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祖上三代都是上海人。三代以上，听说父系在浙江嘉兴，而嘉兴紧邻上海，就在上海的门口。我的祖父早亡，我从来不曾听人说起过他。我见到的祖母，是一个盘发髻、裹小脚的农村老太太，这是江浙沪一带老辈农妇的典型形象。到了我的姑母这一辈，就基本上不裹小脚，也很少盘发髻了。我有两个伯父、一个姑母。姑母也是农妇，她和祖母都住在上海县一个叫周沈巷的村子里，离徐家汇不远，随着都市的迅速扩展，它早已不复存在。顾名思义，周姓在周沈巷是大姓，那么，那里应该是我的父系离开嘉兴后的定居之地吧。

长兄如父，因为抚养之恩，父亲对大伯父怀有很深的感情，走动得最勤。但是，我比较怕大伯父，他不苟言笑，总是很严厉的样子。解放前夕，他靠做工积了一点钱，办了一个小印刷厂，阴差阳错地成了资本家，父亲常替他感到冤枉。我记得那个厂的情景，大伯父一家人住在闸北区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旁边搭了个棚屋，就算是厂房了，有三架陈旧的印刷机和三个工人。公私合营后，工厂合并，印刷机尚未搬走，有一回，我的堂兄偷玩机器，差点儿被轧掉手指。那天父亲恰好带我去串门，我看见堂兄突然从棚屋里冲出来，脸色煞白，一只手紧捏另一只手，鲜血从指缝间流出，使我佩服的是他竟没有哭。

堂兄金德比我大五六岁，小男孩崇拜大男孩，我也是如此。他很早就戴了一副眼镜，这是我佩服他的又一个理由，觉得他很有学问。我考入北京大学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正临毕业，我们曾频繁地通了一阵信。他的信总是很厚，描绘大学生分配前夕的勾心斗角和复杂心态，讽刺味很浓，我誉之为果戈理笔法。后来，与郭世英的交往和惊心动魄的X事件占据了我的心灵，我给他写信就少了，向他宣布：“生活尚且应付不过来，哪有工夫去回忆。”这使他十分惊讶，断言一个低年级大学生不可能有如此纷繁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在江南造船厂工作，很快变得十分郁闷，不再有兴致通信了。

二伯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娶了一个美女。也许因为参加过国民党，有历史问题，他一生潦倒，没有固定的职业，最后也在周沈巷安了家。我见过二伯母不多几面，即使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她的漂亮也非常醒目，人却老实，毫不倚色作态。在我的记忆中，她来去匆匆，不久就患乳房癌死了。后来二伯父续娶了一个粗壮的农村寡妇，即使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我也觉得如此大的反差难以接受。他的前妻留下了一群孩子，我很同情那个比我小两岁的堂妹秀华，她有点儿像她母亲，很懂事，可是未长大就要为农活和家务操劳了。

小时候，父亲带我走亲戚，除了大伯父家，去得多的是钱家塘，那里住着他的那个开穗盛米店的本家。他少年当学徒时，老板应该待他不错，否则他不会对这个远亲这样有感情，隔些日子就去看望一下。米店不大，楼上住人，楼下是铺面和车间，角落的柜台后永远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我盼望到钱家塘做客，因为在那里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糖果点心，还因为我喜欢那里的一个堂姐。米店老板有两个女儿，都比我大。姐姐郁秀瘦弱苍白，黑眼圈，两颊凸出，妹妹德秀却脸色红润，身体结实。也许因为姐姐人温柔，乐意陪我玩，在我眼中她楚楚动人。

我母亲一家曾经也在钱家塘居住，父亲在米店当学徒时，母亲和他相识，遂有了后来的姻缘和我的出生。不过，从我记事起，我就只在乡下看见外公外婆了。他们也住在周沈巷，是租房户，没有田地，不务农。听母亲说，外公以前在印刷厂当排字工，后来失业，才搬到了乡下。我不喜欢外公，对他敬而远之。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乡下，总是看见他坐在一张红木桌前，一边不停地咳嗽吐痰，一边写毛笔字。见了我们，他不理睬，只是从老花镜片后抬起眼睛，严厉地盯我们一眼。外婆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脾气极好，我从没有见她生过气。她对我们非常溺爱，在老人中，我们和她最亲。外婆生了十三个孩子，八个夭折，只活下了母亲和四个舅舅。

四个舅舅中，大舅和三舅在上海，另两个很早去外地谋生了。大舅是汽车司机，他是长兄，可是对外公外婆的抚养不肯承担任何责任，母亲痛恨他的自私，早早和他断了来往，甚至在路上遇见也不理睬。和我家最亲的是三舅，他中年未婚，感情上把我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他是一个厚道人，见了我们只是憨憨地笑，话语不多。三舅也曾在穗盛米店做工，解放后入了党，当了一个单位的基层干部。母亲对她这个弟弟的婚事颇为操心。起先经人介绍，他谈过一个比他小十来岁的女人。我见过那女人，皮肤光洁，身材矮小，走路时屁股扭动。母亲特别讨厌她，嫌她娇气而做作。她没有工作，为了给她治疗屁股上的一个大疖子，三舅花了不少钱，这也是母亲不满的一个原因。不过，据我观察，三舅自己是喜欢她的。最后，据说是由于她出身不好，组织上没有批准，婚事才告吹。若干年后，经母亲撮合，三舅娶了一个袜厂女工。

二舅和小舅都在米店打过工，不是穗盛，是父亲给介绍的别的米店。我的舅舅们大多和米店有干系，只因为父亲在穗盛当过学徒，用上了那一点可怜的人脉，我由此看到父亲与人相处的活络和对内弟们的尽心。一定是在上海难以生活下去了，这两个舅舅终于都去了外地。二舅去了山东，在煤矿做工。我小时候最盼望的事之一是他回上海，他是一个爽朗的人，一进家门就大声说话，从包里拿出许多土产和食品，小屋子里立即洋溢起欢乐的气氛。听说他神经不正常，在山东那边曾发病，因此遭到吊打。可是，我觉得他很正常，也许是他的心直口快得罪了人吧。他成亲也很晚，娶了一个寡妇。小舅去了山西，我不知他从事什么职业。他跛一腿，人挺精神，据说小时候聪明好学，得过许多奖状，但也早早辍学了。我考进北大不久，他曾途经北京，来学校看我，给我留下了一条床单和一些食品。我见到的他已是一口山西话，不断地向我背诵行程时刻表，想起他曾经的聪明好学，我深感悲哀。那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从此杳无音讯。

事实上，至少在我去北京读大学之后，我离父母两系的亲戚都远了，基本上没有再见面。在小时候，跟随父母走亲戚是一种童趣，是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随着年龄增长，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亲戚们就退隐为早年生活的一种背景了。

补记

没想到的是，最近几年里，我见到了久违的若干亲戚。

2011年8月，上海书展，我被安排在中央大厅举办签售活动，主办方还请来了作家陈村和我对话。我到场时，陈村已先到，他指着身旁两个农村妇女模样的女子对我说：“你的堂妹。”我以为他开玩笑，但那两个女子立刻开口叫“阿哥”，说她们是我二伯父的女儿。她们是闻讯特意来见我的，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个意外。岁月无情人有情，久别重逢的我们兴奋交谈，陈村不失时机地举起相机猛拍。听妹妹说，这姐妹俩自办农产品公司，做得很成功。

2014年5月，妹妹打电话告诉我，两个外地舅舅在儿女陪伴下到了上海。二舅九十五岁，小舅八十五岁，与九十七岁的母亲在耄耋之年相聚，三位老人手拉手泪流不止。我听了无比感动，当时已准备启程去某地出席一个活动，当机立断，退掉机票，立即奔赴上海。我见到的二舅是一个老顽童，身体虽略弯曲但硬朗，在他儿子的导演下表演跳街舞、喊英语。我告诉他，我小时候最盼望他回上海，会给我带来好吃的东西，他疑惑地望着我，显然记不起来了。小舅也健朗，不像他这个年龄，一见我就回忆当年来北大看我，住了一夜，郭世英不在校，他睡在郭世英的床上。我说：“你把一条床单留给了我。”他感动地说：“你还记得。”午餐时，他坐在我旁边，对我说起平生最伤心的一件事。我这才知道，他娶了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妻子于1986年离家走失，再无音讯。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他的眼中仍泪光闪烁。他们并无生育，一个女儿是领养的，此后他没有再婚。可见他多么爱他的病妻，也多么善良。

这次相聚是三舅的一个儿子安排的，他和二舅有联系，小舅则是通过查户口库寻找到的。三舅于前两年去世，也已是高龄。我的父系前辈均已离世，而我的母系看来是有长寿基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