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的时候大眼睛亮亮的，鼻头不着痕迹地翘着。一些奇想和好玩的联想，好像穿着旱冰鞋在他宽宽的脑门上来回滑行。他看见小孩最高兴，因为他们是他的同道——他自己未必意识到，但是他的清朗无邪的眼睛呼应着小孩子的眼睛，他用儿童般的明澈穿过繁杂的世态，用最简捷的路径看到最明白不过的事情。

他主持会议的时候，一屋子伟大的男人吭哧吭哧地速记。他讲讲话，一个奇想又在他那宽脑门上滑行。他笑起来，眼睛弯出一脸调皮。这么多伟大的男人在听一个大男孩的奇想。然后他的奇想就变成他的点子，变成加压。大男人们好像兴味十足地在上这个大男孩的当，而对他，工作常常不是负累，而是一种兴趣。兴致勃勃地推倒原先搭好的积木，再去搭一个个新的积木。他笑，他快活，空气就湿润起来，空气就清新起来，树叶摆动起来，小鹿奔跑起来，喷泉喷洒起来，鸽子扑啦啦飞起来。

他永远穿着白衬衫、白T恤，或者外面加上西服、加上夹克，对付一天里的各项日程。穿着白衬衫去工地，套上西服领带会见外宾，只有白衬衫可以一劳永逸地配各种西服领带，这纯白，又一如他的心性。他是最本色的。

而他自己，如同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穿着白衬衣、握着一支笔，眼睛盯着一张开发区的地图，像一个专注的学生。开发区的唐老鸭（大家都这么叫这位唐君）说，开头他还几次询问算地价的事，现在他算地价比谁都精。他脑子里贮藏数据不知有多少。他喜欢用数据说话，常常说要数数。当他盯着一个个数字问部下的时候，常常他知道的比部下还清楚，他不是在了解数字，他是在看你有没有尽职，好可怕。

他坐在那里，左腿搁在右腿上，右脚着地。有时脚跟着地，脚尖翘起，呈火箭状。有一个支点，他就能起飞。

有两个支点的时候，两脚着地就走得飞快。后边的人快走着跟，小跑着跟，竞走着跟，颠颠着跟，走出人生百态。他在街头走，百姓们呼啦啦越跟越多，好像当年红军队伍越走越壮大。而他的身边总有故事。一路走去一路故事。我想起一幅很多年前看过的油画：前边走着一队红军，后面有两个破衣烂衫的小鬼，背着茶缸什么的，紧紧跟着也想当红军。我要想听到薄熙来身边的故事，就得像一心想当红军的小鬼，紧跟着跑。

他天天这么快走，自然吃什么都不会胖。他高高挑挑地站在房子里思考问题，眼睛望着天。当然，在房子里顶多望着天花板。但就感觉他望的不是天花板，是蓝天。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望，他只是在思想。以他的身高，眼睛再望着高处，他的个头加上他的思维就有了延长。人说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我仰头望着他，感觉一种壁立的崇高。觉得他是责无旁贷地、命定地顶着他头上的那方天。

（他神秘兮兮地对人说，他现在是1．85米，曾经是1．86米。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讲谦虚，他一见人就低头，久而久之，就矮了一公分。）

一天下来，深夜秘书走进他办公室，薄熙来脸色灰暗，秘书的心顿时趴下了。他的心在痛苦地呻吟：市长，你到这会儿就是一个泥啊！

不，薄熙来到这会儿还是市长。

他喘过一口气来就拉秘书陪他散步。秘书宁可跟他工作，不爱陪他散步。薄熙来不会慢走，其实他也没有快走。他平常的步子就是快快的，他的长腿随便迈一步，人家就得迈一步半。秘书连走带跨带跑，而且散步不散心。15分钟里，市长布置下一件一件天知道多少工作。薄熙来又是诚心诚意邀他散步的，秘书自然没带纸笔，好像两人果真上街玩似的。不带纸笔，秘书的脑子也得小跑着，才能录下一条一条薄熙来的指示。秘书说谁都怕和他散步。有人和他散步，一次下来脚上就起泡。

可对于薄熙来，深夜在政府院里15分钟的散步，是休息，是放松，是健身，是享受。阔大的草坪，在草皮灯的映照下幽幽地绿着。圆圆的月亮，在草坪上幽幽地亮着。这里的草坪是经典的——如果草坪可以像音乐一样分类，这里夜间的草坪，就像经典音乐，叫人圣洁起来。

秘书还有一怕：节假日。平时政府有办公厅、有秘书处。节假日只剩几个秘书。而薄熙来的工作是不因为节假日就淡出的，薄熙来要求商业街不要断气，让市民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薄熙来自己是工作不断气，可以从一年的这头干到那头。

薄熙来说过，在我身边干的人想得到什么，那就别在我身边。

他周围的人说，人家当官当富了，薄市长当官当穷了。市长说话：咱为国家办事要什么好处。市长白天看着像那么回事，可是他多累啊！大连有这么个市长，咱能帮他担当一点儿，也是福分。

上班时间不接见疾病

80年代初，甘肃定西。这里草籽都长不活，老百姓的门联都读不通：“大增日月人增寿，先生孩子后发财”，什么意思？当初华国锋当总理时，大队干部叫村里人表态，他们直愣愣地喊口号：拥护华国锋当周总理。

中央书记处调研员薄熙来虽然是自己要到最穷的地方调研，但他受不了人这样地受困——物质的受困和精神的受困。而老乡们还在那儿傻乐。他拍下很多照片贴成一本，打报告要求到定西去。有关领导考虑到他是硕士生，又一直做调研工作，1984年又刚刚开放沿海地区，就派他去了辽宁。那么，不在辽宁的机关，就被分配到金县。后来，金县变成金州区，成为大连的一个区。薄熙未进大连好像是先结婚后恋爱。

在金州他住县武装部一个老房子。他和开来架起一张旧床，再借一个“文革”时期的文件柜当衣柜，这就是家了。有一天趁着薄熙来不在家，一只威猛的老鼠大模大样地走到开来的跟前，和她对看。老鼠那么硕大，开来那么娇小，开来无法对付这位不速之客。她打电话呼救，待朋友从远处赶来时，那老鼠还在那儿大眼瞪小眼呢。

这已经是1987年了，北京城里的百姓已经在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薄熙来夜晚在木结构的机关里，照例又是他一个人在工作。后来在大连当市长，至少政府楼下有一个叫王胜利的司机和一辆奥迪在等他。那时他骑自行车，3年蹬坏了两辆车。

金州区那幢木结构的旧楼，在夜晚寒风的袭击下，好像患了全身骨质疏松症，所有的关节都在晃动。每一个门后都可能发生一个聊斋故事。薄熙来一个人在黑夜的楼道里走，每走一步，所有的木板都着急慌忙地咔吱咔吱，又好像那楼是个木制电子琴，走一步就会自动发出多种和声，这里的蹲厕，没有上水和下水，寒风从坑下往上吹，那冰凉凛冽，好像地球那头的寒气都从这里冒出来了。金州的夜晚黑漆漆的。薄熙来办公室的灯白亮亮的。薄熙来离开金州时，金州的乡镇企业、计划生育、教育、体育、科普等10多个项目获先进。

至于他和开来的小家，他们走后就降格成为仓库。

薄熙来在金州4年就几乎吃了4年方便面，后来他在大连家里、办公室里，也总有方便面形影相随。我问司机胜利，薄熙来要是赶不上吃饭，还有什么别的吃？胜利说得悲壮：再没有别的了！

薄熙来奥迪车里除了常规武器方便面，还有两顶永远的安全帽。黄色的是胜利的，白色的是他的。午夜，薄熙来戴上白色安全帽去工地，像一忏高高的白色的路灯。

薄熙来只要安全帽不要警卫。胜利午夜为薄熙来开车，因为不再有会见外宾之类的日程，不定在哪里，薄熙来就喊停，说这是什么街？你赶紧打电话通知环保局，这个楼怎么又冒黑烟？现在就处理。胜利要为他打电话找人，改变日程，增加事项，胜利自称是司机+秘书+通讯员+警卫员。他开车时，从后视镜看笔挺地坐在后座的薄熙来，看得出市长在思考问题，更看得出市长脸上积压了一天的劳顿。

当薄熙来的司机天天凌晨才能回家。大年夜，市长肯定在办公室跨年度工作——过了零点就是新的一年。胜利只能与君共苦。不过他说人都有一个追求，一个精神支柱。薄市长的精神完全感动了我，我不开车的时间正是他工作的时间，他的工作量远远超过我。大连翻天覆地的变化，咱能做这点后勤工作觉得荣幸，自豪，而且有一种责任感。

胜利感动起来。他平的眉，小的嘴，眼睛是半圆的，手是圆的。加上树墩一样的身材和肤色，使我想起澳大利亚可爱质朴的小树熊考拉。他和高挑的薄熙来搭档有一种错落有致的幽默。

9月25日上午，薄熙来到大连湾西部海域污染治理工程参加开工典礼，然后我跟他跑了几个厂。记得离开最后一个厂的时候，大约12点多了。下午薄熙来有3 个会，2点一个会，4点一个会，点一个会。26日我打开《大连日报》，看到薄熙来在25日中午会见从美国来大连探讨合作建立海水淡化厂的总裁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傍晚，薄熙来在大连煤气新厂引进奥地利英特佳公司制气技术、设备合同签字仪式上讲话，并会见英特佳公司总经理弗朗茨一行。那就是把25白天的每一个空当塞得胀鼓鼓的。

天天如是。

薄熙来说起辛劳的干部们，说“人家是人啊”。

那么你呢？

或许，正因为薄熙来是人，一个把人的聪明和力量发挥到极致的人，他就可以把疾病挡在办公室门外。上班时间不接见疾病。他的左脚脖子在金县扭伤后，不小心就会犯。脚背肿得不能穿鞋。薄熙来对秘书说，你悄悄找个医生来，别让人知道。医生来了说，要是骨折了怎么办？一定要去医院检查。薄熙来说，我到医院可以，不过你得说好要多长时间？医生说一去就拍片子，拍完你马上就回政府。

拍完片子就走不成了。医生说一定要上夹板，至少一个月不能走路。不上夹板，不上！整天这么多事，见这么多人，上了夹板不是出洋相吗！

薄熙来拄着双拐回到办公室。有没有偏方？多苦的药都行。只要能好得快，怎么都行。终于有了一种偏方，一天喝两大碗浇上黄酒的油兮兮的黏液。薄熙来点酒不沾，如今挤眉弄眼地大口大口喝下这碗黏液，眼泪都出来了。然而他笑，他到底逃离了住院，甩掉了医生。

如何地夜里高烧或是吊盐水，第二天上班前，薄熙来又早早地坐在办公室里，就是脸红红的，像金州三十里堡的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