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先学医，又学法律，所以我在日本的时间最长。回来以后，我待在上海替人打官司。没多久，我听说川田也来中国了，在北京医专任教，还听说葛任也在那里。“五四”的时候，我去北京找他们，当然也是为了参加爱国运动。可我没见到葛任，他给抓进去了，关在步军统领衙门。川田倒是见到了。他喜欢吃北京的卤煮火烧，还迷上了中国的臭豆腐。我说，你都快变成苍蝇了，什么臭喜欢什么。我请他去咪西过几次，每咪西一次，他都抹着嘴巴，哟西哟西个不停。我当时还问起川井。他说川井正在东京商业学校上学，学校设有支那语课，川井的中国话说得呱呱叫，也是黏黏糊糊的，跟北京人没什么两样。

不久，我就听说川田辞职了。屁股尖，坐不住嘛。有好多年时间，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抗战的时候，我突然得知他又来了，又来中国了。小姐，你不是说你知道一些我的历史吗？那你一定知道我当时的身份。对了小姐，我当时在情报部门工作。搞情报的，都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获悉，这次他除了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还兼任少佐翻译官。再后来，就听说他在朝阳坡（宋庄）被八路军击毙了。两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姓朱的人（朱旭东）写的，借田汗的嘴，说川田是自己吞药死的。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当时就死了。喂，小姐，田汗你知道吗？他和葛任是同乡，都是青埂人。我在国外的时候，听说田汗在“文革”后期倒了霉。后来，好不容易熬到了平反，却又在床上躺了多年。OK，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都风光。川田也是这样，他早年过得逍遥自在，可临了，还是死到了异国他乡。

川田是死了，可他弟弟川井还活着呀。川井后来也参了军，来到了中国。他来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找他哥哥的。因为两国交战，我并没有去见他。到了1943年，一项特殊的使命摆在了我面前，但我苦于无法下手。这个时候，鬼使神差一般，我突然遇见了川井，于是，我就让他跟着我去了一趟大荒山白陂镇。对，那时候葛任就在大荒山白陂镇。他就是奔着葛任去的，想从葛任那里打听到他哥哥的下落。这一下你知道了，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我们中国有白陂这么个地方的。可后来，我就没有他的音讯了。

嗐，一晃就是几十年。几年前，我率领一个法学代表团去日本访问。虽然日程紧，任务重，但我还是抽空去了一趟喜之郎。那个餐馆的小老板听说来的是中国代表团，跑前跑后热情极了，还翻出几张老照片让我们过目。看了那些照片，往事就涌上了心头。其中有一张，就是我、葛任、陈独秀，还有川田、川井，跟当年老板的合影。导游告诉我们，只要有中国人来，小老板就要把它拿出来炫耀炫耀，让人知道喜之郎历史悠久，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留过一笔。就是通过那个小老板，我得知川井还没有死呢，并且还来这里吃过饭。可那一天，我没能和他联系上。回国以后，川井电话就打来了，说要在有生之年来一趟中国。我想，他大概也只是说说罢了，没有必要放在心上。哪料到这个老鬼子说来就来了，并且还要在大荒山白陂镇（市）投资呢。一到中国，他就赶紧和我联系。当时我正在广州疗养，他要去广州看我，我没同意，投了反对票。这回，他终于可以见到我了。小姐，这么给你说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代表日本人向我表示忏悔，我就对他说：川井啊川井，一定要记住历史，因为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请小姐不要拦我，这话我非说不可。我想，川井如果明智的话，一定不会认为这有损于他的人格。说实在的，这和国格有关，与人格无关。人格马虎一点不要紧，国格却万万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