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在快捷酒店，眼看就住八天了，她住在临街的房子，其实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的父亲路过，那个骚货，常常跟在三轮车后，有时候，还轻狂地坐在车上，像是很受宠似的。她小时，就一直这样坐着，并且一个劲儿地喊叫父亲蹬快些，父亲立马就加快了速度，有时甚至还能超过旁边的小车。而现在，这个位置，是坐着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女人，有一天晚上，她甚至看见这个骚货，屁股长咧咧地拉在车上，双手还紧紧搂着父亲的腰，她那一截腰，真的是充满了妖气，骚劲，这让她只觉得一阵阵恶心。

她从来没有这样不满意过自己的日子，想哭，哭不起来，想笑，笑不起来，照照梳妆台上的镜子，终于哭出来了，也终于笑出来了，但那笑，是比哭更悲痛的声音。也许是镜子本身有问题，她还没有发现，自己不穿戴打扮起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不堪入目。自己也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父亲刁顺子，也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她在十几岁的时候，无意中，曾听到剧团几个漂亮女演员讲，这娃不也是城里娃吗，咋能长成这样呢？说明这西京城的“底版”也不咋样嘛。后来她才搞明白，剧团里的人，大多来自乡下，个个长得有鼻子有眼的，却常遭城里人奚落，说他们是一帮农民。他们就天然地与城里人有些敌对，她无形中，也就成了她们开测的对象。

菊花记得，自己母亲，是一个很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长大后，她也听说过母亲的一些故事，甚至有很难听的话，说她母亲是个“烂货”，连母亲的亲哥，都说他妹子把人丢大了，少提。但他们也瞧不起蹬三轮车、给人家装台的刁顺子，因此，连她跟舅家人的关系都很淡。她有时甚至想，自己母亲才叫活了一回人呢，反正想跟哪个男人好，就跟哪个男人好，最后，还干脆跟喜欢的男人跑了。哪像自己，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跟男人，才有过一次真正的接触。那是去年夏天的事，那天父亲在装台，大概是晚上九点左右，父亲突然派一个装台的小伙子，回家来取工具箱。这工具箱，平常他是会自己带去的，可那天下午，父亲给别人送了一车货，回来直接去了舞台上，就派人到家里来取了。菊花没想到，在父亲装台的队伍中，还有这么帅气的小伙子，简直不像农民工。那小子，进门的时候，下身穿着特别利落的短裤，因为太热，上身只穿了两根筋的背心，背心还上卷着，就露出了十分紧结而又性感的腹肌。见了她，尽管小伙子急忙把背心朝下拉着，但那遮掩不住的生命气息，还是让她当下就有些语无伦次了。

她明明知道工具箱在哪里，可就是不朝那儿指，并且假装到处乱找着。小伙子就直盯盯地戳在屋中间。那晚特别热，她穿着一件睡袍，里面是一丝不挂的。她原想，来取东西的民工，一定也是跟自己父亲一样，浑身抹得脏不兮兮的，并且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刺鼻汗味的。可这小伙子，汗味是有，但更浓烈的，是那种背心与短裤都无法包裹住的爆裂的青春气息，她的心，立马就被搅得乱咕隆咚的了。她让人家坐着，又给人家递毛巾，让擦汗，那毛巾是她的，并且刚才一直在擦着自己的脸、脖子甚至胸脯。她的毛巾，平常是连自己父亲都不许动的，却在一刹那间，那么希望这个小伙子，能用它擦一下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小伙子拿着毛巾，没敢动，也没敢坐，就那样满头汗水地站立着。

院子里的光线很模糊，只靠着邻里的余光淡扫着。当小伙子进门时，一抹特别强的余光，正好照在脸上，犹如舞台上的雕塑光。她从小就知道这种光的把戏，是怎么玩出来的，这光，一下就把小伙子的美感，特别强烈地凸显在自己面前了。她再也没有准备开其他灯，她不希望小伙子看清她的脸庞。这种朦胧的感觉，让她更有自信。她不停地问着小伙子姓啥，叫啥。刁顺子虽然是个蹬三轮的，但他毕竟还是这些装台人的头儿，虽然没人叫他老板，其实他也就是他们的老板，这阵儿，她甚至有了点老板女儿的主宰意识。她到底还是让他坐下了。本来是要找工具箱的，找着找着，连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了。小伙子也是明白人，早就看出了她那魂不守舍的样子，但他始终没有主动做出，哪怕是一丝一毫越格的事，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等待她越来越漫无目的的寻找。其实工具箱他早就看见了，但他也希望她再找下去，他就只咕咕嘟嘟地喝水，那是一种十分焦渴的饮水声，他把这种声音传递得一点也不含蓄。

“是不是在楼上？”她说这话，既是暗示，也是试探，但更是引诱，事后她一直想，咋都不能怪这小伙子不辞而别，但她仔细回忆细节，这小伙子也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说“是不是在楼上”这句话时，声音都有些发颤，那小子没接任何话，但在她上楼时，他就跟着也摸上了楼。一切都是那样默契，在她走进自己房里，回过身，几乎有些灵肉分离地胡乱问了一句：“是……是要工具箱吗？”“是的。”小伙子的声音比她还纤细，明明刚喝过那么多水，却又是一副焦渴得张不开嘴的暗哑声。她已经感到，这个高过她一头的男人，快要贴住自己的后背了，气息滚烫得一点就燃。她毕竟是女人，并且是第一次，跟一个男人，这样近距离在一起，她不能再有任何主动了，她在等待着他的呼应。终于，这小子，假装看不见，把一只手触在了她的腰上，她羞涩地用手挡了一下，那小子就有了收手的感觉。她又即时释放出了并不反感的信息，小伙子就把双手都伸出来了，从松松地由背后搂着，到扳过她的身来，紧紧抱住，她明显感到，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试探，她又轻微反抗了一下，她甚至感到，他就有了准备松手的意思，她故意后退了一下，看似是在躲避，实际却是在找床沿，她终于，被床沿绊倒了，是重重地倒在了榻榻米上，那小子，乘势就跟大树一样倒塌下来，你就是再想让他收手，他都没有收手的意思了。

这个小伙子叫树生，第二天中午，她跟父亲在一起吃饭时，就不停地打听他的情况。父亲咋都不知家里发生了这档事。她说她想把家里收拾收拾，看能不能让树生来帮个忙。父亲并没有想到，她能看上一个下苦的农民工，就安排树生来了。谁知树生自那天来后，就不翼而飞了。连他父亲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说见了鬼了，小伙子连最后一回装台钱都没领，就卷起铺盖跑了。只有她心里清楚，那是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不翼而飞的。那天，她还特别化了妆，并且穿上了自己觉得最漂亮的衣服，谁知树生一见面，就有些发呆。那副发呆的样子，至今还深深嵌在她的脑海中。她没有想到，树生比那天晚上看上去还酷，还帅，几乎有些像她最喜欢的雕塑大卫。难怪那晚上，树生最后跟她说，他进城，本来是为唱陕北民歌来的，结果唱的人太多，就只好先装台下苦了。她没有少了给树生许多爱的暗示，并且还有点软硬兼施的意思。那天下午，父亲又给人送货去了，他们在一起待了有好几个小时，说是收拾房子，其实也没咋收拾，就是偏闲传，树生挪了几个大花盆，她还生怕树生累着，挪时，自己出的力气，不比树生小。天快黑时，她几次想让树生上楼，说是想把榻榻米也挪一下，树生就支吾着，说他得出去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她等啊等，直等到晚上十点多父亲回来，还没有等到树生的影子，她就有些生气，给父亲告了状，并且让父亲立马把树生叫来，说还有好多活儿没干完。父亲给树生打电话，关机了。又问跟他租住在一起的大吊，大吊说，树生晚上回来，急急火火收拾了行李，就走了，说是家里有事。从此树生就销声匿迹了。她还去过几个陕北人开的饭店找过，都说，从没听说过树生这个人。

这事让她很是痛苦了一阵，不过毕竟感情投入不深，过去也就过去了。但从此，她对自己的婚姻有了紧迫感。过去她只知道自己难找，可没有想到会这么难，连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小子，都看不上自己，她的心真是凉透了。这事，她父亲也不是不操心，逢人就请人家给自己闺女找个家儿，帮忙找的人也不少，可都是只有上文没下文，弄得她就越发生气，也越发难堪了。她有时想，只要有合适的，哪怕四十、五十她都跟，最好是跟母亲一样，让人家领得越远越好，她在西京城，实在是活得腻烦透了。

尤其是父亲接回这个骚货后，她就越发地觉得，一切都乏味、无聊、无耻、无奈、无助透顶了，她有时甚至连点一把火，把那个破家烧了的心思都有。想着想着，她突然就操起桌上的水杯，把梳妆台前那个有些变形的镜子，澎地砸了，反正都是他刁顺子结账。

本来还说跟几个剩女晚上出去唱歌，砸了镜子，心情也就跟这破碎的镜子一样，再也好不起来了，她就回信息说，有事不去了。只有睡，独自一人睡着，外界的刺激，才会来得更少些。

门铃响了，她问是谁，服务员说，有个剧团的人找，说是你叫翟伯伯的，他在一楼大厅等你。

她半天没有答话。瞿团长找自己干什么？她立马想到，是父亲托来当说客的。但她又有些不相信，父亲哪来这大的面子，一个烂蹬三轮的，竟然能搬动瞿团长来当说客，可能吗？她说：“你就说我不在。”

可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把门铃：“菊花，我是你瞿伯伯，开门。我是你瞿伯伯呀！”

还真是瞿团长，这个门就不能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