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死去当晚，冰莹哭昏了几次，眼珠（泡）肿得像两个水蜜桃。葛任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带着冰莹母女马上离开苏区。他说，“左”倾路线越来越占上风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许多人都知道我和他在日本时与陈独秀有过交往，对我们不大放心。小姐，我前面说了，在日本时，陈独秀曾多次到过川田家里，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怎么能想到，现在这竟成了我们的历史问题。我非常感谢葛任的提醒。多年之后，我之所以想方设法要放走葛任，就是考虑到他那时对我的救命之恩。OK，你说对了小姐，当时我若是不走，指不定会成为“左”倾路线的刀下鬼。所以，现在提起此事，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左”倾路线害死人，我们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

谈话地点是枋口小学后面的凤凰谷，四周很静，偶尔能听到一声狗叫。我问，有没有查出那个开枪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催我快走，越快越好。他让我看在昔日的情分上，能够把冰莹母女送到天津。说那里有两个牧师，一个叫毕尔，一个叫埃利斯，他们会帮助照料冰莹母女的。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个人”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然后，他告诉我，他会派阿庆护送我们走出苏区。

重新回到他的住处时，冰莹已经醒过来了。她要去一个叫西官庄的村子接女儿。因为她一直在演戏，也因为葛任有肺病，容易传染，她把女儿放在西官庄的一个老乡家里。葛任讲，他已经派阿庆去接了，一会儿就接来了，还是先准备行李吧。我们等啊等，怎么也等不到阿庆。Fuck！到了后半夜，他终于回来了，满脸是血，腿也瘸了。他说，他在西官庄见到了蚕豆，可是带不回来。葛任问为什么？阿庆说，老乡担心他是骗子，专门骗小孩的，死活不愿交给他，还放狗咬了他一下。葛任问他何故脸上也挂了彩，他说路上遇到一群饥民，挨了一顿揍，马也受了伤。后来得知他是一名红军，才放了他一马。冰莹又要昏过去了。葛任一直在安慰她，说保证将蚕豆送到天津。冰莹对葛任说，能不能找瞿秋白商量一下。葛任说，秋白也是自身难保，我们别给他添乱了。就在我们正说话的时候，田汗把通行证送来了。OK，从这件事上看，他跟葛任的友谊确实不一般。通行证就是救命稻草，要是没有它，想走出苏区那简直是白日做梦。田汗这时才说了实话，告诉我们红军真的要转移了，转移之前，会进行清洗。你不懂什么叫清洗？OK，清洗就是肃反，肃清反革命，所有的人都要过过筛子，有疑点的都要清理出革命队伍。

我们终于出发了，因为走得急，我连自己的相好都没有带。走的还是和胡安来时的路线，只是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不断地想着胡安的死。脑子里枪声一直在响，就像点着一挂鞭炮。命运真是难以捉摸，不久前，是胡安把我带到了苏区，现在我却要带着他的女儿逃离苏区。他若是泉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当时，我们跑啊跑，昼伏夜出，终于到了大埔。前面说了，大埔是个重要的交通站。可到了大埔，原来的交通员却一个都不见了。没办法，我只好把冰莹交给了当地的一个老乡。当然，我给了他不少钱。假钱？哈哈哈，你真是个机灵鬼。没错，确实是假钱。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阿庆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我得再回去一趟。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的相好还留在苏区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这样一拍屁股走了，也太对不起人家了。我要他们在这里等我，等我把那个相好接出来，再一起绕道香港去天津。他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我去征求冰莹的意见，告诉她，我返回去之后可以把蚕豆带出来。冰莹说OK。她真是个好女人，反复交代我，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还说，她时刻为我祈祷。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和阿庆刚离开大埔，就被敌人逮住了。

小姐，刚被俘的时候，我并没有投降。我还是撑了几天的。他们说，你们的政权马上就要吹灯拔蜡了，你们不是鼓吹暴力革命吗？这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马上就要进攻苏区了。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与他们争辩。我说，OK，列宁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他们知道马克思，但不知道恩格斯。我给他们解释了好半天，临了，他们突然给了我一个耳光。说，说来说去，恩格斯还不是工厂主的儿子，属于资产阶级。那一耳光打得我七窍生烟。后来，又撑了几天，我就撑不住了。不投降不行啊。有人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投降，还说我见了女人就磕头。小姐，我给你磕头了吗？没有嘛。还有人说我是天生的叛徒。笑话！用叛徒这个套子就能把我套起来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侏儒又怎能为巨人做好铠甲呢？听他们那么一讲，我好像毫无信仰似的。谬也！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信仰就是希望国家强盛，早日实现现代化。可是，要强盛，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得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你知道，我是学法律出身，讲求秩序和以法治国。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都干不成。你说奇怪不奇怪，当初那帮人也是这么给我耍花腔的。别说，还真把我说动了，后来我就投降了。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决定的，也怨不得我本人。其实，人们每天都在投降，就像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后来，每当有人在我面前叽叽喳喳，说东道西，我就会想起鲁迅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既然投了降，还被任命为国军一支小分队的副队长，那就不光要有语言，还要有实际行动。为表现自己拥护安定团结，我就把造币厂供了出来。反正红军要转移了，造币厂也没有用处了，胡安也死了，都说出来也不要紧。不光我投降了，阿庆也投降了，他也供出了造币厂。直到1943年，我在大荒山见到了白圣韬，我才知道阿庆一直是田汗的人。前些日子，秘书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个姓朱的人写的，上面说，阿庆当年投降是田汗安排的。我再想起当年的情形，就忍不住有个疑问：莫非我当年被俘，就是阿庆泄的密？当然，我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什么？供出冰莹？不不不，我没有，阿庆也没有，这一点我还是可以打保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