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盛督办、烈士、三区革命

一言难尽的新疆啊

县委书记赛里木深入群众

县委书记赛里木来到了跃进公社爱国大队。

《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若干意见》（即“前十条”）的下达，使赛里木以为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开始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武器来分析农村的形势、问题和任务。上级党委已经决定，今年秋后组织强大的工作队，在邻县搞“四清”试点。赛里木已经上报要求参加工作队的工作而把家里的工作交给第二把手。他希望能亲自去摸索一下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开展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经验。“四清”运动，从上级的部署来说，是分期分批进行的，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来说，对于每一个县来说，三大革命运动乃是每日每时都在从事、进行与涌动的现实任务与日常生活，不能等待也不可能有什么间隙。毛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党中央的文件一经贯彻下来，便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化为千百万群众的行动，以至改变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与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现在，离组成工作队还有一些时间，县委研究，几个负责同志分别下去抓一下“前十条”的传达和学习，解决一些必要和可能解决的问题，作为“四清”运动高潮的热身第一步。就这样，他来到了跃进公社。

赛里木是一个头脑清醒、办事稳重、朴质无华的人。他今年三十五岁，看样子要大一些。头发是黑的，胡须却已经花白。那一双大手和要穿特制的大号皮靴的更大的一双脚，显示出一种劳动者的特色。他长着一个很一般的国字脸，貌不惊人，除却他的两只不大的眼睛的逼视，给人以有点凛然的穿透力之感外，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他穿一身蓝布制服，腰上常系着一根腰带或者干脆只有一根绳子，他最怕衣服的下摆一张一扬地碍事。生活在一个只穿蓝与灰两种颜色、平纹、斜纹、卡叽、华达呢，在新疆则加上条绒五种布料服装的时代，增加了人们的质朴与平等感。难怪食品公司的采购员、黑胡子阿哥米吉提一眼断定他也是个总务、行政干部。只有从侧面或者背面细看，人们才会注意到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后脑勺，在他沉思的时候，这个似乎略略向下坠着的脑勺，显得很有些个分量。

赛里木出生在南疆阿克苏专区库车县，那里以出产巴旦木大杏核和普遍种植、佩戴玫瑰花而著名。质朴的民风，使阿克苏人民获得了“南瓜”的诨号——说他们的头脑像南瓜一样单纯。而这里的妇女，由于基因好而又爱打扮，便获得了“一朵花”的美名，与一过中年就要“学坏”的流言。

小时候，赛里木给地主扛活，干一些劈柴、烧水、扫院子、铡草之类的杂事。地主有一个娇生惯养的独子，长到十岁以后开始到县城的一所学校就学，让赛里木伴读侍候。遇到水渠、泥泞或者走累了，由赛里木背上行路。干粮、零食口袋、隔三差五带给老师的礼物以及防备变天而多带的衣服，由赛里木扛着。上课的时候，赛里木陪着听讲。下课的时候，赛里木陪着玩耍和保护“少爷”不受城里商人、官吏子弟的欺侮。“少爷”对功课毫无兴趣，于是，赛里木的任务又增加了一项：替地主少爷誊写笔记和完成家庭作业。结果，上了四年学，地主少爷甚至还不会缀写自己的名字，而赛里木倒学会了读书和写字。

三十年代末期，新疆的土皇帝、“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请了一些共产党员来帮助他执行“六大政策”，装饰门面。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新疆撒下革命火种和利用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来开通党的国际交通线路，派遣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士到新疆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年轻而又才华过人的林基路来新疆后先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由于他的革命活动，迅速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当中出现了抗日救亡、民主进步的新局面，盛世才颇觉忐忑，乃把林基路远遣库车担任县长。这段期间，认真地代替地主少爷学习成绩优秀的赛里木担任了库车的小学教员，并且亲耳听过林县长的演讲，知道了毛主席，知道了党，知道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开始听到了“革命”、“社会主义”、“翻身”、“光明”这样一些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新名词，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到四十年代初，盛世才去了一趟苏联，对于苏联完全失望，他乃撕下假面，把林基路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投入监狱，接着，残暴地杀害了他们。一大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青年也成了盛世才的特务机构的捕杀对象。搜捕名单上本来有赛里木的名字，由于友人报信，赛里木星夜出走，逃到拜城县的农村靠打短工为生。在这个号称“富裕”的地方受尽了贫穷和饥寒的折磨。

一九四四年，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又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鼓动与策应，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的人民举行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武装起义，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疆。赛里木决计翻天山、越达坂即山隘。、经新源、走伊犁，投奔三区革命政府。对于“三区革命”，毛主席早有明确结论：“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在联结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穆扎尔山口，他被国民党兵扣留，从他身上搜出了来自三区的报纸和小册子，他被毒打了一顿，几乎当场被打死。后来，又在刺刀的胁迫下，被迫给国民党的一个运输队拉骆驼，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捱饥忍渴，走了三个多月，走得两脚鲜血淋漓，到了边远地方的最边远的地区和田。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赛里木缠腰的褡包里分文莫名的情况，伊犁的革命运动已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国民党兵也不再担心他会跑向三区。由于赛里木有文化，被和田的大教长、维语称作谢赫斯拉木的一个头面人物所看中，收下他当了教长的仆役，农忙时在教长的田产中务农，冬季则帮助教穆斯林抄写经文。就这样，一晃就是五年。

和田是个更加荒僻和滞后的地方，尽管有钱人得以享用举国闻名的和田地毯、和田美玉、艾得莱斯丝绸，但是劳动人民身上只有奴隶的绳索镣铐，并时时处在猖獗流行的黄疸、麻风、性病的魔影之中。这一段生活并没有摧毁赛里木的意志，而是百倍强烈地加深了他对革命，对于新生活新世道的渴望。

一九四九年底，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的先遣人员来到了和田。当时，国民党军的一些死硬分子勾结反动的上层人物企图趁解放军立脚未稳哗变，杀害先遣工作干部后逃亡国外。此事被赛里木得知，他连夜冒险找到了解放军的工作队，报告了这一消息，采取了防范措施。幸而大部队以无畏的精神，沿着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三次出发、三次都中途折回的阿克梯奥什古路，斜穿大沙漠，进行了惊人的强行军。从阿克苏神速赶到了和田，粉碎了敌人的垂死疯狂反扑。

这之后，赛里木参加解放军，入了党。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一年他一直以解放军干部的身份参加农村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一九五三年以后，他正式转入地方，担任区长，一九五七年开始任县长。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为了加强“反修”前哨阵地伊犁的工作，他和其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一起，被调到了北疆。十几年前，他想去伊犁投身革命未能实现，如今，在全新的条件下。他肩负着十倍于当年的历史重担和党的嘱托，他来到伊犁了。

伊犁，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在这里，他面临了全新的，复杂得多的环境。这里的对外交往、民族分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错综复杂。这里是“反修”前沿，老沙皇曾经占领伊犁十年。这里，民族成分非常多样，新疆的十三个民族，除去塔吉克以外，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满、锡伯、蒙古、塔塔尔、柯尔克孜、乌兹别克、达斡尔、俄罗斯都有它们的成员世代居住。这里的生产和文化都比较发达，人们见过世面，说话做事，都比较精明和大胆。这些地方与赛里木已经熟悉了的南疆、特别是和田不同，连这里说话的语调和某些词汇，也与和田大相径庭。和田人读“一”是读“毕”，而伊犁人是读“勃尔”。动身来伊犁以前，和田的有些同事和乡亲担心地告诉他，伊犁的工作不好做，伊犁人比较“狡猾”、“爱吹牛”、“酷”。他们说：

“您没听过那个歌谣吗？伊犁人都是好汉，穿着西装打战，半夜里跳墙，见着狗就出汗。”

他们还说：

“看我们和田人有多么纯朴！亘古以来卖杏的妇女都先请顾客吃杏，吃完之后再请顾客自己数核，按核数付钱。如果她们到伊犁去卖杏，伊犁人还不是吃上一百个杏只给你十五个杏儿的钱，另外八十五个杏核，他们早装到口袋里，准备带回家砸杏仁吃呢！”

“不要相信这些对外乡人的嘲笑，”赛里木回答说，“难道和田人被人家笑话得还少吗？没来和田以前人们就告诉我，这儿生活着的是一些愚顽而执拗的人，说和田人卖一堆鸡蛋一块钱，给一块钱的票子要，而给两张五角的或者十张一角的他就会认为你欺骗了他而和你打起来……”

赛里木说得大家全笑了。

他到了伊犁，他听这里的领导向他讲解了这里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他知道了阶级敌人的狡猾、阴险。但是，他更看到了人民的觉悟和成熟。这里毕竟是伊犁，是个比较发达、文明、见过世面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毕竟受过长期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考验锻炼。领导指出：值得惊异的不是六二年伊犁发生了一些动乱；从伊犁所处的位置和历史沿革看来，这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值得惊异的是，尽管发生了空前的麻烦，尽管相对来说我国对于这一类事件并没有很多准备，例如，六二年事件时，我们的边界几乎是不设防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坚决地克服了一时的混乱，立即恢复了各项工作正常轨道。领导强调：天并没有塌下来，伊犁河水也没有倒流，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经受住了冲击，被冲走的只是一小撮泥沙，团结和统一像天山一样地巍然屹立，牢不可破。

但是，斗争的胜利并不是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赛里木懂得在这样一场特殊形式的较量以后打扫战场、清理队伍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中上层干部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有关传达报告指出：已经有几个隐蔽得很深的，在六二年的事件中玩弄两面手法、兴风作浪、策反通敌的高级干部被揪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领导指出：事实证明，外部势力所以当时能掀起那么几个可怜的浪头，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混在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坏人的策应配合。领导说，是敌对势力在我们的队伍里安下了大大小小的钉子，这是我们的心腹隐患。六二年的事情是坏事，但是干坏事的人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不可能不露出马脚，这就给我们创造了辨踪寻源，拔掉大小钉子的空前有利条件，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赛里木很自然地考虑到农村，考虑到农村的这一仗应该怎么打法。现在，太好了，毛主席的指示下来了，他完全相信：毛主席的指示来自群众，来自实际;而当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实际生活的客观要求，被革命领袖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后，将会演出一场场怎样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啊！

正像一个熟练的音乐家看到乐谱就听得见管弦交响、鼓乐齐鸣的合奏；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蓝图就看得到大厦高楼，作为一个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赛里木从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中，已经感到了千百万群众继续革命、创造历史的有力的步伐。党的号召将像春风一样地吹遍祖国大地，斗争的风雨将把锦绣江山洗濯得更加明媚，打完了这一仗，他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过好日子喽……而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他做的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和麻烦的工作。

毛主席亲自为“前十条”写下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节。毛主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过程。这一段深深地教育了他。这说明“前十条”是来之不易的，说明“前十条”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党长期以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也还有教训）的总结。对“前十条”的领会和贯彻，也将有一个艰巨的、可能是曲折的过程。

赛里木还体会到，根据主席的“反复过程”说，也就能理解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磕磕绊绊了。三面红旗伟大恢宏，做起来是需要多次反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历尽坎坷而又绝不言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现在，有什么党能与她的坚定与苦干相比？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为止，在赛里木的心目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称得上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枕戈待旦、鸡鸣起舞、如火如荼、宁折不弯，古今中外，你再见不到任何别的组织成员能与他们相比！

为了能较快地和较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当务之急是要下去，取得第一手资料，解剖麻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使赛里木深知正确地掌握下情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花力气的事情。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有少数领导干部，他们竟能那样轻易地作判断、发指示。他们浮皮潦草地坐车转了一转，下车看了一看，或者听了几句汇报，问了几个数字，就能长篇大论地指示起来。他们在路边发现了几棵草，马上就批评那里的田间管理工作，其实，大多数田亩里有情况他并不知晓。他们看到生产队文化室里撂着许多书籍，马上就笑嘻嘻地点头称赞这个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也许这间文化室平常是锁着门，只是上级来的时候才打开那么三分钟的……还是弄清了情况再发言吧，有几个小时不作指示是不会被低估和不敬的。

赛里木没有带其他的工作人员，没有带汽车和驾驶员；他暂时不希望由于自己的到来而造成什么惊动。虚心体察情况，这是他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你以为在农村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容易吗？试试看？在和田的时候，他所在的县有一位汉族副县长，一九六零年带着一个翻译下乡，他非常得意地培养了四个积极分子，还说要为他们写什么报告文学呢。这四个积极分子都是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开会时爱发言的。特别是如果碰上副县长主持会议，却又发生了冷场现象，他们立刻会一面自己说着一面启发别人：“都谈一谈嘛！随便说嘛！不要顾虑嘛！谈一点是一点嘛……”真是一些可爱的宝贝！他们见到干部就会主动地凑过来，握起手来比别人紧。谈话亲切，介绍情况主动。一见领导脸上就笑成了向阳花。当副县长讲话时他们频频点头和响应，并不断地出声地说着：“正确！”“好！”“正是这样！”“就是它！”而且这四个人总是争相请副县长到自己的家中去喝茶吃饭。不用说，饭食做得比别家更可口些，一边端饭一边还要说明：

“副县长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能干点什么呢？唯一的心愿是：尽管是粗茶淡饭，也希望副县长同志吃饱吃好。多吃一碗吧！我们多吃一碗饭，不过是多挖上几抬把子土，可您呢，多吃一碗饭不知要为革命为人民多做多少大事情啊！”

然后，在副县长的满意的咀嚼声中，他们开始叙述同队的其他人的短处，并适当地提出一些个人的请求，“我欠队上二百块钱，那是因为我有病才欠下的呀……”“我儿子要结婚了，跟队上借二百块钱，队长就是不批……”

……后来弄清了，他培养的四位积极分子，一位年老的是过去的牲口贩子，或者叫牲口牙行，极善辞令，很有江湖和生意经验，他最怕的就是下地劳动，最喜爱的就是在会上发言与跟上边来的领导干部谈话，他历来都是“积极分子”，他“积极”的主要目的是不劳动而得到工分补贴或者至少是救济福利。第二位年轻人，原来是专区师范教员，因为和女学生胡搞几乎蹲了监狱，最后被清出了教师队伍。但是他对副县长说，他是因为母亲年老无人照顾才回的乡。第三位中年人说话很好，劳动也不错，来路也没什么问题，然而，他是个惯窃，不但偷鸡偷羊，而且偷过牛和马。第四位是妇女，今年二十三岁，她确实是大方、开放，口上的新名词也多，不过她已经结过五次婚，离过四次婚了……总之，副县长培养的积极分子不怎么符合条件。而另外有许多金子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开会的时候睡过一次觉（那次的会开得实在是又臭又长），或者是他们见到上级干部的时候脸上显得冷冰冰，或者是他们被那四位“积极分子”背后告了一状……都被副县长忽略了过去。

再说事吧，在农村，有时候一件不大的事也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版本，真是莫衷一是。譬如说一个人的性别，这本来是毋庸讨论的，完全可以在其出生的一刹那就由接生婆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做出斩钉截铁、至死不渝的结论来的。但是，也请试试看！如果你很晚没有结婚，如果你结婚很久没有孩子而且两口子常吵架，如果你结婚不久就离了婚，如果你的配偶作风不好……马上，你的性别就会成为探讨的话题，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编造出各种故事。当然，赛里木知道，随着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风习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具有了“公社社员”这一同一的身份，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也正在为树立统一的道德标准和看待问题的方法而创造着条件。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农村里各种人物在出身、经历、文化、年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秉性作风等等方面的差异，当然要比城市的任何单位大不知多少倍，因而，农村的事情总会是更加众说纷纭一些，取得一致的意见要更缓慢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赛里木是抱着急切地求知的心情，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下来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并不过大，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领导者。

在公社，他和赵志恒大致地谈了谈。赵志恒建议他去爱国大队，这是一个不错的大队，那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中间，有一些很出色的人物，他们夺取了生产和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敏感的大队，地处公路侧旁，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曾经在那里活动，出现了小麦窃案和死猪闹事的事件。那里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大队领导班子恐怕也有一些问题，”赵志恒说，“六一年是麦素木在那里抓点，换掉里希提的做法我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是麦素木坚持得很厉害，公社领导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最后还是换了。”

“现在的领导库图库扎尔是个怎样的人呢？”赛里木问。

“库图库扎尔也是老干部喽。有能力，也有干劲。但是他不太实在，有时候说假话。”赵志恒没有说更多的，他不愿意以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去干扰领导同志亲自去调查分析的思路。

在去庄子的路上，赛里木碰到了前去装粮的、来自乌鲁木齐的拖挂载重汽车，他上了车，直接来到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一个麦场。给汽车装麦，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驾驶员笑嘻嘻地拿出公社粮站开的三联单，生产队凭单据去粮站结账，计算在缴售任务之内，不用经过粮站的转手，麦子直接由麦场装入卡车，拉到乌鲁木齐的面粉厂。这样做，简化了手续，免去了生产队自己出车马人工装运的麻烦，不仅这么一次装运就抵得上农村多少高轮车和胶轮车的运量，不仅这样的装车可以从运输单位得到优厚的报酬；这样装粮也不仅仅是图一个干净、利索、装卸方便、行走安全、吨数多，能更好地完成吨公里指标的美差；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直接沟通了、密切了农民和国家、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在这里，驾驶员和农民的关系不仅仅是运输和装货的关系，驾驶员变成了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的代表，而社员们呢，无比生动地、可以触摸地感到了自己是在支援国家、支援城市和工人阶级。

汽车一停，人们马上兴高采烈地拥了过来，与驾驶员热情握手问候，与赛里木问候。人们以为他是驾驶员的副手或者粮站新调来的会计。然后，立即忙碌起来，似乎都知道汽车的时间的宝贵。有的拿起木锨和扫帚进行装袋前的最后一遍清理，有的在检查麻袋有无破洞和点数，有的在推移粮袋并迅速过磅，有的在扛运和搭放从地面到车厢的跳板，有的在预备纸笔和“啪”地一下甩净了算盘，然后就是张袋、灌袋、过秤、登记、上肩、上车、放下……赛里木话也没有说就扛起了麻袋，没有人注意他。那位能开动如此大型卡车的技术高强的“老”师傅，二十一岁的驾驶员（他现在是场上最受尊敬的能人）都破例来扛起了麻袋，那么，这个陌生的司机助手或者粮站会计，伸过脖子来一袋又一袋地扛起就走，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每袋小麦一百二十公斤至一百六十公斤，先是脖颈和肩背顶起来，然后走上忽闪忽闪的跳板，进入车厢，撂下，码好。赛里木扛了两次呼吸加深了，面色微红，身上也发起热来，由于用力，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只是走上跳板的时候，小腿肚子似乎有那么一点别扭，看来，近半年来还是参加劳动少了，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

“一百三十五！”

“又一个一百三十五！”

“一百四十二公斤半！”

“这个麻袋沉，换个大个子来吧。”

“少废话！往这儿压……”

“一百七十一公斤？”

“什么什么？”记账的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人们喊着，叫着，笑着。像过年一样的快活，像巴扎一样地红火。

一个高个子、白皮肤、眉毛微挑着的姑娘赶着装满油菜籽的牛车——这已经够稀罕的了——来到了场上，也三下五除二卸掉了菜籽，把穿在牛鼻子上的皮绳往牛脖子上一抛，跑过来，排在等候过秤的扛麻袋的人的队列里。

“让我也扛两趟吧！”她说，好像在争取一个幸运的机会。

“这不是女孩子的活！这不是玩的！”有人告诫地说。

但她坚持要扛。她胜利了，不是两趟，而是三趟，她走得很稳；当然，人们是把较小的袋子给她上的肩。

“她是谁？”赛里木问。

“吐尔逊贝薇。副队长的女儿。”旁边的人答。

赛里木把这个名字记到了心里。

人们加快了扛运的速度，但是装灌的工作赶不上，扛麻袋的人在磅秤前面排成了队。赛里木正考虑怎么改进一下的时候，只见从场外摇摇摆摆来了一个身体矮胖，眼圈红肿，戴着一顶油污不堪的破花帽的人。那人走过来，张望了一下，抄起一把木锨，向赛里木招手道：“跟我到那边装去！”他把赛里木领到邻近的另一个麦堆旁，大大咧咧地开始往赛里木张着口的麻袋里灌麦子。

他们装了没有几下，只听见一声大喝：

“尼扎洪！您怎么装起那边的麦子来了？”这声音是一个矮个而又活泼、胡须微微向前撅着的老汉发出来的。

“您说啥？”尼牙孜向老汉翻了翻眼睛，“都是麦子噢！”

“是麦子，但不一样。那是雀儿沟的麦子，最多只够二等。难道您不知道吗？”老汉的嗓音是这样洪亮而且高昂，真是金石之音，敲打着赛里木的耳鼓。

“好了好了，掌柜的。”尼牙孜应付着，“这一堆再不装了。”他一面这样说着，一面继续装着，然后小声对赛里木说：

“我们的场头儿太厉害了！算了，只装这一袋吧，下次回那边去……”

老汉三步并两步，连走带跳地跑了过来，一把从赛里木手里夺去了麻袋，抓起底部反倒过来，“刷……”麦子又倒回在麦堆上。他气愤地指责尼牙孜说：

“尼扎洪！您这么晚才来上工，而且一来就把事情搞乱！这麦子是运往乌鲁木齐去的，传票上写的是一等麦子，粮站按一等麦子的价格给我们付款，我们怎么能欺骗国家，用次麦顶好麦呢！”说着，老汉转头对赛里木说：

“同志！您也应该负责任嘛！您跟着汽车前来，总应该验收一下嘛，怎么能够不问质量，装满就扛呢！”

赛里木听了暗暗点头。他抓起了一把麦粒，确实，有许多灌浆不饱满的颗粒，成色比方才那一堆差得多。惭愧啊，又是一个信号！一下来参加劳动，他就感到了自己和农民之间的距离，不要小看这个距离，如果不时时自觉地去发现，去缩小和消除这个距离，就不能算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好干部。他正想向老汉作个检讨，只听得又一声招呼：

“赛里木书记，是您吗？”

这是伊力哈穆。他在场的另一端扬麦，听到阿卜都热合曼高声叫喊，才把视线投了过来，发现了县委书记的到来。

当伊力哈穆把县委书记介绍给热合曼老汉的时候，老汉有些不好意思，他的浓眉下的眼睛里露出羞怯的表情，嗫嚅着说：

“我的嗓门太大了！”

“不。为了国家利益您应该大喊大叫，”赛里木拍着热合曼的肩膀，“我完全接受您的批评。我只是想，如果分两组同时装灌，就不会窝工了。”

“好！好！”阿卜都热合曼马上调整了劳力的组织，两处同时装麦。不再有人拿着空麻袋排队了。

“为什么那一堆麦子成色那么差？”过秤的时候，赛里木向老汉发问。

“那是雀儿沟打下的麦子。那里的土地很不平整，水浇不匀，有的地方水小了干脆就浇不上去……平均比庄子的麦地少浇了一遍水。”

“您们没有想办法去平整一下吗？”

阿卜都热合曼用鼻子哼了一声，从磅秤上的麻袋里拣出几片干马粪，他说：

“前年冬天要去平地，赶上麦素木来贯彻劳逸结合，让睡觉，不让干活。去年冬天又要去，队长偏要大家做醋，把生产队办成了醋坊。”

“你们的队长是哪一个？”

“唉！”热合曼把手一摆，含意是“不提他啦”。他觉得自己对初次见面的县委书记絮叨得太多了，他虽然脾气火爆，却不愿意在领导面前发牢骚，他自己也不喜欢那些好抱怨的人。他笑了笑，把麻袋口拧紧，一努劲，提了起来，赛里木连忙伸手接过了麻袋口，塌下腰把麻袋顶了起来。

又用了不大的工夫，汽车装好了。驾驶员爬上去检查了一遍，满意地跳了下来，人们关上了车厢侧板。汽车开动，驾驶员伸出了一只手挥动着和农民们告别。

装车的社员坐下来休息。烟瘾大的人走出麦场远远地蹲在水渠边去吸烟。场内是严禁吸烟的。赛里木本打算再找阿卜都热合曼说说话，老汉却不想多谈了，他正忙着招呼几个骑马的少年去把刚才装车期间一直在闲散地吃着苜蓿的六匹马拉过来，指挥他们套好石磙子以备休息后继续轧场。于是，赛里木缓缓地向另一方踱去。在一个高耸如山的麦草堆的后面，他看见了有三个妇女正蹲在那里清理轧头。一个年岁很大，从白色的大纱巾下面露出了灰白的辫子。一个面色红润，体格健壮。还有一个皮肤黧黑，目光流动，她的神态和花绸头巾、粉红色的丝织连衣裙外面套穿着一件黑绒镂花的坎肩以及耳环上坠着的假宝石，都使人一眼看出她不是普通的农村女社员。她们正在干的清理轧头这个工作，是个琐碎的扫尾活儿，拉来的麦子经过晾晒和碾压，绝大多数都脱了粒，但是总有极小部分麦壳特别坚硬，甚至始终保持着麦穗的完整形状，这就称为轧头。扬场当中使用的扫帚，就是为了对付这种比重并不比麦粒轻、因而风力送不出去的轧头以及土坷垃还有石块的。这部分轧头，只有最后集中起来靠马蹄子踩，靠马蹄上的铁掌来踏破它们的不肯张开的硬壳，以达到脱粒的目的。这当然是一个落后的办法，但是在脱粒机没有普遍使用以前还找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经过马蹄的踩踏以后，由于轧头里混着土坷垃石块，不能再靠抛扬来净化，只好让这些妇女们一人拿着一个箩，把脱了粒的轧头捧在箩里，然后巧妙地一转一旋，利用离心力把麦粒和杂质分开，把滞留在箩底中心的脏东西用手指拣出去。

由于看到这里的两个妇女的年纪显然比自己大许多，赛里木走过她们的身旁的时候恭敬地俯身抚胸行礼，问道：

“你们好！”

“您好吗？”红脸的女人和最老的女人先后回答。红脸女人问道：

“您是哪里的？刚才，您也一直在扛麻袋啊！”

“我是跟汽车来的。”赛里木含糊地回答。

“那您为什么不随车走呢？”年老的女人慌忙问，她的口气似乎是认为赛里木是个由于粗心大意而误了车的旅客。

“我……是来劳动的。”

“也许，您不是犯了错误下放农村来改造思想的吧？”黑女人抬起了头，眉毛俏皮地一扬，紧紧地盯视着赛里木。

她的说话使赛里木一惊。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她的突如其来的问题和令人不安的吞噬性的目光，这还因为她的嗓音低得近似男人，音调却力求娇媚。

“瞧您，”老年女人责备地说，“古海丽巴侬，您老是说这样的不着边际的话！”

“那有什么，”黑女人耸一耸肩，“好男儿的头上，会经历各式各样的事情。再说，如果一个干部犯错误，多半不会像这边厢这样卖力地扛麻袋的。”

“您们的看法呢？”赛里木问另外那两个女人，她们的话使他发生了兴趣，他走近一步，蹲了下来。

“我们吗？”面色红润的女人说，“您卖力地扛麻袋，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是个好事情。可惜，有些干部来劳动只是做做样子。”

“怎么个做样子法呢？”

“有的人干上那么一小会儿，看看表，喂呜，到时间了，他还有一个会；他忙得很哩！有的干上一会儿把队长叫到一边，谈话去了，还拿着一管钢笔和一个小本本在记呢。谈完了队长，再谈社员，直到收工前十分钟，他与五个人的个别谈话才告结束。”

说着，她自己笑了起来。赛里木也笑了。

“您不要乱说！哪有这样的干部？”老年女人说。

“这种人也是有的，当然，是少数。”赛里木说。

“不要那样说干部们吧，再娜甫，”老年女人说，“做做样子也好嘛！到农村来了，到劳动的地点来了，和许多人谈了话，这不也是好事情吗？……”

黑女人对这个话题似乎厌倦了，她打断了老年女人的话，说道：

“男人们都在休息了，我们也休息一下吧。”说着她就扔掉了箩，退后几步坐到地上，同时呻吟着：“摇啊簸啊，摇得我头也昏了，腰也酸了，哇依我的头！哇依我的腰！”

另外两个女人看了她一眼，没有理她，继续干着手底下的活儿。再娜甫哼了一下，说道：

“古海丽巴侬！您还需要锻炼锻炼呀！”

“算了吧，”古海丽巴侬恶狠狠地说，“我永远不会锻炼成一个劳动模范的。难道我们女人是为了干这些活儿才生到世上的吗？”说完，她扶着腰站了起来，拍打了一下裙子上的土，一扭一扭地走开了。

赛里木捡起了她丢下的箩，学着她们的样子也簸麦子，但显得有些笨手笨脚。再娜甫止住他说：“算了吧，这是女人的活儿！”

“她原来不是农民吧？”赛里木努了努嘴角，指着走开了的古海丽巴侬。

“她是科长的夫人。”

赛里木呵了一声。对麦素木的事情，他是知道的。

“我说同志，”再娜甫见赛里木仍在吃力地簸麦子，再次制止他说，“您放下箩吧，这是女人的活儿。”

“谁规定这是女人的活儿呢？”赛里木问。

“当然是女人的活儿喽！干这个，一天只给记五分，如果去翻场，一天是八分、九分。”老年女人说。

“是不是给您们的工分记得低了呢？”

“哪里低呢？”老年女人觉得赛里木误会了她的意思，遗憾地举起了两只手，“这是个轻活嘛！拿我来说吧，快六十的人了，力气又小，我能干什么呢？播种？不行。耕地？不行。浇水？不行。收割和打扬？都不行。如果不是人民公社，像我这样一个年老的女人，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有我的事情做，还给工分。要那么多工分干什么呢？我的肚子是饱的，我的衣服是整的，我的房屋是结实的……”老年女人满意地笑了。

“多么可爱的老妈妈！她们对生活的要求是这样少，却总想着献出自己一点一滴的力量。”赛里木感动地想。“那么您呢？”他转而问再娜甫，“难道您也是因为气力不够才干这个轻活儿的吗？”

“我的气力大得很，”再娜甫骄傲而爽快地回答，“前几天我一直在翻场，每天挣多得多的工分。”

“那您为什么要来这边呢？”

“这也是个要紧的工作啊，难道到了手的粮食还可以糟踏不成！又不能让老大憨粗的男人来摆弄这个小箩！”再娜甫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陌生的干部要问这个，她看了赛里木一眼。

赛里木点点头。显然，在再娜甫心中，有远远比工分重要的东西。他又转而问年老的女人：“如果没有这种适合您的力气的轻活儿呢？那您就只能在家休息了。”

“为什么没有？”老年女人的语气里流露着不满，“那么多地、那么多庄稼、那么多事，总有我干得了的。就是真的没有了，我也要到地里来，拔两根草，捻碎两块土坷垃也是好的。我才不在家呢。在家里，我已经呆了五十年！只有在合作化以后，我才知道我不光对老头子、对孩子有用的，我对大家也是有用的，我也是公家的人呢。”

“您说得太好了。那么，您的老头子是谁呢？”

“她是咱们的麦场负责人、队委会委员阿卜都热合曼的老伴——伊塔汗姐。”再娜甫介绍说。

“她男人是副队长热依穆，比我的老头子‘官儿’大。”伊塔汗指着再娜甫说，说得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可是您是谁呢？您还没有把名字告诉我们呀！”两个人差不多同时问。

“我叫赛里木。在县上工作。”

“县上？”伊塔汗眨一眨眼。再娜甫却想起了什么，她问：“听说，您们的那个书记也叫赛里木。是吗？”

“也可能的。”赛里木微笑着站了起来，走了。

“倒是个和气的人，挺好说话的。”再娜甫说。

“我看，他不像个犯错误的。”伊塔汗看着赛里木的背影，用心地琢磨着。

赛里木向伊力哈穆扬场的地点走去。在他和女人们闲谈的时候，男人们已经休息完了，他们在热合曼老汉的指挥下，站了一大圈，各拿一把大大的三股木叉，分段翻场轧场。尼牙孜懒洋洋地用木叉挑起一块一块的麦草，有气无力地抖动着。一见赛里木走过来，他就撂下了工作，拿着木叉跑了过来。

“书记！”尼牙孜追上赛里木，叫了一声，赛里木停住了脚步。

“天太热。您到阴凉地去休息会儿吧。”

“阴凉地？”赛里木一笑，“这里哪儿有阴凉地方？阴凉地方还能打场吗？”

“要不要我带您去瓜地？”

“不！”赛里木简单地回答，抬腿要走，但是尼牙孜用他的单刀直入的语言止住了他。

尼牙孜说：“我们那个场头儿，就是刚才训我的那个老汉阿卜都热合曼，您以为他的思想好吗？请您不要上当。那全是假的！”他放低了声音，“他的女儿跑到那边去了，他这个地方，”尼牙孜指一指自己的头，“问题多得很！还有那两个刚才跟您说话的女人，都不是好东西！再娜甫是个疯子，她在家里打自己的男人，我们的窝囊废副队长热依穆，”尼牙孜信口编造着，“她的女儿二十多了不结婚，还能有好事情吗？另外那个老的，她干脆就是个白痴！您不信去问问她，北京在哪里，乌鲁木齐在哪里都不知道。”

“这么说，您对他们都有意见了？”

“嗨，嗨，我的书记！我的意见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把我害苦了！食堂开饭的时候，硬是不给我盛牛杂碎。难道我尼牙孜没有给公社出过力气吗？我有话，我的话要对书记说啊！我的老婆也受他们的欺压呀！我是因为有病才迟到了的。我家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了，没有钱买盐，没有钱买茶，甚至连磨面的钱都没有了。今天晚上回家，我就得吃白水煮整麦粒儿啦。”

尼牙孜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红肿的眼睛里充满了汪汪的泪水。

“您先去劳动吧，您看，马拉着石磙子已经绕过了三圈，您负责的地段的麦子一直没有翻动呢。”赛里木听了他的话感到摸不着头脑，只能按常规给以一般的回答，“您的意见我以后再听，我将在您们大队住一段时间。您的困难，我可以找您们队干部问一问，再说。”

“我们的穆萨队长倒也罢了，就怕这些二队长啊！还有那个伊力哈穆，去年冬天他在社员大会上提出让我偿还欠队里的债，让我拿什么还呢？卖老婆还是卖孩子？难道现在是旧社会吗？难道他们是地主吗？难道我们还要受压迫吗？……”

“您先去吧，我们再找个时间谈。”赛里木好不容易才把尼牙孜劝回到劳动的岗位上去。赛里木走到伊力哈穆的身边。他拿起扫帚，帮伊力哈穆清扫麦堆上的渣子。他们配合得很好，一边扬、一边扫、一边归堆、一边清渣，同时，赛里木不慌不忙地时而提出一些问题，闲谈般地问了许多情况。赛里木的到来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度重视，他极力想借故靠近他们一点，竖起耳朵想办法捕捉住他们交谈中的片言只语，却又怕引起注意。同时，他非常着急，偏偏场上和庄子上既没有库图库扎尔书记，又没有穆萨队长。他紧张地思索着能够做点什么帮助一下队长特别是书记。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经过一番变故后，收敛头角，夹起尾巴，躬腰垂头，低眉顺眼，脸上总是挂着一个谦卑的笑容的假面的前科长，前“苏侨”麦素木先生。

麦素木已经荣任大队加工站的出纳员，从他身上新换的一身比较整洁的华达呢制服和给自己新置办的毛驴车上，略略透露了他的身份的这一初步上升。他是在汽车开走以后，赶着自己的驴车到场上装一些碎麦秸以便喂养奶牛和毛驴的。他一到场上，就听尼牙孜讲到了县委书记到来的消息。这使他本能地感到了一种紧张。现在，随风传来了伊力哈穆的话语中“领导班子”“阶级敌人”“修正主义”“斗争”“运动”这样一些刺激神经的字眼……终于，他甚至没有顾得上把分给他的宝贵的充家畜饲料用的碎麦秸踩紧实，没有来得及把车装高装圆，辜负了为了装得更多些而事先在车槽两侧密密麻麻地插上了的两排杨树枝条，他才为自己装了多半车，便急急地吆喝着毛驴离去了。

从庄子到公路的大路上没有什么人。麦素木顾不得爱惜自己花了一百五十块钱，新买到手的这头被卖主标榜为真正库车纯种的叫驴，拿起树条照着驴屁股就是一阵快抽，树条折了，他干脆拳打脚踢，使驴的后腿一跳老高，几乎折翻了车。

幸好，库图库扎尔和穆萨都在呢。他们正在大队部前的美丽的柳荫下聊闲天。麦素木在离他们二十步开外的地方下了驴车，定一定神，缓缓地走了过去，咳嗽了一声。

“有事吗？”库图库扎尔傲慢地问道。

麦素木向书记行礼，一转念，改向穆萨道：“队长，赛里木来了。”

“哪个赛里木？”穆萨麻木不仁地问。

“县委书记赛里木同志！”麦素木强调地回答，他从眼角偷看了库图库扎尔一眼，库图库扎尔隐隐约约地似乎眉头微微一皱，此外再无反应。

“怎么样？”穆萨把头一歪，眼睛一斜，露出了很多的眼白。

“不怎么样。”麦素木的声调里流露着一种嘲弄，“您们都不在。伊力哈穆和阿卜都热合曼都在……”他低声补充说。

“他们在就在。”穆萨豁地站了起来，“我不怕！”

库图库扎尔拉了一下穆萨。他从眼角里瞟了一下麦素木，不阴不阳地说：

“知道了，做您自己的事情去吧！”

“混蛋！十足的混蛋！”麦素木心里骂道。但是，他的脸上显出的是一个谄媚的微笑。“是！”他回答道。躬身向后退了几步，转身走掉了。

等麦素木走了以后，穆萨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问：“县委书记来干什么？是不是和您说的那个‘四清’有关？”

“谁知道？看您，说起话来哇哩哇啦，一提‘四清’就慌成这个样子！”库图库扎尔责备地说。

“谁慌了，我只是想估量一下……”穆萨辩解说。

“麦素木来送这个信还是有好处的。我去庄子去看一看。”库图库扎尔考虑了一下，说道，“您最好等一下也去庄子劳动一下。不过我要警告您，”库图库扎尔伸出右手的食指晃了晃，“第一您不要慌张，第二您在麦素木面前要稳重一些。”

库图库扎尔疾步向庄子方向走去。走近七队农田的时候，他看见了一组青年正赶着高轮牛车装运油菜籽，其中，有他的侄子伊明江。库图库扎尔灵机一动，把刚刚装好车，挥鞭欲走的伊明江叫住了：

“我的孩子，你等一等。这一趟车交给我吧。”

“什么？”伊明江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你休息一会儿。这趟车我给你赶到场上去。”

“不用，不用。”伊明江误会了他的意思，“我还一点也不累呢。”

“累不累也交给我吧。需要这样做。”

库图库扎尔不由分说夺过了鞭子，他没有时间向伊明江解释，赶起牛车，径奔阿卜都热合曼的那个麦场去了。

远远地，库图库扎尔就看见了赛里木正和伊力哈穆一心一意地在扬场。他想了想，假作没有看见县委书记的样子。把车赶到了卸菜籽的一角，对前来帮他卸车的社员故意大声吆喝着。

“轻一点！轻一点！不要忙！这种东西的荚容易裂，一裂种子就炸……”

社员完全听糊涂了，问道：“炸在场上有什么要紧。不裂，我们还得轧呢！”

库图库扎尔搞错了，他把应该在田里收割和搬动的时候强调的注意事项，弄到场上来了。

库图库扎尔卸完了菜籽，脸上沁出了汗珠，面色也红扑扑的，像一直在参加劳动的样子了。然后，他赶着牛车，打着唿哨，故意绕上一圈从赛里木的面前走过。赛里木听到木轮旋转的轧地的声音和车轴的吱吱的摩擦声，抬头望了一下，目光与库图库扎尔相遇了。库图库扎尔显出了喜出望外的神色，他从牛车上跳了下来，与县委书记亲热地握手问好。

“您来了吗？书记？这太好了。您看，公社也没有事先通知一声。”

“有什么好通知的呢？”赛里木带着真诚的不解神情问道。

“这个这个……我们好向您汇报呀！早知道您来，我就该等着您，不去驾这个牛车了。您不知道，油料作物是非常娇嫩的，交给那些小伙子拉运，我总是不放心……那，怎么办，是不是下午把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召集起来给您汇报？”

“不忙，我要在您们大队呆些日子呢。”

“您先不走吗？那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请您帮助我们传达中央的文件吧。”

“我就是来和大家一道学习的。”

库图库扎尔又接连说了五六个“太好了”，然后对县委书记的食宿生活做了细致的询问，赛里木谢绝了到库图库扎尔家里住的邀请，说明他的行李还在公社，傍晚准备拿到大队来，睡在大队部的随便哪一个房间就行了。吃饭呢，赛里木准备轮流在各户贫下中农家吃派饭，然后，赛里木问道：

“传达文件的事您们是怎么安排的？”

库图库扎尔其实并没有安排，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机敏不假思索地接了下去：“从明天晚上起，每天晚上开支部会；先在党内传达，逐步扩大到干部和群众。”然后，他一气呵成地向伊力哈穆喊道：

“伊力哈穆！庄子这边的党员您都通知了吗？”

伊力哈穆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您忘了？”

“我忘了什么呢？”

“开会呀，党支部会，就在明天晚上，昨天我不是告诉了您了吗？”

“我昨天根本就没有见到您。”伊力哈穆冷冷地说，然后低下头继续干活。

“我的天！”

库图库扎尔喊了一声，本来，他想当着赛里木的面顺手给伊力哈穆一击，如果是别人的话，他说不定要立即教训人家一番，说人家党性不强、不重视党的会议之类，人家越莫名其妙，他的随口的突然袭击就越不会受到反驳。但是，伊力哈穆的沉静与冷淡使他不敢做得太过分，他宽大为怀地用鼻子一笑，含含糊糊地说：

“反正咱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记错了，算了！那么，我现在正式通知您，明天晚上开支部会，您不会忘掉的？”

“对！”伊力哈穆回答。

库图库扎尔赶车走出去没有几步，又听到了赛里木招呼他停一停的喊声。他狐疑地回过头去。赛里木走过来，没有说别的话，弯下腰把散开了耷拉到牛腿上的缰绳拉起，捋直，系紧。又把牛背上歪在一边承力偏到一侧的小鞍子扶正。库图库扎尔忘了查看套具，搞了个乱七八糟，赛里木的这一举动使库图库扎尔刷地红了脸。

赛里木在爱国大队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他参加了劳动，看了庄稼和田地，吃了瓜，喝了奶茶。他接触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许多的印象交织在他的脑海里。

夜晚，他住在大队党支部办公室，临时拼上几个桌子就算是床。屋里还残留着一些硫酸铵的气味，开春时候，这里临时堆放过化肥。窗子框和屋顶上的席都有些破烂了，特别是顶棚上，有漏雨的痕迹（虽然从一年前库图库扎尔在每次支委研究工作时都要提出给大队部的房顶上草泥的问题，不知为什么，迄今还没有实现）。房屋是简朴的，但是赛里木很欢喜。像鱼儿来到水里，一下来，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以至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他和人民更近了。他头脑里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更多了。他的心情更充实也更自如了。虽然担任县委领导职务也已经五六年了，但是办公室一坐他总觉得六神无主。脸上没有土，身上不出汗，鼻子里闻不见牛粪、青草和柴油的气味，手里握不到厚实的硬茧……这可叫人怎么过下去！

下乡，要下乡，非下乡不可！他像铁片受到磁石的吸引，一接触生产队的生活，他就被那蓬勃的生气、斑斓的色彩、错综的矛盾所吸引住了；又像一个好学的人打开了一本还散发着新油墨的香气的大书，有无比丰富、生动、深刻的学问等待着他去开掘钻研；还像一个船长的出海，天高、地阔、水深，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风疾浪高，考验着他驾船的本领……是的，当农民们知道他是县委书记以后，都对他很尊敬，很亲切。当然，这并不是因了他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党，没有新疆的解放，他也只能和世世代代的维吾尔贫雇农一样，终生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一小块馕饼而辗转流离，历尽贫穷和饥饿，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几乎是毫无价值地苦难中度过每人只有一次的一生。然而今天呢，连伊塔汗老太婆也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公家的人”！人们尊敬县委书记，当然是出于对党的爱戴。党不愧是人民的鼓舞者和组织者，不愧是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使之攀登到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梯上的高峰的先锋力量……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引人入胜的事业吗？还有比做一个党的干部更光荣、更艰苦的责任吗？

正是在人民当中，他时时体会到差不多是一九五零年入党宣誓时举起右手以后充满了全身心的庄严的喜悦。只有到人民当中去，才能使他的这种激情和责任感到不褪色。

夜已经深了，赛里木的鼾声越来越深沉和均匀。即使是在甜美的睡梦中吧，如果你走近他的床头，你将不时看到闪耀在他的脸上的这种喜悦的光辉，直到黎明时分，东方红霞的光亮和这种光辉融在了一起。

小说人语：

也许已经淡忘，也许已经时过境迁，也许希望做到了的并没有完全兑现，也许这并不能像市场法则一样地解决发展生产力的关键问题；当年的强调参加劳动与联系群众，当年的与百姓打成一片的干部形象仍然令人难忘。不该忘记噢。

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的纵深、丰富与距离感。历史的庞杂令人击节长啸。劳动的快乐从每个毛孔中洋溢。你扛过百公斤以上的麻袋吗？时代造就了人。人总会有一种爱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