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布的显微镜来自康有为。光绪十年（1884年），一位传教士送给康有为一只显微镜。据《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年版）记载，康有为从那只显微镜上面，悟出了一个“齐同”思想：“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康有为还曾把这个显微镜借给谭嗣同赏玩。据《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记载，谭嗣同看后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洋人以仪器获得的知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他把这个显微镜又还给了康有为。

戊戌政变失败以后，谭嗣同死了，康有为跑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时追随康有为逃跑的，还有葛存道——由此可见，宗布与葛存道也是相识的，但有关他们的交往，至今却无多少文字记载——在逃亡日本之前，康有为送给追随者宗布的纪念品，就是显微镜。为什么要送这么一个玩意儿？对此宗布自有他的理解。在《半生缘》一书中，黄济世写到了宗布说过的一段话：

宗先生说，起初他亦不以为然，想它与眼镜无甚两样，一则皆是玻璃，二则单是看得清楚一些罢了。可南海先生开导他，戴眼镜看到的是原本就有的；显微镜却是无中生有，本来看不到的，如今看到了。宗先生说，他渐渐悟到，南海先生是借显微镜说理，以尽督责之职：值此新旧蜕嬗之际，纷纭错综之时，要见微知著，看到终有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之日。

既然意义如此重大，宗布自然会奉若神明，走哪带哪。康有为逃走之后不久，宗布也跑了，经香港逃往法国。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的行囊中，那只显微镜是少不了的。身在异乡，他又给那只显微镜附加了新的含义。黄济世先生接着写道：

宗先生说，流亡途中，他时时带着显微镜。它虽为洋货，然此刻却维系着他与故国，寄寓着他对故国之赤子深情。

有意思的是，宗布逃亡法国的时候，与胡安刚好乘坐了同一艘邮轮。在香港上船时，他们还互不认识。后来，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他们相识了。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一书中，引用了宗布写给黄济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他与胡安相识的经过。我没能看到这封信的原件，下面这段文字是我从《绝色》一书中转移过来的：

邮轮驶进南中国海时，台风大作，船几乎翻掉。有几个人说，一旦翻了船，他们就开枪自杀，因为不愿意活活地给鲨鱼吃掉。台风过去了，果然有一个人死掉了，是一个老人，不过并非自杀而死，而是被船给颠死的。依海上的习惯，人死之后只能喂鱼。在参加那名乘客的葬礼时，我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他姓胡，来自杭州。他说，他眼睁睁地看见那个人脸色变白，抽搐而死。当尸体旋转着飘向海面的时候，我的心揪紧了，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姓胡的却说，他死的时候，就愿意这样融入波涛。姓胡的什么都好奇，新加坡的凄凉他喜欢，锡兰的大象、眼镜蛇和魔术师他喜欢，他还喜欢上了一个僧伽罗女人养的猴子。看了我的显微镜，他更是爱不释手。在印度的时候，我看上了一个玩蛇的印度女人。他说，他愿意把那个印度女人和她的蛇买下来送给我，换取我的显微镜。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担心一年以后，在印度的某片椰树林里，会有一个靠玩蛇过活的小宗布。

这封信，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1915年，宗布拿出那个显微镜，大概是要借此重温他和胡安的友谊，而不可能像阿庆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匀引冰莹。但有一点，阿庆并没有说错——几天之后，宗布便来到了杭州。他此次来杭，一是要和胡安叙旧，二是要取回他的宝物显微镜。照阿庆的说法，那个显微镜是被冰莹打碎的。但据冰莹说，它是被阿庆打碎的。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下了冰莹对此事的回忆：

他（宗布）来杭州时，他送给我玩的那个显微镜已经成了碎片。有一天早晨，我和阿庆正拿它照蚂蚁，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葛任的信。我躲到后花园里读信时，突然听到阿庆哭了起来。我跑过去才知道，阿庆跟着蚂蚁上了树，一头栽了下来。他（宗布）来杭州时，我吓得要命，先是躲着他，后来就陪着他在杭州游玩。他会讲一些法语，这引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依稀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受。不，他那时很规矩，还没有对我动手动脚。当他问到那面显微镜时，我说了谎，说不知道把它放到了何处。我没有把阿庆供出来，因为阿庆已经惊慌失措，像一只丧家之犬。我请他（宗布）放心，总有一天，它会像钥匙一样自己跑出来的。他当时说，一定是我父亲把它藏了起来，自己玩去了，等我的父亲玩够了，他会再来取的。多天之后，他果然又来了。我的父亲说，一定再买一个显微镜送给他，可他似乎并不高兴。他说，再好的显微镜，都比不上他原来的那个破玩意儿。你看，他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再次见他，是在张勋复辟之前。他就住在我家里。后来因为张勋复辟未遂，他开始东躲西藏。那时候，为掩人耳目，每次出去他都让我扮做他的女儿。起初，我只是觉得好玩，但后来一切都变了样……

宗布再次来杭，有任务在身：受康有为之命，与当地军人接触，共谋支持张勋，以实现溥仪复位，谋取君主立宪制。在杭州期间，他除了为国家大事操心，还爱上了扮做自己女儿的冰莹。这期间，宗布给冰莹写了很多情书，称冰莹为“梦珂”。珂者，或为似玉的美石，或为马勒上的饰品。如果取第二义，那么“珂”就是马的代称了。有人就此认为，宗布其实是把冰莹当成了自己的同志。但安东尼·斯威特指出，梦珂其实是mon coeur（法语：我的心）的音译。

1917年7月，张勋的闹剧结束了，宗布遭到了当地军人的通缉。他带着冰莹逃到了上海，藏在他的朋友黄济世家中。黄济世在《半生缘》中写到过此事：

辫帅（张勋）失败，逃至荷兰公馆。南海先生则是逃至美国使馆，静静翻阅儒家的经典《春秋》。宗布先生则回到了上海……他带回来一个少女，是胡安的千金，如月份牌广告走下来的，美艳迷人，言语间侧着头，佯嗔薄怒。他们无疑是同居了。那时上海的富户豪家，向以童女侍奉为荣，视之为饮食中的芽茶乳猪。恰如《西游记》中的魔王，吃人须为童男童女。宗先生却属另类，于胡女言听计从。胡女薄怒时，他便如临大敌，百般讨乖，令人匪夷所思。依吾之愚见，他并非爱她，他爱的是他往昔的痛苦、失去的青春，而她便是映照他痛苦与青春的铜镜。

冰莹的回忆与黄济世的描述相差无几。据她回忆，黄济世的家在一幢小楼的二层，厅很大，但楼道很窄，上面的扶栏已经破损。经常有人来这里谈天说地，其中很多人是留过洋的，他们颂皇上、骂政府、也骂辫子军，或者骂皇上、颂政府、也颂辫子军。吹牛、拍马、诵诗、哀叹、流泪、大笑、发誓、赌咒。房间里摆放着纸烟、鸦片、香槟、花雕、麻将、扑克。有人还拿来了赌具，在这里搞起了俄国式的轮盘赌。而这个时候，冰莹却躲在楼梯尽头的房间，面对着梳妆台上的一面圆镜——不是黄济世提到的铜镜，而是一面玻璃镜子——默默哭泣：

冰莹说，那面玻璃圆镜有一道缝，那是她自己打破的。她说：“我常把脸伏在手背上，不敢看自己。我感到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许多书中写过的那种坏女人。他（宗布）进来的时候，我就无端地发脾气。整天昏昏欲睡，就像一朵浮在污水中的睡莲。在梦中，我常看见葛任。醒来之后，我常想，是我梦见了葛任，还是葛任梦见了我？莫非葛任此刻正梦见我和一个比父亲还要大的男人同床共枕？一想到这里，我就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羞耻。镜面的裂缝把我的脸分成两半，我因此看到了双倍的羞耻。”

冰莹随后的一段独白，无意间透露出一个少女对情欲的痴迷，以及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说：“最让我害怕的是，我有时竟会忘记这羞耻。有一天，我随宗布到他的一个朋友家去跳舞。那里有许多女孩子。看见有些女孩子在男人面前害羞和手足无措的样子，我竟然想，瞧啊，这些女孩，她们竟然什么都不懂，既不懂得风骚，也不懂得男人，她们还都是些毛孩子。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但回到寓所，我却从他的嘴唇上品尝到了恶的快乐。”

在那个柚木做的床上，她的心离葛任越近，她的身体离葛任越远……

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早晨，当宗布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冰莹离开了他。在那个“柚木做的床上”放着冰莹留给他的一张纸条，上面要他不要找她。冰莹并没有回杭州，而是去了天津。如前所述，当时我的姑祖母正和毕尔牧师在天津筹建育婴堂。出于少女的羞耻心，她没有向我的姑祖母讲述她和宗布之间的事。随后，她由我的姑祖母陪同回到了杭州。不久以后，她就被父亲送到了法国，冰莹的母亲那时还在巴黎。此时的冰莹已有身孕，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蚕豆。

冰莹走后，宗布失魂落魄。我喜欢这样的“失魂落魄”，因为它说明了宗布对冰莹的爱。坦率地说，我乐于承认宗布和冰莹之间曾经存在着爱情。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前所述，我本人就是宗布和冰莹的直系后代。我曾经极力地想找到一些正面的描述他们情感生活的文字，美好的文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母亲与我存在于世的合理性。所以，当我在《绝色》一书中看到宗布这封信的时候，我便如获至宝：

梦珂，从你父亲那里，知道你去了法国。我时刻都在等你，如同沙漠中的骡子期盼着水罐。我如同一个大老粗，毕恭毕敬吻着你的香粉盒，因为它还保留着你的香气。吻着你打碎的镜子，因为破镜重圆是世上最美好的字眼。我羡慕你的鞋子，因它能天天见到你。

给我写信吧，梦珂，哪怕只写一行字也好。请指出我的错处。请不要这么快把我忘到脑后，至少要装做还记得我。请骗我一下吧，说谎也比沉默要好。我整个爱着你，直至我变成一堆白骨。

她在法国收到了这封信。她是否被信感动了，我不得而知。她对安东尼说，她那时收到的信中，有一封是我的姑祖母写给她的。我的姑祖母告诉她，葛任就要从日本回国了。姑祖母还告诉她，葛任从日本寄回来了一面显微镜，是阿庆写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