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以中部地区交通枢纽而著称的城市，火车站却是今年才刚刚整修过。正面庄严宏伟，如花岗岩宫殿。阳光穿透半圆形的窗户，照在大理石地板上，光芒反射，为奔赴在生生灭灭每一天的人们脸上增添了一些喜悦。

少女朱晓光混杂在火车站出口等着接人的人群中。贴身的大红毛衣穿在她身上并不土气，胸部漫不经心地隆起，像是一颗浑圆的火柴头，在每一个路人心里的沟壑表面摩擦着，点燃一团小小的火焰。

晓光很白，眼睛是琥珀色的。她的爷爷是太奶奶和一个英国人所生，英国人抛弃了怀孕的太奶奶，然后太奶奶才嫁给了太爷爷。这一股无情而诡异的异国血液，在家族里沉寂了近百年之后，忽然在朱晓光的脸上显现。

朱晓光很厌恶别人打量她的脸，似乎他们在从她的五官中探索着多年前这一桩不光彩的桃色绯闻。然而，人们还是爱用余光打量她，尤其在这样等待列车到达的无聊时刻。

姐姐多次预告要坐飞机回来，结果临行前一天，说还是要坐火车。“现在的飞机，简直没有点。你们没坐过飞机，不知道……”姐姐在电话里解释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晓光和母亲都知道，飞机再晚点也比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省时，还是省钱的缘故。

“给家里人显摆什么？”晓光有点儿气闷，抱怨道。

“你姐姐也不容易。”母亲依然笑眯眯的。这一个月以来，母亲的脾气好了很多，不仅不再发脾气，还主动替一切值得和不值得被原谅的人找借口。因为不喝酒了，胖了一些，老熟人都很惊讶母亲长得越来越像观音。

虽然对姐姐有怨气，但真的在人群中看到她的时候，朱晓光还是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容。姐姐冲上来抱住她，她把脸埋在姐姐上衣领子柔软的人造毛里，眼眶有些湿润，像劫后重逢的感慨。

“这么瘦啦？九十斤有没有？”姐姐捏着她的胳膊，问道。

“现在还胖了一些，半年前瘦得只有八十斤。”

“我高三的时候胖了十几斤，你倒是瘦了。老实交代，是不是谈恋爱了？”姐姐笑着问。朱晓光心里只有个模糊的影子，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姐姐说：“你得吃胖点，要考声乐的，你看外国那些唱美声的女人都肥成什么了，胸那么大。”

朱晓光不语。她觉得姐姐也变了，说话的表情和动作都夸张了很多，像是刻意要做出洒脱的样子来，她不知道是不是去过大城市的人都会变成这样。

姐姐样子也不一样了。她不同于朱晓光的高挑显眼，是小巧的类型，心形小脸，厚厚的花瓣一样的唇形，眼睛不笑也是月牙一样弯着。如今却像是故意要把眼睛笑弯，有了半圈勉强出来的皱纹。

无暇去分析姐姐的端倪，少女朱晓光有自己的心事。

一进单元楼，就看到两面相向的墙上都贴了“囍”字，旁边是“疏通下水道”和“公安局备案开锁”的油漆喷字。

家在四楼，防盗门上也贴了大红“囍”字，姐姐看到，忍不住轻轻地“哟”了一声，这一声本来毫无意义，在朱晓光听起来却像是嘲笑。

母亲来开门。“胖了！”母亲看着姐姐，叫道。

姐姐脸色有些尴尬，随即撒娇道：“天天在外面吃饭，能不胖吗？我带了礼物，拿给你看。”引开话题，身子也旋转着跳舞一样轻快地进了屋，打开行李箱。母亲孩子似的蹲在行李箱旁边，快乐地发怔，朱晓光知道她的快乐并不是因为期待着礼物。

“哎呀，火还没关。”母亲猛地起身，冲进了厨房。她最近总是这样，慌张地乱了章法。

“张叔呢？”朱晓光对着厨房曼声喊道，直至今日，朱晓光仍然叫不出“爸爸”两个字，幸而母亲虽然和他领了证，但还没有正式生活在一起，所以母亲也没有和她计较。

母亲的背影一僵，说：“说结婚前一天不能见新娘，运气不好，我让他回去了。”说到“新娘”这两个字的时候，母亲犹豫了一下，自己也有些羞，然而并没有找到更恰当的字眼。

“他们认识多久，一个月？进展也太快了。”姐姐从行李箱往外拿带回来的礼物，低声对朱晓光说。

姐姐看到晓光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以为是自己在她心里投射下了不祥的阴影，连忙笑道：“不过妈开心就好，对吧？”环顾一下逼仄的房子，姐姐又嘲讽地笑道，“退一万步说，他真要是个骗子，能骗到什么呢？钱，还是人？”

母女三人久违地坐在一起吃饭。母女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丧失了年龄与身份，全成了姐妹，为同为女人的命运同舟共济。

姐姐向母亲打听明天婚礼的布置，不时做出精明的样子批评几处过度的铺张。母亲也含羞听着，一粒粒夹着米饭吃。红烧带鱼的汤汁配米饭是母亲最喜欢的，原来都是碗底朝天用筷子咔咔作响地扫进嘴里，如今也学会了安静地吃饭，不知道是否是为了张叔而改变了习惯。

“你还做了烤瓷牙！”姐姐忽然对着母亲惊呼道。

一桌子女人，谈论着明天要进行的大事，却都回避着那个事件中心的男人，不免太奇怪。母亲意识到，鼓足了勇气，指着朱晓光说：“是她张……是她爸花钱给我做的。”

朱晓光重重地把碗往桌子上一摔，转身跑进了卧室，摔上了门。坐在卧室的床上，柔软的床垫像是大海一样漂浮不定，要抓着床栏才不至于沉下去，晓光发现自己的下颌在不受控制地颤抖，是五脏六腑震动的余震。

姐姐打开一线门，溜进卧室。虽然她很快合上了门，可晓光还是听到母亲低声的啜泣。

姐姐站在黑处，审视了一会儿朱晓光，仿佛在评估她痛苦的程度，然后才走上前默默地把朱晓光的头拥在怀里。晓光感到自己的身体软了下来。

过了好几分钟，晓光羞涩地挣脱开姐姐的拥抱。

晓光正对着姐姐摇晃的胸部，她看到一粒闪亮的兔子形状胸针，忍不住用手拨弄：“真好看。”

姐姐取下来，毫不在意地往桌上一扔：“粉碧玺，值不了多少钱，给你了。”

朱晓光猜出这可能是男人送姐姐的礼物，这背后多半有她不愿知道的故事，说：“我不要。”

姐姐笑道：“哪个女人一生还没几个冤大头，你就当这是一个开始吧。”

朱晓光厌恶姐姐话中的暗示，说：“坏女人才是。”

姐姐想来起小时候一起看电影，出现一个人，妹妹就赶紧问自己：“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必须得到答案，妹妹才能安心去看接下来的情节。

成年人把笃定的判断当作伴随青春期的某种病征——如同发痘一样，长大了就渐渐好了。然而，青年人看着妥协了的成年人，也是一样的悲悯与鄙夷，他们相信，自己对于生活的道德以及真理看得更清楚。

“看你十年之后会不会还这样说。”姐姐笑道。

朱晓光站起来已经比姐姐还高，眼里精光四射。姐姐环顾了一下这个房间，桌子上放着课本和藤条笔筒，窗台上放着一个乙字式小台灯。床上罩着天蓝色的绸套子，枕边一只孤零零的驴子毛绒玩具。原来姐妹俩共用的卧室，如今已经只剩一个人的痕迹。

姐姐忽然明白了朱晓光的怨恨：自己在这个家庭最寒碜、最伶仃的时候离开，抛弃酗酒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她是生活的逃兵。

“你参加完婚礼又要走。”朱晓光闷闷地说。

姐姐挤出一个笑容：“不是还有张叔吗？以后咱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张叔，朱晓光想到这个名字，止住的泪水又流了下来。她想告诉姐姐一切，那荒诞的、可耻的、懊恼的、无法挽回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