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对葛任为何来到大荒山，至少有几种看法：他“骨子里是个文人，大概是为了安静写书，要不就是为了养病。他有肺病，需要南方的湿润与阳光”（白圣韬）；“为了总结自己一生的革命经验，为革命提供理论根据”（赵耀庆）；现在，范老又假借葛任之口提出，葛任来此，除了写书，还为了寻找蚕豆及重温“昔日的爱情”。他们谁的说法符合事实，我自然难以分辨。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葛任在此之前，确实不知道蚕豆已经被人接走了。我的姑祖母谈到此事时，说：

到了1936年冬，见了尚仁给鲁迅的唁电，我得知尚仁还活着。我想，要不要把蚕豆的事告诉他呢？这不难。红十字会常有人到陕北去，捎一封口信就行了。可我没做。时过境迁，他或许已淡忘了此事。若他知道了蚕豆已病得不成样子，必定会自责万分。徒然地增加尚仁的痛苦，我于心不忍。我没告诉冰莹，也是这个道理。且，为蚕豆安全计，我也不便这么做。犹大无处不在，若有人知道她是共党分子葛任的女儿，她便会遭受讥消和戏弄，说不定她还会被丢进衙门。若是那样，她便只有一死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也是守口如瓶。没有人知道她就是尚仁和冰莹的女儿。到“文革”时，在一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中，有人提到了尚仁。当时若有人知道蚕豆是尚仁的女儿，上帝啊，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但是，如前所述，当初来大荒山寻找蚕豆的，除了我的姑祖母，还有埃利斯牧师。而在1943年的春天，范继槐到达大荒山之前，埃利斯牧师已经和葛任见面了，也就是说，他和葛任谈话的时候，很可能会提到蚕豆被救一事——埃利斯牧师不会有姑祖母那样的顾虑，因为，他并不知道蚕豆到天津以后生病的事。但遗憾的是，对埃利斯牧师是否跟葛任谈到了我的母亲蚕豆，我没有看到任何文字记载。按姑祖母的猜测，即便葛任从埃利斯牧师那里知道了蚕豆的下落，他也不可能离开大荒山来到天津。就像他预感到会有人来大荒山一样，他或许也能预感到，即便他到了天津，照样会有人找上门来，到时候死去的可就不仅是他一个人了，蚕豆以及我的姑祖母，都将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