笑，被逼得后退，掉头就跑，跳过他们家后院那堵矮石墙。外面就是森林，他沿着一条通往斯垂默河的小径跑，诺姆一个雪球正好击中他兜帽的后面。

随后查理就消失在视野里。

诺姆跳过围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观察积雪的丛林，耳朵里传来桦树、松树和云杉上融化的雪水的“滴答”声。

“回来，胆小鬼！”诺姆喊道，“咯咯”地高声笑起来。

查理并没有上钩。看不到他的影子，不过那条小径朝向小河的下坡处很陡。诺姆又笑了几声，犹犹豫豫地两脚交替试探着。查理熟悉这片林子，他不熟悉。这里是查理的地盘。诺姆这时正在赢着呢，他特别想好好打一场雪仗，但是倘若查理埋伏在那里等待他，身边还有六七个准备好要扔的坚硬雪球的话，他可就不想下去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顺着小径走了下去，走了六七步时，下面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诺姆·劳森浑身瞬间冷得像他绿色胶靴底下踩着的雪一样。他手里拿着的两个雪球“吧嗒”一声掉到地上。下面又传来一声叫喊，特别细，刚刚勉强听到。

或许他遇上了“惊心食人族”，然后在逃跑时掉进河里了，诺姆想到这儿，从惊吓中醒过来，连滑带滚地跑下小路，还一屁股坐到地上一次，耳朵里满是心脏跳动的“怦怦”声。他幻想着这样一幅画面：就在查理第三次沉下去之前，他把人救了上来，为此还作为一名英雄被写进了《少年生活》。

路的3/4处开始出现一个像狗的后腿一样弯曲的下坡，他转过拐角，看到查理原来并没有落入河里。他站在路的平坦处，正盯着融化的雪中某个东西看。他的兜帽推到后面，脸色像雪一样白。诺姆走向他的时候，他又发出一声恐惧的、喘着气的尖叫。

“什么东西？”诺姆边问边走过去，“怎么了？”

查理转过身，眼睛瞪得老大，嘴里“呼呼”喘气。他想说话，但只发出了两声含混的“呼呼”声，流出一丝银亮的口水。他不再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

诺姆凑上前去看。蓦地，他双腿发软，重重坐到地上，只感到天旋地转。

从正在融化的积雪中伸出来两条腿，腿上套着蓝色牛仔裤，一只脚上穿着一只平底便鞋，另一只脚光着，颜色惨白。一条胳膊伸出雪外，那只手好像在乞求那个始终没有到来的救援。尸体的其他部分还被幸运地掩埋在雪中。

查理和诺姆发现的尸体是17岁的卡萝尔·邓巴戈，这是罗克堡镇第4个被掐死的受害者了。

自从凶手上次杀人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罗克堡镇（罗克堡镇和奥提斯菲尔德镇在南部的分界线就是斯垂默河）的人们已经开始放松下来，都以为这种恐怖的情形终于算是过去了。

但，它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