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

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

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

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篇故事体的讲解。”

“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

“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

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

在第二节展开讨论；第三节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怎样估价；第四节是“到底用什么？”

这篇讨论文章，有事有据，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这个笔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分三个方面进行答辩，即解释一些误会，二是讲明原则分歧，三是提出了认字拉丁化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茅盾读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与秋白是从不同前提来争论的，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后者。因此，茅盾没有接着瞿秋白的文章来继续讨论。

也许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当时文人圈子里，只是一个时髦。因此，“左联”中人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化的力气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称。

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不允许文人们这样做。

1934年夏秋间，上海进步文艺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5月份，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复兴运动”，在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联”同仁决定以汪文为靶子，开展第三次文白之争的讨论。当时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陈子展、傅东华、许杰、乐嗣炳等人纷纷写文章，抨击复古逆流，维护五四成果。

到了8月份，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正酣，达到高潮，这时，陈望道、乐嗣炳就打算乘势办一个刊物，力倡大众语运动。也抨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陈望道为此还在“一品香”餐厅请客，茅盾出席了。9月3日陈望道又请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鲁迅都去作陪客。当时，陈望道对《太白》刊名有了解释，他对鲁迅、茅盾说：太白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意思；还有，太白二字笔划少，符合简化的原则；还有太白是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现，又名启明星，表示天快亮了，又暗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

鲁迅一听陈望道这个解释，掸了掸手头的香烟，点点头，对大家说：“这只能我们自己淘里知道，不能对外讲，防备被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听了去。”

茅盾也点点头，表示赞同。陈望道想请鲁迅、茅盾参加《太白》编委会时，鲁迅说：“还是暗地里支持你好，公开列名，恐怕反而于刊物不利。”茅盾也赞同鲁迅的这个意见。

后来，茅盾和鲁迅一道，用实际行动支持《太白》。《太白》半月刊从1934年9月创刊，到1935年9月停刊，茅盾共发表了23篇文章。应该说，茅盾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功不可没。

正当茅盾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左联”书记处又办起《文学月报》，茅盾又被推为编委。于是，茅盾既忙于给《文学月报》写文章，又忙于替《文学月报》审阅小说稿件，在审阅小说稿中，茅盾发现一个很有才华的新人——沙汀。当时，周扬把沙汀的《码头上》、《野火》两个短篇送给茅盾，茅盾看后，在退给周扬稿件时，对《码头上》一篇写了几句审读意见，大意是：

写得还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有才华的，小说可以发表。不过结尾的写法我不喜欢。当时，周扬把茅盾的意见转告诉沙汀，沙汀感动不已，十分振奋。后来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小说集出版后，茅盾撰文高度评价。

1933年春节，已在北平的郑振铎回上海过春节，在与茅盾晤面时，二人都十分怀念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时那段生活，十分感慨。郑振铎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在感叹现在没有一个自己的刊物时，忽发奇想，建议茅盾把《小说月报》办起来。茅盾笑道：“你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也作不了主。商务当局是越来越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如果要办刊物，倒不如另找一家出版社来出版。”

郑振铎点头赞同，于是二人又具体策划杂志的具体内容，包装和发行等事。

郑振铎说：“找书店出版的事交给我来办，刊物的名称就叫《文学》如何？

至于主编一职由你来担任。“茅盾一听，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是被戴上红帽子的，我当主编，不过三天，老蒋的手下就找上门来了，还是另找一个不被他们注意的。你本来是《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你来担任，倒名正言顺，可是你又在北平教书。“郑振铎一听，也觉得有理，便说：”如果是这样，我只能顶个虚名，帮忙拉拉稿子，实际办事，总得在上海找一个人。“

“谁合适呢？”茅盾也沉思起来。

“傅东华怎样？”郑振铎像发现什么似地说。

茅盾一听，沉吟一会儿，说：“人倒还合适，不过他会答应吗？我怕他舍不得丢开商务这个铁饭碗。”

“那我先动员动员再说，其他的事，您多费心再考虑一下。怎么样？”

郑振铎自告奋勇。

过了两天，郑振铎来告诉茅盾，傅东华已经同意担任主编了，出版《文学》的书店也找到了，生活书店愿意出版。茅盾一听，也非常高兴，便和郑振铎一起研究编委名单，除茅盾和郑振铎之外，还列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等。后来傅东华又要一个年轻人来协助他编辑，于是请黄源来协助编《文学》杂志，等筹备完毕，郑振铎便回北平教书去了。

《文学》杂志终于在1933年7月1日创刊，发行后立即受到欢迎。4天后又再版创刊号，一个半月后，已经再版4次，可见欢迎程度。

《文学》是继《小说月报》之后，抗战之前，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型杂志，为办这个杂志，茅盾不仅是个主策划人，而且又是一个撰稿人，他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又发表了不少好作品。

193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刺骨的北风紧刮着。茅盾正在灯下看《文学》的稿子，突然传来咚咚的叩门声，夫人孔德沚出去开门，原来是鲁迅家里的女佣送信来。信是鲁迅写给茅盾的，信中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天午后×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第二天，茅盾按约准时来到咖啡馆，鲁迅已在那边等候了。刚进门坐定，茅盾便问鲁迅：“大先生，那边谁来了？”

“成仿吾。”鲁迅正在抽烟，掸了一下烟灰说。

“谁？成仿吾？”茅盾有些疑惑。因为茅盾虽与成仿吾等创造社朋友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前两年又听说他去苏区了。

“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

鲁迅见茅盾有些疑惑，解释道。

正说着，郑伯奇来了，大家寒暄过后，郑伯奇告诉茅盾，他已见过成仿吾。这时，咖啡馆门口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郑伯奇忙起来招呼，原来这就是成仿吾！茅盾和鲁迅都是第一次和成仿吾见面。

成仿吾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说自己是从鄂豫皖苏区过来的，是到上海来治病的。问鲁迅能不能帮他找到党方面的朋友。鲁迅沉吟一会儿，说“可以，你来得正是时候，过几天就不好办了。”并记下成仿吾的住址。

成仿吾敛起笑容，对茅盾说：“沈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

“什么？不可能！”茅盾猝不防成仿吾会带来这样一个消息，心骤然缩紧，脱口否认这个事实。

鲁迅和郑伯奇在一边也惊呆了。

“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担任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苏区省委书记以后，泽民的工作十分繁重，他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又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就支撑不住了。”成仿吾又说。

“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茅盾心头像塞了一块东西似的，说不出话来。

“11月20日牺牲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成仿吾说。

4个人都默不作声，呆坐在那里。这时，鲁迅打破了这压抑的气氛，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仿吾先生，我也走了。”

茅盾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途中，鲁迅问道：“令弟今年三十几了？”“虚岁三十四。”茅盾戚然地回答说。“啊，太年青了！”鲁迅转过身来，无限惋惜地说。

又走了一阵，茅盾想起成仿吾的事，问鲁迅：“你说的党方面的朋友是指秋白吗？”鲁迅点点头，说“秋白几天以后就要去江西了，所以我说过几天就不好办了。”

“这件事我让德沚今天晚上去通知之华，你就不必自己去了。”茅盾说。

鲁迅说：“也好，那就拜托你了。”

第二天，茅盾才把泽民去世的消息告诉夫人孔德沚，并叮嘱她不能让母亲知道。

德沚听到这个消息，眼泪潸然而下，连声否认“假的假的，谣言！”

她待这个小叔，像亲弟弟一样，泽民的聪颖和好学，泽民的进步和外出，都让这位嫂嫂牵挂。去苏区之前，来家里告别的情景，还像在昨天一样，怎么突然会去世呢？孔德沚从痛苦的思绪中拉回来，抬起泪眼：“琴秋呢？”

茅盾闷头抽烟，见夫人问，就说：“琴秋随部队走了，不在鄂豫皖。”

“这怎么可以呢！她为什么不留在身边照顾他？”孔德沚一听，火来了，叫道。

“大概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茅盾吐了一口烟，说了一句。

“难道留在那边就不算革命工作的需要？”德沚悲恸而又激动地叫着。

茅盾没有再说什么，苦笑一下，又提醒夫人：“不要让妈妈听见了。”

这时，孔德沚才平息下来，低声抽泣着。

过了几个月，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有一天，茅盾母亲突然问茅盾：

“阿二怎样了？”“很久没有接到他的信了，邮政不通，但听人说，他身体还好。”茅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口回答。

这时，茅盾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不要瞒我了，告诉我吧，我不会难过的。”

说着从藤椅坐垫下面拿出一张国民党办的小报，递给茅盾。茅盾一看，上面有一则消息：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死了，他的哥哥最近在上海某大佛寺里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

茅盾知道母亲已经知道，只得告诉说：泽民真的死了，是得病死的，“不过说我请和尚念经则是国民党小报造的谣。”

茅盾母亲眼睛有些湿润，过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会难过的，阿二从小身体单薄，三岁那年得一场大病，死里逃生，活到了现在，总算还做了一点事情。我就当作他小时候那场病死了，也就想开了。”

茅盾听到这里，大为感动，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元旦的一天，瞿秋白突然出现在山阴路大陆新村三弄九号茅盾家里。秋白是来向茅盾辞行的。“沈先生，我已接到通知，就要去那边了。”

言辞间，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愫。

“什么时候走？”茅盾没有想到这么快。

“近几天就走。”

“东西部准备好了吗？之华去不去？”茅盾神情中流出一种孤独的凄然，问道。

“准备好了，之华组织上没有批准。”秋白讷讷地说，也有些怅然。

在谈到泽民牺牲的时候，秋白神情怆然地说：“前年泽民去鄂豫皖时，曾与他长谈过，我们曾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谁料那一夕谈竟成永诀！”泽民与秋白是好友。

讲到文艺上的事时，秋白不无惋惜地说：“沈先生，看来，只有等到革命胜利后，我再来弄文艺了。”

茅盾送走秋白，独自伫立在门口，凛冽的寒风吹来，茅盾感慨万端，在这革命的岁月里，文化上奔忙，胞弟的献身，朋辈的聚散，何日是云开日出，光明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