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l998年，我跟着电视剧组来北京拍戏，在摄影棚里几次见到了王玉兰，一问，说是跟一个文化中介公司签了合同，当群众演员，有戏就来，没戏就在家歇着。我看王玉兰的长相，倒是很有特点，当个旧社会的乞婆，当个逃难的群众，基本上不用化装了。问到家里的情况，王玉兰说，儿子发财在一个装饰公司当经理，娶了一个浙江来的姑娘当老婆。我问王玉兰，发财说话是不是还“饿”、“饿”的，王玉兰说早就不了。王玉兰给我看发财的相片，相片上的发财充分体现了匈、汉杂交的优势，浓眉、方脸、高鼻、大眼，也是个堂堂的汉子了。堂堂的汉子靠在一组组合柜前，搂着一个俊美娇小的女子自信地笑着。我问那个女的是谁，王玉兰说是她儿媳妇；问儿子、媳妇是不是跟他们一起过，王玉兰说不，一结婚就分出去单过了，金瑞说这是金家的规矩。我问金瑞在干什么，王玉兰说他在养病。我问什么病，王玉兰说是糖尿病。我说金瑞苦了半辈子，怎会得这种富贵病？王玉兰说大夫说了，是遗传，可能金瑞的父亲就有这种病。我一下没话说了，以我那个荒诞无度、暴饮暴食的五哥而言，得这种病不足为怪，遗憾的是还传给了他的后代。金瑞身上可能早就潜伏了这种病。只不过没有发现罢了，他的慵懒，他的黏糊，或许都跟这病有关，如是这样，真是错怪他了。

我说去看看金瑞。王玉兰说不必了，他一个晚辈儿，没来看您就已经是很失礼了，哪能劳驾您去看他？只是他这病，不能累，每天限制饮食，按定量吃饭，一天粮食超不过半斤，他这人最不能控制的就是酒，每顿那二两二锅头是必喝的，任谁劝也不行，喝了就躺着，躺着就睡，一整天一整天地黏在床上，倒是省了鞋。我说，得按时吃药，没有症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出现并发症就晚了。王玉兰说，他吃的药跟喝的酒都对冲了，等于没吃，现在治糖尿病的药都特别贵，有钱的人才得这种病，医院就把药价提得高高的，金瑞是既没有公费医疗又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一切花消都得自己干受着，这也是命了。

看来，他俩的生活仍是很拮据，那英俊潇洒的儿子，那明媚舒朗的南方儿媳，并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圈子里来。

我还是决定去看看金瑞。

这日没事，就坐了车来到东城的九条。

九条的房屋，“文革”以后落实政策，归还房主本人，金五爷已死，此房当由他的儿子继承，这么着，金瑞就由戏楼胡同的老宅搬到了九条，搬到了属于他的那几间北房。用我们家老四的话说，是金瑞有傻福，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逮着了！说也亏了老五一头栽在后门桥没起来，老五要再活几年，这几间房也留不住，到不了金瑞手里。老七说，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金瑞正没房，就落实政策了，该着金瑞有这一步，老五再浪荡，终还是积了些阴德，干了些好事，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给他送葬，也不会有今日这房屋的退还。

金瑞在众大爷的议论中，带着妻小不动声色地搬走了。

我从来没来过九条，我们家那几位爷大概也没来过九条。虽然父亲在这儿买了一院房，我们家老五在这儿折腾了一个够儿，而作为金家金瑞以外的人来这儿。我怕是第一个。

进胡同西口没走几步就见路北有两棵大槐树，树有年头了，用铁栅栏圈着，这算是上了册的。被列为保护对象的古树，全北京，这样的树屈指可数，实在是不多了。树边有大门，敞着，里头建筑一览无余，房不少，多已翻建过，杂乱无章，想必就是川岛芳子的宅院了，听我们家里人说，川岛芳子当年就是从这个院里被逮走的。逮川岛的时候，我的五哥还活着，作为邻居和亲戚。他一定看到了当时那一幕，不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则从院落想到了川岛留下的那只叫做三儿的猴子，想到了舅太太，如今三儿和舅太太都已经不在了……我从已经破败的院里企图看到让我五哥为之羡慕的亭榭山石，但已不可能，北京平安大道的修建已将院的后半部全部推平，轰鸣的挖土机正在屋后挖，挖……至于旁边珍妃的娘家，也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小学校。

学校对面的红门应该就是金瑞的家。

门的下部包着吉祥图案的铁皮，上部有门环，两侧有石鼓，旧归旧，却一点儿没有损坏。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进去，迎面是个砖雕影壁，上面那“鸿禧”二字还带有明显的黄泥痕迹，想必是“文革”期间被人用泥糊了。往左转是正院。却突兀地低了一截，正奇怪建筑格局的不合章法，猛然想起老五的大兴土木来，便料定八成是那池的遗址了。果然，见院西头撂着一块大石，半埋在土里，苔迹苍然。正要称赞画工技艺的高超，细看，那斑驳的皴点却是自然生成，不禁感叹时光的流逝，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连石头也老了。“鬼拍手”还在那里拍手，人已抱不过来，一树阴凉将院子严严罩住，给院落平添了悠远与凄凉。似乎五哥并没有走远，他的痕迹还在这院里清晰地留存着，时刻向人们印证着他的存在。有话说，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但在人的心里，石头可以老，人却不能……一只硕大的白波斯猫由树上蹿下，擦着我的腿，钻进了北屋。屋里立时传出王玉兰的亲昵话语：我的桐桐娃儿哎，这大半天儿你又上“哪搭儿”野去了？

我咳了一声，王玉兰一挑门帘出来了，见是我，表示出了很夸张的惊喜，大声地寒暄着，把我往屋里让。我想，她是演电视剧演惯了，我们的演员一上镜头就做戏，失去了生活的本色，这种拙劣的演技真是害了一大批人，包括眼前这位群众演员。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金瑞在不在家，王玉兰说在，在里屋呢。

我直接进到里屋，看见金瑞靠在被卧垛上，正半眯着眼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着贵州的天气预报，那只匆匆跑进来的白猫，也正趴在金瑞肚子上眯瞪。这情景似曾相识，不由得让我想起那年为金瑞的婚事跑到陕北后段家河的事，那时见到的金瑞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他肚子上的孩子换成了猫。

见我进来，金瑞说姑爸爸来了，就慢慢坐起身。蹭到床沿找鞋，一双脚在下头寻摸了半天，也没摸着鞋。我用脚把他散落到柜底下的鞋踢过去，他伸进脚，就算完成了穿鞋的过程。我说，你怎么不把鞋提起来？他弯腰把鞋提了提，提跟不提一样，鞋的后跟已经让他踩平，提不起来了。我说，你好吗？他说，我有病。我说，你那病不挡着出去工作，出去活动活动反而会好。他说，我跟我阿玛是一个病，他倒是老活动，还不是让病拿死了？我说，那是什么年月？现在是什么年月？不一样啊。金瑞说，甭管什么年月，糖尿病都是一样的。

糖尿病说不出个眉目，我决定换一个话题，就问他最近纪念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他参没参加“老三届”的活动。金瑞说，我参加那个干吗？那都是成功的男女们为夸耀、为臭美而纠集起来的瞎掰，您看看那些热衷于组织活动的人，哪个不是趾高气扬的，让我们去干吗？让我们去是给他们当陪衬！我去凑那热闹不是明摆着丢份儿吗？我说，那不见得，怎么也是同学一场，少年的友谊，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金瑞说，我不信什么同学，我就信实力，老宣传“老三届”这强那强，这个是大作家，那个是大款，他怎么就不说说我们这些压根儿就没找着工作的、下岗的，还有像我这样病得起不来炕的！不行的是一大批，行的只是极少数，那些大企业家们，那些大作家们是扣肉，我们是下头的梅菜，霉透了的梅菜，人家在上头，我们在下头哪！我说。梅菜扣肉的梅菜也很好吃，比肉还香。金瑞说，您那是肚子里有油，要是不给您扣肉，光给您一盘子梅菜干儿，看您还说好吃不？我说，金瑞你也甭跟我抬杠，你正经的是出去给我好好儿找点儿事儿干，在家里越待越懒，人都活抽抽儿了。金瑞说，我不是有病嘛，要是好人儿一个，我也早干出名堂来了，您别以为我不是当领导的料，在后段家河那会儿，人家让我干队长，我还不干呢！当队长晚上老得开会，我身体不好，熬不下来，我得量力而行不是？那时候我要是干了，到今天至少也是个省委常委了，跟我们一块儿下去的吴和平，还不如我呢，他都上去了，我能上不去？

我决定再换一个话题。我问他生活怎么样，金瑞说还凑合，说他对物质的东西不是很追求，他的儿子倒是有钱，但已经变成了典型的修正主义，除了钱什么也不认识了。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真是让人家说着了，他的儿子就已经是复辟的一代了，没救了。我说，发财真是很有出息了，有了装修这门手艺，又当了经理，比我们当年的魄力大多了……金瑞说，人家现在不叫段发财了，人家叫爱新觉罗？蜜，民族成分也是真正的满族正黄旗了。我问是哪个“蜜”，金瑞说就是伊拉克蜜枣的“蜜”。王玉兰来纠正说是“宓”，静宓的“宓”，跟蜜枣没有关系。金瑞说，姑爸爸您听听，您跟我还没姓爱新觉罗呢，他倒跑咱们前头去了，他的儿子才三个月，也给定了个满族正黄旗，说是将来考大学能加十分。我说，不是跑到前头，是退到后头去了，爱新觉罗这个姓，连你爸爸大概都没姓着。金瑞说，一个陕北，一个浙江，跟爱新觉罗有屁关系，还积极主动地往觉罗上靠，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王玉兰说，这有什么不对吗？发财是你养大的，铁了心地管你叫爹，他没二话地跟着你姓，这是多少后爹求之不得的哩，你还嫌？金瑞说，我倒情愿他还叫段发财，那样反倒亲，反倒是我儿子，眼下是什么？整个儿一个不伦不类！我问发财有了钱是不是接济家里。金瑞说，儿子有钱是儿子的。他的钱我一分不要。大老爷们儿，靠儿子养活算怎么档子事儿？像我爷爷，就从来没指望我阿玛养活一样，我也不指望他！我想，这个金瑞，真是穷横穷横的。

王玉兰在一边小声说，嘴硬，没儿子你能活到今天？

我想还是得换个话题，这么说下去会越说越不愉快。我就问王玉兰中午吃什么，王玉兰看着金瑞，金瑞说当然是下馆子，十一条口的森隆是由东安市场迁来的老字号，淮扬菜，那儿的清蒸狮子头原汁本味儿，搁的是真正洪泽湖荸荠，清糯爽口，不可不尝。金瑞这些话让我想起老五被关在乞丐收容所还要吃仿膳的马蹄烧饼夹肉末儿的事，再看他的作派，光着脚，趿拉着鞋，一裤腿儿长一裤腿儿短，顶着一脑袋头皮屑，挂着一眼眵目糊，却跟我一本正经地高谈清蒸狮子头，整个儿一个老五的再现，真是绝了！我们家那位早逝的精英，不惟把精神气质传给了他的儿子，把糖尿病也传给了他的儿子，尽管爷儿俩没见过面，竟也传得这么惟妙惟肖。我说，还是在家吃，吃家常饭，我整天在外头吃已经腻了，就想在家里吃点儿可口的。王玉兰说。可口的就是炸酱面，有现成的酱，买两条黄瓜就成。金瑞说，你就认得炸酱面！姑爸爸说的家常饭你以为是什么？王玉兰眨着眼睛答不上来，金瑞说，我告诉你，你现在赶紧奔十条豁口菜市，那个卖麻豆腐的老陈还没走，你买一斤麻豆腐，打两块钱豆汁儿，回来路过十一条口，在小吃铺买五个小芝麻烧饼、十个焦圈儿，就齐了。王玉兰说，你让姑爸爸吃豆腐渣，喝那馊泔水一样的豆汁儿，亏先人哩！金瑞说。我们的先人就是吃豆腐渣、喝泔水，爱的就是这一口儿，这是文化，你懂什么呀！王玉兰不吭声，从抽屉里拿了十块钱出去了，金瑞抬起身子朝她喊，别忘了买二两泡青豆，炒麻豆腐少不了那东西！又回过头来对我说。炒麻豆腐用羊油才进味儿，要不发柴发干，现在羊油不好弄，姑爸爸您就将就着吧……

那顿麻豆腐是金瑞亲自下厨炒的，果然炒得很入味儿，我想他这一手是跟我母亲学的，他自小在我母亲身边长大，和我母亲待的时间最长，祖孙两个也最为莫逆。吃着麻豆腐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那永不再来的温馨，我有些跑神儿。金瑞饭前先吃药，后喝酒，就着一包花生豆自斟自饮，吱溜吱溜喝了半天，饭真没吃几口，让人觉着他是个糖尿病人又不是糖尿病人。

吃饭的时候，王玉兰在屋角掀开一个榨菜坛子，立时屋里被一股酸臭挤满。王玉兰弯下腰，用两根长筷子在里头翻腾半天，酸臭更甚。金瑞说，又倒腾你的浆水菜，没人吃。王玉兰说，姑爸爸爱吃。说着用盖坛子的碗端过满满一碗来，摆在我跟前。我闻那味儿，熟腾腾酸唧唧的，感觉不是很好，也奇怪当年自己怎么会爱吃这个。王玉兰把菜用手撕了撕，直接就放到我的碗里，说坛里窝的是芹菜，这种菜窝一年也不会坏。我勉强吃了一口，不是味儿，有旧社会的感觉。金瑞把那些菜一把抓起来又扔回坛里，让王玉兰再别把这喂牲口的饲料往饭桌上端。王玉兰说，怎是喂牲口的？我们陕北都吃这个。金瑞说，再别说你们陕北，一提你们陕北我就有气。王玉兰说，我们陕北把你怎么的了，你走时欠了队里那么多，陕北人不是一下子都给你抹了吗？

两口子在拌嘴的时候，我看那盖酸菜坛子的碗，小底大口，粗笨厚重，很熟悉，想了许久，才想起那是老五的乞讨之物。把碗拿过来细看，果然不错。金家的人都知道，这个碗是随着金家五爷冻僵的尸体一起在后门桥的桥洞里被发现的，我们家的这位五爷玩得太花了，太过了，晚上还没走到家，烟瘾就犯了，一头扎在桥底下就没起来。

老五死后，有场面上的人拿着碗找到金家，让家里人去收尸。我母亲当时搂着碗直哭，父亲却气得两眼冒火，跺着脚，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个不肖的五儿子下辈子不得托生，并且宣称不去认尸，也不许我们兄弟姐妹任何人参与其事，谁要见那死鬼一面就把谁赶出家门，更不许把那个败坏门风的忤逆埋入祖坟！慑于父亲的淫威，亲戚们没有一个人出头料理丧事，连那事事爱出头、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侄子顺福这回也缩了。实际上父亲是错了，五哥舜锫根本就用不着我们家去收尸，他的丧事办得光彩极了，轰动北平。金家五爷虽然是个“叫花子”，但也不乏气味相投的朋友，什么旧日相好的妓女、受他恩惠的弟子，用不着我们家操办，他的丧事自有人张罗。光给他披麻带孝的就不下三百人，还在他九条胡同的家里搭起了大棚，筑起了月台，开吊时吊唁者络绎不绝，花圈无数，哭声震天，守灵的有妓女相公，有达官显贵，更有破衣拉撒的乞丐，还有不少自称是干儿子的人。守灵期间，有九档子文场来参灵，壮门面，铙钹鼓镲，笙笛唢呐，好不热闹。父亲不是不让老五入祖坟吗？自有人在西山风景秀丽处为五爷购置了一处美穴，人家对我们在东直门外的祖坟连看也不看。出殡时，白云观的道士、雍和宫的喇嘛都义务为他诵经，官鼓大乐、清音锣鼓外加西洋乐队，浩浩荡荡七八里长，沿途的祭棚更是无数……外面折腾得越热火，父亲越堵心，老爷子的心口疼犯了，用手点着九条方向说，造孽！造孽！

五哥舜锫死的那年二十九岁。

那时，他的儿子金瑞还在一个叫做小芍药的妓女肚子里装着。

我捧着碗，想着老五，碗小而沉，盖坛子口也刚合适，除此以外好像也再派不上什么用场了。环视四周，才发现金瑞的家里竟没有一件像样的值钱家什。过时的家具多是从旧货市场趸来的别人更新换代的弃物，谈不上配套齐整，只显得五颜六色、高高低低地杂。西墙那张笨重的大沙发应该是当年发财的手艺，人造革的面子早已老化发硬，原先上头那些银光闪闪的花纹也被磨得模糊不清。用下脚料制作的镂空铁皮暖壶，有小鸡啄米点缀的闹钟，肥猪造型的装钢镚儿的储钱罐，已经扣不上盖的柳条大衣箱……无不让人感到陈旧，感到比时代慢了一个节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道具库，这是一对没有踏上时代步点的夫妻。

我对金瑞说，这个碗是你阿玛留下来的，你得好好收着。金瑞把那个碗在桌上转陀螺一样转了几个圈说，忒粗糙，我阿玛堂堂的公子哥竟用这个。我说，你阿玛跟别人不一样。是个让人看不透的人。金瑞指点着那个糙碗说，不如陕北前段家河刘改民烧的碗，真难为我阿玛从哪儿把它找来的，这大概也是他乞丐职业的优美标志了……说着将碗啪地扣在了坛子上。王玉兰赶紧扑过去，察看坛子，担心她的坛子被砸裂了。

走的时候，我给了王玉兰一些钱，王玉兰推辞着，眼圈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