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拾起她那把磨得光亮又锋利的剪刀掀开门帘进来的时候，我猛地把她错当成二婶。二婶比奶奶肥得多，有时候我会认为她比自己肥得多。这时她站在奶奶身后，冲我一咧镶满金牙的大嘴，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听那声音，我才发现拿剪刀的原来是奶奶。这时奶奶笑吟吟地接腔说道：“他怕什么？蛤蟆都不怕，他怕什么？”

蛤蟆就那么静静悄悄地趴在床头的一支三脚凳上，脖子里箍着条红丝线，丝线的另一端绑在煤油灯座底下。它鼓凸着一双大眼，滴溜溜朝我转了转，活像二婶生气的样子。我懒得理它，或者奶奶和二婶，只觉得脸上一阵急似一阵的胀热好难受，就闭上了眼——其实闭与不闭也差不离多少，从晌午起，我这双眼睛就“肿得比核桃还大了”。二婶说：“赶下午让四叔逮只蛤蟆给你解火罢。”

四叔把蛤蟆逮回家来之后和二婶吵了一架，二婶气得骂四叔：“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老黄狗当时正夹着尾巴在灶底下，拿舌头舐鼻子，斜楞着眼看二婶，活像不甘心让人比四叔的样子。四叔只管怒气冲冲地跨出了后院，嚷着：“反正我把蛤蟆逮来了，拴柱子瞎了也不该我的事；我早说过，蛤蟆不会比大夫管用。”

“真亏四毛说得出来！”奶奶掏出老花镜，把剪刀往油灯火苗上来回烤了烤，“那些个洋大夫懂个屁！”“就是嘛！”二婶说，“他们懂得屁！”奶奶没再说什么，低头寻摸那只蛤蟆。我从眼缝里看着她一手挟住老花镜，一手用剪刀尖拨翻了蛤蟆。二婶抢上一步，伸开五指帮奶奶按住蛤蟆的两只前脚，蛤蟆“咕嘟”一声，大概是咽了口唾沫，我也一样咽了口唾沫。只听见二婶继续说：“那些个洋大夫就会拿人开刀，要是把拴柱子送到他们那儿去啊，指不定受多少罪呢！”

奶奶一剪刀在蛤蟆肚子上戳了个浅浅的洞。我几乎不敢看下去，可是眼睛根本闭不紧，就像它睁不开一样：我清清楚楚地瞥见那蛤蟆的白肚皮从剪刀扎下去的口子往上绽开，里头露出一堆红粉素白、活蹦乱跳的玩意儿。奶奶这才说：“四毛这些个日子早出晚归的，又搞些什么名堂？”二婶压在仰脸蛤蟆前脚上的手指抖了抖，轻声说：“谁知道他？”“咱们可是规矩人家，可经不起他这么折腾。”奶奶抬手扶一扶老花镜，瞧准了蛤蟆敞开的胸膛一剜、一剔，摘下一块鲜红的东西，一剪两半，说：“这孩子，一出生就该把他给掐死，省得人操心操不完！——来！拴柱子，敷上，这蛤蟆肝，敷一夜，天亮就好啦！”

凉凉的蛤蟆肝就这么压在我眼皮上。但是我依旧从眼缝儿里瞧见奶奶如何把预先准备下的针穿上红丝线，如何替蛤蟆缝上肚皮到胸膛的一条裂口，如何把它扔出窗外去，以及如何叹着气收拾剪子、凳子，并且和沉默下来的二婶一道出门。临走前她还对我说：“那蛤蟆再回到田里去，就成了蛤蟆王子。”

这天夜里老黄狗吠了一整夜，搅得我一直没睡觉。蛤蟆肝仿佛流出来雨天檐头不断滴落的水珠，一点一点敲在我的眼皮上。我却止不住想起四叔在前些天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拴柱子，凡是有心肝的人，任谁也不能不出头了。”他说的是县城里被奶奶称作“青皮混混”的一帮子人，都是他的兄弟伙儿，有的打从上高小的时候起就不留辫子了。当时我还是个奶娃子吧！——四叔好像说过的：“等不到你们这些奶娃子长了屌毛儿，天下就不一样了，天下就太平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远处刚插上秧子的翠绿田野，那儿正传来一阵阵喧天价响的蛤蟆声。

我再到田里去看水的那天，眼皮已经不肿了。奶奶坐在场子边儿的槐树底下，扯直嗓子嘱咐我：“要是碰上什么熟人，别忘了问一声你四叔的消息；要是有什么生人问起你四叔，就什么也别说。”结果什么生人熟人我也没遇见，倒是先前那只蛤蟆又出现了。它胸腹之间的那条缝纹儿我是认得的——红丝线沾满泥土，有如黑麻绳；它依旧鼓凸着一双大眼，在通往县城的大路边儿等我。“你别冲我来！”我举起二婶赶鸡的青竹竿儿吓唬它，“是我四叔和我奶奶下的手，有种你找他们去，不打死你个小王八蛋的才怪！”蛤蟆没理我，径自咽了两口唾沫，一转身，朝路的另一边跳过去。这时我才看见，它身后的田沟里忽然窜出成千上万的大小蛤蟆，随在它屁股后头此起彼落地穿过路面，霎时间我眼力能够着的地方全是窜高蹦低的蛤蟆，仿佛夏日午后场子上的雨漩子。它们拼命往路的另一边跳去，没完没了。要不是一辆赶死投胎的骡车打县城那头辗过来，我真会让蛤蟆王的千军万马给活埋的。

骡车却带来一个不能让奶奶知道的消息。二婶在那天傍晚抹着眼泪把我拽进厨房里，教我跟奶奶回话：“你就说四叔的朋友赒济他到省城念洋学堂去了。”“那我也要去！”“去你娘个头！”二婶作势要摔我耳刮子，吓得老黄狗一舔鼻子溜了，她才哑着嗓子说：“去给人当革命党？像你四叔？摘心挖肝的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