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复生，我的字是卓如，卓文君的卓、司马相如的如。我们虽不是同门，却是同志了。”

“其实，我们精神上是同门。我私淑康先生，愿意奉康先生为师。我早就看过康先生的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在四年前出版时，我就见过翻刻的和石印的本子，虽然康先生的书被查禁了，可是他的思想却深入人心，他能用那么大的学问，写成专书，推翻两千年来的成案，真是气魄非凡，古今所无。对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我甘愿做他的学生。卓如兄，如蒙康先生不弃，请你务必先婉达此意。”谭嗣同诚恳地说。

“我一定照办。我想，康先生如收到你这位好任侠、尚剑术、走遍大江南北、塞外东西的豪杰人物，一定高兴极了。”

“奇怪，卓如兄，你对我的身世，好像了如指掌。”谭嗣同把头一歪，斜看着。

梁启超微笑着，“我比复生兄小了七岁，我生在广东新会南乡的熊子岛，那地方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很穷苦，我祖父、父亲虽都考上过秀才，但是要吃饭，还是得自己种田才成。我十二岁考上秀才后，还下田呢。我出身普通人家，没有云游四海的机缘，人也文绉绉的，所以非常羡慕你复生兄能够驰骋中原与大漠，结交四海英豪。听说你从北京起，十二岁以来，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你都去过，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真不简单。”

“台湾我没去过。去台湾的是我二哥谭嗣襄，襄阳的襄。他被台湾巡抚刘铭传看中，叫他在台南服务，结果六年前，三十三岁年纪，死在台南府蓬壶书院。我差一点去了台湾，本来我要去台湾迎灵的，结果到了上海，唐景崧打电报来，叫我在上海等，我就没去成。”

“唉，没去成也好，”梁启超说，“台湾在今年交接给日本了。唉，台湾是伤心之地！”

“真是伤心之地！我们中国人为了建设台湾，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命，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割给了日本，此仇非报不可！此土非光复不可！诚如你卓如兄所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塞外东西，在书本上学问我不如你，但在行动上的历练，我却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你知道吗？我虽是世家子弟，但绝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儿，相反的，人间甘苦，我倒深尝了不少。我十二岁时在北京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来，我的字‘复生’，就是这么来的。五天之间，我们全家死了三位，母亲、大哥、二姐，全死了。我死里逃生，十三岁父亲到甘肃上任，我回到湖南老家。十四岁去甘肃，又碰到河南、陕西大凶年，赤地千里，随我去甘肃的，路上一死就十多个。我在甘肃，最喜欢出塞探险打猎。可是，碰到西北风时，就好看了，西北风吹起来，真是飞沙走石，那石块打在身上，就好像中了强弩一样。当然冬天下雪就好一点，但下雪有下雪的可怕。有一次在河西，我和一名骑兵迷了路，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里，都没有人烟。脱险回来的时候，屁股上髀肉狼藉，裤裆上都是血。当然，在西北也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夜里在沙上搭起帐棚，把羊血杂雪而食，或痛饮、或豪赌、或舞剑、或击技、或弹琵琶、或听号角，那种豪迈与萧条的交汇之感，真是读万卷中所无。尤其，当你置身于古战场中，感觉千百年前，胡人牧马、汉将拓边、尝覆三军、边声四起的气氛，你真会有苍茫之感。你的心胸会开廓无比，但那种开廓，是悲凉的、是流离的、是‘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的，你感觉到千军万马在你眼前走过，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可是，突然间，一切全停了、全都静止了，所有的千军万马，都一刹间变成一片尘埃与尸骨，天地为愁、草木含悲，百年为之销声、千年为之孤寂。这时候，你仿佛是人间唯一的活人，在行经鬼蜮，不是你生吊古战场，而是古战场把你活活死祭……有了那种人生历练以后，卓如兄，我发现我已不再重视一己的余生，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可是，我心苍茫，俨然已是八十。十三年来，我沉潜学问，尤其西学与佛学，对人生的观点，已愈发成熟，如今我三十一岁了，感到冲决网罗，献身报国，就在今朝。因此从上海赶来，追随康先生，希望大家一块儿做点大事。这次来京，在路上写了‘感怀四律’，正好有誊稿在身边，特此奉呈卓如兄。我的一生心事，全在这四首律诗中了，务请不吝指教。”

梁启超接过了诗稿。这时，法源寺的一个和尚走了进来，向两人合十顶礼。两人回了礼，走出大雄宝殿，为时已近中午。梁启超说：

“你们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南口路西，在南口有一家坐东朝西的饭馆叫广和居，是个谈天的好地方。复生兄北来，我就在今天为你洗洗尘。那家饭馆很特别，它是一家知识分子常聚会的所在，一般市侩商贾倒不敢去那儿。这，就是北京城的味道。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不失为干净土，水准摆在那里，风雅人去的地方，附庸风雅的人，也会望而却步。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敢说了。”

谭嗣同接受了这一邀请。两人携手走出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