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后，也就是1990年8月的一天，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法院来的电话。电话里说：“你好，你是×村人吧？”“我是”，我说。“你认识觉巴吗？”“认识，他是我表兄，是生产队长。”“你知道生产队撤销了。他现在是犯人，盗伐木材，三个人共同盗伐。他说在城里只认识你，要你替他找一个律师。”“那两个呢？”“他们不请人，他们说听天由命，但我们还是给他们指派了。法律程序嘛。”

“谢谢”，我说。

那边用比我还客气的腔调说：“谢谢你。”然后，“咔嗒”一声，电话搁了。

找到律师，我们一起去监狱。

厚重的铁门开了。

隔着铁栏杆，我看到了大表哥，以前的生产队长，现在的盗伐木材犯觉巴。要不是他叫我，我是认不出他来了。

“表弟。”他叫我。

律师上中学时是我妻子的学生，对我说：“你们谈谈吧。”自己踱到一边抽烟去了。

算一算，大表哥已是五十一二岁的人了吧。过去那么刚毅自信的一个人，现在不但苍老，而且有些委琐。

大表哥说：“帮帮我，帮我判个有期徒刑的缓期执行吧。妈妈七十多岁了，我被逮捕的事都还瞒着她，我真被判几年，她会气死的。我们家，没有坐过监狱的人啊。”

“我给你找了一个好律师。”

“你知道我一心一意想当好队长，婚结得晚，娃娃都还没有成人啊。明天开一个大会，我们还要出去游街啊。”

和律师谈完，大表哥又对我喊：“救我，就是救你的亲大孃啊！”

回来的道上，律师跟我谈了大致情况。当然是他们在案卷里交代的情况。现在，村子经过二十多年前那场森林大火，又经过国家、集体一年年无休止的采伐。剩下很少一点树林，分成国有林和集体林两部分。村民们盖房用料要申请，批准后，先交纳每立方米三十元钱的育林费，然后才取得准伐证，到集体林中去采伐。采伐时，还应有护林员在场监督。护林员是林业部门在村民中指派的，每月领一小笔津贴。

村子的护林员是至今还是单身汉的程卫东，因为他没有什么太近的亲戚，无牵无挂，对人不大讲情面。

恰恰是这个护林员和觉巴以及后来娶得美女勒珍做妻子的歪嘴一起盗伐国有林上等云杉十六棵，四十一立方米。每人平均十三立方米还多。

我不止一次听说村子和周围的村子里有些人家，利用前几年经济形势的混乱，发了木头财。他们大量盗伐木材，以每立方米八十到一百二十元的价钱卖给过路的卡车司机。司机们拉到三四百公里外的省城及省城四周，那里正大兴土木、大造家具，能卖到六七百元钱一立方米。后来，这些人家也买了东风牌卡车，自己不再做那种犯法的事，只管运输，盗伐木材的事就交给村里那些想钱又缺钱用的人去做了。

我又看到这些变得干旱的河谷间的公路上，卡车奔驰，上面载满国家、集体、个人采伐下来的木头。合法采伐的木头，非法采伐的木头，采伐得合法不合理的木头，合理不合法的木头。卡车在碧蓝深远的宁静天空下掀起阵阵不绝的黄色的尘土。

我问律师，他们盗伐的木头卖了多少。

律师说：“你放心，他们口供里没说这个，只咬定是采伐盖房料的。说是穷，盗伐到国有林里是为了逃交育林税。”

“现在，人人都知道一点法律知识了。报纸上老说犯法是不懂法律的缘故，我看犯法的人倒未必是法盲。”

我点头。

他又说：“只怕那个护林员要判得重了。”

我也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