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点亮了孤独的乌尔汗家的油灯

乌尔汗晕倒在谁的臂弯上

会场上的激烈的场面使乌尔汗万分激动。看到库图库扎尔那种向泰外库狠狠反扑过去恨不得一口把泰外库吞掉的样子，她真想挺身而出，撕下库图库扎尔的假面。泰外库的悔恨和痛苦，也激起了她极大的同情和共鸣。尽管她的遭遇完全是别一回事。她也曾经对库图库扎尔充满了敬畏甚至是感激。然而，生活这个最严峻也是最热情的教师教育了她，使她越来越认清库图库扎尔的面目。她见过许多好人和恶人。有的恶人如虎狼、如蛇蝎、如狐狸，虽然可恶倒还算形象鲜明。但库图库扎尔呢，他一会儿表白是你的亲戚，是长辈和保护者，是唯一关心你的人；一会儿当众蒙头盖脸地揭你的疮疤，往你的伤口上撒盐，用实有的和杜撰的罪名压得你奄奄一息。有时候他像是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特别是对于汉族的情谊的最热烈的维护者；有时候他又是那种粗鄙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言人……他是这样善变，这样不确定，出尔反尔，忽左忽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是一个化装成美人的魔鬼，是一只五颜六色的毛毛虫，他不仅因为恶毒而可恨，而且以其超限度的伪善，虚伪而令人作呕，看啊，他现在又在扰乱会场，混淆视听了！厚颜无耻，说谎的时候眼睛眨也不眨，大棒讹诈，“永远有理”的论辩，再加上花言巧语、东拉西扯的哈哈一笑；这些，就是他的拿手武器。

乌尔汗身上像着了火，心怦怦地直跳，虽然她觉悟不高，很少学习，远远不是什么积极分子，但她总是一个社员，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一个正直的公民，当她看见一个窃贼在撬门锁的时候，当她看见一个歹徒在划火柴放火烧打谷场的时候，她总应冲上去，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抓住，拉住，不行就咬住正在作案的罪犯；再退一步说，她要叫人，要呐喊，否则她就不能算一个人，而只能是罪犯的同伙。

她五次、十次、十五次地倾听着自己的良心的这种呼声，接受着这种督促，她终于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她得到的是章洋的微皱着眉的、极端怀疑和藐视的一瞥。章洋看她的时候连眼皮都不抬，只是把眼珠向上一翻。他的嘴角上更是那样一副轻蔑的样子，她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凉意，她想起了库图库扎尔多次说的她的“身分”，她想起波拉提江的爸爸，想起一九六二年的那场噩梦……她放下了手，她落到了深渊里，万念俱灰。

散会了，她独自走回庄子去，廖尼卡和伊明江、阿西穆本来和她一道的，她故意躲开了他们。她恨自己。她恨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的又拉又打，又哄又压，确实是摧毁了她的意志和良心。她恨生活中那些腐烂的、灰色的、腐蚀人、消磨人、毒害人的东西——烟酒、送礼、虚荣、阿谀、大麻烟，以至女人们在餐桌边的无止无休的闲话。她恨那些毒蛇的芯子一样的恶毒的舌头。她尤其恨的是伊萨木冬，都说是你背叛了祖国，背叛了故乡，背叛了人民，也背叛了你的妻儿。一想起从前多少次在苍茫的暮色中等着丈夫回来、等着把面下锅里的她，如何走到门旁张望的情景，她就恨得咬牙，如果给她一把刀，她真想亲手剖开这个玷污了丈夫和父亲的称呼的败类的心！也许有一天祖国会宽恕你，人民会宽恕你，党和政府、公安局和法院会宽恕你，但是你的妻子，流干了眼泪、愁呆了头脑、三十岁就白了鬓发的乌尔汗，当年的活泼、美丽、嬉笑的业余舞蹈家乌尔汗对你不会饶恕；你的儿子，你的唯一的亲骨肉，你的几乎被抛弃、被丢失，而今后将永远承担着对于你的耻辱的记忆的重负悄悄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的儿子，这个聪明的，现在就像大人一样地说话和行事的孩子将绝不饶恕，绝对而且永远！

在冬夜的寒气中，在酸苦的怨恨中，在这种由于长期积累而无法释放的怨恨所唤起的无限悲哀、无地自容的郁闷中，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她终于下定了决心，下次开会，她要要求第一个发言，她要就她所能地揭穿事情的真相，要说出库图库扎尔的真实活动来。

她走近了自己的住房。她停下了脚步，呆住了。

她看见自己的住房的小小的窗口，透过窗帘的缝隙，似乎有一线灯光在闪烁。是她花了眼了吗？孩子托放在狄丽娜尔那里呀，说好了散会以后她去把孩子接回来。她的房子是关死了的……她加快了步子，她有点心跳。

门从里面关着，外面却不见了长铁锁。除了她，谁能有铜锁的钥匙，谁敢开这把铜锁呢？旧式的，长长的，长了绿锈又抹了油的铜锁，她推一推门，叫道：“谁？”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穿着笨重的毡靴，戴着大皮帽子，背对着闪烁的灯光，而给她以全黑的黑影。

看不见他的面孔。看不见也罢，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她的每一根头发和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她相信真主，相信穆罕默德是唯一的使者，相信创世和造物。但是，她从来不相信死人可以复活，从不相信坟墓中可以走出活人来，那么，他——是从“那边”来的。

“你！”她喊了一声。

“他妈妈，”伊萨木冬的声音依旧，虽然听起来好像苍老了十年，“您不认识我了吗？”他哭了。

一阵电流通过了乌尔汗的全身，她扶住门框，免得倒下身子来。

“你从哪里来？你来干什么的？”她厉声问。

“您别着急，您放心，我根本没到那边去，我从来没有离开祖国。我永远也不去。即使我被判处死刑，即使把我枪决，我的灵魂依恋着的仍然是咱们这边！”

伊萨木冬没有说下去。乌尔汗呵地一声，昏倒在他的手臂上。

即使是死人复活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伊萨木冬回来了，这个已经被亲人和邻人，好人和坏人从记忆中埋葬了的上中农的儿子、原保管员，这个盗窃小麦的罪犯安然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首先是狄丽娜尔向庄子上的人，包括向她的娘家，相邻的四队的胡杨树下的人们传播了这个消息。人们惊疑，人们诧异，人们甚至带几分恐惧地面面相觑……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很短的过程，农民们是善良的，当他们亲眼看见这个已经显出了龙钟老态的、脸上充满了诚恳的忏悔表情的老住户，“塔兰奇”伊萨木冬的时候，农民们为自己的疑惧和躲闪而惭愧了，他们走上前去，走进伊萨木冬的家中去问好致意。虽然大家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免谈一九六二年的事情，伊萨木冬也不谈这些，但是，不管是谁，甚至问好时握着的手还没有松开，他就先声明一句：“领导已经知道了，我没有到‘那边’去……”

是的，他没有走得那么远。在最后一刻，或者更正确一点说，在最后一秒钟，他停下了步子。他收住了脚，他转过了身，他面向着祖国而背对着境外，他不走了。但是，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来历。他隐姓埋名，假报自己叫安尼瓦尔斯拉木，且末县人。他说了个且末县，不仅因为他年轻时接触过一个且末行商，知道了且末这个地名和一些有关的情况；更因为且末是新疆的最偏僻，最边远的一个地方。且末和它的姊妹县若羌，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缘，周围数百公里之内渺无人烟，西通库尔勒、南通民丰的公路常常被流沙阻住。再找不到比它更僻远的所在，连方言也与南疆和北疆的绝大多数地方有所不同。

在边境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被遣送到了且末。到了且末，他向当地政府声明，他本来是伊犁人，全家已经外逃，他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祖国，他再没有别的亲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到且末来探访他的一个远亲，当然，远亲没有找到，他申请留在且末种地。人口稀少而冬小麦富裕的小小的且末县的一个公社顺利地（应该说是欢迎地）接纳了他。他定居下来了，他生活在著名的罗布泊边。且末和若羌，都因罗布泊这个湖泊而著称于世。罗布麻，罗布方言，这些名称都自那个湖泊而来。他耕作在罗布泊畔，他是一名模范社员，从天不亮到天黑，他像土拨鼠一样地穿行在田地和泥土之中，按天记分的时候，他经常早作晚收，中间不休息；按定额完成百分数记分的时候，他经常帮助体力弱的人，装车的时候他站在迎风吃土的地方，修渠的时候他站在低洼泥泞的地段，锄草的时候他专找地头地边，草多土硬的长垅下砍土镘，割麦的时候他利用休息时间割芨芨草供应大家腰子。他的劳动无可指摘，只是他的话少，他的笑容更少。两次队里把他评为五好社员，可是他坚决不肯接受奖状，队长觉得他不可理解，一个自作聪明的年轻的会计说他是一个光知道劳动而毫无政治积极性的典型。为他说亲的使者越来越多，甚至于那个公社的一个小学教师，一个长着鹅蛋形的脸、细长的眉毛、戴着纯金耳环的大姑娘，一个本地著名的美人、被说成是因为过分挑剔而年龄偏大还没有嫁人的“公主”，给他写了一封情意缠绵的信。这一切都被他拒绝了，这也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议论，只是由于他的劳动和品德白璧无瑕，深得人心，所以才没有产生什么恶意的流言。

一九六四年冬天，四清工作队到来了，他非常害怕，听了一个月的宣传讲解以后，他带上随身换洗的衣服，带上两个大馕来找工作组。他交代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他准备好了立即接受拘捕和制裁。他交出了连夜写的书面交代材料和绝命书。他严肃地考虑了由于自己罪大恶极而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他情愿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惩罚。他唯一的要求是在他饮弹伏法以后把他的绝命书交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如果妻儿还在中国的话。

他的绝命书是这样写的：

我的亲爱的过去的妻子乌尔汗和可爱的儿子波拉提江：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活着。也许你们被欺骗、被裹胁，真的到了那边，在饥寒中，在冷眼和轻视中流落异邦？也许你们还留在家乡，代我受辱，代我受罚，你们作为反革命外逃盗窃犯的亲属而受到应有的监督管制？也许乌尔汗妹妹已经再婚而留在我的名下的只有永久的诅咒！也许你们已经在耻辱和磨难中患病在身，或不久于人世？但是，我没有忘记你们，对于你们的思念，这是比我即将接受的处决更痛苦的报应，对于你们的思念，回忆，这却也是我的罪恶的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一片光辉。当然，这种思念只不过给你们带来耻辱而已。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夜，大风呼啸，飞石走砂，天昏地暗。库图库扎尔，这个伪装的歹徒，这个不见血的杀人犯和两条腿的狼把我从家里叫了出来，我在迷茫之中被他引到了地主婆子玛丽汗的家门旁。不知从哪里出来了三个人把我拥到了玛丽汗家里。库图库扎尔不见了。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来过咱们家的赖提甫。另外两个人的凶恶的样子我就不细说给你们了。赖提甫说，目前侨民协会在伊宁市设立了几个转运站，各县准备去那边的人在那里食宿，办理手续和购买汽车票。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去阿拉木图，转运站需要很多的粮食。因此，他们要求我打开仓库。我说我不准备去苏联，即使我准备去苏联也无权打开仓库，因为仓库里的粮食属于七队的社员。那两个凶神一样的人掏出了刀子，说是没有时间和我进行争论，行，跟着他们一起干，不行，送我下地狱。赖提甫又告诉我，大队书记也是他们的人，全伊犁都是他们的人，侨民协会的命令就是最权威的命令，他们说什么都算数。而且，他们从库图库扎尔处知悉，公社党委已经上报准备逮捕我，一两天批下来我就得锒铛入狱。只剩下了一条路，跟他们一起干，他们将负责把我安全地送到侨民协会转运站，送到边界那面，保证我可以在塔什干或者阿拉木图，在伏龙芝或者杜尚别或者阿什哈巴德任意选择职业，并且由于我在后勤供应方面的贡献说不定还要获得一笔金卢布奖金。而且，赖提甫补充说，他将立即采取措施把你们二人也送到那边去，我们将会团聚在一起。在赖提甫说完这些以后，他们从我的腰身上搜去了随身携带的、我习惯地把它绑在腰带上的仓库钥匙。

错了！大错已经酿成了！我走过了这样一条黑色的路。这条路的起点上，我只是接受了一点小小的拉拢和贿赂，多吃了一点点肉和多喝了一点点酒。这条路的终点，是盗窃，是叛国，是背叛了祖宗，背叛了亲人，背叛了天山，背叛了伊犁河和塔里木河，成为祖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为什么没有走呢？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早晨，天还没亮，赖提甫通知我去汽车站，并且说你们两个人在等着我，说是你们也已经变成了“侨民”。我没有看见你们，他们又说你们已乘坐第一辆车走了。大约十点钟，我们来到了边界。这是一片开阔地，中国这边种了一点春麦，由于浇不上水庄稼长得不好，然而总算有一点绿色的小麦。苏联那边是一片荒地，两边戒备森严的铁丝网都打开了口子，全副武装的外国士兵在“维持秩序”，稍远一点停着一排用帆布整个蒙起来的大卡车，卡车的发动机轰隆轰隆。咱们这边，缴验了真的和假的苏侨证的人们连喊带叫，连推带搡，连骂带跳。像一群在暴风中失去了头羊（山羊），东奔西突的羊只（绵羊），像一群从失了火的森林中跑出来的兔子。大多数人处在一种疯狂和兴奋之中，也有一些人在跨过边界的最后一刻丧魂失魄，面无人色。这一群羊和兔子，这一群兴奋若狂和面无人色的伙计，在跨过了边界的第一步以后，忽然一个个都垂下了手，垂下了头，规规矩矩地排成了队，一声大气也不敢出。他们小心翼翼，呆头呆脑地去接受检查、检疫和消毒。他们接受消毒的样子才可怕呢。几个保养得很好的，白皮细肉的，肥肥胖胖的那边的小伙子，他们抓着一把一把的药粉洒在这些假苏侨的身上，把药粉塞到这些假苏侨的前襟和后脖领子里了，然后还要经过药液的喷洒。浓厚刺鼻的药味一直传到了国境线这边。我站在边界上眼看着这一切，我听到外国士兵和检疫工作人员吆喝驱赶这些假侨民的粗暴的声音。这些像牲畜一样，甚至连牲畜都不如，可说是像虫子一样地被检疫和消毒，浑身都是药粉和药液的人们，最后被装到卡车的车厢里，帆布的下边，没有窗口也没有换气洞，他们就这样被运走。我的真主！这有多么可怕，多么冷酷。这里哪里有一丝一毫自由、幸福、享乐的影子！维吾尔人的乐园究竟在哪里？维吾尔人的幸福究竟在哪里？维吾尔人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是在那边吗？在铁丝网的那一面？在陌生而森严的异邦？在趾高气扬，养尊处优的外国官员的手心里？在不透气的卡车篷布下面？还是在令人窒息的化学药粉药液的喷洒之中？

我站在边界线上，我的后面是生我养我的故乡祖国。我的前面是陌生而森严的异邦。我如果抬起脚再走那么一小步，就将和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过去、这四十年的春夏秋冬永别。风吹动了小小的麦苗。云铺展在灰蒙蒙的天空。我闻到了一点炒菜的气味，风和云哪里懂得这边境的严峻？小小的麦苗啊，我们中国人是多么勤劳，即使在这样瘠薄的土地上他们也辛勤地撒下了金黄的种子。我想起土改的时候学的一支歌：

我们的乐园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幸福是我们的劳动，

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歌声。

看那些哆哆嗦嗦地被吆赶着的可怜又可恨的人吧，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土地，离开了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一切，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唱不出自己的歌儿。他们在边界这边又骂又闹……但是一到那边呢，他们就断了脊梁骨，他们成了离了娘的孩子，离了秧的瓜，成了丧家之犬……

而我呢，我已经扼杀了我自己，堵住了自己重新做人的道路。我将成为这些混蛋中的一个，我将即刻被装到黑色的帆布下面。永别了，我的祖国！我抛弃了你！抛弃了祖先的坟墓，亲人的祝祷，烧饭的灶灰和伊犁河上的晨雾。我抛弃了伊犁的苹果，巩留的枞树，昭苏的骏马，特克斯的奶牛，察布查尔的西瓜和新源的一望无际的绿油油那拉提草原。我抛弃了故乡春天的黄鹂和黑主人，夏天的麦浪，秋天的豆叶上的朝露和冬天的雪橇。我抛弃了《东方红》的歌声，抛弃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抛弃了幼年时期的朋友和青年时期的爱情。抛弃了你，乌尔汗，我的最亲爱的女人，还有你，波拉提江，我的后代，我的维吾尔骑士！乌尔汗，你可为我流干了眼泪，白掉了头发？波拉提江，你可为我失去了双颊上的笑靥和儿童的天真？我忽然明白了，我完全相信了，你们没有走！你们一定不会走！你们一定留在中国！即使你们走了，也会很快回来！你们就在我的背后，看着我！啊，无所不在的真主，你启示我认识了这一点。如果说我，一个贪污犯和盗窃犯，一个吸毒、浪荡的二流子，一个变成了外国颠覆势力的奴仆和工具的罪人伊萨木冬，都不能忘情于祖国，那么你们，你忠诚而正直的乌尔汗与纯真而良善的波拉提江，难道你们会背向自己的祖国，而面向这强横的、傲慢的、冰冷的异邦吗？

我跪下了一条腿，我又跪下了第二条腿。我哭着匍匐在祖国的最边缘的一寸土地上，真主！降死于祖国的逆子吧，让我罪恶的身躯卧倒在祖国的宽阔无边的胸怀里吧。

“请问，您怎么了？”

我听到了一声清亮的呼唤。我回过了头。我看到的是我们中国的边境工作人员，他年岁不算大。他是汉族，但会说维吾尔话。他镇静，精明，警惕而又略带忧郁。他说：

“如果您还没有拿定主意，如果您来到这里是被诱骗或者被胁迫，如果您留恋家乡，您就转回来吧！祖国就在这边！”

他用手一指，我看到了万道霞光，我听到了《东方红》的乐曲。我搂住了他的脖子，然后，我向他跪下了。

……

乌尔汗，我的小妹妹，我的忠心耿耿的妻子，我的老实巴交的、可怜的女人！我的爱和我的心，如果我当初听你的话……完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一时的错误要用一生来做代价。现在，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庄严的、伟大的运动，我细细学习了文件，听了报告，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理应受到祖国和人民严厉的惩罚，即使仅仅为了你的痛苦和羞辱，我也该！我希望你为波拉提江找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个勤劳和廉洁的人。我希望你教育波拉提江永远不要走我的路。我希望他在祖国的大地上辛勤劳作，不吝惜每一滴汗水；我希望他严格律己，不接受一点一滴诱惑。四清四清，愿他永远清白，永远干净。对于我们穆斯林，没有比清洁和清真更重要的，为了清真，我们可以从容地就死。请不要为我难过，更不要怨天尤人，祖国是多么宽宏！我将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的灵魂将永远依恋着祖国的山水，祖国的大地！

工作组同志细细地听了他的话，认真地做了记录，又看了他写的“绝命书”和交代材料。伊萨木冬站了起来，提着准备好的小包袱。他说：

“您送我去公安局、去法院和监狱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工作组同志看了他一眼，严肃而平静地说：

“您先不要胡思乱想。您主动来谈这些情况，这很好。看来，您确实犯有严重的错误，您可能是有罪的。但是，您以有罪之身，却没有到‘那边’去，您爱国，您仍然是祖国的儿子。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改正错误的道路是畅通的。改正错误是被欢迎的。当然，我们要和伊犁方面联系，核对一下情况，同时，我们还可以打问一下您的家属的情况。有什么消息，我们会告诉您的。由于您谈的问题牵扯到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个人还是什么党员干部，所以，请您保密，暂时不和其他任何人谈，暂时，您还是安尼瓦尔斯拉木。好吧，就这样吧。”

伊萨木冬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傻了一般。

“您回自己的家去吧，好好休息一下，做点好饭。刚才，您太激动了。”

“您，不把我送走？或者至少派民兵把我看押起来？”

“不。请不要胡思乱想。您回去吧。瞧，您还带了衣服，不要这样紧张嘛。”

“无论如何，您总应该派民兵把我监督起来啊！”伊萨木冬好像在哀求了。

“民兵的作用是巨大的，看押和监督，有时候也是有的。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并不迷信专政手段。如果您那一年五月六日走了，我们把民兵派到哪里去呢？您没有走，您留下了，您现在来找我们。您爱自己的祖国，您信赖和依靠组织，我们为什么不信任您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呢？至于法律上的处分，行政上的处分，这要调查清楚以后，由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您为什么这样急呢？对于不制裁不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国家会毫不手软地予以制裁的。而对于确实愿意悔改而且已经有改正的表现的犯有错误的人们，党和人民从来是欢迎的。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您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我不配……”

“不要那样说。您还不到四十岁，您在这里的劳动表现很好。您还有的是机会换一个活法，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您还有许多精力、体力和聪明可以献给祖国的大地……”

“谢谢毛主席！”伊萨木冬向毛主席像抚胸施礼，流着泪……

二十天后，工作组同志告诉他，已经与伊犁方面联系过了。他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同时，他可以放心的是，他的家属乌尔汗和波拉提江都好着呢，他们的生活正常，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好着呢！正常！原来的房子里！”伊萨木冬喃喃地重复着。这过度的喜讯像超浓度的醇酒一样，使他迷醉、晕眩，喘不过气来。

“组织上的意见，请您回伊犁，和您的家属团聚，弄清你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清理这件案子。为了避免惊动现在还在隐蔽着和活动着的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我们准备派一个人先送您到县里，由县里安排您回公社，回家。”工作组同志说。

派一个同志送？呵，自己给组织找了多少麻烦！可也是，难道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回去吗？

就这样，他离开了偏僻而富饶的半农半牧的小县且末，告别了阿尔金山、塔什萨依河与大片的庄严粗粝的原始胡杨林，回到了阔别将近三年的伊犁。亲爱的，别来无恙的伊犁！三年前，伊萨木冬在惊恐和混乱中，在失去了主心骨的情况下离开了你；如今，他又在忐忑和痛惜中，然而是在有了准主意的情况下归来了。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是和妻儿的团聚和诚实的、有指望的劳动吗？还是严厉的、应得的制裁呢？只要他一闭眼，一想起在边界线上所看到和所体验到的最可怕最可耻也是最可贵的一切，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他和从且末县陪送他来的工作干部同志告了别，情况还不允许他在家里像接待贵客一样地用心招待且末的来人，这使他十分难过。伊宁县公安局派车把他秘密送到了跃进公社。与县上一个同志，塔列甫特派员与里希提书记一起，他再次详详细细地回忆和叙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的所有有关情况，集中谈了有关库图库扎尔的问题。经公社领导与社教队研究确定了做法以后，塔列甫通知他：“您回家吧。”

库图库扎尔的好戏到了最后一幕。在玛丽汗给他报信以后，他和麦素木商量了一回，他们的结论是：绝处求生，硬顶下去；他们的逻辑是：在小麦窃案上，伊萨木冬不可能提出更多的旁证和证据，那么，仅凭一个人的口供，不可能定库图库扎尔的罪。只要问题定不下来，拖下去，就有希望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彻底推翻。然而，他们的估计又失算了。在由别修尔主持尹中信和赛里木参加的大队范围的揭发批判会议上，当库图库扎尔耍无赖的时候，谁能想得到，谁能梦得见他的亲哥哥，树叶落下来也怕砸破头的阿西穆颤抖着站了起来。老中农说：

“别赖了，我的兄弟！更不要反咬别人。这样下去，你的罪越加大了。大家都知道我胆小，我害怕，从一九六二年以来我更是吓破了胆，我怕什么呢？我怕哎鸠鸡哞鸠鸡。圣人说的，阿訇说过，世界到了末日，就会出现一批哎鸠鸡哞鸠鸡。你库图库扎尔老弟怎么成了个哎鸠鸡哞鸠鸡呀！四月三十日夜里，我听到了声音，推开门一看，是你正在破坏渠道呀！你破坏了渠道把艾拜杜拉骗离了仓库门口，才做了手脚，才偷成了粮食。然后，你栽赃给艾拜杜拉和泰外库……弟弟，哥哥不会害你，哥哥是救你。我们的父母并没有教给我们做这种伤天害理，冒险掉脑袋的事情，你怎么成了这样的人了啊……”阿西穆哭了起来。

人们纷纷起来检举，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廖尼卡检举说，他亲耳听到木拉托夫说过，木拉托夫曾经到库图库扎尔家里劝说库图库扎尔暂先不要走。热依穆检举说，库图库扎尔对四月三十日夜班浇水的名单，作了仔细的研究，他是有意识地选择时机，和尼牙孜协同作案的。乌尔汗检举了她回来后库图库扎尔夫妇如何软硬兼施，压她、控制她、骗她，波拉提江是怎样找回来的，这也很可疑。四队队长乌甫尔揭发了他一九六二年如何进行挑拨和煽动，为敌方颠覆势力效劳。乌甫尔指出，有关他的妻子莱依曼的身世，极有可能是库图库扎尔提供给木拉托夫的。里希提和伊力哈穆，更联系他多年来思想、作风、工作全面的表现，以及在四清中的表现，作了全面的揭发和批判。玛丽汗也被带到了台上交代……在无数面照妖镜下面，在群众的怒火燃烧之中，这位聪明过度的鸭子低下了头。

但是，他仍然死守住一条，决不透露他和麦素木的新建立的关系，其他一概承认。本来，按照他的脾气，他真想把麦素木咬出来。好事最好是一个人出头，坏事则有份的人越多越好。这是他早已掌握了的生活智慧。

他咬出了尼牙孜，尼牙孜是以五十块钱现金的代价参加了作案的。尼牙孜则说，他完全不了解其中的政治背景，特别是国际背景，他只以为是普通的趁火打劫，捞点油水。他提出一个有力的论据：“如果我知道背后有苏侨协会主使，我能只要五十元吗？至少我得要一百元！”

他咬出了玛丽汗，马木提乡约和玛丽汗如何拉拢他、操纵他，他一概承认。但和麦素木，他只承认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对伊力哈穆都有些不满，如此而已。他心里仍然进行着账目的算计，小贩的衡量得失的本领仍然在起着作用，他知道，他已经无路可走，他只能承认自己是被地主分子和颠覆分子拉下了水，他可能被认作蜕化变质分子，被视为贪污盗窃分子，被视为投机动摇分子，这当然是很可怕的，但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如果他咬出了麦素木，顺着这条线往上追下去……他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小说人语：

伊萨木冬的绝命书充满了激情。你聪明的会指出，不必那么夸张，那么严重，那么扣政治帽子，那么给自己施压。是的，一个屌丝对历史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

但是你不能忘记当时的中苏关系的尖锐状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在答西方记者问的时候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但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战争反而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是，第一，资本主义阵营也知道社会主义阵营不想发动战争；第二，如果发生前一种战争，资本主义面临的是全部灭亡的危险。在斯大林此话后，不错，资本主义世界内不断地有战争，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战争。

当人——小人物被历史与国际政治裹胁以后，他们的小小的身躯也要承受巨大的分量。

毕竟，走异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三十余年前，小说人是这样写半个世纪前的事变的，二十一世纪，小说人仍然为一九六二年出走的新疆伊犁老乡而不无忧心。二零零四年小说人访问阿拉木图的时候听说过，当年所谓“外逃”到哈萨克斯坦的新疆维吾尔人，处境并不佳妙。小说人愿意祝福他们平安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