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一家和张仲实终于从新疆飞出来了。1940年5月6日下午3时，飞机徐徐降落在兰州机场。原来打算在兰州过一夜之后，再飞往重庆。谁知刚吃过晚饭，一同从新疆出来的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赶到茅盾他们下榻的招待所，告诉他们，因为傅作义要坐这架飞机去重庆，只好让茅盾迟走几天。

实际上把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半途放掉了。于是茅盾和张仲实商量，决定不去重庆而去向往已久的陕北延安。1940年5月14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青海活佛喜饶嘉错的“专车”，风尘仆仆直奔西安，一路上，虽是5月中旬，进入初夏季节，但却经历了风雪华家岭，翻越六盘山，一路风光尽收眼底，汽车在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奔驰，“扑入视野的绿色的‘麦浪’和远处一排、一簇傲然耸立的白杨树。

他们围绕一口水井或一个死水塘生活。“这种场景，深深地印在茅盾的脑海里。

经过5天的奔波，汽车经过咸阳，到达西安。茅盾一家和张仲实住进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吃过晚饭，茅盾他们意外地去郊外躲了一次警报，目睹了西安人民惊恐之下的生活情状，也品尝了西安一场虚惊的味道，直到晚上12点钟，才一身疲劳地回招待所。

第二天，茅盾他们便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和朱德同志，骤然相见，大家都十分惊喜，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时，曾路过迪化与茅盾他们见过面，以后就没有音讯，今天突然在这里相见，自然十分惊讶：“沈先生怎么来这里啦？”

周恩来又忙将茅盾介绍给朱德同志，茅盾握住朱德同志的手，连连说：“久仰，久仰！”朱德同志那敦厚的形象，给茅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周恩来详细地向茅盾、张仲实了解离开新疆的经过，又打听杜重远的情况。茅盾也敞开心扉，向周恩来说了自己在新疆的种种情况，并希望中共能及时营救杜重远和赵丹他们。周恩来听了茅盾他们的介绍，说：“3月里经过迪化回延安时，我曾向盛世才提出让杜重远搭我们的飞机回内地治病，盛世才没有同意，推托飞机已经满员，说是让杜先生搭下班飞机走。现在你们回来了，杜先生仍未走成，可见盛世才不想让他回内地，这件事现在只好慢慢再想办法。”说到这里，周恩来问茅盾“以后有什么打算？”

“想去延安。”茅盾和张仲实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周恩来笑了起来，说：“好啊，你们不论是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正巧有个好机会，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了保证。”

5月24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总司令的车队，往延安方向去，第二天茅盾和朱德总司令等一起谒拜黄帝陵。茅盾发现朱总司令不仅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而且文学素养很高，又有很好的演说才能。

5月26日下午2时，阳光灿烂。茅盾他们到达延安南郊七里铺时，前面迎接的队伍已簇拥着先到达延安的朱总司令回去了。但几辆小车还停在路边迎候。茅盾从车后面下来时，茅盾夫人却兴奋得像孩子似地朝小车旁边的人奔去，一边兴奋地喊：“闻天，闻天！”茅盾欣喜地看出那个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于是张闻天。

茅盾也奔过去，和张闻天紧紧握手。这时，一个身材瘦小的同志走上前来，用上海口音问道：“沈先生还记得我吗？”茅盾觉得面熟，一时却记不起名字。“我就是虹口分店廖陈云”“啊，是你！”茅盾一把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紧接着都笑起来了，笑得那么开心！

茅盾从黑暗的中世纪式生活里，来到万里晴空的延安，一股温暖感从胸间漾出，他，回到家了。在欢迎的人群中，茅盾和德沚见到了8年多未见面的弟媳张琴秋。

大家百感交集。

茅盾兴奋地在南门外的交际处安顿好后，便去出席晚上举行的欢迎大会。会场设在南门外的广场上，朱总司令充满激精的讲话，不时地被操场上的掌声欢呼打断。

茅盾被这热烈的场面感染了，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而质朴的场面：台上挂着两盏汽灯，把简陋的黄土垒成的主席台照得通明，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井然地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他们互相拉着号子，此起彼伏地‘赛’唱歌，有我熟悉的《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也有我第一次听到的《八路军进行曲》。”

到延安的第二天，即5月27日，正在延安女子大学担任教育长的弟媳张琴秋来了。亲人重逢，有说不完的话语，张琴秋建议亚男进女子大学，阿霜进青干校，但儿子阿霜却要进陕北公学。张闻天在百忙之中也来了，当年和茅盾情同手足的张闻天如今已是中央领导。晚上，还在兴奋之中的茅盾又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一组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使茅盾感觉到“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吝啬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似的”。5月28日，茅盾乘着暖风专程去杨家岭拜访老友张闻天，身材魁梧的张闻天依旧像在上海茅盾家里那样爽朗、热情，睿智的目光里充满友爱和淳朴。两位老友欢聚，谈起了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岁月，也谈起新疆那腥风血雨的日子，也诉说了自己到延安的感受。之后，张闻天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呷了一口茶，望了一眼窗外明媚的阳光，毫不犹豫地向张闻天表示：

“准备在延安长住下去，有机会还想去前线看看”。

“格太好了，太好了。”张闻天一听，笑了，用上海话连连说。从张闻天那口窑洞里出来，茅盾又去拜望毛主席。茅盾和毛泽东早在20年代就在一起共事。毛主席见老朋友来，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茅盾把在新疆的经历和赵丹等人在新疆的困境一一作了汇报。毛主席用心听了，并作了指示。过了几天，毛主席到交际处看望茅盾一家，并亲自给茅盾送去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老友相聚，其乐融融，一壶茶，一包烟。茅盾抽烟不多，毛主席却一支接一支地抽，一边抽烟，一边谈着文学，那些精辟的见解，使一代文豪为之折服。说着说着，毛主席又关心起茅盾的下一步打算，茅盾告诉他，仍打算搜集些材料，到前线去看看，以便创作。

毛主席听了以后，用湖南话爽朗地对茅盾说：“去鲁艺吧，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

茅盾笑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说得兴致正高时，茅盾夫人已经来请毛主席和茅盾去交际处食堂吃饭。

毛主席一边吃饭，一边说笑，手上还夹着烟。在一旁的茅盾夫人便劝主席戒烟，毛主席幽默地说：“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爽朗的笑声溢满了这黄土高原的窑洞。

后来，茅盾采纳毛主席的意见，搬进了鲁艺。

“鲁艺”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它创建于1938年4月，是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签名参加发起成立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当茅盾去鲁艺时，院长是吴玉章、副院长是周扬。在老友周扬的精心安排下，鲁艺为茅盾的到来，专门发了公告，并为茅盾准备了两孔窑洞。进城有马，还派一名勤务员照顾茅盾的生活。6月9日下午，鲁艺在该院大礼堂举行两周年校庆，毛泽东、朱德、洛甫、任弼时、康克清等都参加校庆。茅盾和一起从新疆出来的张仲实也应邀前往。会上，茅盾作了讲话，他阐述了抗战文艺理论落后于现实的问题，作家和理论家深入斗争生活问题以及作家批评家之间的联系问题，希望鲁艺真正继承鲁迅精神，努力于创作和批评，以巩固中国新民主义的文艺堡垒“鲁艺”。

后来，在周扬同志的邀请下，茅盾又专门为文学系学生讲授《中国市民文学概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市民文学的历史嬗变，作了深刻的阐述，深受师生欢迎，可惜当时的讲稿后来在辗转中丢失了。

那个时候，茅盾目睹了延安人民高昂的精神风貌，目睹鲁艺青年朝气蓬勃的生活生产场景，他说：“天不亮，同学们背着草帽，扛着锄头，肃静地沿着沟底的小径，从我的窑洞前经过；而傍晚，当沟底已经黝黑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回来，在苍茫的暮色中，他们那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声和笑语声在两山之间回荡。”

这场景深深印在茅盾的脑海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素材。

在延安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茅盾心情舒畅，为解放区的文学大业而奔波着，忙碌着。茅盾住的那口窑洞，灯光时常亮到深夜。当时，延安文学界正开展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茅盾读过各方面的讨论、反驳、批判文章后，专门写了一篇《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积极参加讨论，纠正某些文章的错误观点，给予正确的指导。与此同时，茅盾还热心扶持青年文学爱好者，修改他们的习作。

当时延安有个文学青年叫陈宗凤，写了一篇小说《大概是同志》，写好后，他通过茅盾的儿子沈霜转送茅盾，请茅盾修改。茅盾非常认真，看过以后，专门写了两封长信，详尽地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通过帮助修改，茅盾发现延安的一些文学青年，热情很高，但大都不注意炼句，甚至不懂炼句。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一点小小的意见》，刊登在萧三、方纪负责的《大众文艺》上，指导延安青年写作。

至于出席各种会议，感受延安清新空气，茅盾也同样十分积极。如：6月21日，延安新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洛甫都出席了，茅盾、张仲实也被邀请参加；7月14日延安文抗分会专门在俱乐部举行欢迎茶话会，欢迎茅盾、舒群、肖军、孙泱、肖三、胡考等同志；9月8日，《塞上风云》外景拍摄完成后，经延安返回，朱总司令设宴招待，茅盾、丁玲、周扬等都应邀出席作陪；9月20日，延安各界在青年体育场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九一八”9周年大会，茅盾作为文艺界唯一的代表，被推为主席团成员。这段时间，茅盾虽然十分繁忙，但他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舒畅。

就在茅盾参加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后没有几天，张闻天到桥儿沟看望茅盾。张闻天刚坐下，端起茅盾沏好的茶，呷了一口，便拿出一封电报：“雁冰先生，这，你看一下。”茅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来的电报，为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认为，茅盾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些。

看完电报，茅盾陷入沉思。张闻天知道茅盾舍不得离开延安，便说：“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望了茅盾一眼：“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张闻天见茅盾沉默，又补了一句：“你和德沚姐商量商量，过两天再听你的回话。”

“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工作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

茅盾听了张闻天这番代表组织发自肺腑的话语，一边把电报还给闻天，一边坚毅地说。

“嫂子不放心孩子，也可以留下。”张闻天点点头呷了一口茶说。

这时，在一旁的茅盾夫人立刻接上来说：“不，我同雁冰一起行动，孩子已经大了，托琴秋照顾就行了。”

张闻天一听，笑着道：“嫂子，那样也好，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有照应，孩子留在延安请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

在送张闻天回去时，茅盾和张闻天肩并肩地沿着沟底走去。路上，茅盾敞开心扉，向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以便今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张闻天理解茅盾，答应把茅盾的要求提交中央书记处研究。

不久，茅盾向在延安的朋友——告别后，又到杨家岭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知道茅盾要去重庆，便握住茅盾的手，风趣地说：“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临别延安，茅盾心情十分复杂，他的心已被延安吸住了，但他理智地接受党的安排，把自己想法自觉服从组织的意志。延安的阳光太有吸引力。茅盾已从中共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40年10月10日，鲁艺的学生在门口列队欢送茅盾，齐声高喊：“欢迎茅盾同志下次再来，欢迎茅盾同志下次再来！”欢送声里，茅盾夫妇泪花闪烁，不断地挥手致意。就这样，茅盾夫妇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随着董必武同志的车队，离开了延安，踏上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