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有点自作聪明了。根据孙国璋先生所述，杨凤良其实早就知道邱爱华是范继槐的养子：

从重庆到白陂，杨先生特意告诉我，要善待邱爱华。邱长着娃娃脸，小胖墩，酷似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我曾把仅有的罐头让给他吃。他有一台record-player（电唱机）。大概是从范继槐处弄到的。杨先生本人对他甚是亲切。我曾目睹杨凤良亲自为他打开一瓶罐头，并递到他手中，令人感到他反倒是邱的侍从。我曾对杨先生的举止提出异议，然，杨先生说，邱无父无母，他是把邱当成自己的骨肉看待的。在白陂镇，他（邱爱华）常做噩梦。有一夜还尿了床。对，尿床。我日后常想起这孩子，想起他的梦。他总是梦见自己死了。我想，这是因为他有过一次死亡经历的缘故。你已经知道，我后来研究的是哲学。某种意义上，研究哲学就是研究噩梦。希腊语称噩梦为Efialtes，Efialtes是引起噩梦的魔鬼的名字。拉丁语称噩梦为Incubus，也有魔鬼之义。德语把噩梦叫做Alp，既指精灵，也指魔鬼。王季陵先生告诉我，我走后不久，邱便死去了。莫非他真的是被魔鬼掳走了？

这里所说的邱爱华的“一次死亡经历”，指的就是范老提到的大隧道惨案。史料记载，日军对重庆的毁灭性轰炸，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39年的5月3日到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由武汉基地起飞，在突破国民政府空军的阻击之后，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而川井当时就隶属于海军航空队的第一空袭部队。在明慧茶馆聊天的时候，川井曾向郭平秘书和白凌讲过当时的情景：

那是昭和十四年初夏的事。我们驾驶的是中型轰炸机，大约在午后1时飞临重庆。与我同机的冈部告诉我，预定目标是从朝天门至中央公园的繁华地带。他引用一休禅师的话说，这叫“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一休禅师，你们的明白？

冈部现在还活着。支那人不是说，矮个子聪明吗？他身长不过五尺。他就很聪明。他与那位先生（指茶馆老板明慧）一样，战后当了和尚，法号二休。共投下了一百枚爆炸弹，七十枚燃烧弹。翌日下午，又发动了第二冲击波。上一次是二十六架（飞机），这一次是二十七架。炸弹虽然没丢多少，但效果奇佳。用八路军的话说便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有生力量。一些教堂炸掉了，一些使领馆炸掉了，至于死伤民众，尤不知凡几。

据《日军大轰炸》（渝都出版社，1989年版）记载，这两天内的轰炸，共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伤两千三百二十三人，炸毁建筑物八百四十七栋。炸毁的宗教场所计有：圣社交会教堂，安息会教堂，公戏会，中华基督会。七星岗天主教堂焚烧之后，仅留下三十米高的钟楼和从法国运来的大钟。书中的一张照片显示，有一架被炸飞的管风琴，落到了另一个弹坑之中，就像个小小的灵柩。此书同时还记载，位于重庆苍平街的《新华日报》印刷厂、编辑部、营业部，也被炸毁了。当时的国泰戏院，一次就死去了两百名观众。这些事例说明，范老前面提到的“八年抗战，被日军炮火炸死的重庆市民，也不过千把人，平均下来一年也就是百十来条命”的说法，并不确切。

两年之后，1941年6月5日，日军对重庆发动又一次空袭。就是这次空袭导致了范继槐所说的大隧道惨案。史料记载，那天下午6时左右，在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重庆市民大量拥入隧道。隧道因此水泄不通，新鲜空气逐步减少，而温度却逐步升高。洞内的人往外挤，洞外的人往内挤，秩序大乱。敌机是晚上7时抵达重庆的，此时洞内的避难者因为缺氧和互相挤压，已经死伤无数。晚上8时和10时，敌机又发动两个“冲击波”（川井语），到11时，洞内的人已经基本死光了。现在可以断定，邱爱华的父母就死于这次惨案。川井虽然没有参加这次空袭，但他对此并不陌生：

我没有参加昭和十六年的轰炸。那是另外一支部队干的，与我们无关。你们的明白，我们海军航空部队对6月6号的轰炸战果，还有些瞧不起：那一万余人是窒息和相互挤压而死的，或者说是被吓死的，并不表明他们战术得当。一首俳句中说：“芭蕉又熟了，南风徐徐地吹来，春花野杜鹃。”南风吹来之时，芭蕉已经熟了，故与南风无关。

被范继槐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邱爱华，一定没料到，他会死于大荒山——他诸多的噩梦之中，是否包括这项内容呢？让我们重新回到阿庆曾经讲述过的那个重要时刻。因为一块肥皂，阿庆的部下与杨凤良的部下发生了冲突，阿庆先是杀掉了自己的部下，随后把账赖到了杨凤良部下的头上，接着又前往菩提寺向杨凤良要人。杨凤良呢，遂把邱爱华交了出来。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当时到周庆书（即阿庆提到的周扒皮）家里抢肥皂的并不是邱爱华，而是后来的海峡大学校长王季陵。现在我们可以设想，杨凤良把邱爱华交给阿庆，无非是要借阿庆之手除掉他，免得他向范继槐通风报信。然，杨凤良一定没有料到，阿庆不光杀了邱爱华，而且把他以及“鲜花调”母子全干掉了，全扔进河里喂鱼了。

如果这个设想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证实：一、杨凤良确实想放掉葛任；二、杨凤良不可能再主动与范继槐联系，范继槐接下来所说的杨凤良曾给他回电一事，与事实有很大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