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家谢澹如

瞿秋白先生在上海时，除了住在鲁迅先生家中以外，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谢澹如先生家里的。

谢澹如的家，在上海南市。在当时上海鹰犬密布之下，瞿秋白先生的安全，是随时会发生问题的。他不住在租界上，偏偏要住在南市。这个抉择，不仅够大胆，而且是十分明智的。因为澹如家中富有，在南市有自己的房屋，四壁图书，人又生得文静，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俨然是一位"浊世佳公子"，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家里的往来人物。因此瞿秋白先生住在他的家里，虽然地点是在当时中国官厅范围内的南市，反而比外国人管辖下的租界更为安全。

澹如不仅曾隐蔽过瞿秋白先生，有一批很重要的革命文献，也是由他经手收藏，得以逃过劫难。解放后完整无恙的交还给有关方面，曾经受到了褒奖。

澹如在解放后任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一九五七年我经过上海，特地到大陆新邨去找他。大家本是年轻时代的朋友，曾经朝夕相见，这时一别二十年，一见了面，岁月无情，彼此都改变了，几乎认不出，但是细看了一眼，随即相对哈哈大笑，喜出望外，想不到仍有机会可以见面。当时澹如的身体很不好，说患着很严重的胃病。因此后来参观鲁迅故居，要楼上楼下的跑一阵，为了不想辛苦他，特地辞谢了他的陪伴。

澹如是一位爱书家。自从有新文艺出版物出版以来，不论是刊物或单行本，他必定每一种买两册，一册随手读阅，一册则收藏起来不动。这当然很花钱，可是当时他恰巧有这一份财力。他又喜欢买西书，不论新旧都买，尤其喜欢买旧的，因此当时上海旧书店中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

我们的交情就是这样订下来的。他当然是创造社出版部的股东，又是通信图书馆的支持人。凡是有关"书"的活动，总有他一份。我也正是如此。

在当时上海那几家专售外国旧书的书店里，若是架上有一本好书被人买了去，那不用问，不归于杨，即归于墨，不是他买了去，就一定是我买了去。

有一时期，他自己还在虹口老靶子路口开了一家专售外国书的旧书店。

从爱跑旧书店到自己下海开旧书店，澹如的书癖之深，可以想见了。

澹如在上海南市紫霞路的家，也就是瞿秋白先生曾经寄居过的地方，在"八?一三"抗日战争中，已经毁于日军的炮火。他的那一份藏书，不知可曾抢救出来？可惜那次在上海再见到他时，不曾向他问起这事。

他买新出版的书，和买定期刊物一样，也是照例每一种买双份，而且有新出版物必买，这样继续了有十多年。这十多年，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那一段时期，这时正是上海新文艺出版事业最蓬勃的时代，也是革命高潮迭起的时代。诸如所购存的这一份单行本和期刊，是非常完整的，因此在参考资料价值上极大。尤其是当时各地出版的进步刊物，他购藏得最完整。这在其时还不觉得什么，时间一久，就成了重金难觅，非常可贵的文献。因此他的这一份藏书若是不曾抢救出来，且不说在金钱上的损失，在文献参考价值上的损失，就已经无法估计了。

前几年仿佛在报上读过，他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批早期秘密发行的进步刊物，捐献给国家。也许他的藏书曾有一部分免于兵燹之厄，那将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他当然也藏有不少西书，但在文献价值上，当然不能与他那一份完整的期刊和新文艺书相比。

至于我自己的那一份藏书，后来却在那一次战争中完全失散了。我在一九三八年春天离开上海，经过香港到广州，是只身出走的，几乎一本书也没有带。后来再过了几个月，家人也避祸到香港，只是将我书桌上平时经常参考或是新买的几十本书，给我顺手带了来，其余都留在上海。

在这几十本带到香港来的书籍，全是西书，而且多是关于书志学的。我从广州到香港来接家人和孩子，将他们安顿好，再回广州去时，曾经从这几十本书之中，挑选了十几本带到广州去。后来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广州瞬即沦陷，这十几本书连同我的全部衣物，又在广州丧失了。

我留在上海的全部藏书，后来也完全失散。失散的经过，我至今仍不大清楚。总之是，我们离开上海时所拜托保管的亲戚，他们后来也离开了，再转托给别人。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么一再转手，下落遂不可问。后来有许多朋友曾在上海旧书店里和书摊上买到我的书，可知已经零碎的分散，不可究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