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小学剪彩的前一天，范继槐和川井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地点就在我前面提到的翠花园宾馆——顺便提一下，“翠花园”三个字是郭秘书的手笔。范老住在三楼，川井住在二楼。据白凌小姐透露，就在范老“端着臭架子”等待着川井拜访的时候，郭秘书问范老是否休息好了。范老说，他刚进房间，就接到一位小姐的电话，要求上门服务。他以为是整理房间的，就让她进来了。可她一进门，就要解他的皮带。郭秘书立即表示，请范老尽管放心，他们一定加大扫黄力度。范老说：“嗐！抹大拉的马丽亚也干过这事，用肉体换取金币。”郭秘书不知道抹大拉的马丽亚是谁，听着像个洋名，就以为范老是在向他暗示，最好能换个洋妞。于是，他就凑近范老，说：“这里有几个俄罗斯小姐，据说来自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色艺双全，要不要选一个出来侍候侍候您？”范老摆了摆手，说：“你的心意我领了，还是工作要紧。”

白凌说，就在这个时候川井来了。等他鞠完了躬，范老就和他搂到了一起，“哇噻，就像两只大狗熊似的”。接着，双方就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就在这次交谈中，川井又再次提到。范老是他的“七福神”。后来，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才搞明白“七福神”是哪七神：戎（日文读音为Ebisu）、大黑（Daikoku）、布袋（Hotel）、福禄（Fukoroku）、昆沙门（Bishamon）、辨天（Benten）、寿老人（Jurojin）。它们的具体含义我不得而知，不过从字面上看，它们大概代表着吉祥和祝福。下面是郭平秘书保存的谈话录音的节选：

川：范先生是我的七福神。七福神，你们的明白？你们的神是福禄寿，我们的神是七福神。欣闻支那的神又多了一个，福禄寿喜。我不明白是哪个喜，后来才明白是喜鹊的喜。范先生，祝你幸福平安，福禄寿喜。

范：哈哈哈，彼此彼此。小郭，你安排一下，找个会弹词的，给川井先生弹个《鹊桥仙》。《鹊桥仙》与日本俳句有几分相似，你听了，定然有宾至如归之感。

川：我与范老确有缘分。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我若不是与范先生来到白陂，我就被调回长崎了。我的几个朋友都被调了回去，加入了神风突击队。昭和十九年，他们从长崎飞往吕宋（即菲律宾），嗣后都化作了齑粉。

范：是神风突击队中的大和队吗？

川：是呀。不去吕宋也会死的。昭和二十一年，美国人的原子弹炸了广岛和长崎。战争结束后，我去了长崎，它是那样丑陋。有一首和歌，唱的就是长崎和那些死者。“祖国变得这样丑陋，献身者的徒劳让人惋惜。”平成二年（即1990年），我到长崎时，看到港口的樱花，还不由得想起了范先生的功德。

范：这没什么。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记得，你在汉口找到我时，手里就拿着一束樱花。

川：我就是拿着那束樱花来到大荒山的。不过，当时我尚不明白，范先生是要我来杀人的，要杀的就是葛任。

范：中国还有一句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它了。你身体怎样？

川：一切安泰，只是因上了年纪，肠胃不好，有些……有些干结罢了。

范：许多年前，有一个医生曾告诉我，吃喜鹊肉可利肠胃，记住，用的须是雄鹊。

范老显然想打住川井的话头，但“川井的不明白”，仍然一口气讲了下去，说他当初其实是从日本海军航空队逃出来的。一来是怕死，二来是要寻找哥哥。他的叛逃，使他成了日军追捕的对象。他没有再回武汉，而是逃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仍然四处躲避着日本特务的追杀。后来，他与英国人取得了联系，极力向他们说明自己是一名“反战者”。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他乘坐“皇后号”邮轮去了美国。“反战者”的身份虽然使他得以在美国落脚，但随着光阴的流逝，生活的继续，他对留在故土的母亲和妹妹的思念也与日俱增。说到这里，他引用了谢芜林的一首悱句：“秋夜，思念的，只有双亲。”昭和四十八年（即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得知日本靖国神社正筹备修建一个新的“鸟居”（即牌坊）之后，他立即做出了一个与他精心保持了多年的“反战者”身份相悖的决定：先捐资修建这个“鸟居”，然后将哥哥川田的牌位移到靖国神社——看来，从“反战者”到民族主义者，仅一步之遥。他说，这也是妹妹的愿望。妹妹告诉他，母亲死后，她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大哥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大哥向母亲讲明自己为何要来中国。现在，妹妹将这封信寄给了川井。

看了那封信，我理解了哥哥。哥哥在信中告诉我，得以经历这个时代，他感到自豪、荣耀。他说，战前，他的生活是懒惰的，暧昧的，庸俗的，无意义的。他终于过上了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生活，摆脱了时刻缠绕他的虚无。他还说服母亲，允许我也到支那来，与他共享这种生活。至此，我才明白母亲为何会放我来到支那。

他就想，把哥哥的牌位放在靖国神社，哥哥的亡灵一定会得到七福神的保佑。于是他携带巨款回到了日本。

川：我与妹妹约定，在九段下见面。妹妹一只手拿着兄长的相片，一只手举着一面小军旗，海军军旗。照片上还有你，你的明白？是我们在喜之郎（餐馆）的留影。我们谈到了支那，葛任，还有黄炎。

范：还有我？那（照片）可太宝贵了。它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你妹妹还好吗？当年，她可是一朵蚕豆花。

川：妹妹也老了。她带着一个小包。我想，里面定然是母亲的遗物。打开了，是一身整洁的军服，与我当年的军服一模一样，肩章、纽扣都闪闪发亮。

范：小郭（郭秘书），想办法把那张照片翻拍一下，挂到希望小学的资料室。中日友好应该代代相传。历史不应该忘记。要记住，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这时候，服务小姐来了，带他们到楼下参加晚宴。在摆放着鲜花的过道里，郭秘书小声央求白凌转告范老，再由范老提醒川井，公开场合不要把“中国”说成“支那”，“太难听了，我们的市长已经有意见了，只是碍于中日友好，不好当面提醒他。”白凌说，她把郭秘书的话告诉范老以后，范老抓着她的手使劲捏了捏，表示知道了。

晚宴上有一道菜不能不提，那是一盘红烧喜鹊。由此可见，范老与川井会谈时针对大便干结问题发表的一个看法，很快就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这个宴会，也由此被称做喜鹊宴。顺便说一下，自此以后，红烧喜鹊成了翠花园的特色菜。因为当地的喜鹊日渐稀少，所以只有远方来的尊贵的客人，才能吃上这道特色菜。当市长来到范老身边敬酒的时候，范老说：“为了白陂市早日翻两番，实现小康，我们共同举杯。”市长要敬三杯，但范老说，为了纪念三中全会，他每次只喝三盅。接下来，乘着酒兴，范老发表了一通演讲。我第二次到白陂采访时，曾看到了当时的录像资料。从录像看，范老的即席演讲虽然语无伦次，并出现了个别语误——比如经常把川井说成川田——但是感情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老骥伏杨，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前，我们大江歌罢掉头东，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面壁十年图破壁，遂密群科济世穷嘛。啊？“面壁十年”这个说法，是从印度来的，“支那”这个说法也是从印度来的。在五世纪，中国的佛学家就自称“支那”。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上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大支那”，神气得很啊。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也开始称我们为“支那”。有些同志说，到了江户时代，英文China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才称我们为“支那”。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胡诌！法律讲求以事实为依据，我们法学家就最讲事实。我要问一句，这不是故意缩短中日文化交流史吗？你们可以问问川井先生，日本人民到底是什么时候叫我们“支那”的。OK，看到了吧，川井先生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日本战败后，民国政府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交涉，说“支那”是蔑称，是卑语，要他们以后不要称我们为“支那”了，要称我们中华民国。当时，我已经移居了国外，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知道蒋介石要完蛋了。自卑嘛。太自卑了嘛。只要有头发，就不要怕别人提到电灯嘛。当然啦，老蒋是个光头，寸草不生。Fuck!别人本来是恭维你，说你历史悠久、底子厚，可你却以为人家在骂你。分明是腰杆不硬嘛。这样的政府当然不得人心，当然要垮台。同志们，刚才我和川田（川井）先生会晤的时候，我高兴地听到，川田（川井）先生还尊称我们为“支那”。同志们，这很能说明问题啊。说明川田（川井）先生尊重我们的历史，热爱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友好合作的基础。让我们为中日友好合作，干杯！

博学的范老把所有人都唬住了。据白凌说，喜鹊宴结束以后，川井先生护送范老回到房间，范老说：“烟。”他就赶紧递上一根烟。范老说：“水。”川井就从服务小姐手中拿过茶杯，双手捧上。范老又说：“火。”川井就给范老点了火。范老抽了一口，说了声好烟，就把烟头摁灭了。接下来范老才说：“总算把屁股给你擦干净了。请你记往，离开了白陂市，就不要再说支那人。你不是在美国待过嘛，你就叫我们唐人算了。别人要问你为何这么叫，你就说，美国有唐人街，你是从美国来的，叫顺口了。喂，你知道吗？黄炎现在就在唐人街，也不知道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