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识百无聊赖这个人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他已经不像早些时候那样风光。不过是一个三十岁的平凡男子，微秃，不常开心，人们提起他或是介绍他的时候通常只说“这是国内第一个完全试管婴儿赖伯劳。”“噢！长这么大啦？”这是我——也许还有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我们终于看见一个存活三十年的试管婴儿。

如果我的写作事业不是这么忙碌，以致经常让我把故事里的角色和身边的人物搞混的话，也许我能更正确地说出百无聊赖这个家伙今年几岁，或者我们认识的这些岁月里有多少深刻交往的经验。所以一想到他，我只好从记忆中最清晰的数字——“30”——说起。

那个“30”是用一种老式的弯曲霓虹灯管制成的，发出刺眼的粉红色光芒。它悬在省立联合科技中心的大厅中央，四周围绕着一圈食物，桌布是猩红色的，和“30”调合成非常古典的节庆气氛。桌外则围绕着一圈吃东西的人，大部分是中心的研究委员、研究员、研究助理和研究助手。人群里也夹杂着一些没有什么重要新闻可跑，而肚子恰好饿了的传播媒体的记者——当然，不包括那些机关报之类的小单位所布置的采访机器人。我之所以会在场，好像是交一篇稿子或者借提资料之类的事。结果我成为吃客之一，代价是鼓掌两三次，表示对百无聊赖生命成长的祝福。我约的那个人替我介绍了这位寿星，百无聊赖略显兴奋地握着我的手说：“久仰了，张先生，我一直是您的忠实读者。”

他一直是我的忠实读者？当时我就想：他妈的试管好像真搞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百无聊赖竟然向我要一本“亲笔签名的书”，并且带些羞怯地放肆要求：“是不是可以请张先生写‘把它送给我的朋友——百无聊赖’，那就是我，赖伯劳。”

他首次约我吃饭的那一天我正好拉肚子，原因是那些年我一直持续着接受类似的饭局邀请，顺便送书给做东道的仰慕者，经常闹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必须一面吃高蛋白食物，一面向仰慕者解释我为什么要在某部作品里塑造某个角色，或者某个角色为什么要演出某种情节，或者某种情节为什么会变成一部作品。

不过那次的饭局很不一样。我原本强打精神，准备迎接各式各样来自一根试管的难题，以“文学家可以应付任何语言困境”的自信走进那个自助餐厅后，把“签名的书”——一部张大春杰作精选卡匣——交给百无聊赖，他居然只说了这样的话：“真是谢谢。张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习惯一个人吃饭。”

结果我轻轻松松地吃了一客丁骨牛排——噢，也许不是，《丁骨牛排》是我最新的一部小说的名字，写的是一个屠夫如何成为素食主义者的故事。吃什么其实不重要，倒是从那顿饭开始，我发现百无聊赖可以从一个“忠实的读者”变成一个“轻松的朋友”以及“有趣的题材”。他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从不讨论我的作品，到今天为止，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而我喜欢他的原因也是个秘密——他值得我去写。

我实在记不清那天吃午饭时的重要话题是什么了。他很客气，甚至客套，一种让人在最初还以为是虚伪的谦和态度。他吃得不多，大部分的时候在玩弄餐具，同时谈他生活里一些非常琐碎的经验、感觉，并且一定加上一句脚注：“这真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可是他不停地把那些鸡毛蒜皮塞进我的丁骨牛排（？）里。直觉告诉我：他之所以如此，是长期以来在省立联合科技中心任职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作家往往相信这些；比方说一个人的职业会影响他的语言，决定他的声调。我的作家朋友们大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过我坚决地相信。他们之所以如此，又不肯承认，其实也是职业使然，写作使人的语言具有更强烈的歧义性和虚构性。好了，我扯远了。百无聊赖在后来几次和我见面的谈话中经常提到他的职业，也印证了我的直觉。

“我的职业其实很无聊，不值一提的。”百无聊赖说，“中心不停地让我换工作，就好像大多数正常的现代人一样。通常都是在某个大机构里干资料分析员。唉！其实也谈不上分析啦，真的谈不上。大概和别的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只是我必须定期和不定期地向中心各学科做一些口头报告，就像古人写日记那样的老习惯一样，说真的，微不足道。”

但是，作为一个像我这样自以为满有深度的作家，总对这种人生的经验感觉好奇。每次我们见面，无论是去喝点酒、吃个饭、一同看有线电视台节目，或者到他最喜欢去的“自我演出舞台”——从前人们管这种舞台叫卡拉OK或伴唱什么的——这些约会，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把百无聊赖当成一个小说里的角色去揣想、去了解。至少我还记得，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一直想把他这个人写成一种特定制度下最动人的牺牲。想想看：省立联合科技中心把一个三十多岁的试管婴儿塑造成多么可怜的动物？他必须每周接受一次彻底的速成全身健康检查。至少这个为时七分钟的检查可以让历史学家知道“赖伯劳”受孕时代的落后科技提供了多少文化遗传学上的演进课题；也可以让社会学家了解“赖伯劳”虽然是传统科技时代的产物，却可以和正常的现代人一样自我调适成最恰当的角色，至于生物学家的“赖伯劳”、人类学家的“赖伯劳”、病理学家的“赖伯劳”、宗教学家的“赖伯劳”、灵异学家的“赖伯劳”、经济学家的“赖伯劳”等等，都各有一套可信度相当高的观察理论。对于文学家来说，我的“赖伯劳”又是多么的悲剧性啊！我丝毫无须戒备地切入百无聊赖的心灵深处，洞悉他和这个时代的矛盾。

当然，我必须骄傲地说：文学家比其他的学者专家更可贵的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现实。当尔后许许多多试管婴儿陆续出现之后，我仍然愿意以一种恋旧怀古的情意陪百无聊赖去“自我演出舞台”逗留几个小时，听他唱古老的歌曲，以示友谊。他唱了不少古老的歌曲，其中最乏味的就是那两首《只要我长大》和《想起小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年的耶诞夜，在永琦百货公司顶楼的一家“自我演出舞台”上，他把这两首歌至少唱了二十遍。他先唱《只要我长大》，接着唱《想起小时候》，然后互换旋律，又唱了一遍，这还不算什么，百无聊赖更能随意颠倒两首歌词的每一句，甚至每个字，最后他竟然倒着唱。谁都知道，岁尾年头唱《耶诞老人进城来了》、《平安夜》、《耶诞钟声》之类的玩意儿可以来个千儿百遍的，没有人会在意或厌烦，反正音乐打从耳边溜过，倍增佳节的愉悦而已。可是百无聊赖那样简直有点恶搞，我至少听到一打以上的客人在起身离座、整理围巾，用力靠上椅子的时候说：“这个科学怪人完蛋了。”

“我真的完蛋了。”他精疲力竭地撑持着笑容，脑门上罩着的角锥帽使整张汗水淋漓的圆脸看来好像一团就要融化的冰淇淋，“中心又要给我换工作了。他们认为我比较适合到南门市场干出纳员，那边又正好有一个缺。”

“为什么‘他们’认为你比较适合？”我立刻追问，我猜想答案一定很有趣；不管答案怎么样，作家总可以在他预设的悲剧角色身上敏锐地嗅出一点点悲剧气息来的。不是吗？瞧他那快要融化的脸。

“好像，好像，”他扶了扶角锥帽，“他们算过了我的年龄、心跳、血压、智商、体液浓度和恒温比，呃，还有一些什么意志力、决断力、自制力、情绪力、性能力、杂七杂八的性格积数，好像是说我最近这一段期间的积数和南门市场的容需质数最吻合——噢，对了，有位灵异学教授还算出了南门市场地理环境里的气数，据说和我的气数不谋而合。”

我想当时我一定“喔”了一声，并且沉思良久。因为满巧的是：那年年尾我写了一本神秘小说，谈的是风水勘舆一类还算严肃的东西，以致将气数奉为一本正经。如果百无聊赖的一切都真能在灵异学领域里找到合情合理的依据，对我来说却是件不无遗憾的事——气数这种深刻严谨的学问无疑会削弱百无聊赖这个角色的悲剧性的。

不过我及时找到了他先前话语中的漏洞：“你刚才为什么说你‘真的完蛋了’呢？”“我对工作不挑剔的。”百无聊赖把角锥帽压紧了些，“只是出纳员太轻松了，每天八班制，一人只能轮三小时，那剩下来的二十一个小时该怎么过呢？”

说起来百无聊赖过得还真不错。出纳员的待遇相当优厚（据说是因为高薪足以防止贪污这种已逐渐绝迹的古老罪行复苏），工作在稳定中有变化。百无聊赖和另外七个互相轮值的机器人同事可以随时调整早晚班次，所以经常面对不同时间出入市场的人们。早九晚五的公务员总在晚饭前买汽化卫生纸回家；晚九早五的公共关系服务员则在吃过早饭后买汽化卫生纸回家——百无聊赖还跟其中一个“关系”了一阵子，对方的“服务”应该算不错的，不会像她们古代的同业那样，一面打毛线、看杂志，一面催人“快一点”。可是后来出了纰漏，据市场当局调查说：百无聊赖原本要偷一瓶资本堂保肤液给她当礼物，结果错拿了同厂牌同价格的生发水，害对方长出满脸的毛发，摧毁了她担任公关人员的美好天赋，最后百无聊赖被控以渎职、侵占、过失伤人，以及妨害（她的）公务等诸多不大不小的违法款项，罚薪停职事小，还给关了进去。

他坐牢的那段日子经常写信给我，错字连篇，修辞草率，没什么文化。我没有回信的原因一方面是太忙，一方面着实也害怕和他联络，万一张扬出去，在风头上恐怕有损我辛苦多年所建立起来的文名。不过，根据他的来信，我倒是发表了一个中篇历史小说，叙述一名死刑犯在临刑前的忏悔，以及被一位善良的女性社会工作者感化的过程，笔触温馨，情节感人，曾经荣获该年的金墨水瓶大奖。

其实百无聊赖的那些信件一点都不温馨感人。他常提到的不过是那个后来长了满脸怪毛的前公共关系服务员——该死，我忘了她的名字，一时手头又找不到那些信，这样吧，我们就叫她“露露”吧——“露露”这个名字原来是《丁骨牛排》里那个屠夫的老婆的名字。

我一直忘不了百无聊赖在信上说过，他喜欢和“露露”在一起的原因是：他们都不喜欢交谈，“露露”从来不会过问他的身世或兴趣或观念或者任何想法；百无聊赖也从不打听她的私事或公务。他们喜欢彼此那种陌生的轻松感。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两句话是：“我们都受不了熟悉的世界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

我刚才说过，百无聊赖的文笔很差，这两句话曾令我辗转反侧，百思不解。于是我把所有的信件打入中心的档案电脑，希望借由各学科专家的意见来解释百无聊赖的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情形颇为让我沮丧——从研究助手到研究委员一致表示：“‘赖伯劳’的个案已因进入司法程序而结束。任何后续的研究都可能损及中心的学术尊严和形象。”

但是对我来说，死刑犯那篇小说的格局太小，而百无聊赖这个人却值得进一步用大结构的作品来诠释。因此我至少花了一版五十页小说版税（不包括录像权利金）的代价，请中心那票学者专家吃了几顿饭，他们才勉强答应我：替我分析“赖伯劳这个角色”——而且限于在饭桌上闲聊一番，绝不列入正式谈话记录。

一位搞语意学和语法学的教授认为：

所谓“熟悉的世界的方法”至少有三种语意层次。第一，整个世界是“赖伯劳”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方法”意味着他存在和认知的主客关系。第二，“赖伯劳”所熟悉的世界其实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他所出身的特殊背景以及他所处身的特定环境，而这个小世界的“方法”表示他生活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老套，甚至包括日常会话、无意义的语气词、反复使用的口头禅……这些细节。第三，以上皆是。

“但是语言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这位语意兼语法学家打着饱嗝表示，“所以‘赖伯劳’常说自己叫百无聊赖，因为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充分解析自己的语言。他会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显然表示他对自己的思考以及行为语言感觉无助。这一点或许该由他受教育的过程加以探讨。”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另一位教育学家立刻插嘴。而我清楚地记得他差一点呛住的表情。他说：“和一般正常的人一模一样，他接受了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十九年一贯作业的义务教育制度之下，人人可以了解自己说的是些什么。”

语意兼语法学家耸了耸肩，把话题扯到“语言”和“说话”的本质关系上。倒是那位蛋头心理学家看来稍有良知，他一面艰难地从智齿深处掏挖出一些纤维，并送到鼻尖前嗅嗅，一面用恳切的态度报答了我所请的客：“从我的角度去看，‘赖伯劳’之所以会把生发水当成美肤液送给那个女人，和他信上所说的‘受不了’有密切的关系。他受不了自己的出身，比方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医学院里匿名出售精子的穷学生，他的母亲是一个经常失恋而痛恨婚姻制度、只想当母亲的独身教授。这种上一代两性之间的社会阶层冲突——学生和教授——使‘赖伯劳’成为夹缝里的牺牲者……”

心理学家侃侃而谈，至少说了三十分钟；我不得不替所有的人叫一杯咖啡。不过他的话对我有不少启发，尤其是他坚持的一个论点使我几乎认为当代心理学比灵异学里的气数理论更能有效地计算人性。他说：“‘赖伯劳’是一个‘填充型人格’的人。你们看，他的父亲、母亲和其他那些试管婴儿的父母一样，都是陌生人，彼此完全不认识，他们的下一代必须透过一具陌生的身家调查电脑来划定他未来的伦理生活范畴，以免影响国民质量。可是‘赖伯劳’却渴望去弥补或填补上一代两性关系之间的空白，所以他投身到‘陌生’里去，这是一种典型的救赎行为，因此他才会说‘受不了熟悉的世界的方法’。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个有点秃头的人，‘填充型人格’的潜意识作用就让他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拿了生发水给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女人。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太清楚不过的了。”他摸了摸蛋壳般光滑的顶门。

尔后，一位人类学家则强调：也许问题出在“熟”这个字的文化深度上。他认为“熟”表示“熟食”。“熟食”和“生食”象征着两种不同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太古时代人类发明的种种用途之前以及之后，就出现了野蛮与文明的种种冲突，“熟食”表示进步的倾向、制度的企图、环境的控制以及秩序的巩固。而“生食”则表示原始的渴望、情绪的宣泄、结构的突破以及现实的返古。“如果我们足够注意的话，”他把一块切割完整的鱼皮盖回光秃秃的鱼骨上，接着说：“生发水其实是关键所在。‘赖伯劳’也许有意暗示他对茹毛饮血时代文化的兴趣；而那个时代虽然没有试管婴儿，两性关系却一样开放。”

我在餐巾纸上顺笔画了一个普通电脑卡的填充方格，又添上一丛毛发，忍不住说：“问题真是越谈越有意思了。”

“不过基本上我还是怀疑教育内容出了问题。”语意兼语法学家终于抢到发言权，“为什么‘赖伯劳’和那个女人都认不得资本堂化妆品上的世界语标识呢？”

长桌那头的犯罪学家这才大声说：“我倒觉得这和犯罪心理有关的。‘赖伯劳’买得起任何牌子的资本堂化妆品，可是他要偷，这是一种抗议性的犯罪。他的心态和动机都有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故意拿错化妆品和故意偷窃都出自一种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对人际关系的不满，他在他妈的向我们的社会示威！”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身边的经济学家把我的咖啡糖包拿过去，撕开，倒在他杯子里，说：“‘赖伯劳’的女人很可能是那种阻街型的公共关系服务员。我们都知道，那种公关员的收入有限，又不稳定，但是消费却不低，她们根本没有时间、心力和充裕的财源去搞在职进修；尤其是学语言。现在要补习世界语的话，除非你有‘国际友谊俱乐部’的会员身份，怎么可能负担得起？话说回来，公关员能进‘国友’吗？开玩笑！”

“这倒是不错的。”社会学家擦了擦眼镜上的油污，缓缓地说：“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凡是搞公关这一行的，几乎都在求学阶段不努力读书，不认识世界语简直太平常了。不过我倒不认为这一定是教育界的问题。说良心话，有的时候社会反而需要一些非知识从业员啦、认知障碍患者啦、意见附庸群体啦、广告症候消费者啦等等的。这些大众有一种使社会自然均衡的力量，也让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里的一些精英分子可以从旁发觉一些真正属于这个社会的问题。”

“不然我们还搞个屁啊？”犯罪学家说。

这个小小的结论使餐桌上的热烈讨论陷入一片停电的气氛。大家很难——也很难不——同意这样的结论。结果经济学家率先对我说：“等你的大作出版吧！我们再来吃他一顿，嗯？”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无法专心于百无聊赖这个题材。说实在的，我太忙，一个独身了四十六年的作家能不忙吗？我通常只能在演讲、座谈、写应景小品（如某大报百年社庆感言、某出版社丛书套书大系序跋、某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之主席致辞等等），以及一大堆拖不完的公共电视或录像连续剧脚本之间，找一点小小的空隙，想若干关于百无聊赖的事。其中最令我头痛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用哪一个学科的方法去叙述百无聊赖这个人和他的遭遇。到今天这个时代，试管婴儿已经多如牛排（编按：‘排’字可能有误，原本疑作‘毛’，姑且存真），如果还用科幻小说这种古老的文体去写，我就太不爱羽毛了。如果用写实主义的方法来铺陈百无聊赖这个人和他的故事，又缺乏冲击性的张力，必定沦沉于闷。如果用意识流的方法去呈现百无聊赖的内心世界，我又实在想不出像他这样一个平凡的现代国民会有什么惊人而深刻的省思。如果真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嘲讽社会（尤其是科技中心）的文章，很可能没有哪个大众传播媒体或出版社敢发表。最主要的是：他入狱的消息早已经不是新闻了，谁还有兴趣在清晨的厕所马桶上看我炒这盘冷饭呢？——最后，搞到百无聊赖都出狱了，我还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完成一篇原本可能具有雄伟（sublime）质量的作品。

“我出狱了。”他来看我的时候我已经认不出他来了。百无聊赖成了个干净彻底的秃子，原本圆团团的脸瘦凹成长眉和尚的模样。他声音有些沙哑，不过仍旧保持着温柔。

“真抱歉，我实在太忙了，没能去看你，也没……”

“喔——不不不，没关系，不值得的。正经的人的气数去那种地方不合适，你最好别去——呃，我是说您没去最好。我倒是常看您的大作呢。这一阵子我迷上了您那部《神秘的魔宫气数》，我们里面还把它列为教材呢。”

这可不算什么恭维，我立刻转了话题：“你，你，过得还好吗？”

“好的好的。”百无聊赖说，“我们在里面很忙，要读很多书，看很多影片。只有一点不太好——唉，其实微不足道的啦。”

“噢。”我想不出什么话可以应酬他的突然来访，只好顺口说：“哪一点不好呢？”

“我们只能听歌、听音乐，不能自己唱，当然更不能合唱——噢，对了！现在外边还有‘自我演出舞台’吗？”

“有啊！”我说，“现在花样儿更多了，什么特殊效果都有，你真该去看看。”

我真该后悔说了那句话。当晚他就在我无法自制的巨大同情之下登台了。还是那两首歌，《只要我长大》和《想起小时候》。不幸中的大幸是他长期以来未曾开封的歌喉显然撑不过几分钟，很快地就被一票来喜族（Lazzies）的小鬼给轰下台来。

我正为之而羞窘不已的时候，他那双小眼睛里闪动出兴奋的光芒。望着一个抢走麦克风的小妞说：“她看起来好年轻，好快乐。很像我以前的那个女朋友。”

“噢！‘露露’是吧？”我实在想象不出唱歌的那个小妞脸上长毛的样子。

“谁？谁是‘露露’？”

“呃，”我半天答不出话来，转念才想起《丁骨牛排》里的屠夫曾经对虔诚的教徒妻子“露露”说：“不杀生？那么杀蔬菜就不算杀生吗？”后来这个屠夫在睡觉的时候被“露露”剪掉了命根子，从此放下屠刀，改行种菜。当然这是一部极有科学根据的作品。我还为此写了一篇气数理论的文章答辩一些宗教界人士的抗议，让他们了解命根子真是罪恶之气的渊薮，我也完全没有嘲讽宗教的用意。屠夫之所以被“露露”阉割之后会种菜、吃菜，因为从此他失去“杀生”这个观念了。至于有一位学过一点逻辑的神职人员说：“既然屠夫没有了‘杀生’的观念，他又为什么会改行种菜呢？”那可真是个无知的问题，他的教派里可能没有“顿悟”这个字眼，顿悟就是没有理由、没有解释的行为转变，不是吗？屠夫改行的原因就是“顿悟”，问我，我怎么知道？问屠夫去啊！——当我在进行上面这些联想的时候，根本没注意百无聊赖的表情。直到后来他说了声“对不起”才把我从那几篇《向张大春先生质疑》、《答复法师的几点质疑》等笔战的现场唤回来。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百无聊赖说，“刚才我只是想起了我以前的女朋友，她也最喜欢唱《只要我长大》，还有《想起小时候》。”

我点头，想听下去，他又不说了，我猜他是看我说到“露露”之后脸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扭曲的表情——我一想起聪明的批评家或愚笨的读者向我争辩“我的创作意图”这种事的时候，整张脸就会变形，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我曾经在对镜挤一颗粉刺的时候发现这个怪现象，当时想的是我早期有一篇谈女驯狗师的文章，竟然被“微笑妇联会”的保守分子怀疑我有被虐狂以及人兽恋——百无聊赖温柔地望着我，以沉默致歉，他一定以为“露露”是一个曾令我心碎的情人呢。

我只得单刀直入地说：“百无聊赖，我想写点你的故事。”

“我？”他猛地向椅背上一靠，“那怎么可以？——我是说那怎么值得？我？您？不可能的。”

“别忘了，你也是号人物啊！”我一半是为自己而得意地笑着说下去，“你虽然进去了这些年，可是你信上不是说：他们在里头还是照样给你办庆生会吗？你是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

“什么碑？”他低声问。

“死墓碑？”其实我听错了他的发音，好半天之后才知道他沙哑的嗓子有表达障碍，然而我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你不该妄自菲薄的。我有一阵子考虑过你的新闻度和知名度，也许在题材上弱了一点，可是今天我看到你之后……”

我看到他之后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一根试管也许炒不热的题材一旦经过牢狱的煎熬，一定会是个滚沸的、有大结构、大格局的东西，比我那篇《死刑犯忏悔录》的小说可要高明多了。他显然遭受过比不准唱歌更惨烈的非人待遇（也许像古代的黑狱那样，他很可能被鸡奸过），在今天这样承平幸福、安和乐利的时代里，犯罪、暴力、公害……这一类古老的邪恶的事物已经逐渐绝迹，我的犯罪学朋友也逐渐无所事事，整天口出脏话，濒临崩溃；的确需要一个讲故事的人出来，满足一下人们对罪恶这种事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监狱，我是说我所虚构出来的监狱——有如我在孩提时代听来的遥远传奇中所形容的那样——应该有高耸的灰色合金（或某种混凝石？）围墙、密匝匝的坚固栏栅，洋溢着体肤、汗水与粪便的混合臭味的小房间，以及一点点毫无利用价值的自然日光……光想到这些场景，我就敢打一百万个赌：《赖伯劳传》已经占有了市场点。无论是哪一种地位、身份、教养、心态的读者——也许包括看免费赠阅的纸质日报的顽固怀旧分子，在早餐桌或马桶上浏览录像新闻及艺文咨讯的新进市民，四五十岁、属于和我同一世代的叛痞族（Punkpies）中产阶级，以及少年时代曾历经艺文复兴运动洗礼的义务教育毕业生，甚至那群一天到晚咋呼着平权解放口号的家庭主夫联盟……各色人等，都会对我们这个社会中已然罕见稀有的经验感觉有趣，不是吗？

“可是，不值得的！”百无聊赖咳了几声，继续说：“这种不名誉的事，对，对您不太好。”其实我何尝没想过？只是懒得告诉他：“罪”与“罚”和名誉有关系的部分很少，只有在罪行揭发和惩罚宣布的那一小段时间里，人们会认为它们（以及相关的人）有伤名誉，在其他的时刻，人们不是一直期待着罪与罚的刺激吗？而百无聊赖、我，还有科技中心的研究人员，不是都安然地度过或避过了不名誉的危险期了吗？

从那天起，百无聊赖和我的交往有了重大的转变。首先，他勉为其难地答应接受我的聘雇，为我口述他这一生——尤其是入狱后——的遭遇。我每周给付一笔钱，数额相当于一部公共电视台十分钟文学教育节目的脚本费，或者他那一份可能要领一辈子的失业福利金月薪。我保证他：绝不把给付酬佣的事传扬出去，也相对地请他不要把任何故事提供给别的作家（现在作家之间彼此套取题材情报、挖掘故事构想、剽窃人物造型、对白、动作……的情事真是层出不穷；我严正呼吁立法机关注意此一趋势，最好是限制作家人数，免得搞得大家没饭吃的地步）。

可是终于有一天，他的“勉为其难”爆发了。“张先生，我，我很尊敬您，真的。”他透过视听通讯告诉我，一面说话一面摸着他的大光头，“可是，我现在感觉自己在欺骗——”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没有依照口头承诺，而为他的故事添加了佐料，或者隐瞒了什么。当下我立刻打开电脑自动检测仪，可是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情节资料出现，接着，我猜想他可能受到别的作家的怂恿而准备跳槽了：“您该不会把故事又给了别人——”

“噢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不能，不能又领福利金，又拿您的薪水。如果，如果您还是要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故事，我愿意免费提供，我只是不能要您的钱。”

我到那时才的的确确相信：他在狱里一定受过相当严酷的苦刑。这可怜的家伙已经疯了。和一个疯子是没什么好争执的，我于是慨然答应他的请求。他仍旧每周一三五向我的资料库输入故事，但是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不太有机会见面——我忙着为一部传记电影配写其中一个人物（好像是个老套的社会主义改革者角色）的对白，而他，竟然连例行的视听通讯都少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都没再见过面。不过，我却对他似乎越来越熟悉了，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资料，所谓“微不足道”的一生——占用了我一整卷两吋的磁带，我一再抽空阅读，经常边看边打盹儿。我甚至可以说被百无聊赖催眠般的声音和生命洗脑了，以致现在可以完全不用翻拣资料便能写下他四岁时有一次用右手小拇指在鼻孔内往复挖掘一千两百三十四次的芝麻小事。（他之所以如此做据说是和自己打赌，如果他能连续挖鼻孔一千两百三十四次的话，他就能拥有较好的嗅觉，以便在茫茫人海中闻出那一个人是他的基因父亲或者基因母亲——我真无聊，说着说着就把这一段给写下来了。奇怪。）

百无聊赖的芝麻小事多了，大部分都简单、无趣、缺乏自省、没有严重的冲突。强烈地反映出他受孕、成胎期间那个传统科技时代世人无聊的局面。当然，我也因此而不时地想起当时的自己——那是二十世纪末，一九八五年左右，我还是个少年，梳着可能是紫色或金红色油亮亮的土气发型，迷恋同性恋歌手，妄想成为航天员那样的实验工匠，最荒唐的是，我幼稚得居然认为气数理论是迷信。我怎么可能知道：三四十年后，我会成为支持气数派的小说大师，而去写一个科学怪人的故事？

我的科学怪人并没有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把监狱里多彩多姿的惨酷情事告诉我，或者，监狱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惨酷而多彩多姿。他的牢狱生涯和日常生活几乎没什么两样。事实上，监狱囚禁的窒闷顶多只是不准唱歌而已——大概所有在艺文复兴运动之前通晓人事的人都知道：这个禁令的通过，是因为气数理论家发现，人们经由歌唱来寻求解放与自由的传染性与危险性高于语言文字的缘故。我曾经在一本著作里举证过流行音乐视听形式造成政治与社会信仰的理论，在此不必细表。话说回来，百无聊赖也并不是多么爱唱歌的人，资料上明明白白地显示着：上个世纪末，咨讯社会成型的时期，百无聊赖和所有正常的现代国民一样，在一贯作业的十九年义务教育学校里上课。导师给他的评语一向是：“平和”、“平凡”、“平实”、“平庸”和“平平”，除了音乐之外，一律平常；音乐方面，他简直无能。所以，我敢断言：除非百无聊赖是个不诚实的人——比方说他故意免费提供故事给我以博取我的好评——而隐瞒了他在狱中所受的委屈；要不然，就是狱方真的用了什么比禁止唱歌更隐秘的方法，使人疯狂地拒绝金钱、迷信正义，甚至讲究诚实而毫不自知。如果事实如后者，那么我就该放弃早先所有的主意，把百无聊赖的遗传背景资料统统洗掉（以免浪费磁带），只需注意他入狱之后的经历。如此一来，我所要写的就是一部以揭发狱政黑幕为重点的小说了。

当我想到这一点，不禁兴奋起来。多少岁月以来因为一直想搞懂百无聊赖这个人而为我带来的困扰于是一扫而空——管他这根废弃的试管做什么？重要的是作品！百无聊赖只是一个平均寿命不超过一百零八岁的普通人而已，而我的作品却可以流传千古，不是吗？百无聊赖的名字也会因此而为后世子孙所知悉，他的身价正建立在囚禁之中，他真该为入狱而庆幸的。

接下来，我只要向科技中心调回当年百无聊赖寄自监狱的信件资料，再加上他口述的回忆资料，就可以正式展开写作了。也许就套用《神秘的魔宫气数》的叙述方法，以复合人称的语调，经营那种一群胆小鬼一起看恐怖影片的气氛，带领我的读者参观一处隐藏着无数谜团、杀机和洗脑危险的监狱。而且根本无需白费力气解开什么谜底（现在的读者简直把推理小说之类的玩意儿当成听过一百次的老笑话），以免矛盾性、冲突性、虚构性以及丰富性不够。百无聊赖的角色嘛，就是一个永不忏悔的死刑犯好了。他谋杀了亲生的母亲，娶了亲生的父亲——这很符合最新的气数理论；至于为什么安排这样的情节，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反正艺文复兴运动以来，读者解读作品的花样儿越来越多，他们是多数，多数人的头脑永远比作者一个人的头脑好，他们总会想办法再创作出百无聊赖为什么杀母娶父的动机来的——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再一次歌诵我们这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和谐的社会体制，它至少使艺术和文学在取得大多数人谅解的情形下有了生机。是的，每一个读者都可以透过他的认知来帮助创作者解释作品的原意，那可真替我们省了不少事，以便我们有精神从事更复杂而诡秘的创作。至于读者，不也正像自我演出舞台上的歌者舞者一样，获得了自我偶像的满足吗？让我们齐声为三十年前本世纪初那群以投票方式发起艺文复兴运动的读者致敬。（我准备在下个月该运动三十年纪念会上发表一篇谢文，追思那一代可敬的读者，他们曾经在运动之初被许多顽固分子斥为“鼓励无知与卸责创作者的艺文叛徒”，然而历史证明他们的投票行动是明智的。）

好了，我又离题了。我现在要说一说上个月我为表慎重而亲自到科技中心去调回当年那批信件资料的情形。最近中心的人事有变动，据说我那几个老朋友大都不在了。语意兼语法学家被一票来喜族的学生罢免，理由是不能按月提出相对于课程进度的新发音基准——这是老套；他也改了行，挂名担任一部世界语视听教学材料的什么顾问。教育学家倒是晋升了，也已离开中心，到教育部干督学，前途看好；有点像我早年一部得奖电影剧本里主角的遭遇。心理学家在去年出国，投资第七代智能型超小集成电路，听说这种新产品采用针剂形式，先进国家正在研究它对人体有什么副作用。人类学家作古了，死因不详，所以我相信他的晚年可能是一个好题材，改天可以搜集一些资料，花它三两天工夫磨一篇什么东西出来——对了，就叫它“博士的最后一夜”吧！（这个题目很耳熟，我得去查查，有没有那个同业已经写过；要不然就是我自己写过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双双退休，成为不折不扣的消闲阶级，不过，以他们过去那种勤于发表高见、勇于针贬（编按：“贬”字应作“砭”，疑系笔误，或有他意，请读者解读）社会的积习看来，我猜他们不是竞选议员，就是参加“国际友谊俱乐部”所属的世界文化交流协会去了。这可好，只剩下我们的犯罪学家了。

我在中心地下十八楼的超级市场找到他，依照那须发皆白（虽然他偷偷染成时髦的蓝色，还是看得出来）的样子看来，他早该退休了。“他妈的！谁说我退休了？”他挺了挺脖子和胸脯，从一台机器人手里接过去一瓶古柯维他露，说：“谁在传播谣言？”“我只是说我以为你退休了。”

他跟我夹缠了五分钟，竟然告诉我他从来没听说过赖伯劳这个人，他甚至忘了我请他吃饭、讨论的事。“有正式的谈话记录吗？”他说，“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这回事——你又在写小说了？嗯？”他耸耸已经不再年轻的眉毛，笑着，一副怀疑我在套取情报的样子。我只好替他付了古柯维他露的钱，他答应我借用他的资料电脑，索回那批百无聊赖的信件。

可是一切都徒劳无功。资料早在前年就注销了，原因是“无任何利用或参考价值”。犯罪学家表示无可奈何。这可让我再也顾不得一个知名作家应有的修养，我用我知道的所有的脏话骂这个情况，当然，我一定没忘了告诉犯罪学家：“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对方劝我息怒，并表示其间一切程序均属合法，要怪就怪我当初只顾输入资料，后来自己不在意，以致没能于限期内领回。“不过，如果这个什么赖皮条入过狱，就表示他犯过法，我倒可以给你他的违法纪录，怎么样？”他一面喝那瓶滋养液，一面主动开启了操作系统。

结果确实出乎我的意外——百无聊赖的违法纪录也注销了。原因是，他出狱前不久，一份南门市场地区教堂的告解监讯报告上显示：有个变了性的男性公共关系服务员以视听通讯的便民手续进行忏悔，说他在担任女性公共关系服务员的期间曾经基于“长期渴望变性而无力缴交手术费的焦虑”、“对异性交配并发生爱恋关系的厌恶和抵制”，以及“对同情之倦怠与仇视”而诬陷了一个老式市场的收银员——赖伯劳。报告上说：“该公关员先与赖伯劳交往，利用对方‘因熟识而疏忽’之弱点，窃取资本堂生发水及保肤液各乙瓶，又将预藏而购自一流摊贩式销售机器人之资本堂保肤液乙瓶置诸货架，央请赖某代为购取，以便乘隙删削收款机账面与该保肤液等额之数字。其后，该公关员要求赖某以保肤液相赠，赖某不察，慨然应允，并私垫现款入账。该公关员乃于返家后将生发水抹于脸颊和腮部，致生毛发，因以（一）指控赖某伤害；（二）向南门市场诈领赔偿金，使得遂行变性手术。附录部分（一）该公关员曾取得法定合格精神医师之检验证明，其人于变性前有合理之变态倾向，诬陷刑责部分可免予追究；（二）已知会市府当局转饬各旧式小型市场加强管理与督导，严禁非机器人（含第四代以前之完全试管人）担任直销、收银、监讯（及其他）职务；（三）建议增加与各地区教堂告解业务之连线作业，俾便有效侦防诸多疏失问题之发生。”

“无论如何，”犯罪学家严正地表示，“这个叫赖什么皮的还是有问题，至少他犯了传统科技时代那种滥情疏失的错误——欸！依你看，这算不算遗传工程上的毛病？”我摇摇头，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犯罪学家位于中心地下十九层的办公室。临出门时还听见他叹息着说：“唉！现在人的生理质量越来越精良了，像这样有趣的案子不多见喽！”

我最后一次面对面看到百无聊赖是在昨天晚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约见他。我们还是到老地方——那个好像已经易主几十次的自我演出舞台。听他唱那两首老掉牙的歌的时候，我盘算着黑狱加上冤狱的情节，不知该照原计划虚构一个杀母娶父的百无聊赖，还是该照实写一个被变性人诬陷的赖伯劳？仔细想起来，后一种选择其实有些不智；像这类嘲讽现代宗教的小说、影片、流行歌曲还有笑话已经泛滥得一塌糊涂，一不小心就有仿冒同行的嫌疑，盛名如我者可拉不下这张老脸皮。至于那个“露露”（不知道他变性之后叫什么名字？）由于“在有效期间内自行忏悔”而倒赔给南门市场一笔数目并不惊人的钱，这也算不得新鲜。我除了写篇小品，弹一弹“男性公关人员收入仍嫌偏高”的老调之外，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再说，最新的气数理论已经确证：宗教的道德指数和法律的道德指数正在日趋吻合之中，我要是为了那一点点陈腐的冤情悲剧感而写出整个事件的话，岂不是摆明了和自己赖以成功的气数理论唱反调么？即使读者不这样想，这种作品一旦发表，难保不会挑起几个好事的意见领袖的狗屁意见，说什么有重新检讨教堂忏悔形式的“存在之必要”啦、“宗教的归宗教，法律的归法律”啦，如此一来，势必得得罪一些难缠的神职人员。（我当然还记得那个骂我的法师，想起他我就有气，他懂什么解读作品？懂什么文学或《丁骨牛排》？）双方打起笔仗，更是劳神伤财的事，划不来的。

百无聊赖唱完歌走回来打断了我的思绪。然后，我们有好一会儿不曾交谈。他忽然凑近我，端详了一阵，又坐回去。

“怎么？有事么？”

“不，不，没什么。”他说，“我在想——唉！算了，没什么值得谈的。”

“你说说看罢，嗯？”

他又迟疑半天，好容易才说：“您是大作家，后来又变成我的朋友。可是后来我坐牢了，又觉得：您还是作家，不会把我当朋友。我以前是资料分析员——微不足道的；后来，后来又当您的资料员，给您分析，那您还是作家，也不是我的朋友。您给我薪水，把我当朋友，可是要我拿不该拿的钱，又不是朋友。后来，呃不，今天，今天您约我，好像又是我的朋友了——”

我时间不多，用手势打断了他的谈话。然后要求他答应我多讲述一些监狱里的情形——而不是他和牢友如何用脚掌拍打蚊子，如何捏一下蚂蚁屁股（好让它逃回去通报同类以观赏整窝蚂蚁逃难），如何用脱落的毛发角力等等打发时间的、百无聊赖之极的方法。“我希望你告诉我一些监狱里的待遇问题，比方说：你们吃什么？喝什么？饭菜里有没有药味？看什么影片？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牢房的陈设如何？有些什么颜色？会不会造成幻觉？……反正越详细越好。”我凑近他，“你知道，毕竟我是个讲究资料完整性的作家；也是关心你遭遇的朋友。”

他点点头。

“对了，”我不得不在他那感动的表情尚未消失之前紧追一步，说：“关于你坐牢的事，我最近听说是个冤狱，你当初为什么不辩解呢？我真是替你生气！”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期待着百无聊赖可能的反应——惊愕、愤怒或悲哀，其间我还补充了一句其实有几分冒险的话：“我要替你讨回公道！”

“哦不不不，不值得。”百无聊赖赶忙说，“我，我一直记得您在那本杰作精选卡匣的第一幕上特别为我签名勉劝的话。您说：‘爱是牺牲；作品是献祭，两者都毋须辩解。谨以此书献给我可爱的朋友百无聊赖。’对我这样的小人物来说，这话真的可以受用一辈子呢。”

我听了十分受用，顿时发觉文学教化的影响力深远广大。片刻之后，我满怀兴奋地告诉他：我已经想好了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

他显然也被我草创的构想打动了，听得入神，居然流下口水。“可是，”他吸回口水，说：“应该是‘杀父娶母’比较对吧？”

“百无聊赖！”我的脸一定像平常接受质疑时那样扭了一下，“到底是你写百无聊赖，还是我写百无聊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