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向毛主席保证 & 行走的影子
我在第一部分曾经提到,五四运动以后,冰莹曾经从法国来到北京。可当时葛任还在狱中,他们没能见面。返回法国以后,因为迟迟得不到葛任的消息,她就随母亲去了英国,住在英国的沙士顿。沙士顿离著名的剑桥只有六英里,是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子。为了写作《绝色》一书,安东尼·斯威特曾经到过沙士顿。据他所说,沙士顿只有一家小杂货店,店主的女儿至今还记得,有一个“美貌颀颀”的中国女子,常带着孩子来店里买香烟,“她披着镂空的披肩,面色忧郁”。冰莹的回忆,与此基本相符:
冰莹说,有一次她到杂货店买烟时,看到一封信。那是林徽因——后来国徽的设计者——写给徐志摩的信,已经在那里存放很久了。她这才知道徐志摩以前也曾住在沙士顿,而沙士顿的信件都是通过杂货店转发的。她立即往巴黎写了一封信,让那里的友人把她的信转寄到沙士顿。就在那年的深秋,她收到了从巴黎转来的信件。信是国内寄来的。一个从事教会工作的女友,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那个地址,写信告诉她,葛任从俄国回来了,先在天津的育婴堂里帮助毕尔牧师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受于右任和共产党人邓中夏(时任上大教务长)的邀请,到上海大学教书去了。她告诉冰莹,葛任现在仍是孤单一人,他依然爱着她,就像鹿切慕溪水。
记忆是呼啸的栅栏,栅栏一旦打开,往事便涌上心头。记忆还是痛苦的嘴巴,她不停地向母亲诉说着这些年来她对葛任的担忧。她想立即回国与葛任团聚,她的整个胸房都被这种激情充满了。她辞别了母亲,带着女儿,来到了南安普顿(Southampton)港。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英格兰的深秋,天黑得早。上船时,天已经黑了,面前是英吉利海峡的万顷波涛。因为归心似箭,我总觉得邮轮好像一直在原地逡巡。后来,一切都沉寂了下来,远远望去,临着海峡的怀特岛(Wight Is.)上,已是灯火阑珊。”
经过长途旅行,当她终于到达上海时,竟因为大风退潮而无法进港。在港外,她又待了两天。盈盈一水,咫尺千里,那才叫度日如年。许多年前,她就是从这里送走葛任的。看着女儿那张幼稚的脸,忆及许多年前与葛任的分别,泪珠就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这是1923年秋天的事。当时葛任正在上海大学教书,教的是俄语,与他同教一门课的是瞿秋白。他们在慕尔鸣路(现茂名北路)的窝所,也与瞿秋白和夫人王剑虹的窝所相邻。后来的著名作家丁玲,当时就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也住在慕尔鸣路。阿庆来到上海以后,也住在葛任和冰莹家里。葛任在上海大学待到1927年,然后他辞去了教职,专事著译。除了翻译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他还从俄文转译了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许多年前,他就一直想从事文学创作。这个时候,他突然想以家史和自己的经历,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并命名为《行走的影子》。而这个题目,就出自《麦克白》的第五幕第五场:
人生恰如行走的影子,映在帷幕上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退下。它又如同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
当时,毕尔牧师曾到上海看望过葛任和冰莹。在《东方的盛典》一书中,毕尔牧师记录了葛任对这部作品的设想。他还声称自己曾看到过葛任的部分手稿:
一叠土黄色的纸上,写着他父亲的故事。在他眼里,葛存道先生便是一个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像个影子似的悄然退下。写完父亲以后,他想写他自己,尔后写他的女儿蚕豆。他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写这部《行走的影子》。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我告诉他,这个书名很是妥帖,因为《诗篇》中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现有资料表明,这部书葛任至死都没有完成。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战争结束以后,葛任就去了大荒山苏区,随后又参加了长征。冰莹说,葛任到大荒山时,还特意带上了正在写作的书稿,“他带走了书稿,也带走了我和蚕豆。他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开始新的、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