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穆萨与杠头乌甫尔大战

挥动钐镰

英雄的劳动场面

和煦的春风在田野上回荡，在地头渠边、在路口桥旁、在每一座院落和房屋里，它们融化了最后的冰雪，吹开了一朵朵的玫瑰，催促着庄稼和树木的生长……

当伊力哈穆给阿西穆刷墙的时候，同时又有多少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正在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细致入微地做着思想工作；他们推开这一家的门，又拉住了那个人的手。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娓娓动听的话语，他们的关切的目光和坚毅镇定的举止驱散了人们心头上或有的阴云，温暖了一颗颗善良却难免粗疏和软弱的心，构成了一道道平凡却也是稳妥的堤防，在恶浪浊水面前，素常一样地存在着、阻挡着。

吐尔逊贝薇的工作方法是别具一格的。分工她负责去动员几个无故不上工的妇女。中午，她组织了七八个八九岁的小娃娃，给他们明确了任务，进行了速成训练。然后，她系紧头巾，挽起袖子，挺起胸膛，带上排得整整齐齐的娃娃们，开赴一家又一家。到了那里，她先指挥着孩子们给扫扫地，拾掇拾掇院子。他们的工作对象——那个无故不上工的女主人又是惊奇，又是表示感激，又怕孩子们弄坏了东西，急得哇哇乱叫。这时，孩子们排成队，由领头的孩子朗诵道：

“大妈大妈您为什么不下地？不劳动哪儿来的小麦、玉米！”

然后大家和道：

“好大妈，亲大妈，我们的勤劳的大妈，请快去上工吧！快去上工吧！快去……”

虽然孩子不算多，喊叫的声音却是震耳欲聋。

遇到工作对象年龄不算太大的时候，他们就把“大妈”换成大姐。吐尔逊贝薇知道，越是这些不爱劳动的妇女，越是讨厌别人过早地称她们作“大娘”“老婆子”。遇到孩子们说得不太清楚，吐尔逊贝薇就自己出马重复一遍，而如果孩子们忘了该说什么，吐尔逊贝薇就当着听众（应该说是听者，因为往往只有一个人）的面提词。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直到听者做出了一两天之内尽快地去下地劳动的保证为止。

艾拜杜拉这天中午破例来到了桥头。在通往庄子的路上，跨过沿公路的主渠，修了一座木桥，木桥两边的栏杆，修得宽宽的，好像两排长椅，确实也是为了给人们坐的。新疆农村修桥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桥梁的两方面的职能，即交通上的职能和公共休闲场所方面的职能。有那么一些游手好闲的男青年，最喜欢靠在、坐在桥栏杆上休息。在这里可以晒太阳、吹风、得清凉、“吃空气”、吸烟、听流水声。更主要的是看过往的行人，其中特别是过往的姑娘和年轻媳妇们。他们常常对这些过路的女人评头论足，引起一阵阵哄笑。说实在的，他们绝大多数并不是流氓，他们的笑话也说不上猥亵下流（真正的流氓并不到这里来说笑话），他们不过是有些散漫，缺乏政治觉悟和组织性、而又都喜欢卖弄自己的贫嘴呱哒舌而已。

根据早上碰头会的决定，艾拜杜拉一方面是硬着头皮，一方面又是忍住笑来到了这里。他招呼道：“伙计们，来吧，我给你们念一段故事！”他掏出了一本小册子，他念得非常之好，抑扬顿挫，又清楚，又流畅，又有感情，在桥上消磨时间的几个小伙子凑了过来。开始他们有点纳闷，他们不知道艾拜杜拉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们怕艾拜杜拉把他们教训、甚至骂上一顿，再说论打架他们几个人加在一起也不是艾拜杜拉的对手。及至听到艾拜杜拉念故事，他们松了一口气，却也更好奇了，艾拜杜拉念的是欧阳海舍己救人的事迹。念完了，艾拜杜拉说道：“伙计们，人家是人，我们也是人，看，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可你们呢？你们早就超过了偎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年纪了，你们睡觉的时候用不着安放须卖克，你们吃一顿饭的饭量顶得上半个骆驼，可你们在这儿游荡，你们为什么不下地劳动呢？我知道了，不用解释了，你们昨天去干过活。农忙的时节，怎么能这样？哪怕是一匹马，如果是好马，它也渴望着在战场上驰骋，它绝不愿意整天只是在土里打滚和晒太阳啊，你们难道没看见，没听说，修正主义、反动派、地主坏蛋正在破坏咱们的日子，你们的懒散不是帮了坏人的忙了吗？快把你们浑身的力气，献给公社的土地……”

这个大队最年老的长者是斯拉木。他自己也讲不清自己的年龄，只记得是出生在青杏开始变黄的一个刮大风的日子。巧帕汗外祖母说，在她做姑娘的时候，斯拉木已经开始蓄长须了。他是七队的护林员。从天不亮，他就活动在林带里，中午也不回去。他不但要给树木浇水、松土、涂白，在这个季节，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防止谁的毛驴或者羊只咬啃树皮，五月的树皮，饱含着多少生命的液汁，遇到那种不负责任的主人的讨厌的牲畜，树林就要遭殃！他一面看着树木，一面也看着行人。他认识这一带所有的人，眼皮一撩他就知道哪个人是为了办事而匆匆地走过而哪个人是散散漫漫地浪荡。他叫住每一个他认为是应该叫住的人，给他们讲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胡思乱想，赶紧到地里去把春季的农事搞好，不要怕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这个汉语措词老人觉得说起来拗口、费解，他是怎么认真学习也听不明白，加上对于“第二国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的说法，他就更是如入五里雾中。他想起了一个词：球筒子，其实是来自汉语的“取灯子”或“取灯儿”，是南疆一带流行的用来引火的薄木片，他干脆将修正主义叫做取灯主义，后来说快了同时他极力摸索读音的汉语特点，乃变成毬灯儿主义，“不要怕那边的毬灯儿主义……”他振振有词地宣讲，他引起了一片笑声，他不是不懂不是感受不到这里的汉语发音的妙处，他很得意，他知道自己的反修批修的水平有相当的高度了。

还有达吾提铁匠和萨妮尔妇女主任。还有热依穆副队长和他的妻子再娜甫……人们在活动着、讲解着、劝说着、争论着、批驳着。他们一面顽强地、耐心地进行着宣传鼓动，一面注视着、了解着群众的思想动态和敌人活动的蛛丝马迹。他们的活动，构成了我们强大的人民政权的喉舌与耳目。

但是，历来比哪个积极分子都要更积极一些的阿卜都热合曼老汉到哪里去了？且慢……

在讲到这一天社队骨干们的平凡而意义重大的活动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忘记里希提。原来地主马木提和他的儿子依卜拉欣的庄园，修得比较大。解放以后又盖了许多房子。公社化以后单独组建了一个队。在老庄子前面，有一株巨大而古老的胡杨树，小小的圆叶子遮住了一大片阳光，夏天在树荫下开会，可以坐下几百人。树枝上挂着一个美国造的炮弹壳，这还是土改那年工作队带来当钟用的。有些不习惯也不喜欢用数序来称呼地名的人（大部分农民觉得用数字命名——一区、二公社、三队等等——太抽象，他们宁愿用一些非正式的但富有特色和直观性的名字——如一株杨、白商店、坑边等等），提起四队来爱说在那棵胡杨树下面或者在那个炮弹壳下面。四队队长、共产党员乌甫尔，绰号叫“翻翻子”。乌甫尔爱抬杠。其实，他未必比旁人抬扛抬得多，抬则必求弄清底里，决不和稀泥、随风倒。再有，他说话又急又快，说话的音调成抛物线轨迹；就是说，他每讲一段话，不管一句也好，十句也好，开始总是声音又低又小，越说嗓门越大调子越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吵架，等到这段话快结束的时候就又渐弱，一直到零。他肤色黧黑，不逊于印度人，而他说话的时候又习惯于略斜着眼睛，露出了非常显眼的眼白，粉红色的厚嘴唇飞快地颤抖着和运动着，这又增加了几分爱抬杠的印象。农村的人爱给人起绰号，有的绰号反映本质，有的则只反映现象。翻翻子这个绰号对于乌甫尔，既是事出有因的，又是很不确切的。

因为，对于公社对于党，乌甫尔不仅不是翻翻子，而且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地忠诚、实在、说一不二。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那些油滑世故的狐狸们的翻翻子。一九五六年春天，高级社分派乌甫尔去种旱田。他带上一个年轻人，赶上一辆木轮车，套上马匹，拉上犁铧、麦种和草料就去了。所谓旱田，就是指伊犁河谷北面的山坡田。那里地势相当高，无法引渠灌溉，但是土壤肥沃。农民们每年起春去撒上一些春麦或者胡麻种子，八月份去看看，有收成，就去收割，没下雨，也有颗粒无收赔掉种子的情形，一般来说，总还是有点收获的。赶上夏季多雨的好年成，旱田的麦子更是又多又好，磨出面来面筋含量高，和起面团特别有劲儿，最适合做人们爱吃的拉面条。种旱田虽然带有碰运气性质，反映了我们农业生产力的不发达，但仍然是伊犁粮食耕作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是年年都要抓紧的一项工作。那一年乌甫尔上了山，预计五天完成播种任务，结果因为中间遇雨，到了第五天，没有种完。饲草还有，但人吃的干粮却片馕无存。如果回村取食品，来回路上就要走两天，而且完不成任务回村，这样的事情乌甫尔干不出来。于是乌甫尔和那个青年商量：“算了吧，干脆咱们不回去了，明天也就不吃他那个饭了。抓紧时间，把旱田种完再回去喂肚子、休息。”那个青年见乌甫尔态度坚决，就同意了，谁知饿着肚子干活确实不是个好受的事儿。扛起麦种来还不等迈步脑门上就冒虚汗，嘴里老有一种酸苦的味儿往上翻，见到这种情形，乌甫尔打发小伙伴回村走了，自己却咬紧牙关坚持干了一整天，直到深夜。第七天的中午，乌甫尔在胜利完成任务以后，喜滋滋地咧着嘴回到了胡杨树边。

还有一次，那是一九五八年，拖拉机第一次开到这个大队，新当选为队长的乌甫尔得到通知，下午七点拖拉机将开到胡杨树下给四队夜耕。乌甫尔吃过晚饭来到了炮弹壳下，铁牛首次驾临，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根本不见影子。队上其他干部要来换他休息，他说他和农机站长讲好了是他亲自等候和迎接；可以让他等拖拉机，却不能让拖拉机来了再去找他。他的金发的塔塔尔族妻子莱依拉来叫他回家，他也不理。有人取笑他心眼太死，他不在乎。他等了八个半小时，直到夜三点半，才听见远方传来的突突的拖拉机声。乌甫尔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实在、办事认真、不知疲倦、不怕吃苦的人。

但是今年春天的一件事，乌甫尔确实给人们留下了“翻翻子”的印象。三月底，大队组织各队队长对备耕工作进行检查评比。从早到晚，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队，观察了农机具的准备，种子的选择和处理，渠道整修，畜力准备和田地里施用基肥的情况。晚上，在大队部汇总情况，进行评比，决定流动红旗的归属，七队队长穆萨汇报中说，他们给春耕地每亩上了三千斤基肥。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其他队的水平。而且实际观察的印象，七队地里的肥料就是显得堆大、量多。其他准备工作的情况，各队大致持平，这样，基肥的数量便成了一个突出的评比条件。有人建议把红旗给七队，库图库扎尔同意，穆萨得意洋洋。乌甫尔的白眼珠一翻一翻，始终没有讲话，别人以为他是为了丢了流动红旗而难过，在此之前的几次评比中，红旗都是落在四队手里的。等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乌甫尔说了话，他给七队算了一笔细账：该队春耕土地面积七百二十四亩，每亩地基肥三千斤的话共需肥料二百二十万斤；七队积的肥大宗共有四处：伊犁河沿的羊粪、庄子马厩里的马粪、队部前的马牛粪还有从社员各户家起出来的杂粪，每一堆肥料各有几米高，底盘的直径多少多少米，即使按最大的量计算，加在一起不超过一百万斤。接着，他计算了七队的运输力量，其中包括参加过运肥的社员个人和人力车辆若干，从哪一天开始到眼下为止，每天最多可以运多少，共计最多能够拉运多少。结论是，七队既没有那么多肥料也不可能把那么多肥料运到地里。由此可见，每亩地三千斤的数字是不可信的。他不同意立即将红旗发给穆萨，他建议次日全面检查一下七队的春耕地，因为白天他们看到的只是路边、庄子前的一部分地。

乌甫尔的发言使全场突然哑住了。里希提马上明白了：乌甫尔的计算和论据是颠扑不破、无可争辩的。里希提很后悔，他也一直感到穆萨的虚夸，但为什么没有像乌甫尔那样算一算细账。

遗憾的是，第一，乌甫尔的言发得太晚了，会议已经作了决定（天啊，乌甫尔怎么能更早地提出这个意见呢？他在肚子里反复验算了两个小时，直到确定以后才说了出来）。第二，乌甫尔的四队，恰恰是原来的红旗保持者。如果七队不应得红旗，显然红旗仍应奖给四队，客观上将会造成乌甫尔为自己争夺红旗的效果；人们将怎样理解乌甫尔发言的动机呢？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反对虚夸，提倡实事求是，支持乌甫尔这种认真、细致的态度。里希提正在考虑表态的时候，穆萨把披在身上的大衣一甩站了起来，咣地一声碰响了椅子。他说：

“我得了红旗，你不服气吗？队长！不服气你追上来嘛，靠算账能把红旗算到手吗？我们是指挥生产的队长，不是拨拉算盘珠的账房先生；我们当队长、靠的是‘抓’，”穆萨伸出了他的大手，在空中做着抓挠的动作，然后紧紧地握成一个拳头，“‘抓得不紧，等于不抓’，这是毛主席说的。算得再精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您能算出石头来，我还能算出砂子来呢！哎，乌甫尔大哥，哎，乌甫尔队长，您真成了个有意思的可笑的人。我看您不仅应该叫乌甫尔‘翻翻子’，而且应该叫乌甫尔‘受不了’啦！”

“受不了”这个词，在维吾尔语中是相当有趣的，它有极大的嘲讽意味，称一个人为乞达麻斯即受不了。那就是说那个人心胸狭窄、自私自利而又容易着急生气，同时，“受不了”也是一个人在一场争斗哪怕是一场口角中失败的标志，是为人所鄙视的。然而，它又不是什么辱骂的话。人们总是当面哄笑着讽刺一个人“受不了”，而且这个词还有一种威力，就在于它的不可抗击性，当你被称为“受不了”时，如果你脸红，发火，反驳……将进一步被视作“受不了”的证明。穆萨提到这个词，与会者不由得笑了起来，库图库扎尔更是笑了个前仰后合。

乌甫尔霍地也站了起来，他的眼白可怕地闪着光：“是我受不了还是你受不了？走，咱们现在就到地里看看去，看看是谁在说谎！”

穆萨也伸长了脖子：“你向我喊叫什么？我是七队队长，我不是你的孩子娃！”

库图库扎尔威严地挥手叫他们坐下，大声说道：“这算什么，这种现象很不应当，评比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不是为了抢夺红旗而是为了促进工作，我们长着两只大眼睛，应该多看看别的队的优点，应该有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高尚风格！乌甫尔同志，您是共产党员，老队长，怎么对评比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穆萨队长，您也太激动了呵，红旗给你们，已经决定了嘛！”

库图库扎尔的话还没有说完，乌甫尔一转身，走到门边，砰地推开门，退场走了。

“这这这……”

库图库扎尔勃然变色，他敲了一下桌子，脸上显出了从未有过的令人生畏的怒容，大喝道，“什么党员！什么队长！这还了得！岂有此理，能够这样对待领导，对待组织吗？一定要解决，要批判，要处理，要采取组织措施！明天支部开会讨论，不行就报公社处理……哼哼，以为这个世界就没有做主的哩……”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中，库图库扎尔怒冲冲地宣布：

“散会！”

队员们为乌甫尔捏着一把汗，不知道他将触到什么霉头。里希提感到奇怪，他没有想到乌甫尔会这样任性、轻率、急躁，他也不相信库图库扎尔真的是那样激怒。库图库扎尔的和善和嬉笑是有意做出来的，同样，他的雷霆大怒也是做出来的，有目的的。

第二天，里希提找了一个机会对库图库扎尔说：“关于乌甫尔的问题我认为……”“事情很明显，”库图库扎尔挥一挥手打断了里希提的话，并且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好像在说一件无味的、早已淡忘的、遥远的往事，“穆萨就是有点吹牛冒泡。乌甫尔也就是有些不服气。嫉妒啊！退出会场更是不该！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的。评比嘛，好与差，都是相对的嘛……”他的口气非常缓和、公正，准备给所有参加这次评比的人——包括他自己与里希提每人打三十大板。里希提偏偏想将他一军，说：“昨天您提出来要批判，要处理，报公社……”“当然要处理！”

库图库扎尔板起了脸，“任其自流那就是失职！”这句话说得比较含糊，没有说具体针对哪个人和哪个事。然后，库图库扎尔低下头找大队会计谈一笔款项的事情去了，把里希提晾在一边。忽然，又抬起头，对里希提说：“我会找他们谈的。我会给他们以教育的。”然后又顾左右而言他。看他那个姿态，里希提明白，再说什么他也不会听见的了。

里希提注视着他，慢慢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看来，头一天晚上乌甫尔退场以后库图库扎尔的大喊大叫主要是给人看的，借以维护和巩固他在各生产队长面前的威信，增加人们对他的敬畏，这就叫做骂闺女给儿媳妇听。至于此刻，他希望的是一把稀泥抹过去，因为，如果和认真的乌甫尔针锋相对地争下去，其结果只能是将这次评比的结论推翻，而将锈斑抹到库图库扎尔一手扶植起来的穆萨脸上。

事实果然如此。后来，乌甫尔曾经主动找库图库扎尔作检讨，库图库扎尔笑着去拉乌甫尔的手，乌甫尔的手缩到了身后，于是库图库扎尔又把手搭在乌甫尔肩上，使乌甫尔觉得肩上似乎爬着一条滑腻的虫子。库图库扎尔说：“您的意见嘛还是对的喽，七队队长的汇报有不准确的地方，我已经批评了他们。四队的工作一直还是好的。但是红旗在你们手里太久了，这就容易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这回红旗叫七队得去了，你们受到一点刺激，不也是有好处的么！”乌甫尔莫知所答。这也是库图库扎尔的本事，他善于避开分歧的实质和核心，专门在各种枝节上东拉西扯，振振有词，借以声东击西，迂回躲闪，既逃脱了攻击，又把对方引入了迷途。在这样分析问题的时候，他抑制不住那种得意和优越的样子，而且显得宽厚而又雄辩……

这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现在呢，这位乌甫尔队长面临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还离老远，里希提已经看见了乌甫尔。是在苜蓿地里，乌甫尔带领着几个壮劳力正在打钐镰。早晨的露水还没有完全干，绿中带紫、长着小小的厚叶子的苜蓿发出一种甘甜的香气，这个味道不像青草，而更接近于甘薯。刚刚露出地平线的太阳投下了他们几个人的长长的身影。他们的脚下，已经出现了一片割过的显得整齐和干净了的地面和一小堆一小堆割下来的苜蓿。里希提三步并两步地走到苜蓿地里，叫了一声：“队长！”

乌甫尔缓缓地抬起头来，默默地与里希提握手问好。然后低下头，抓住钐镰，甩动了膀子。

打钐镰，这是农村的一项重活。乌甫尔干起来却不显吃力。他两腿劈开，稳稳站住，不慌不忙，腰向前倾，伸直右臂，左手辅助把握着长长的镰柄，从右到左一挥，随着镰弓带风的嗡嗡作响，“沙”地一声，划过了一道两米多长的弧线，一大片苜蓿被齐齐地割了下来，并在镰弓的带动下茎是茎，梢是梢地排列在一堆。这块地上的苜蓿的被割倒，使眼前多了一片开阔地，乌甫尔随着跨上一步，又摆好原来的姿势，“沙”地又是一下。步子的大小、腰背的倾斜，挥臂的幅度和下镰的宽窄，都是一定的，像体操动作一样地严格准确，像舞蹈动作一样舒展健美。提起打钐镰，乌甫尔是第一流的好手。现在和他在一块地里割苜蓿的几个人，尽管看起来有人动作似乎比他快，有人挥臂似乎比他更用力，有人步子迈得似乎比他大，有人下镰似乎比他吃得宽，但是实际上都赶不上他；他走在前面，趟子宽，苜蓿打得净，地像理发推子推过一样的平整好看，堆子也大而整齐，堆堆都放在一条线上。

里希提没有多说话。他走到地边，拿起一把备用的钐镰。在镰柄压过的草丛里，他发现了四个鸟蛋。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鸟母亲把蛋下在这个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里希提微笑着拿起了玲珑的鸟蛋，本想告诉乌甫尔一下，但乌甫尔正严肃地专心致志地劳动着。于是里希提自己把鸟蛋放到了远处一个僻静防水的草稞子里，然后，他回来，拿起钐镰，用指甲试了试刀刃，把镰柄放在地上，用单腿压住，左手捏住刀尖，伸出右手叫了一声：“乌甫尔！”乌甫尔眼一瞟，也不问，就从衣袋里拿出一块小小的椭圆形的扁磨石，一抛，被里希提接住，里希提向磨石啐了一口吐沫，就埋头磨起镰刀来，磨了一会儿，刀刃锋利了，也更亮了，同时乌甫尔也已割到了地头正准备另起一趟从头割。里希提连忙紧了紧镰弓，跟了过去。他紧靠着乌甫尔的趟子挥动了手臂。头两下，力气似乎使得猛了一点，以致带得上身微微晃动了两下，这样，身体重心摇摆，刀下去就不那么平、匀了，恢复发力的正确姿势也耽误了时间。不大工夫，里希提已经协调了自己的动作，一切都上了轨道。他也是老农嘛！

在劳动中上了轨道，这就如同演员进入了角色，诗人来了激情，他的一切举动，已经不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完全献给了伟大的工作，服从于工作的需求。而里希提现在进入的这个“轨道”，是远比演戏或者做诗更伟大更根本也更开阔的一个事业，这个事业就叫做生产，叫做劳动。真正的劳动者从来都是忘我的。按照生产劳动的客观规律的要求，里希提的四肢有节奏地却又是活跃地运动着。他现在只有一个心，一个愿望，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动作，不吝惜一分力气，也决不浪费一丝力气，用最准确有力的操作，跟上乌甫尔，更多更快更好地割下苜蓿，出汗了吗？多么痛快，多么舒服！汗从额头流到眉毛上，从眉毛上拐到眼角，咸咸的汗水杀得眼角生痛，顾不上去擦。脸上的汗水流到了脖子里，头上的汗水也从耳后往脖子里流，而脊背的汗水已经流到了腰身上……

一个跟在他们后面的年轻的社员，抬头看了并排前进的他俩一眼，自言自语地赞叹道：“真漂亮！”

漂亮，什么叫做漂亮呢？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姿势漂亮与否。他们忠诚地、满腔热忱而又一丝不苟地劳动着；他们同时又是有经验、熟练的、有技巧的。所以，他们干得当真漂亮。也许，真正令人惊叹的恰恰在这里吧！忠诚的、热情的和熟练的劳动，也总是最优美的；而懒散、敷衍或者虚张声势的、拙笨的工作总是看起来丑恶可厌。美的范畴有时会和道德的、科学的范畴不可分割，而单纯地去追求美，就可能是得不到美。割苜蓿是这样，干别的又何尝不是如此！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真正的忘我的劳动，忘记了时间。割过的开阔地迅速地扩大着，似乎没有用多大会儿，这块地就割完了，底下的任务是将刚割倒的苜蓿晾晒几日，晒干后把一扑一扑的苜蓿攒成大堆，捆在一起。乌甫尔直起腰来看了里希提一眼。里希提也正笑着看着他。

“休息！”乌甫尔喊了一声。

“别把您累坏了！”乌甫尔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他大概刚刚想起，不该让里希提摽着自己干这么长时间的活，本来他早就该叫歇了。

“不要紧，我还棒着呢！”里希提伸出了自己瘦瘦的胳膊。胳膊不伸还好，一伸，乌甫尔看了心酸，也更后悔自己太不照顾人了。他低下了头。

两个人一同向地边走去，坐在渠埂上，漫无目的地抓着青草。里希提说：“嗯，谈谈情况吧，队长。”

“啧！”

乌甫尔用舌头打了一个响（用舌头啧地打一个响，是伊犁人表示否定之意）。

“啧什么？”里希提瞪了乌甫尔一眼。

“我……不是队长。”乌甫尔苦笑着。

“这是什么话？”里希提严肃地问。

乌甫尔没有言语。他挽起裤脚，寻找爬到腿上去的蚂蚁。

里希提又追问了一次，乌甫尔长叹一声，说：“有多少办法呢？人们不信任我，上边也不相信我，甚至怀疑我不是中国人。我怎么当队长呢？”

“你说什么？”里希提好像被蜇了一下，倏地蹲了起来，一只手抓住了乌甫尔的膝盖。

“您难道没听说？”乌甫尔悲哀地问。

“魔鬼才听到过这种废话！”里希提骂了起来。

“不是废话……我出了事了。”乌甫尔摇摇头。

“你出了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我只听说，你撂了挑子……”

“我……唉！”乌甫尔又叹了口气，“谁让我娶了莱依拉！”

“莱依拉？这和莱依拉有什么关系？”

“您真的全不知道？”乌甫尔犹豫着，终于决定把全部情况告诉这个老领导、老朋友。他说，“上月二十一号，那个红脸鬼来到了我的房子……”

“哪个红脸鬼？”

“还有谁？木拉托夫呗。他到我家里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我老婆按照维吾尔人的礼节接待了他，铺上了餐单，端出了糖茶。他拿出了一封信，说是莱依拉的生身父亲写来的。”

“生身父亲？”里希提更感到离奇了。

“是的，说是生身父亲，从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喀山写来的。信是写给苏侨协会，要求他们转给我老婆的。信上全是一派胡言……”乌甫尔把话咽了回去。一起割苜蓿的那个青年社员凑了过来，他提醒道：“乌甫尔哥，锄玉米的社员，已经收工了……”

乌甫尔抬头看了看，果然，太阳已经到了头上，已经有人在陆续地回家。他把手一挥：

“咱们先把苜蓿捆上好吗？”

小说人语：

截至现在为止，唯一读到的对于钐镰割草的描写见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又，这是唯一的一种劳动，其动作略似挥杆打高尔夫球。我国只有在新疆，农民是使用钐镰这种工具的，壮哉新疆！

而到了崭新的世纪，农业机械化的迅猛发展，使得这威武雄强的钐镰也成为稀罕物了。人们会忘记钐镰与砍土镘吗？像忘记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反修防修……

小说人参加过一次以“误读”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将修正主义误读为“毬灯儿”主义，实在是一绝。北京土话中的“灯儿”与河南话的“毬”含义相同。它表达了反修批修的鲜明态度，它不求甚解，带有取笑的解构性质，它表现了大大的良民品格，它放松了斗争的弦。小说人在他的其他作品里写过维吾尔农民将“斗批改”读成“多普卡”的故事。如果世上绝无令人喷饭的误读，历史将会变得沉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