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乡一往情深的茅盾，回到乌镇时，发现故乡观前街老屋后面原来作仓库用的平屋十分幽静，可惜年久失修，已经破烂，“如果翻造一下，让母亲住在这里，比临街楼房还清静；自己在里面创作，也可少些在上海的喧闹和嘈杂。”茅盾起了翻修平屋的念头。1934年春暖花开时，茅盾到乌镇，请“泰兴昌”纸店经理黄妙祥一起来商量翻修后面这三间平房的事。黄妙祥竭力怂恿茅盾趁现在工料便宜的时候，翻造这三间平房。茅盾听后，对黄妙祥说，“我也这样想。不过这件事还想听听我妈妈的想法。”回上海后，茅盾便向母亲汇报：“上海杂事太多，应酬太多，不能定下心来写东西，我打算将老屋后面的三间平房翻造一下，这样，就可以躲起来写小说了，平时，你可以搬进去住。听黄妙祥讲最近的工料也便宜。”茅盾母亲听后沉吟一会儿，觉得儿子讲得有道理，便同意了。于是茅盾写信给黄妙祥，让他去请木匠估价。并寄去日本式风格的草图。后来，在建造过程中，黄妙祥又一再给茅盾去信，说木料涨价了，石灰不够了，瓦片嫌少等等，要求追加经费，结果花了近千元，才算造好。三间平屋造好后，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引起小小轰动，一些人好奇地来“参观，‘沈家少爷亲自设计的”小洋房“。黄妙祥还煞有介事地领了茅盾去”验收“。茅盾一看这房子的通风和采光条件都不错，大为满意。其实在建造过程中，承包商在暗地里大大偷工减料，直到50年以后，才发现茅盾生前喜欢的这平屋，用料竟是这么扣克和单薄！

在乌镇有了这幽静的居所，茅盾便把上海的一些书及沙发、床、桌子等日用家具运回故里，还专门让木工做了一个可以把房间前后分隔的书橱，把上海带回的线装书，放在这别致、实用的书橱里。一切安排好后，茅盾让母亲住在里面，又从镇上买回花草，又移来天竹、棕榈和葡萄树；把这三间平屋的环境点缀得极有生气。

1935年秋，茅盾下决心离开上海这喧嚣的地方，回到乌镇，躲进这刚刚落成的平屋里，开始写作他那构思已久的小说，在乌镇住了两个月后。茅盾带着一部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回到上海。《多角关系》以上海附近的小县城为背景，以地主兼资本家唐子嘉1934年年关时节的债务纠纷为线索，引出一连串故事，反映了金融危机下面的人情变化和人情纠葛，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角关系。

后来，《多角关系》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于《文学》1936年6卷1期，1937年5月由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茅盾从乌镇回上海不久，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纪念酒会，鲁迅也去了，史沫特莱特地叫出租车去接茅盾和鲁迅，然后换车进苏联领事馆。

气氛轻松的酒会上，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地对茅盾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全家都去。我们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说到这里，史沫特莱停了一下，瞥了一眼在不远处的鲁迅，有些为难地说：“上次我给鲁迅讲过，但他不同意。所以我想，你沈先生出面，劝劝鲁迅先生，让他同意去苏联养病。”

茅盾听罢，深为感动，并表示愿意去说项。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转达史沫特莱的话，并希望鲁迅去苏联养病。同时认为鲁迅去苏联养病可以把《汉文学史》写完。起初，鲁迅心动了，表示可以考虑。不料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回话又不同意去苏联养病了，表示“轻伤不下火线”。

茅盾和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1936年春节里，茅盾去鲁迅家里拜年。告辞时，鲁迅送茅盾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止步，悄声对茅盾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好啊！”茅盾一听，立即赞同说，然后转念一想，又问鲁迅“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边走边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会想办法发出去的。”

此后，茅盾没有再和鲁迅商量此事。但茅盾知道中共方面确实收到过署名鲁迅茅盾的“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茅盾在鲁迅家里看到“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给“左联”的信，信中肯定了“左联”的成绩，也批评了“左联”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建议解散“左联”而另外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文学团体。茅盾见到这封信，深有同感，觉得萧三是看到了“左联”存在的问题的。但鲁迅看了这封信以后，却不同意解散“左联”，认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

但凭一封信，毕竟不能有什么动作的，况且茅盾和鲁迅看法还不尽一致。

1936年春节里，郑振铎告诉茅盾：“夏衍有重要的事要与你说，时间由你定。”

夏衍虽然早几年将茅盾的《春蚕》搬上银幕，但因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加上茅盾这几年搬家频繁，相互已久不联系。于是茅盾便问道：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也不明底里，说道。茅盾想了一下，同意了，便对郑振铎说：“明天上午在你家里与他见面如何？”

郑振铎点点头，忙说：“可以呀。”

第二天上午，夏衍如约来到郑振铎家里，与茅盾晤面。夏衍与郑振铎是朋友，所以与茅盾说话，也不避他。夏衍告诉茅盾：自从上海党组织破坏以后，“左联”

已经瘫痪，各自为战。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

末了，夏衍说：“这件事想请你征求鲁迅的意见。”

“那末‘左联’这个名称和组织呢？”茅盾看到过萧三代表共产国际的信，便问夏衍。

“我们也考虑过了，既然要成立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认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还准备去报上登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不过，这事要征得鲁迅同意。“

茅盾笑笑，问道：“那么你们去问过鲁迅么？”

“没有，鲁迅不肯见。所以想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夏衍说了一句，没等茅盾答腔，又问道：“我们这些想法，不知沈先生你以为如何？”

“这些想法和意见都是很对的，至于具体怎么进行，让我再考虑考虑。

同时，我还将与鲁迅商量一下再说。“茅盾说。

第二天，茅盾去鲁迅家里转达夏衍的意见。鲁迅对中共是十分钦佩的，也十分尊重中共的意见，同时对中共也十分坦诚。他听了茅盾转达夏衍的意见以后，爽快地说：“他是想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无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说到这里，停一下，吸了一口烟，又说：

“至于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深刻的见解，茅盾向来佩服，鲁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此，茅盾在次日又和夏衍在郑振铎家里见面，茅盾把鲁迅的话告诉了夏衍。夏衍一听，连忙辩解道：“解散‘左联’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听到这里，茅盾也替鲁迅说了一句：

“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告诉鲁迅，我只作个传话人。”

于是，夏衍希望茅盾再去鲁迅那里解释一下。

后来，茅盾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鲁迅一听，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言外之音是，有周扬他们在新组织里面作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茅盾见鲁迅态度十分明朗，不好再说什么，再多说，恐怕会引起鲁迅误解。于是茅盾便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托郑振铎转告夏衍，避“说客”之嫌。

后来，鲁迅经徐懋庸的说项，同意解散“左联”了，但提出必须发一个宣言，申明“左联”的解散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自行溃散。当时周扬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但结果，“左联”解散了，“宣言”却没有发。

因此，鲁迅大为恼火，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同时也迁怒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茅盾被列为文艺家协会发起人后，一度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尴尬。当周扬他们希望茅盾从中调解鲁迅与周扬、夏衍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茅盾婉言推掉了，茅盾觉得自己处在这种境地，已是“没法调解”。

与此同时，当时文坛上还正在热烈讨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当时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第三国际刊物上的一些口号，推出了一个“国防文学”的口号，与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但口号推出后，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内涵十分模糊，而另外又有人把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骂得一文不值，说成这个口号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口号。而徐懋庸等却没有解释清楚。因而文坛上的讨论还十分混乱，但又十分热烈。据说当时，鲁迅曾私下对茅盾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一些评论家认为夏衍的《赛金花》是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后哈哈大笑，对茅盾说：“沈先生，他们的国防文学原来是这样的？”鲁迅是从阶级观点来审视这个国防文学的口号的。

茅盾对此讨论，一开始保持着观望和沉默态度。后来，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廓清理论界的误导，茅盾写了一些匡正谬误和正面阐述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在《文学》杂志上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即《中国文艺的前途是衰亡么》、《悲观与乐观》、《论奴隶文学》，匡正了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后来茅盾和周扬谈过一次后，茅盾认为应该写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于是连续写了《需要一个中心点》、《进一解》等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认为“国防文学”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是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默武的战争文学。”

“这是民族文学，咏赞民族自救的文学。然而这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文学。”作为茅盾，当时也是凭直觉凭经验来审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没有直接受到中共的指示。但茅盾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去投入这个口号的讨论。在鲁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左翼文化人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使本来趋于缓和的左翼文化人内部矛盾，又趋向白热化。因为胡风这篇文章，只字不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另外提了一个口号，这样一件事，原本是鲁迅、茅盾在当时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帮助下共同策划的，为平衡情绪采取的一个措施。不料，后来背着鲁迅，胡风发了这篇文章，使本来的纠纷，更加复杂了。但作为茅盾仍在为此努力，6月7日下午，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茅盾被选为常务理事和召集人。

冯雪峰经过研究后，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这个意见得到鲁迅和茅盾的同意。鲁迅为此还写了文章，并让冯雪峰请茅盾交《文学界》发表，结果《文学界》没有给予重视，发表时没有放在头条。文学界依然是一片反对声，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继续宣扬国防文学的口号，用贬一褒一的做法，使得文学界双方在杂志上争吵不休。对此，作为双方的调解人，茅盾感到十分为难。

于是，茅盾在7月下旬与冯雪峰谈话，并由其妻舅孔另境帮茅盾整理成文，题目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并交徐懋庸在《文学界》上发表。

不料，与茅盾的文章同时登出来的还有周扬的一篇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茅盾十分纳闷，原来《文学界》收到茅盾的稿子后，先送周扬看了，因而文章没有印出，反驳文章却写好了，因此茅盾看到出版的《文学界》杂志后，又写了《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发表在8月23日的《生活星期刊》上。这篇文章，茅盾直接参与争论，阐述了什么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三个问题。笔意锐利，坦然而又深刻。文章发表后，周扬曾私下托人向茅盾解释。从此，茅盾与周扬他们的论争，也就告一段落。

但是，9月下旬《今代文艺》上发表《戏改鲁迅茅盾联》后，又惹出一番风波，戏联称是郭沫若写的：“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而提供者金祖同，又别出心裁地说在郭处见到茅盾写给郭沫若的一封长信。这个《戏改鲁迅茅盾联》发表后，文坛议论纷纷。茅盾也捺耐不住怒火，专门写了《谈最近的文坛现象》，刊登在10月10日《大公报》上。

茅盾这篇文章发表时，鲁迅正是病情日渐沉重时。茅盾曾和史沫特莱等朋友为鲁迅的病而奔波过。但都因鲁迅的固执而未能及时治疗。终于在10月19日逝世。当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茅盾正在故乡乌镇养病和写作，当收到妻子孔德沚从上海发来的“周已故速归”电报时，茅盾的痔疮已发得厉害，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茅盾手捧电报，泪水潸然而下。茅盾本想赶往上海，参加鲁迅葬礼，不料疼痛难熬，母亲也劝他，等病稍好些再去上海。于是，茅盾过了两三天后，急速赶赴上海，与夫人孔德沚和女作家陈学昭等去墓地寄托哀思。茅盾原打算在乌镇写长篇小说《先驱者》的计划，也中断了。茅盾连续写了《写于悲痛中》等三篇文章，纪念悼念鲁迅。

在两个口号文章论争期间，邹韬奋发起、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这本仿苏联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而成的书，以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作为全国征文的内容。这本书于同年9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在抗战前，茅盾在论战纷呈，风云多变的时代里，他依然勤奋创作，写了《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等儿童文学，以及《烟云》、《送考》、《官舱里》等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茅盾为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小说《水藻行》，这是茅盾以故乡为背景的，反映人性觉醒的一个短篇小说，也是茅盾一个唯一先在国外发表的小说。写这个小说的目的，“就是想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形象，他健康、乐观、正直、善良、勇敢，他热爱劳动，他蔑视恶势力，他也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他是中国大地上真正的主人。”

同时，茅盾还写了不少散文、评论和译文，同时他也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写了3万字的一本书：《创作的准备》。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