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北京”这个名号也就只能在南边叫叫，真碰上翘着舌头该“儿”才“儿”的北平人，恐怕一听就知道人是从关外来的。

淑英母亲商大娘听说年前被日本军队拉夫去做翻译的淑英她爹有可能逃亡在上海，仗着手里还有些金子，母女又都是天足，就决定不坐以待毙，带着十岁的独生女离开已沦为俄国老毛子和日本小鬼子战场的家乡，怀抱一线希望奔向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那时还叫北平的北京，娘儿俩就在朝南奔的路上经过了一下，人生地不熟，连车站都没敢出。其实母女对上海也陌生，手里只有一个商大娘娘家堡子掰起手指也数不清楚的亲戚的联络办法，要不是父母公婆相继去世，家乡又不安全，商大娘也不会冒万险拖着女儿千里寻夫。幸而实际上只是小同乡的“上海亲戚”见了面，人不亲土亲，商大娘叫起大哥、大嫂，淑英在上海就有了也不知是她们二房东还是三房东的舅舅和舅妈。

淑英到上海的时候年纪小，还没复学，弄堂里走走站站，公厕前洗洗涮涮，就学会说几句本地话了，后来更是讲得听不出一点外地腔，可到她十六岁正式下海的时候，舞厅里大班还是给她起了个“小北京”的花名。在本地人眼里，腿长胸丰体态健美的北方大妞就是跟南国佳丽风情不同，兼之本地人对国内其他省市的观念一贯“出了上海都是乡下”，只有前朝天子脚下的北京还不敢太小看，所以上海滩舞厅里的北妞可能都叫“小北京”，淑英怕还不是当时顶出名的那个，而且认真追究，淑英该叫“小沈阳”比较正确。

淑英发育早，才十四岁就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精通国、沪“双语”，又还记得几句已经人间蒸发的她爹在闺女小时候亲课的简单日语。小学毕业后辗转托中人介绍，淑英考进新张的私人俱乐部做衣帽间小妹，算是母女到上海后的第一件喜事，起码为寻亲无着，渐渐坐吃山空的娘儿俩救了眼下之急。后来虽然穷家小户接着上的人生戏码是“孝女有病母，无奈堕风尘”的老一套，淑英毕竟已经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先“见习”了两年，趁着“公司”易主对外开放，舞厅扩大招聘的机会，从小妹转当舞女竟有点感觉像见习生转正，并不觉是被逼入风尘，有什么身心痛苦挣扎。那时对相依为命两母女最重要的事，是商大娘自认绝症，一年四季都咳不能止的毛病，有钱看医生了。

“俺对不起俺闺女啊！怎么俺就不是肺痨呢？日后找到你爹了，俺可怎么跟他交代？！”商大娘经西医确诊自己的病是“过敏”以后就常常自怨自艾，“不像俺就认得几个大字，你爹可是留学日本的呀！要不是俺身子骨不争气，你怎么会去那种地方上班？他一定是要供闺女读书的啊，可你看现在这样——”商大娘想起是自己拖累了女儿就哭。

淑英，现在“公司”里的人都叫她的小名“英子”或者花名“小北京”，早习惯了家中有商大娘在耳旁唠叨的背景音效，并没去细听母亲泣诉的内容，只管微蹙黛眉专心盘算家庭收支。她把必要的家用放一落，节余用旧手绢缝成的布包仔细收好。“转正”才两年，养家、救母的心愿都做到了，她人生的下一个目标是搬家。医生说商大娘的过敏症跟居住环境有关系，如果住的地方不那么潮湿，病情自然就会改善，现在开的药只止咳不管好。

“这里住着挺好，搬啥家！”商大娘舍不得离开情比亲亲的义兄嫂，更舍不得花钱，“钱都是你贪黑赚的辛苦钱，存起来赶快把账还了就别在那儿干了是正经。”

淑英是个聪明孩子，这屋里一票老乡都在上海住多少年了，本地话还不会说，淑英却已经学会了上海人过日子的精明：“在上海到哪儿去借钱人会借你？就公司乐意，还不催讨，不催就先欠着。听客人说小日本都打到北平了，钱越来越不好使，咱只要有就换金子，把咱先前换出去的赎点回来。”淑英说，“家得搬，还得赶紧的！再住在这儿是人都要生病，咱省下看医生的钱顶房——”她语音未落，眼捷手快地脱了脚上的鞋，对准一只可能是被天气“蒸”得从墙洞里探出头来透气的老鼠扔过去。

也只有世称水乡的长江南边用“蒸”这个字形容天气。这年的天气跟混乱的世道一样让人冒汗，刚出黄梅季就开始“蒸”，秋老虎还未发威，弄堂里的暑气感觉已达高峰。赶走皇帝二十六年了，南京政府却一直步履蹒跚，前朝被列强殖民的各国租界收不回不说，多数是自己国民的公共租界一样管不着。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就属于那管不到的地儿，一切竟像荒地上窜起来的野草一样乱七八糟却生机蓬勃，连气味都比别的地方浓烈。下午的弄堂仿佛热灶上一个盛满了臭豆腐的大蒸笼，各种怪味儿腾腾地跟着上个雨天存留的湿气一块儿从地下和墙缝里往外冒。

说是弄堂，一个像门脸一样的穿堂进去却又是几条横七竖八的狭窄巷弄组成的一整片民居，栉比鳞次都是二楼低得像阁楼似的二层木造矮楼；屋顶上一行行重叠落着江南常见的黑色薄瓦，木质外墙却漆成一种近于不新鲜猪肝的赭红，户户都从楼上窗子里横出几根晾衣的竹竿，既实用也确保了自家的领空权。这样的房子在本地住房等级约莫介于石库门和棚屋之间，屋主多半是做小生意的本地人，也分租出去给从全国各个地方流浪到上海冒险或逃难的外地人。

都在等太阳偏西，时间一到，这里就会像进行一场仪式一样的，家家户户把躺椅或板凳搬出去屋外纳凉。淑英这天顾着和母亲算家用账出门晚了点，远处巷口有零星几个老人被屋里热气逼得提早坐出来“谈山海经”。脂粉未施的淑英穿着淡青色竹布旗袍经过跟前时，客气地对街坊颔首为礼，老人们冷漠地看着她，安静下来等她走过。一个老人在她身后重啐一口，用不轻不重、刚好能让她依稀听得见的声音说：“卖咯！”

冤枉呀！淑英在灯红酒绿的舞厅里上了两年班，卖的只有一截纤腰，最多加双玉手，符合宽松意义上的“卖艺不卖身”。这里街坊都不具备做火山孝子的资格，臆想中舞女这个新兴职业既靠取悦男人赚钞票当然就是他们所认知的“婊子”。他们不知道，对一心想把家人从这条弄堂里带走的淑英而言，家和“公司”，却一个是白天的炼狱，一个是黑夜里的天堂。

华灯初上，住在西区的华洋贵人已经三三两两乘着私家小汽车来到富丽堂皇，当时就有冷热气设备的“大饭店”，开始享受本埠举世闻名的夜生活。所有依附这些富豪为生，提供服务和娱乐的男男女女也随之忙碌起来。

淑英的身材高挑，面貌端正，穿件竹布旗袍走在街上看起来确是一个清秀佳人。可是有些女人天生不宜上妆，淑英穿金戴银再涂脂抹粉以后，和其他千娇百媚的同事们排排一站，姿色立即掉了一半，从清秀的邻家女孩变成相貌平平的舞小姐，这让原先看好她的潜质，把她从小妹网罗旗下“升任”舞女的丁大班都大失所望。而且那年头不流行高个儿，舞女高过舞客那算怎么回事？又因为年纪还轻，交际手腕也有待精进，所以淑英的捧场客不多，生意一般，跳了两年，还是个晚饭时间就要“进场候教”的汤团舞女。不过她更早的时候在茶舞时间当班，得闲就厚着脸皮求教前辈，没客人请也勤跳两个舞女自己跳的“广告舞”磨炼舞技，又认识不少专挑茶舞时间光顾的逃课学生或是花不起钱的薪水阶级，都是大家年纪差不多又真正好玩爱跳舞的小青年。淑英还没学会势利，待人亲切真诚，脸色更不随舞客的小费起变化，就跟年轻的舞客一起跳着成长，还真有几个和她交成了朋友。

那个时候舞女的社会地位很微妙，虽然街坊会在背后指指点点吐口水，非富即贵或者读了洋书的舞客反而多半做出绅士对淑女的派头，不到“做足花头”成为恩客，除了跳舞必须揽腰牵手，借机揩油吃豆腐的都很少。没有电视、网络传播，娱乐事业项目不如现代多元化，市井小民基本把从事娱乐行业的女性职业归入下九流。可是舞女表面上是不卖身的，而且在那个无论男女、多数中国平头百姓都是文盲的年代，舞女的识字率却高达百分之百，而且懂礼节、能应酬、会打扮，还有少数很有文化或才艺，有会作诗、会唱歌的，也有会唱戏的，可能比当今电视上那些不会唱歌跳舞或任何表演，单靠言行出格引人注意的“艺人”素质还高一点；至不济像淑英，经过两年苦练，她的舞技放在今天也轻易可以在地方性的国标舞赛里拿个名次了。

“伊就是吾讲过的商小姐。”淑英的小白领熟客老说要介绍自己任职公司的“太子”来捧场，终于请到了。熟客竖起拇指保证：“勿要看伊年纪轻，舞跳得邪气好！”

“太子爷”叫黄智成，穿着夏天的浅色西服，足下黑白相间的皮鞋锃亮，油头粉面，高高的个子，一张年轻面孔活像小报漫画上的“小开”。后来熟了知道果然也就比淑英只大三岁，家族做着一切和运输沾了边的生意，不过没他什么事。父母亲现在外国开展船运业务，小开自己在上海由堂叔培训并监管，“白相”之外就等接年富力壮刚过四十的父亲“老开”的班。

乐队奏响音乐，智成微笑着向淑英伸出手，轻轻牵着她旋入舞池，翩翩起舞。从来高人一头的淑英忽然第一次感觉自己也可以小鸟依人，一曲接一曲让智成带得飘入云端。两个人高手相逢，舞得十分合拍而尽兴，最后一曲狐步更是跳得满场飞，在熙攘的舞池中如入无人之境，两人四足亦步亦趋地回旋摆荡竟然如同独舞一般，不禁彼此都对对方刮目相看起来。

“黄先生，侬舞跳得真个好！”一曲既终，淑英轻轻拍手，由衷地低声赞美。

“还可以，勿要侬‘拖死猪’。”智成幽默地用舞女骂菜鸟舞客的话回应，一面把卷成一团的舞资和丰厚小费塞到淑英手中，表示要告辞了。握手再会的时候，他顺势稍微凑近，悄声对有时会自惭人高马大伴舞不易的淑英说：“侬跳起舞来才是身轻如燕呀！明朝会？”

从此，喜欢跳舞又有钱有闲的智成就不找别人坐台了，几乎天天只找淑英切磋舞技。一般红牌舞女忙于转台应酬其实舞跳得未必好，跳得好的又往往年纪较大，身高也不像淑英这样和他相衬。可以舞得如此珠联璧合的伴侣哪里找去，两人很快就惺惺相惜起来，居然一天不见就能牵肠挂肚，却不能确定那就是初恋的滋味。

租界里红男绿女夜夜陶醉在舞曲的旋律中，可是外面的局势却越来越坏：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八月四日北平沦陷，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开打。国境内烽烟四起，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可是欧战还没爆发，日本也还没跟英美撕破脸，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上海租界避难，竟让形同孤岛的租界变态地越发繁荣，房屋租赁市场供需失衡，片瓦难求，人心像等待末日降临前般绝望，醉生梦死的娱乐场所成了热门去处，舞厅马场到处人头攒动。北客一多，找“小北京”坐台的客人有增无减，国难当头，淑英却渐渐走红起来。

固定替淑英捧场的客人里有位说一口京片子的张先生，年纪也轻，比淑英大不上十岁，自己没有头衔，名片上潇洒地印着三个字：张汶祺。朋友之间开玩笑似的称呼他“二少爷”，听说以前是满清的官宦人家，父亲后来在溥仪那里做官。张二少的上海话不太灵，对语言相通的淑英一直不错，还常常纠正淑英的乡音，说她对不起自己的花名“小北京”。

“不是‘散’十根，是三十根！”张二少又笑话淑英的四声不正，“我说你就这么想搬家？三十根条子都舍得？”他们跳慢四步，边踩拍子边聊天。

“有什么舍不得？问题是没有！”人赚钱收入再丰厚也赶不上房市。淑英叹气道：“房子涨得太凶了。几十根金条才能顶下来一间，以后的租金倒是小钱了。”她自我安慰道，“我就这么一说，静安寺路的电梯公寓，可想都不敢想。”淑英早先已经看中，想分租的石库门房子也都坐地起价，她虽因生意变好而收入大幅增加，反而感觉搬家的梦想越来越难实现了。

“那房倒挺不错，离这儿也不远——”张二少随着蓝调的节拍脚下一转，原来轻扶在淑英腰间的右臂就势一揽，口里还在说，“去看看？”淑英整个人已经被他紧抱入怀，一般高的二人脸孔也贴到了一起。“看了喜欢，也许一个子儿也不要你拿呢？”他像讲情话那样在她耳边低声地道，“那你还敢不敢想？”

灯光总是在奏慢曲子的时候配合情调转暗了的，舞池里除了相拥的人影什么也看不清，可是淑英的脸羞红了还发烫，心也怦怦地跳着。贴得这么紧，张二少一定感觉到了她的体温上升、心跳加速；男人的手臂加了点劲，异性的气息吹拂到她鬓发上，胡碴轻刺她的面颊，明明低沉温和却让她感觉咄咄逼人的男声在耳语：“嗯？说呀！敢不敢？想不想？”

张二少和他几个朋友算是常来捧场的熟客了，可是以前并没表示要做淑英裙下之臣，可能是黄小开出现产生竞争心理激发了追求之意。一掷千金的豪客淑英不是没有见过，可在这之前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传闻。舞女和恩客之间的恩怨与纠葛，作为一个从小妹干起的俱乐部“资深员工”，淑英听的故事可多了。她下班以后赶紧找她正式拜过干爹的丁大班商量这件大事：“干爹，侬看格个事体吾要哪能呢？”

“阿女，好事呀，侬也大了，可以夹朋友了。”丁大班感觉到有女初长成的喜悦，很高兴地道，“让吾来跟伊讲，勿会让侬吃亏嘎。”虽然舞女、恩客主要讲个情投意合，跟堂子里“清倌人”一定要点大蜡烛办场家家酒似的喜宴敲竹杠不同，可毕竟是淑英的“第一次”，就有很多细节，包括开始在一起的仪式甚至将来分手的条件，都要事先谈妥。这就一定要有人中介乔事。丁大班自觉当仁不让，立即拍了胸脯。不过干女儿的心思要先“搞搞清爽”：“阿女，张先生勿是刮皮格人，吾看伊对侬也勿错，侬哪能想呢？”

“勿错是勿错，脾气也蛮好嘎。”淑英举手扶腮，手心温暖了被男子紧紧依偎过的面庞，胸膛里有点躁动不安的是少女怀春的心。

老江湖丁大班看着干女儿点头微笑，像一个农夫看到庄稼将可收成一样，心里快乐地盘算和分配着可能的收益。

“可是，要是——”爽朗的淑英忽然忸怩起来，吞吞吐吐地说，“要是答应了张先生，黄先生哪能办法？”

丁大班吃惊地确认了黄、张二位其实只有一个候选人表态，立刻表示：“哪能办法？不好办！”他警告干女儿，这个行业最忌自媒，女方采取主动，不但不能喊价还会跌价的，而且万一先有诚意的那位听到风声可能美事变霉事，把自己的行情搞坏。最后丁大班要干女儿一定要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汤圆，侬不要急，有办法嘎，阿拉阿女的终身大事一定要风风光光！”

丁大班那时候并没听说过蒋委员长对侵略者祭出长期抗战策略，可是巧了，上海租界舞女大班和国家统帅想到一处去了。丁大班知道己方需要时间换取最大利益，所以对干女儿的姻缘采取拖延战术。丁大班拿出借力打力的手段，催熟黄小开的追求之意，造成竞标之局，再针对两个入围者展开攻势，支吾其词地透漏一点动静，审时度势地放出一点消息，吊足胃口，激发斗志，让二男争献殷勤。他又要求淑英，无论和两人打得如何火热，务必“摒牢”。上海话“摒牢”等同现代人说“hold住”。

当年租界孤岛上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就在国难之际、舞大班急敲的边鼓声中，展开金子铺路的邀宠之争；淑英也来到了人生感情和事业高峰的两年。最终赢得美人归的是小开黄智成，张二少散了千金结果还是输在口袋不够深，黯然败退，后来听说回了北平。

淑英早一年就达成了搬家的心愿，她领着母亲商大娘，连同认来的商大娘本家舅舅姓应的一家四口，凑成一大家子，远离了靠近苏州河岸的公共租界，搬到法租界一幢小楼里。淑英二楼的香闺现在推窗就会扫到梧桐枝桠，母亲住顶楼，舅舅一家住楼下，原来的房东老夫妻把正房让出来生财，自己退居到从后门另有出入口的类似石库门亭子间的偏间里住。

这下可如了商大娘的心愿，女儿找到可靠的人，也不必和应家兄嫂分开。一直下落不明的商先生生死未卜，母女在原乡也早已经无亲无故，流落异乡多年，起码现在的“一家人”还能住在一起彼此照应。二十一岁的淑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比淑英小五岁的表妹雪燕和小七岁的表弟雪麟还在上学，一屋子人都靠淑英帮衬或帮衬淑英生活。

春天来临的时候，淑英怀孕了，不再去舞厅上班。收入减少，可是一大家子都很高兴，一起憧憬生了儿子以后，智成就要上禀高堂，接淑英过门，没有比淑英能嫁进有钱人家当少奶奶有个好归宿更让全家有盼头的了。此前两人虽然举办过婚宴，来吃酒的都是舞厅姐妹和她们的恩客，有介绍人没有主婚人的喜事是不被社会承认的。

天才转凉，淑英正是大腹便便的时候，原先被欧战爆发阻断了归乡路的智成父母辗转抵达了新加坡，途中发电报叫儿子速去香港碰头。智成告诉淑英这是一个当面和他父母说清楚两人关系的好机会，约好去去就回来陪淑英待产，依依不舍却兴冲冲地走了。

智成离开上海不到一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正式向英美宣战，日本军队开进上海租界，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英美侨民都被赶入集中营，孤岛沦陷。从外滩到南京路到处插了太阳旗，军用吉普车在商店前轰然来去，主要道路都设了检查哨和拒马，没挂通行证车辆不准外出，行人一一遭到盘查。淑英在日本兵随时会封锁某一区域冲进屋抓捕嫌犯的肃杀氛围中足月生下一个白胖健康的婴儿。

“啊！是个ㄚ头——”淑英躺在床上全身乏力近乎虚脱，昏昏沉沉之际听见帮她接生的母亲和舅妈充满失望的声音。

“ㄚ头”刺耳，淑英把女儿抱在胸前喂母乳，一面想为孩子取个名字。生产之前众人盼望心想事成，总是避谈生下来也有不是个儿子的可能，这下原先想好的男孩儿名字全用不上了。淑英虽然还不知道外面或将来会有多糟糕，想到战祸临头，爱人分离，忽然悲不能止，哭哭啼啼地为初生女儿起名“爱芬”。

战争阻碍物产流通，城中民生物资缺货情形一天天更加严重，租界的商铺虽然多半被要求恢复了营业，架上常空。煤荒已经闹了一年，眼下米也买不到了，奶粉自然更是矜贵紧俏。幸好淑英胸丰奶足，孩子喂得壮硕白胖，无病无灾。可是智成走后音讯全无，物价腾升，家里又老的老，小的小，食指浩繁。年关在即，家用的无底洞不能单靠节衣缩食和典卖来填补呀。

丁大班来探视干女儿，谈起自己过年以后有新动向，会带班加盟静安寺路上有名的大舞厅。奶着孩子的淑英不能抽身复工壮干爹声势，大家几番商量，决定让淑英表妹雪燕顶上。

雪燕北人南相，人如其名，肌肤如雪，身材娇小，除了沪语流利，也能说一口对丁大班的上海耳朵而言可谓悦耳动听的“仿京片子”。丁大班看见这样一块美玉，简直不胜之喜，保证好生调教，将来“成就”还要在表姊之上。雪燕就高举了“小北京”的艳帜进场，继续这个品牌在上海滩风月场中的传奇。

一年半以后爱芬断奶，淑英也回去上班。这个时候雪燕已经打响名号，淑英只好改叫“大北京”，说起来是当时舞厅里最出名的姐妹花，丁大班还放出风声说她俩出身旗人贵胄，以广招徕。雪燕容貌娇丽，小巧个子又受舞客欢迎，竟成了火山客无人不晓的“美艳亲王”。淑英还是走回“技术本位”和亲民路线，昔日小青年熟客有投靠了汪政府的，也常带日本朋友来找会说几句日语的淑英坐台，姐妹各有擅长，渐渐竞而不合，雪燕找到一个大手笔恩客，就在淑英重披舞衫一年以后，搬家另立了门户。共过患难的“一家人”不能共富贵，竟就此分道扬镳。所幸表姐妹虽因“娱乐业”同事之间比一般行业竞争激烈，产生心结，商大娘和应家兄嫂还是像好亲戚一样常走动。

抗战胜利，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来了，租界里马照跑，舞照跳，商人照样囤积居奇，大发利市。南京政府宽大对待敌人，却严厉惩处涉嫌通敌的自己人。淑英受到和日本客人往来密切以及“汉奸”舞客的牵累，竟也被带走盘问了几天，虽然最后因为求对了人，无罪开释，舞厅却怕事，早摘了“大北京”的牌子，上海风月场中又是“小北京”一枝独秀。淑英十年舞女生涯以失业告终。

然而母女对坐发愁的日子没过多久，天降喜讯，智成回上海了。那天还是商大娘领着已经四岁的爱芬替智成开的门，淑英听到楼下母亲又哭又叫，飞奔下楼，楼梯剩下几级，她却腿软得一步都走不动了，只能站定和智成泪眼相望，好像他们中间是条蹚不过去的银河。

淑英几个月没有上班，在家穿件青色旧布旗袍，烫过的头发已经有些发直，脂粉未施的面孔反而尽现清秀的本色，她嘴唇牵动，在几步之外无声地呼唤心肝。智成弯腰抱起女儿，走向劫后重逢的爱人。小女孩被陌生人吓得大哭，外婆想换手抱过来安慰，淑英正好飞身扑向走近的智成，一家四口就都流着眼泪紧紧相拥成一团。

智成在香港沦陷以后跟随父母辗转躲到没被战火波及的美国本土，老老实实地在爸妈身边做了几年儿子，虽然已经老大不小了，还是一脸“小开”的样子。战后的中国虽然千疮百孔，在有生意头脑的商人眼中却是一块金矿，黄氏也回到香港，就近收拾重整在上海和天津的产业，智成再不材，毕竟是“太子”，也在家族企业里面负起一些责任了，常常需要在这几个地方商务旅行，他就带着淑英到处跑，女儿留在上海请了小大姐帮忙外婆照看。

淑英跟智成的母亲在外面见过面，也羞怯怯喊了声妈，一身贵气的智成妈妈刚好转身没听见自然谈不上答应，不过给了个大红包当做见面礼。补办婚礼自然没提过，男方从没安排和商大娘亲家相会吃餐饭，甚至对孙女儿都没有说过要接到身边玩玩的话，不免令人起疑。可是智成对淑英的爱情虽然不像追求时的疯狂，或是重逢时的炙热，却是家常而忠诚的，商家母女也认为黄氏一族知道智成是认定了淑英，非她不娶的。所以当智成的堂叔第一次找上淑英开出分手条件时，淑英不应该吃惊，可还是吓了一跳，并且感觉受到了侮辱：“爷叔，智成晓勿晓得侬来同吾讲格桩事体？”

“商小姐，喊吾爷叔不敢当，吾也是替智成爸爸做事的，叫吾黄先生可以了。”以黄氏家臣自居的智成堂叔客气地说，“黄家如果想让人晓得，就会叫个秘书来讲了。侬年纪虽然轻，世面看得蛮多，也晓得做黄家的人邪气吃力嘎。侬同智成尬久也勿再养小囡了，女儿侬要，侬带了去，侬勿要，黄家当自家的孙女，闲话一句。侬自己想想，想通了，侬来寻吾。”

这以后淑英对智成就有点疑神疑鬼起来，爽朗的北妞在上海住了大半辈子，毕竟学会了沪上娘们儿的“作”。比如明明是爱芬只粘姥姥商大娘，淑英却怪智成对女儿冷淡，明明有时候是自己先说不想跟智成出去，一会又怪智成没有强迫她去。最让智成想要闪躲的是淑英每次闹过以后，就要跟他亲热，有时一面磨蹭一面哭，说要替他生个儿子，这种歇斯底里的爱情对智成而言毫不罗曼蒂克反而造成压力不能表现，淑英这边自然觉得是自己魅力不再，男人爱情退烧，就更加伤心胡闹。翻来倒去几次，情人之间蜜月不再，成了老夫老妻“过日子”，谈恋爱谈成了闹家务，两个人都觉得有点累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却没嫌累，两边从日本侵华以前到日本投降以后一直谈谈打打，内战没有因为抗战胜利而消停，反而更加白热化，北方下来的火车连车顶上都坐满了逃难的人。上海街上不抓重庆分子了，改成重庆回来的抓共产党员。租界里的物价更没有因为仗打完了恢复平稳，反而法币、关金、金圆券流通混乱，上海人被迫卖出黄金、美钞，拿了钞票又买不到米，到处人心惶惶。

这天智成跟淑英说父母要他即去香港洽公，去去就来，却没问淑英要不要同行。淑英听说去香港，记起智成连她生产也不在身边的恨事，就用讽刺的口气说：“侬爷娘看时局勿好，又要侬一个人跑是伐？”

智成被激，皱起眉头道：“闲话勿要尬多，好伐？侬要一道去就讲要一道去，啥人勿让侬去啦？”

淑英数落起日本人占领租界时候母女日子如何艰困，讲着讲着忽放悲声道：“吾勿像侬尬狠心，叫吾跑脱四五年，吾个女儿哪能办法？”又垂泪涕泣。

智成心烦意乱，口不择言地回嘴：“两个人来在一淘就是要开心，弄得哭哭啼啼哪能过下去啦！”

淑英大怒道：“侬哪能格能讲？侬个良心摆出来！”

恩客做成了冤家，风花雪月被牢骚埋怨取代，智成感觉淑英无可理喻，自己出来“白相”白到被质问良心何在，真是窝囊到家，怒哼一声，拂袖而去，连女儿也没去说再会。

智成走后一个多星期都没消息，堂叔却又登门来劝离。淑英一开始沉着脸很不友善。智成堂叔却苦口婆心地告诉她，智成说是去去就回，归期却可能由不得他。时局其实极坏，南京政府从去年就征调商船，秘密运送各种物资到台湾，虽然机密，业内人士都心里有数“国民党要跑脱”。他劝淑英接受黄家的条件，如果想离开上海，他还可以做主加码，在原来答应的钱财上面，加上三张现在紧俏的离沪船票。他暗示淑英，如果再拖下去，“共产党来了，智成已经跑脱啦，侬再寻黄家也寻勿到人了”。

“黄家的人——智成就勿管伊个女儿了吗？”淑英气急败坏地问道。

智成堂叔深深看她一眼，说：“黄家做事讲道理的，要么吾勿会一趟趟跑，侬讲是伐？吾讲过了，侬女儿侬讲姓黄，要吾带了去，吾带了去。”

淑英气极反而冷静下来，放缓了口气跟智成堂叔说：“吾想想再答复侬好伐？”来客留下名片，嘱咐她别想太久，想通了来找他签字收款。

黄家的人不相信孩子是智成的，那智成也这么想的吗？淑英感觉到巨大的被爱人冤枉的痛苦，恨不能当面跟智成问个清楚。她想想不能受人挑拨，决定亲自跑香港一趟。

淑英问了几个经纪，都说现在出钱也买不到去香港的任何票子。淑英不信，叫了一辆黄包车自己去中国旅行社买票。黄包车才上大马路就开始人挤车，车挤人，车夫扶着车把左拐右闪，在各色行人和各种车辆中穿梭，淑英给颠簸得有些晕，路上车辆和行人非比平常的嘈杂让她耳朵嗡嗡叫。

一个挑担的人要穿越马路，担子一头绑了行李，一头竹篓中坐着个孩子。扁担客用绑了行李的一端前导开道，侧着身小跑，保持着绝妙的平衡，可还是在某一点上算错了自己和别人的速度，笨重的行李扫到了一辆人力车，挑担的自己稳住了脚步，没有防备横向有东西打过来的车夫却跌了一踉跄。车上的客人受了惊吓，不给钱就要走，车夫、客人和闯祸的吵起相骂，小孩也哭得非常大声。车流不耐地绕过他们，人流却渐渐聚成看热闹的旋涡。

淑英看见街上这一幕，心情变得很绝望。她忽然领悟到，马路上不寻常的拥挤，不是市道繁荣的热闹，是大难临头的逃命潮。就像智成堂叔说的，淑英是个聪明人，她开始反转来替黄家想，觉得智成父母也许势利，却并不刻薄，不认孙女又不想她进门，他们大可让她们母女自生自灭，等共产党来收拾残局。

黄包车夫说：“前头就是中国旅行社。”淑英远远望去，倒抽一口凉气，人龙围了里外好几层，商铺窗户上都爬满了人，赶紧跟车夫说：“调头！调头！”一面从皮包里摸出智成堂叔的名片，当场改了去处。

经过反复几次协商，淑英终于签了收据和分手协议，换回来一小皮箱金圆券、一千美金、二十根金条，和三张有钱也买不到的去台湾船票。离出发还有好些天，淑英拖拖拉拉地开始变卖打包，一面偷偷盼望智成听到消息来找她挽回。时局一天天更坏，智成会回来找她们的希望也一天天更渺茫。

应家舅舅、舅妈听说商家要走，非常不舍。他们的儿子上了复旦大学，回来讲了很多人民解放军亲民爱民的事情给他们听。舅舅告诉商大娘，解放军和土八路不一样，共产党和小老百姓站在一起，只有为富不仁的剥削阶级才害怕共产党。舅舅用“报佳音”一般的喜悦心情，传播着儿子那里听来的二手“福音”，在家乡做过教师到了上海沦落成下九流的舅舅甚至说已经准备好共产党来上海的时候，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而且等到局面稳定中国一统，他就要回去东北老家养老。他们现在唯一的小小烦恼是女儿雪燕被一位陆先生请去香港度假，走了一个多月，只在刚到的时候来过向家里报平安的电报，他们有些着急，对这件事却一筹莫展。嘱咐淑英如果“在外面”碰到，一定叫表妹和家里通个气。

商大娘本来就不舍得离开已经住惯了的地方，听到本家大哥描述即将来临的太平盛世和回去老家的可能性，就央求淑英把她留下。

“你带了女儿去找姑爷，姑爷看见闺女兴许就想回来了。”商大娘根本搞不清楚台湾和香港不是一码事，也知道女儿、女婿已经“离婚”，却无法放弃两人复合的幻想。“俺怕坐船。也不想动。像你舅舅说的，现在又不是跟日本人打，共产党恨的只有国民党，对小老百姓连针都不拿一根的，雪麟他们大学里都教了的，你没听见说吗？舅舅、舅妈都不怕，俺怕啥？你尽管带了女儿去找姑爷，仗打完了你们一起回来，俺就在这儿给你们看家。”商大娘很笃定地说，“改朝换代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换了皇帝，都是中国人就没事！何况舅舅说咱这里拾掇好了，他们搬了来，或者俺一个人搬了过去和他们一起住都行，俺们相互有照应，你尽管放心出门。”

淑英说：“要不走就都不走了。”

淑英才放出消息说手上有船票出让，丁大班就领了一个想买的人上门来。

“二少爷！”淑英惊呼道。多年不见，昔日流连舞厅的公子哥儿已经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中年汉子了。

“英子，你还是老样子。”张汶祺摘下礼帽，也就不到四十岁的人吧，头都空了顶，可是风度还在。

淑英听见这多久都没人叫过的名字，想到昔日舞台歌榭裙下之臣的殷勤，对照自己今日如同秋扇见捐一般的凄凉，苦涩一笑，挪动东西让座：“看我们这里乱的！本来想走，现在又说共产党对老百姓好，我妈不肯走了，我们白忙活一场。”

从北边解放区逃出来的汶祺却对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认识。待大家叙起旧情，又重新熟络起来以后，汶祺把自己家族在北方的遭遇说了一些，一直说到太阳偏西。商大娘带着外孙女歇午起了，客气地说要留吃晚饭，淑英知道家里拿不出招待客人的菜，就请汶祺和丁大班出去下馆子。丁大班谢谢先走一步，留下两个上海租界最繁华时候的曾经有情人，在恍若民国末年的上海滩满世界找餐馆。

两个人边走边说，竟发现一路都走到了四马路，每家饭馆都开着门，可是多半没开灯，问了跑堂伙计，都说买不到菜，可是“上面”规定要营业，只好开着门，为省开销，灯就不开了。两人无奈，淑英也走累了，只好叫了黄包车回家去。

正是不冷不热的时候，随着车夫渐渐疾奔的脚步，晚春的暖风轻拂上乘客的脸庞，也许在昏暗的天光中根本只能见树影绰绰，可是淑英和汶祺都知道路旁的法国梧桐叶子是正当春天的翠绿。两人同乘一辆人力车，在窄小的座位上紧紧地挨着，彼此感觉到对方的体温，都想起了从前。悄悄地，汶祺像邀舞那样握住了淑英的手，车行颠簸，淑英忽然想到了从前在百乐门舞厅的弹簧舞池里和汶祺跳华尔兹，她的头有点转多了圈子般眩晕的感觉，心中无声地哼起一个熟悉的主旋律。

商大娘沉默着，静听淑英转述汶祺在解放区祖籍乡下耳闻和亲遇的土改和斗地主的场面，真是一件比一件吓人。可是商大娘脑子里先入为主有了对和平统一新中国的憧憬，竟然觉得后来听到的真人真事反而恐怖得像乡野传奇一般不真实。

淑英最后说：“娘，我们还是先离开一阵，等上海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商大娘还是犹豫，娘儿俩又翻来覆去地商量良久，整夜都没睡。天亮的时候，商大娘拍了板：“依你说，张家老太爷当过满州国的大臣，他们家大少爷又当过北洋政府的官，二少爷自己也当过国民党的差，这一家子和共产党是有仇的，讲的当然都是坏事。俺一个妇道人家又是小老百姓，不会有事的。”她忧愁地看着女儿说，“倒是担心你，虽说你的案子没事，毕竟留了底了。”淑英曾经有过的汉奸嫌疑让她们家狠狠破了财，而且最后连舞厅的工作也丢了。“让二少爷买我的票子，你们一起结个伴走吧。有个男的，路上也有个照应。你闺女你带了去，共产党再怎么得民心，收拾眼下连大米都买不到的摊子总要花些工夫。俺一个人容易，舅舅他们也会照应，拖个孩子，怕爱芬留下来会吃苦。”商大娘乐观地做出结论，“反正像你说的，出去个把月，等局势稳了就回来。”

淑英依了商大娘，就在晚春已尽的阳历五月初，天气尚待起“蒸”的时候，带女儿随汶祺挤上超载的轮船，暂避中国“换皇帝”可能带来的混乱。只没想到等母女以美籍华人身份重履斯土，竟已经四十年过去了。

三人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到达台湾，从基隆港登岸，黄爱芬在家里出生又还没上学，没有任何证件，汶祺就按一家三口填了表，爱芬也就此姓了张。跟着母亲离开上海租界才七岁的张爱芬回到出生地时，算起来已奔五旬，可是步履轻盈，衣着考究，风韵犹存，看起来果然如外婆商大娘当年所愿，避开了吃苦头的日子。

可是淑英和汶祺半路夫妻半路终，她在徐娘半老的时候做了“出口新娘”嫁去美国，经营过中餐外卖小馆，最后却成为地方名流聚集的高档餐厅女老板，届龄退休后搬到风光明媚的加州湾区，享受着美国的老年福利，和女儿的孝养。譬如这次陪同母亲到上海及周边城市的旅游就是女儿送的生日礼物。

淑英再访旧时地的时候巧逢七十岁生日，同一个旅行团的人用餐完毕后齐为团中最年长的她唱生日快乐歌，淑英海派地叫来进口香槟酒请大家享用。老太太临窗而坐，优雅地举着高脚杯，跟团员们讲述当年十里洋场的风光。

时当一九九○年，上海正进入天上有高架路工程施工，地下有地铁捷运开挖的城市建设黑暗期，连外滩一带入夜都是黑灯瞎火。这个多数成员是台湾旅美华人的旅行团，现下都拿着美国护照首次到中国旅游。他们在酒店顶楼的餐厅看着外面稀稀落落的霓虹灯，以及远处黄浦江的一条黑影，围坐听淑英讲述半个世纪以前，多数团员尚未出生时上海滩就已经举世闻名的风流与繁华。

“是嘛，她说的才是我想象中的上海嘛。来了害我乱失望的。”一位女团员对身边的朋友说，“我看她比我们导游还懂得多。那个地陪只想我们买东西，除了会说上海话，哪一点像个海派的上海人？”

朋友点头表示同意，一面评论道：“不过她说的是中国抗战的时候吗？我以前在台湾听到的都是抗战时候有多惨，可是听她说起来，在上海租界什么吃的玩的都有。你看老太太这个年纪，说起什么舞都会跳，那个时候就这么洋派真不简单！我看她以前一定是什么上海资本家的太太唷。”

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的老太太商淑英从前可没路人猜的那种好命——什么传说中的“上海资本家太太”？！她年轻的时候曾有机会喊过货真价实的“资本家太太”、情郎黄智成的妈妈一声“妈”，人家没应。靠她货腰养活的全家也曾经长期幻想有天她能“嫁入豪门”，如果智成不像其他舞女跟的“小开”一样，“吸”喝嫖赌败光家产，那她倒也有过几分做“资本家太太”前程的可能性。可是势利的资本家借上海变天设“局”，棒打鸳鸯两离分，她只能带着非婚生的女儿，跟随命运安排在那时出现的昔日追求者，人称二少爷的张汶祺，仓促跟随难民潮到了台湾。

二少爷到台湾上岸的时候拿的上海身份证上名字是张世棋，淑英糊里糊涂地成了张世棋太太，没有证件的女儿黄爱芬也就叫了张爱芬。淑英心知肚明世上原来另有一位张太太，还听说过是上海租界闻人金八爷家的二小姐，可是汶祺，不，到台湾改叫世棋，交代自家经历的时候选择性含糊，可能造成误导，所以淑英的理解是张家的人，包括世棋的妻小，都留在老家，而且凶多吉少，一大家子多半都不在了。

只身出逃的世棋，在上海把身上所有都拿出来买了淑英母亲商大娘的那张船票，现在西装裤口袋往外一掏，就生出清风吹得动的两只小白翅膀。可三人结伴逃到了台湾，难中就是一家人了，淑英只能把体己拿出来做家用。三口之家就在台北西门町和旧名艋舺的万华交界一带落脚，租借了在地人分租出来的一间房，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张爱芬报低一岁，就近入了小学一年级。世棋常常出去转悠“找生意”，淑英也拿出少年时候在臭气冲天公共租界弄堂里吃苦的经验和精神，找出件布旗袍穿上，用条手绢把头发往后一扎就在骑楼边上用煤球生起火来。

不像淑英他们住的街这边一排三层旧楼，虽说也破也挤，到底还住的是正经房子。窄窄马路对过沿着铁道的一溜，却都是因应国民党迁台带来的人潮，铁皮烂木草草搭建，挤满了难民和摊商的棚屋。淑英正对门租给好几户群居的棚屋中一家姓韩，也是三口之家，丈夫早出晚归踏出租三轮车，女儿比爱芬小几岁，还没上学。几家合住的房子又小又闷，除非下雨，人高马大的韩太太总带着女儿在屋外起居，举凡烧饭、洗衣、串门、夫妻打架都在街边进行。韩太太穿一身本地人的碎花衫裤，可是高出众人一头，深目高鼻，五官分明，看起来有几分唐代壁画中胡人的气概，逢人自我介绍是“穆斯林”，可是邻居多半“莫宰羊”（闽南语“不懂”之意）。她对面望见淑英生个火也鸡手鸭脚，就带着女儿过来搭讪帮忙，淑英听说来人是“穆斯林”，就客气地说：“啊，那韩太太您不吃猪肉的！”一边把有一小块猪肉在内的菜篮移开，一边说：“这外边买来的菜不干净，给您挪一边儿去。”韩太太发现对门邻居知规识矩，还体贴入微，而且两人“同声同气”，马上要认同乡。淑英这个冒牌“大北京”这下算遇上了个正牌“大北京”，不过淑英自认家乡上海，基隆上岸时籍贯也是这么填的，可是遇上了热情的邻居，不忍扫兴，何况现下也算是北平人之妻，就也热情回应。

韩太太叫翟古丽，个性豪爽纯朴，待人热诚。相较满街长得矮矮小小言语不通的南方人，古丽一直嚷嚷在台湾碰见个北方人难得，遇到北平人那就是见了亲人，连彼此身世都没问清楚就喊“大姐”。可是实际年龄比刚满三十岁的淑英还小一岁的古丽，看起来起码大五岁，淑英不好意思认妹妹，就也叫“大姐”。古丽说自己名字是她姥姥那边家乡话“花”的意思，后来爱芬就叫她“花姨”，淑英叫“花大姐”。

花大姐手脚利落，力气大，起锅生火擀面造饭都是一挥而就，可是丈夫卖劳力收入微薄，每天不一定都赚得到小菜钱，淑英多年疏于练习做不来家事，哪怕晓得花大姐选购食材禁忌多，还是出钱搭伙。虽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可是花大姐替自己赚了菜金，淑英也有人帮忙，两位先生虽只维持点头之交，两位太太却成了好姐妹。

在上海长大的淑英很习惯听男人说出去“找点生意做做”，只有时会问一句：“找到生意了吗？”暗示是时候世棋该出点家用了。可是外室出身，淑英有一般元配太太没有的好习惯，就是不问长问短，盘查行踪。世棋每天都衣冠整齐地出门，淑英不知道他出去做什么生意，只知道就在她耐心渐失，收音机里来来回回报道着南北韩要签停战协议的时候，世棋回来告诉她，准备搬家。

“搬家？”淑英吃惊地望着面有得色的世棋，问道，“要搬到哪儿去？爱芬上学怎么办？”

世棋拿出一张房产抵押契约，说：“台北才多大点儿地方？远得到哪去！这房不错，够大，前后还有院。爱芬上学就包老韩的车吧。完了也算帮帮他们家。”

淑英笑得像当年英子看见“二少爷”那般灿烂，用连自己都忘了曾经有过的甜滋滋的声音说：“你发财啦！这房多少钱押给你的呀？”

世棋迟疑了一下，说：“打麻将赢的！”他像当年一掷千金，讨相好欢心那样地把手一挥，豪气地道：“好了好了，问那么多烦不烦！早就想搬了，这儿住着像个啥样！你就把这张纸收好，完了咱们赶紧搬家。”

新家过了公园还要往东。纵横几条街都不长，可是林荫森森，仿佛无风自凉，两排间隔甚远的红门灰墙后面都有绿树冒过墙头，未待走近就听见鸟叫虫鸣。和原先住的，俗称西门，其实是从小南门纵走到北门的铁道旁，棚屋、骑楼交错，商店、住家混成一片乱糟糟的地段，虽然相去不远，却如同两个世界。当时东门和西门之间有一片以临时行政主管部门和随国民党迁台的各“主管衙门”为核心，后来叫“博爱警备管制区”的地块，在台湾戒严初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军政要地。这个管制区的外围有很多带院落的日式房子。这些房子多是国民政府战后从日本人手里没收，转做了高级公务员宿舍，也有少数是私人产业。比如，世棋说他从牌桌上赢来的这一户。

这一户前后都有不小的院落，树也都是老树，一株榕树的气根蔓生了小半个前院，挡住了不少阳光，树下具体而微的有一处像家家酒似的小桥和鱼池，旁边灌木丛旁却有一座巨大的和式石灯。房子看来翻修过，前面正房保留日本式，纵深很长，乌亮光滑的地板看得出昔日有过的讲究。日式拉门都还在，除了正面对着前院的客厅和餐厅是固定隔间，其他房间可以配合场合弹性分隔。房子加盖了一个洋式的偏楼，有新式卫浴，楼梯上去是两间大房，分睡他们一家三口。后院原先的老式独立厨浴就比着围墙改成一间对后巷有自己出入口的佣人房。世棋问都没问淑英这个女主人就雇了个北方厨子叫老贾的一个人住那了。淑英对厨子竟然比主人还早搬进去不免有疑问，听世棋说是原先东家的厨子，做的菜对胃口，主人把房子输掉的时候，要求世棋留用，讲好只供吃住，三节拿红包不另支月薪，特别划算。淑英就相信了，不再追问。

世棋弄了这幢大房子以后就不每天出去跑生意了，客人常常都请到家里来玩，三天两头开派对，一摆就是两三桌麻将加一两桌纸牌，和式拉门拉关拉开，看来客多寡，游戏怎么玩，来决定那天家里怎么隔间。淑英风尘里打滚多少年，虽然世棋没有多说，她也心里有数，晓得自己家里这是开起了“俱乐部”，也就是打牌抽头，类似地下赌场这种违法生意，所以对世棋形迹益发鬼祟也能体谅，还嘱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的爱芬小心，别随便邀小朋友来家里玩。

幸好警察等闲不进他们这个三五户就住一代表、委员，或者产业单位高官的住宅区里抓赌，可是记取大陆失败经验的领导班子，儿子却连老子或继母的朋友也不相信，路上就时不时有些穿着便衣，可是随便谁也看得出是“便衣”的人来散步。虽然这些人主要监视大人物的往来动静，淑英却心想自家里也做着见不得光的生意不比良民，大意不得。

经常高朋满座的家要在便衣有时经过的地段保持低调不引人注意谈何容易？提心吊胆的淑英和世棋都感到自己简直就是住在“虎穴”里，压力不小。淑英甚至还觉得两个人白忙活，空赚了热闹却没看到什么进账，不过一家人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却是事实，家用现在基本归世棋自己和老贾交关，她的私房止了血。离开马路边上那个老燃不着的煤球炉，淑英一身的本领也派上用场，客厅里教教不赌钱的男客女客跳跳舞，到处打电话哈拉哈拉帮人凑牌搭子，三缺一的时候搭把手，跟“升任”管家的老贾研究下次请客的名单和菜单，除了有时和女儿爱芬说起，也会挂念留在上海的商大娘，淑英母女的生活在台北渐渐步入“正轨”。天黑了，老贾雇请的短工出来把榕树底下已经注了煤油的大石灯点燃，却并不急着走开，站在灌木丛的黑影里向灯火通明的客餐厅张望。厅里已经有贵客上座，院子里也听得见欢声笑语，音乐“蓬拆”。台北的夜晚，暖风轻轻送出屋内酒香，让人忘了这条巷子是在杭州路呢还是汴州路？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标语被“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取代。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标语又逐渐褪去了新漆的鲜艳。

只有“保密防谍，人人有责”永不过时。一个政府单位在把外墙上的标语重新上漆，白色大字怕不够醒目，先把八个字用粗的蓝线框起，四个字中间再画上一个蓝白相间的双圈加十二道光芒断句，看来有点不伦不类，说是国民党党徽也不像。

来台湾才上小学一年级的爱芬，已经是出落得秀丽机敏的少女，在家里几乎天天几桌麻将哗啦哗啦吵通宵的环境下，初中、高中联招一路落榜，就近上了附近的私立高职。淑英看起来日子过得不错，比先前富态了不少，幸而个子高，又没有再生养，上海带来的衣服虽然早穿不进了，着上新裁的合身旗袍，徐娘身材还是很曼妙。早几年爱芬还小的时候，她也想替世棋生个孩子，可是居住条件改善后，世棋反而变得小心翼翼，最后干脆跟爱芬换房，一人独睡。淑英虽然货腰出身，惯见生张熟魏，却不知怎么记着了干爹丁大班的教诲，对认了是自己的男人“摒牢”。分房以后世棋打了夜牌自行就寝，淑英也不移樽就教，既无夫妻之实，时间一长，淑英感觉和世棋之间更像朋友或家人。可是她和管家老贾却有了苗头。淑英自己都觉得是发疯——跟个下人，还在世棋的眼皮子底下！不过他们倒不是常有机会在一起，而且也就这后几年的事，统共没几次，十只手指头数得完。偷情这种事靠默契，互相看一眼就要知道下一步，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心里犹疑也成不了事。也许就是因为老贾是底下人，淑英不怕他看不起她。

老贾这个人一眼看去真普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除了往后梳的油头厚了点，完全没有会引人注意的地方。第一次见面，淑英先就听世棋说老贾是前面东家连房子一起输了的厨子。老贾垂着眼睛，对她欠欠身，喊：“太太！”站直的时候眼皮跟着抬了一下，她就被那精光给摄着了，可是定神再看，老贾还是那个眼皮半耷拉望着地下的厨子。

说是厨子出身，可没看见老贾烧过什么菜，张家的“俱乐部”自开张就生意鼎盛，人手不足，老贾直接升了管家，他跟过前面的东家，对宾客名单比淑英熟悉，就帮着出主意，哪天请谁，谁又要和谁一起请，谁又和谁要避开，谁打桥牌不赌钱，谁打麻将输不起。出几个菜对老贾就更不是问题，老贾在台北贵人的帮佣圈子里人面很广，对个别宾客的口味也很了解，世棋对老贾请临时工帮厨、打杂，也充分授权，常常有知名餐厅的大厨或部会首长家的佣人，走后门出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张家赚外快，所以张家这个没有专职大厨的厨房里做得出南北各路大小菜。更有客人吃到了难得的家乡菜，让老贾中介朋友去他党国大佬亲戚的府上做厨子，厚厚地打了赏。

淑英和老贾说是主仆，更像“同事”。这个家的“生意”，在淑英看来就是提供一个吃喝玩乐的交际平台，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娱乐业。可是别看老贾话不多，关键时刻点一两句，总让淑英也佩服不已，以致淑英这个太太在打理“生意”方面，常常都听老贾这个管家的指教。即使主妇和管家每天的交流都很简短，淑英却早就发现眼皮耷拉、相貌平凡的老贾，抬起眼睛看她的时候，精光四射的眸子让他变成一个淑英不能当是仆人，而是有侵略性的，危险异性。只要四目交投，淑英的眼睛就会不听话，像受了惊的小白兔碰上大灰狼那样惊惶地跳开。可是淑英一直相信让她动心的是老贾的声音，低沉的北方男人的声音，她年轻时候还未经人事，却听了就懂得脸红心跳的声音。

“叫英子——”淑英呢喃低吟。再过个年她就叫四十了。青春连尾巴都从手中溜逝，而世棋已经搬到隔壁房间很久很久了。

“叫我英子呀！”淑英低哭出声，哀求着。私会的时候老贾不说话也不饶人。不喊人前称呼的“太太”，也没喊过她的小名“英子”。老贾精光闪烁的眼睛和结实的肌肉让她害怕，淑英从头到尾紧闭双眼，有时想到智成，有时想到年轻的张二少爷。他们和老贾不同，白面书生一样的爱人曾经带给她许多精神上的快乐。

老贾自行离去，留下她独自面对狼藉。开头两次淑英潸然泪下，心里狠狠地骂自己“贱货”，匆匆收拾了，像逃一样地回主屋去全身上下用力擦洗。再以后习惯成自然，她就闭上眼装睡，躲开那静默而尴尬的几分钟，等听见老贾穿好衣服出去带上门，她才睁开眼起身慢慢整理。

老贾的房间好像没有变过，至少从淑英几年前头次进来看见就那样。水泥地，水泥墙，靠墙一张单人床，床下塞了两个皮箱，墙上贴着几张香港女明星画片，旧衣橱旁一张小桌靠窗，窗帘白天也不拉开。佣人房跟厨房共一面墙，不是造饭的时间，也有一点永远散不开的油烟味。床单枕头套却异常干净，甚至残留着肥皂的香气，总是暗沉沉的小屋，被褥也老有着阳光的味道。是老贾一贯如此讲究，还是管家预知哪天男主人外出，他将与主妇艳遇，所以特别做了安排？

他们家洗衣服的女工换得像跑马灯似的频繁，都是老贾经手雇用的。事后想想，衣服洗烫得怎么样没留意，可是洗衣妇个个都长得太周正了点。淑英自己和老贾相好以后才开始怀疑，为什么洗衣服的领东家固定工资还替管家洗这洗那？事实上，“俱乐部”经营了六年，淑英神经再粗大都不能不感到这个家里太多事情透着古怪。可是身为主妇的她竟不敢深究。怕啥呢？淑英也问自己，怕蛋打鸡飞，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她和爱芬要流落异乡？还是怕就算捅穿了那层窗户纸，把这个家拆散了，她也无力改变任何现实。

淑英心里还没鬼的时候，有一次夫妻说闲话，她故意挑衅，做成玩笑的样子，半真半假地问世棋：咱们这家里到底谁是老爷？怎么看了你个做主子的好像还怵老贾？

世棋把手上拿着浅啜的白兰地一饮而尽，嬉皮笑脸地道：“嘿！您瞧出来了！”他把杯子一放，神秘兮兮地附耳过来，却油腔滑调说：“不知道吧？老贾身上有功夫的，咱没事不惹他。”

世棋知不知道老贾惹她呢？老贾第一次动手动脚就大胆地从她的小腿摸到了露在旗袍衩外的大腿根，那时就该告诉世棋叫他滚蛋！可是不知为什么，她也像害怕着什么似的一次次默许了那不规矩的手，后来又一面害怕着一面脚却不听使唤地跟随老贾来到了这里，白天也低垂着深蓝色粗布窗帘，空气郁闷的佣人房。

世棋说是去外地找朋友玩牌要几天不在。他不在，家里不请客，趁空淑英跟女儿约好下课后一起在外面买点女儿长大了要用的东西，眼看快到点了，她特为走到后面跟老贾打声招呼，告诉他都不在家吃饭。她一路喊“老贾”一面已经走到佣人房前伸手推门。她不认为自己有别的心思，她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做好要出门的打扮。再说，老贾不招惹她，她不见得“贱”到世棋一走她就采取主动去敲管家的门。

没打算进去的淑英在门口才刚张开口说：“今天——”

门缝中伸出的强壮臂膀像不经意间受了惊动的毒蛇吐信一样地把她卷了进去。

老贾依惯例出去抽支烟什么的，给躺在床上装睡的女人一点时间。淑英缓缓起身，套上旗袍，领口还敞着几颗扣子，又疲软无力地坐回床沿捡起地上丝袜检查有没有扯破。她想老贾误会了她的来意，所以惩罚她的淫荡。淑英没想到老贾更胜平常的粗暴也有可能是在掩饰他自己的不安或是险被撞破机关的窘态。

淑英举起一足，手指尖顺着向上，确定尼龙丝袜后面那条线是直的。她的手指轻轻抚过自己的小腿肌肤，像从前老贾背着人对她毛手毛脚，淑英忽觉心中一荡，不禁自恨犯贱，喃喃自言自语：“讲侬骨头轻伐？侬哪能尬勿要面孔？！”她替干爹丁大班骂道。

挨了骂，她自暴自弃地放弃了风度，弹起又坐低，地下找另一只鞋。一屁股坐得重了，又躬着腰，感觉厚厚的垫褥下有东西硌着。其实刚在床上的时候就觉得了，可是那时正忙抵抗，不能分心多想。穿戴好了淑英站起准备迈步出斗室，不知什么灵感来到，她顺手把床垫掀了掀看看究竟。隔着两层棉絮一条厚军毯还能硌着她的竟然是黑黑的弹匣和把放在一旁的手枪！

淑英压下跳到胸口的心强作镇定，把床上垫的几层照样铺回去，怕铺得太整齐又弄弄乱，看着像原来的样子了，直起身面转向门，以前留下她就没回过头的老贾却也正好开门要进来。两人像陌生人一样地在斗室门口错肩而过，淑英知道老贾炯炯目光没有一秒不盯着她，她一如既往地闪避了直迎对方视线，低头小心地看着地下向外走。

院里的清风和太阳让她感觉恍如再生，心里一宽，正待偷偷吐出那口憋了良久的气，却听见低沉的北方男人声音在身后叫：“英子！”

这个亲切的小名此刻却让她毛骨悚然，双膝发软，错觉中恍若自己跪倒尘埃，后脑门上立刻顶住刚看见的黑黝黝枪口，轰然一响她的脑袋开花。可是淑英只寻常地停下脚步慢慢转身，视线勇敢地停在老贾的脸上。老贾眼皮抬起，双眼像能看穿人心一样地盯住她。他今天是没抹头油，还是先前在床上蹭光了？长而蓬松的头发显得黑又多，几缕乱发散落脸庞，有点像个淑英以前在租界里见过的“进步分子”。她忽然想到老贾好像还小她两岁。

“老贾，你挺俊嘛，以后头发就这样，我叫你小贾。”淑英轻佻地微笑着，走近两步，把手举起，作势要拨开他的散发，老贾面无表情地下巴微正，头颈几乎不察地一缩，淑英的手也仿佛停了停，可是旋即顺势滑落到男人的胸膛上才真正止住，手指尖隔着衬衫轻轻找寻触动，还酥起声音说：“我就愿意你叫我英子，你总算肯叫了。”她自觉声音和手都有些颤抖，希望别人误会那是淫妇的兴奋。她暧昧地说：“等我回来，我跟爱芬约好了去买——奶罩。”随着加强语气的尾音，她用指头轻轻一戳，放浪地笑起来，声音腻得更化不开，“你等我回来，晚上还要你叫我英子。”她转身走了，感觉后脑勺凉飕飕跟着她的是像枪子的老贾深不可测的目光。

淑英学校接了爱芬就没敢回去，可也不敢去派出所报案，国民党、共产党的人都长一个样，谁知道老贾是哪边的人呢？离家的时候衣服一件没拿，随身手提皮包里倒有准备取钱逛街买东西的私房存折。她先去邮局把钱都提了，再带着女儿跑到万华车站旁边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世棋出门一向不交代详细行踪，她只知道他到南投和台中朋友家打牌，归期一至三天看牌局而定。她想最蠢的办法是天天上月台等从台中来的火车。

淑英和女儿在火车一经过楼板就震动的小旅馆里躲了几天，看着小窗外一节节火车南下北上，也不知哪节里坐着世棋？不怎么喜欢上学的爱芬开始担心旷课太多，却乖巧地不多说话，陪着心烦意乱的母亲发呆。淑英没空管别的，只管努力回想这几年的生活，虽然她被茫然引入的这一局仿佛天衣无缝，其实事后还是找得出各种破绽，淑英有些能说的事也拉了爱芬一起分析。母女两个竟各有观察，越兜越惊，又相互反向举证不愿意面对，淑英数度为自己粗心失察痛哭失声，不知怎么会那样听信他人。可是母女最终虽然还是想不出“坏人”是个什么来路，却也被自己说服爱芬一直叫爸爸的世棋即使不跟老贾一伙，也一定知情，不像她们纯是被利用了的傻瓜。她想到老贾凌厉的目光和显然是临时塞在床垫下的冰冷的枪和弹匣，她最后相信世棋不是丢下她娘儿俩自己跑了，就是已经出事了。

就算想通了世棋不可靠，母女不该再抱希望去找人或等待，淑英还是一筹莫展。既不敢上警察局检举或寻求庇护——谁会相信一屋两个男人她都睡过，可是连他们真正的名字和关系都搞不清楚？！淑英也不敢联络这几年透过张公馆“俱乐部”认识的朋友。她忽然想起搬家后逐渐疏远了的韩家是她在台湾唯一和“俱乐部”不搭界的人际关系。初搬家时爱芬还包老韩的车上下学，没多久老贾另外安排了私家三轮让他们代步，就把老韩的包车给退了。淑英对老邻居过意不去，动用私房，大手笔包了个红包给老韩，也算“资遣”，所以虽然自此两家因为社交圈子上下有别而疏于来往，淑英想，人情也许还在，而且她实在走投无路了。

韩家还在原来的地方，当年跟在花大姐翟古丽脚边转的女儿韩琪曼已经读初中了。住得够久，韩家住成了二房东，两口子带女儿占了间大房，照北方睡炕的习惯沿墙架起一张特大板床，中间布帘一拉就是属于韩小妹的一个角落。“炕”下面堆杂物，空下来的地方放了张方桌和几把椅子权充起居间。穷人有义气没讲究，古丽半猜半问未及细究，就接纳了她判定是“夫妻打架，负气出走”的老邻居。她让老韩跟女儿换边睡，爽气地说：“就咱们四个女的，挤挤还不成吗！”

老韩早就不踩三轮了，改开承包出租车。老韩胖了很多，忠厚地呵呵傻笑着听妻子摆布，挪动铺盖行李替不速之客腾地。他当年得了淑英给的大红包家里才有买菜以外的钱去学开汽车，算是有了一技之长。实诚人心里感激，嘴上虽没说，其实很高兴有机会报恩。他听老婆说过张家闺女是太太前面带来的，现在母女都被打出来了，不敢回家，他虽然同情，身份悬殊，也不敢替她们出头讨公道，只是毫无怨言地几次载淑英假装乘客到房子附近转悠，想找机会溜回去取点东西什么的。淑英却总是到门口就想起那天枪口下逃生，并不敢下车一探，只说：“不停了、不停了！过去、过去。”一会又说：“老韩，麻烦开慢点、慢点！”

淑英车中回头后望，只见长巷寂寥，榕树垂荫，灰墙森然，朱门紧闭，曾经夜夜笙歌的张公馆，白天来看竟不像住过人的样子。车行渐去，淑英感觉自己像故事里遇鬼的书生，次日清晨醒来看见昨夜的庭台楼阁变成了土丘荒冢。她疑惑了，世棋、老贾、牌局、舞会、俱乐部，难道这一切和她这个“张太太”一样，都是假的？如果世棋是假的，那在上海末日时期重逢的二少爷是真的吗？如果在台湾这几年都是幻觉，那在上海灯红酒绿的前半生发生过吗？她想到自己波折的人生路和一个又一个让她终身失靠的负心人，彷徨又伤心，无助得像十岁的英子紧紧牵住母亲的衣角，离开北国的家乡，瑟缩在寒冷的火车上，奔向一片茫然的将来。

老韩的车转出林荫道驶向府前广场，路面一宽，树影渐稀，阳光从柏油路面反射照入车内，淑英的泪眼花成一片，再看不清窗外街景。她从包里拿出手绢狠狠擦干眼泪，心想：逃难在外什么事都可能，挤上船的时候世棋不拉一把，她码头上掉下去也淹死快十年了！爱芬都十八岁了就是她走过来的证据，遭遇再离奇这也不是见了鬼遇了妖！她想起母亲商大娘最爱哭，可是，哭当啥用！命运让她只能把小英子和母亲从东北家园被外国侵略起遭的“难”继续逃下去。

此后淑英就真的很少哭了。一年后，她嫁到美国才发现，她第三次费尽心机，包了大红包托媒，才得以依托终身的华侨丈夫，说是娶老婆，更像是为了替自己外卖餐馆找个不付工资的帮厨，才利用公家补助“爱国华侨”参加台北十月庆典的时候，顺便张罗续的弦。连这样等于又上了一次男人的当，淑英都没哭，还自我安慰，要不是号称单身的丈夫实际有妻小滞留家乡，岂不要找个年轻的为他传宗接代？过了四十的自己就连逃离台湾出来做餐馆杂工都轮不上了。

家务事都不会做的人，在餐馆打工当然累得天天全身酸痛，可是淑英到了晚上还是咬紧牙关，曲意奉承，枕边说服语言都不太通的台山丈夫让她学开车，告诉他这样能把送外卖的人工钱一并省下。淑英争取每一个能离开厨房的机会练习英语；她喜欢送外卖，能拿小费攒私房，给她把留在台北韩家的爱芬接过来团聚的希望，还能跟外面的人有接触交谈、长见识的机会。

那天淑英送外卖回来，车在黄色封锁带前被拦下，警察探头入窗，通知她，丈夫被上门打劫的盗贼枪杀了，她还是没哭。等进屋看见白布覆盖的尸体，却全身一软，端靠旁边的女警手快搀住才没倒下。一众黑的白的男女警察走过身边全都同情地看她，不知道她的害怕是突然想到三年前，自己也可能这样血流满地地躺在台北“张公馆”的后院里。搀着她的女警不明就里，以为未亡人顿失所依，好心劝她想哭就哭，还念经一样地安慰道：“Okay，okay——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后来果然一切“欧”了。不过淑英也不是一变单身就一帆风顺，就此不靠男人生活得幸福快乐。台山丈夫的保险金受益人写的是人在大陆的妻儿，可是美国的配偶却是淑英。等待保险公司调查期间，淑英把继承权没有争议的外卖餐馆卖了付律师费跟保险公司打官司，自己另外找工作自食其力。华人对同胞有年龄歧视，淑英发现自己的年纪在中国餐馆就只能躲在厨房做工，她又只熟餐饮娱乐这一行，没有其他相关经验。幸好淑英会说日语，日本餐馆倒有用成熟女性跑堂的传统，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被冤枉当成“汉奸”抓过的淑英，多年后真在美国宾州费城天天穿着和服假扮起日本人来。日本餐馆小费颇丰，淑英手头不再像从前替台山丈夫做白工时拮据，开始盘算起把女儿接来。可是那时候台湾戒严，小老百姓出国管道受限制，困难重重，爱芬也超龄不能以依亲的名义出国了。

缠讼一年多后，保险公司输了官司，淑英除了理赔的钱到手，连诉讼费都退了回来。正好餐厅老板要退休回日本，淑英决心发展事业，投入全部资金加上贷款，连房产一起买下日本餐馆，重新装修，增添中西菜式，起名“法租界”的餐厅隆重开张，专卖不地道却有情调的东方菜，就因为招牌上有个“法”字，还收法国菜的价钱，又因为前身是礼多人不怪的日本馆子，鞠不完的九十度躬又比其他中国馆子更让客人感受东方情调。四不像却别出心裁的高档餐厅，就在城中竞争激烈的餐馆业里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天天一座难求；华洋贵客如果和女老板熟识，那厨房里也能为爱吃的中国客人奉上菜单上没有的家乡味道，或为欧洲来的贵宾开上一瓶年份正好的法国香槟。

淑英年轻时的清秀经过岁月的浸润变成了风度，嫁到美国以后没少出的劳动苦力又让她避开了中年发福的危机。脱下实际叫“浴衣”的和服，她换回即使不再裁制得特别贴身、穿上却一样婀娜多姿的旗袍；不是一般中餐馆女招待在中国城批发来那种后面一条拉链，绷在身上歪七扭八，金色龙凤机器绣在红色尼龙料上的所谓旗袍，是台北衡阳路上海老师傅手工缝制，航空寄来，质量、剪裁都直逼昔日“小北京”向“公司”借钱而置的考究礼服。

有贵客来到，淑英亲自接待，真丝长旗袍下摆飘动，脚下像踩着优雅的舞步般前导，虽是走几步路也与厅内轻柔的蓝调音乐若合节拍。她的心情很好，餐厅是拿了政府经营许可的正经生意，自开张以来一直赚钱；更重要的是母女分开了几年，终于替爱芬找到门路，她即将来美和母亲团聚。等到女儿也出来，中国什么党对她都将成为过往云烟。这次庇护母女在“法租界”安生的外国政府换成老美啦。老美的领导班子也换来换去，可是淑英不怕，她现在是交了保护费的良民。餐馆所在行政区表扬“法租界”餐厅历年诚实纳税、对地方财政作出贡献的奖状，放在淑英自己挑的精美玻璃相框里，高挂墙上，在射灯投照下金光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