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初，唐人先生曾写出多卷体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小说主要描写蒋家王朝的兴衰过程，最后以南京的王朝日落——国民党的分崩离析而收笔。1979年我重返文坛之后，心中始终难忘发生在金陵的另一个灰色的梦：它与蒋家王朝的覆灭无关，完全是在新中国历史中发生的。

“文革”时期的1970年冬日的一天，从劳改队遣返回南京的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年剧作家杜高挎着菜篮儿上街去买菜，在街头看见了一张处决反革命的告示。不看不知道，一看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被处决的4个人都是与其在同一条劳改队大炕上睡过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姓名是：孙本桥、姚祖彝、王同竹、陆鲁山。

时至1979年，杜高平反后回到北京。在他任戏剧出版社社长期间，一度与我主持的作家出版社为邻；加上我们又是同炕的难友关系，自然经常谈起昔日的一些往事。当他与我谈起那个冬日上午的事情时，仍然不无惊异之色。他亲眼目睹处决这几个昔日同窗的囚车从他面前隆隆驶过；其情其景，给我和他心里都留下一个十分凄惶的梦。当然，这个梦的破译，不仅仅是我俩的心愿——而是被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所关注。

据友人们回忆，孙本桥原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人极为聪明。曾与他一起在清河制呢厂实习的教师张永贤告诉我：孙酷爱学习，在工厂实习时每月发16元工资，他花去6元多钱购买了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实习之余苦读。目前，在四川社科院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的杨路，得知孙的消息后说：孙是数学奇才，过去在一块经受劳改时，许多演算难题他不需要笔纸，只需心中默算就能无误地答出结论。

王同竹过去是马列编译局的俄语翻译，记得在劳改队中，曾经在国庆文艺演出会上，动情地朗诵过祖国母亲的长诗。陆鲁山过去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是他们4人中身体最好的一个，在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的时候，我和他曾在劳改队中同为一个篮球队的成员。在我的记忆中，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与我都是独生子，并且都是早年丧父——是孤寡母亲把我们拉扯成人的。

至于姚祖彝，进劳改队之前，在外贸部工作，英语很好，似乎是老燕京的学生。他的父亲是个海外华商，因而从小到大，一直在教会学校里学习。

我们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这些了。当然，我们从1963年分手（因劳改队的重新划分），就再也没见面；但何以在7年之后，都成了必须杀头的死囚了呢？！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都是有用之才。

时光已然流逝了27个年头了，他们的灵与肉，早已经成为宇宙之间的烟尘。但这却给我们走过风霜驿路的生者，心灵上留下一个难以破译的梦！值此《金陵晚报》向笔者约稿之际，便有了向金陵寻梦之机缘。

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们毕竟有7年光景的劳燕分飞，在此7年之中，知识分子发生质的变化——变成了流氓、杀人、抢劫犯，虽然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那混乱动荡的年代，人的变化如同数学中的无极变数，也不排除一万中蕴藏的万一。但是万一比一万来说，毕竟是个微乎其微的小数——何以能得到一个精确无误的求证。

既然寻觅的是求索之梦，望当年知情之士，能给我和我的一些昔日友人一个析梦的回答。我和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将对您深深地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