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从草丛里爬起来，一边撒尿，一边朝山下张望。那座寺庙的屋顶已翻修一新。寺里原本就没有和尚，平常只有一些过路的乞丐和游方僧在那里避雨歇脚，庙前有一方池塘，塘边有一个土垒的戏台，逢年过节，从安徽、杭州来的戏班子就在那儿唱戏。自从校长从日本回来之后，屋顶上铺了新瓦，歪歪的山墙也用铆钉加固，另外，在庙宇的两侧，又新建了几间厢房，把它改建成了普济学堂。不过，老虎从来没有看见有什么人去学堂读书，只有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光头赤膊大汉从大门里进进出出，嘴里哼着小曲，舞枪弄棒，打打杀杀。

寺庙后边的官道上，小东西正骑在马背上，用力夹着马肚，嘴里“呀驾呀”地叫着，可那匹白马只是温顺地昂着头，一动不动，好像在想它的心思。

村里人都叫他小东西，上了年纪的老人叫他小少爷。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背地里叫他小杂种。当年，校长从日本回到普济的时候，也把他捎了来，只有两岁，话还说不利索，伏在脚夫的背上呼呼大睡。老夫人说，这小东西是校长在返乡途中捡回来的野孩子，村里人都信以为真。不过，等他长到三四岁时，眉眼中已经可以看出校长的神情了，嘴唇、鼻子和眉毛都像。有人就在村里面放风说，这孩子说不定是在花家舍的土匪窝里被“排子枪”打出来的。

私塾先生丁树则最爱管闲事。有一次，他们正在河边玩，丁树则拄着一根拐杖走到他们跟前，蹲下身来，捏住小东西的手，问他：“你还记得你爹是谁吗？”小东西摇摇头，说不晓得。丁树则又问：“那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小东西还是摇摇头，不作声。“我来给你取个名儿，你要不要？”丁树则眯着眼睛看他。小东西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只是用脚踢着河边的沙子。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叫普济，你就叫普济吧。普济，这个名字好，要是有朝一日你做了宰相，这名字叫出去也是当当响；要是做了和尚呢，连法号都省了。”丁树则嘿嘿地笑着，“姓呢，就随你的外公，姓陆，你可要记好了。”

人们仍叫他小东西。

校长从来不管他，要是在路上遇见了，她连正眼都不瞧他。小东西也不敢叫她妈，跟着大伙儿一块叫她“校长”。老夫人最疼他，她不叫他小东西，而是叫他“嘟嘟宝”、“心肝尖儿”、“臭屁宝贝”、“小棉袄”、“小脚炉”。

“我拼命地用脚踢它，它还是不跑，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老虎从小坡上下来，小东西满脸不高兴地对他说。

“还好没跑，它要是撒开腿跑起来，你早就被摔成一摊狗屎了。”老虎像个大人似的教训他道，“想骑马，你还太小啦。”他拽过缰绳来，牵着马朝池塘边的马厩走去。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刚才在山坡上睡了一大觉。”老虎打着呵欠说，“还做了一个梦。”小东西对他的梦不感兴趣。他在马背上晃了晃他的小拳头，对老虎说：“你猜猜看，我手里是什么？”还没等老虎回答，他就将拳头松开了，摊开手，呆呆地笑。

那是一只蜻蜓，早已被他捏烂了。

“我梦见了你妈妈――”老虎说。他犹豫着，要不要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他。

“那有什么稀奇。”小东西不屑一顾地说，“我天天晚上都会梦见她。”

“那都是从小照看的。”老虎说。

小东西有一件稀罕之物。那是他妈妈在日本时拍的小照，小东西唯一的宝贝。他不知道将它藏在哪里才好。一会儿塞在中衣的衣兜里，一会儿压在床铺的枕席底下，没事就一个人偷偷地拿出来看。可是这张小照还是被喜鹊弄坏了，她把它泡在水盆里，用棒槌捶，又用手搓，等到小东西从裤兜里将它翻出来的时候，它早已经变成一团硬硬的纸疙瘩了。小东西追着喜鹊又哭又咬，就像疯了一般，闹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夫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将小照放在水里泡开，轻轻地抚平，放在灶膛里烘干。照片上的脸虽然模糊不清，但小东西还是视如珍宝，他再也不敢随身带着它了。一提起这些事，老夫人总是不停地抹眼泪，甩鼻涕：“这孩子，平常有人提起他娘来，他都是一声不吭。我还以为他不想他娘，唉……哪有孩子不想娘的呢？”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说起来就没个完。

老虎走到池塘边，让马喝了水，然后再将它牵回马厩里去。小东西早已抱来了一抱干稻草扔在食槽边，两个人都将鞋子上的马粪在路槛上蹭了蹭，这才关上门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

“你说，什么叫革命呀。”在回家的路上，小东西突然问他。

老虎想了想，就认真地回答说：“革命嘛，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他突然站住了，眼睛里亮晶晶地，不怀好意地看着小东西，用微微发颤的声音对他说：“告诉我，你最想跟谁睡觉？”

他原以为小东西一定会说：妈妈，不料小东西高度警惕地看着他，想了想，说：“谁也不跟，我自己睡。”

他们俩走到村口的时候，隐隐约约地看见村里的铁匠王七蛋、王八蛋兄弟手里握着大刀，拦住了一个外乡人，一边问这问那，一边推推搡搡。那个外乡人背上背着一架长长的木弓，在路上被他们推得直打转。看上去，他是一个弹棉花的。他们盘问了他半天，又在他脸上了几个耳光，就放他走了。

老虎得意地对小东西说：“我说的没错吧，想打谁耳光就打谁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可是，他们干吗要拦住他呀？”小东西问。

“他们在奉命盘查可疑的人。”

“什么是可疑的人？”小东西又问。

“探子。”

“什么是‘探子’？”

“探子就是――”老虎想了半天，回答道，“探子就是假装自己不是探子……”

他大概觉得自己没有把这件事说清楚，就又补充道：“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探子？王七蛋他们是在找个茬打人玩儿。”

两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喜鹊和宝琛都在四下里找他们。

晚上吃饭的时候，夫人又在不住地长吁短叹。她今年才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说话、走路都像是一个老太婆。她的手抖得厉害，甚至端不住碗、拿不稳筷子，又咳又喘，还常常疑神疑鬼。她的记性也糟透了，说起话来絮絮叨叨、颠三倒四。有的时候，一个人望着自己墙上的影子自言自语，也不在乎别人听不听。通常，她在唠叨之前，有两句开场白：

要么是：“这都是我作的孽啊！”

要么是：“这都是报应啊。”

如果说的是前一句，这表明她接下来要骂自己了。但是，她究竟作了什么孽呢？老虎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听喜鹊说，夫人在后悔当初不该把一个叫张季元的年轻人领到家中来。这张季元老虎见过，听说他是个革命党人。他是被人绑了石头扔到江中淹死的，用普济当地的说法，就是被人“栽荷花”了。

如果她说的是后面一句，那就表明她要骂校长。今天她说的是后一句。

“这都是报应啊！”夫人狠狠地擤了一把鼻涕，当着众人的面，将它抹在了桌子腿上。

“我是好端端的打理她出嫁的，衣裳、被褥、首饰，别人该有的，她一件也不曾少。谁知道路上遇到了土匪。第二天长洲亲家派人来送信，我才知道实情。村里的老辈们说，土匪抢人，多半是为了赎金，少则三五日，多则七八日，必然有人登门取赎金，交了钱，人就能放回来。我是天天等，日日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把眼睛都望穿了，一过大半年，屁，连个鬼影子也不见。”

每当夫人说到这里，小东西就咯咯地笑起来，他一听见夫人说“屁”这个字，就会咯咯地傻笑。

“秀米这孩子，竟然说我舍不得花钱去赎她！要是真的有人来取赎金，我会舍不得那几个钱吗？这话亏她也会说出口，别说家里还有点积蓄，就是没钱，我哪怕拆房卖屋，把家里田产都卖了，也要赎她回来，宝琛、喜鹊，你们都说说，你们可曾看见有个什么人来取赎金？”

喜鹊低着头道：“不曾有人来过。连个影子也没有。”

宝琛说：“别说来人了，我还恨不得上门给他们送过去呢，可草鞋走烂了六七双，也不曾打听得她的半点消息，谁知道她原来就在花家舍。”

老虎不知道这花家舍在哪，既然他爹这么说，这地方离普济大概也不算太远。宝琛和喜鹊连哄带劝，好说歹说，费了半天的口舌，夫人这才抬袖擦了擦眼泪，又怯怯地靠着墙发了半天呆，这才端起饭碗吃饭。

小东西疯玩了一天，看来是累了，饭没吃完，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夫人赶紧吩咐喜鹊将他抱到楼上去睡，又让老虎去灶下打水，给小东西洗脚。可等到老虎提了水，走到楼上，小东西却又醒了，正在床上和喜鹊打闹。

自从校长回到普济之后，小东西一直都跟着老夫人睡。可近来夫人老咳嗽，她担心把自己一身的衰病传给他，才让他跟老虎睡。用他爹宝琛的话来说，这小东西如今就成了夫人的命：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又怕化了。

“他们真的要去打梅城吗？”老虎对喜鹊说。

“你说谁？”

“校长他们。”

“你听谁说的？”喜鹊似乎吓了一跳。她正在掸床。她的腰、胸脯和屁股看上去是那么的柔软，就连她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都是软软的。

“我听翠莲说的。”老虎道。

中午他和小东西去马厩牵马的时候，看见翠莲正在学堂的池塘边和另外几个人说着这件事。他在看翠莲的时候，也觉得怎么也看不够。她的屁股可要比喜鹊大得多。不知为什么，最近这些日子，他一见到女人，不管是什么人，就心里发慌，嘴里发干，眼睛发直。

“不会吧？”喜鹊自语道，脸色立刻吓得发了白。她这个人胆子小得像绿豆一样，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吓一跳。

“大人的事，你们孩子不要去管，听见了什么，也放在肚子里，不要到处去乱说。”末了，她这样说。

掸好了床，喜鹊用手探了探水温，然后将小东西抱在怀里，替他洗脚。小东西两只脚扑打着水花，溅得满地都是，喜鹊也不生气，还去挠他的脚板底。小东西就钻在她怀里咯咯地傻笑，他的脑袋居然可以随意地在她胸前滚来滚去。

“你说，校长她真的疯掉了吗？”小东西笑够了之后，忽然问了一句。

喜鹊用湿冷冷的手去摸了摸他的头，笑道：“傻孩子，别人叫她校长，你可不能跟着叫。你应该叫妈妈。”

“妈妈真的疯掉了吗？”他又问。

喜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想了想，说：“八成，没准，多半。你看看，你看看，袜子都破了。”

“可是，人疯了，会是什么样啊？”小东西扑闪着大眼睛，不依不饶。

喜鹊笑道：“你又不发疯，操什么心哪。”

老虎也在脚盆前坐下来，脱去鞋袜，嘻皮笑脸地将脚伸向喜鹊：“你也替我洗一洗。”

喜鹊在他的小腿上拧了一把，笑道：“你自己洗。”

然后，她就把小东西抱到床上去了。她帮他脱了衣服，盖上被子，将被头两边掖了掖，又趴在他脸上亲了几口，最后，她给油灯里加满了油。小东西怕黑，晚上要点着灯睡觉。

临走前，她照例吩咐老虎说：“晚上，他要是把被子踢掉，你要帮他盖上。”

老虎照例点点头，心里却道：我从来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早晨醒来，别说被子，连枕头都在床下，哪里又知道帮他盖被子？

可是，这天晚上，老虎怎么也睡不着。喜鹊下楼之后不久，他就听见小东西磨牙的声音。而他自己，却在床上翻来覆去。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下午在山坡上做过的那个梦来，浑身上下火烧火燎，掀开被子睡，又觉得有点凉。窗外呼呼地刮起了风。一会儿是喜鹊的脸，一会儿是校长解开的衣襟，一会儿是翠莲的大屁股，它们都在屋子里飘来飘去。他只要一动弹，床褥下的新铺的稻草就习习作响，仿佛有人在跟他说话。

秀米从日本回来的那天，正赶上冬季的第一场雪。天空罩着一张杏黄色的云毯，降下片片湿雪，天气倒也不是十分的寒冷。雪片还没有落到地上就融化了。翠莲是第一个赶到村外去迎接她的人。她扶着秀米从马上下来。替她掸去身上的雪花（只不过是一些小雪珠而已），然后把她的头强行搂在自己的怀中，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那样做是有道理的。据说，在秀米出嫁前，她们俩就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姐妹。阔别多年，一朝相见，伤感和哀痛都是免不了的。另外，她在这年秋天偷偷地将家中收来的租子卖给了泰州的一个贩子，事发之后，正面临被东家再度驱逐的境地。老夫人心肠太软，念她在陆家多年，父母早亡，无依无靠，又值兵荒马乱之年，无处遣发，有些犹豫不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秀米派人送信来了。自从她被土匪掳走之后，数年之中，杳无音信，没有人相信她还活在人间。老夫人在普济祠堂里已经替她设了一个牌位。没想到，这个已经被渐渐淡忘的人，突然要回来了。用翠莲的话来说，“老天派她回来救我了”。

她是当着众人的面说这番话的，无所顾忌。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厨房做饭，据喜鹊说，她当场就跳到一只板凳上，拍着手说：“菩萨保佑，老天派人来救我了。”

秀米显然没有翠莲那样热情。她只是轻轻地在翠莲的背上拍了几下，就将她推开了，握着马鞭（牵马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翠莲的手里）朝家中走去。秀米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使翠莲惘然若失。不管这个人以后能不能成为她的靠山，但有一点很明显：她已不再是十年前的秀米了。

随行的有三个挑夫，一名脚夫。挑夫们各挑着两个沉重的箱子，扁担都被压弯了，他们耸着肩，不住地往外吐着热气。小东西被棉毯裹得严严实实，正在脚夫的背上呼呼大睡。村里的围观的姑娘、媳妇和老婆子不住地追着脚夫，逗那孩子笑。

老虎跟着他爹，参与了迎接秀米的全过程。他爹反复告诫他，见了面要叫她“姐姐”，可是他一直没有喊的机会。秀米的目光从他们父子俩身上一扫而过，没有任何停留，这表明他的“姐姐”事隔多年已经完全认不出他来了。她目光总是有点虚空，有点散乱。她看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也不看，她与乡邻寒暄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她在笑的时候其实是在掩饰她的不耐烦。

宝琛素有谦卑的美誉，给人的印象总是低声下气，缩头缩脑，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慌乱，他竟然抢着要帮挑夫挑担子。

老夫人在佛堂的香案前等着秀米。她换了一身过年才穿的对襟大花锦缎棉袄，头发梳得亮亮的，薰了香。秀米朝佛堂走过来了。老夫人就开始哆嗦，笑，哭。秀米的一只脚刚跨过佛堂的门槛，就站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仿佛在怀疑站在跟前的这个人是不是她的母亲。末了，秀米冷冷地问道：

“娘，我住在哪儿？”

她这么说，就像是从来不曾离开过普济似的，多少有点突兀。夫人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但还是露出笑容，说：“闺女，你可算是回家了。这是你的家，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秀米就把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收了回来，说：“那好，我就住在父亲的阁楼上。”说完，转身就走。夫人的下巴脱了臼，张着嘴，半天合不上。这就是她们母女第一次见面，没有多余的话。

秀米转过身来，迎面就看见了在门口站着的宝琛父子俩。在老虎看来，他爹除了不断出洋相之外，什么也不会。他嘿嘿地笑着，站在那儿，一只手不住地揪着自己皱巴巴的裤子，另一只手不断地拍着他儿子的肩膀，仿佛要在他肩膀上拍出一两句什么话来，末了，他说出来的话却是：

“秀米，嘿嘿，秀米，嘿，秀米……”

连老虎都替他害臊。

秀米倒是大大方方地朝他走过来，脸上再次露出了做姑娘时的那种天真、淘气、俏皮的笑容，她斜着眼睛，对宝琛说：“噢，歪头！”

她的话中带着浓浓的京城的口音。刚刚目睹了母女佛堂相见的难堪之后，宝琛大概没想到秀米会用如此亲切的语调跟他说话。他觉得，站在眼面前的这个秀米仍然是十多年前的那个捣蛋鬼：她会在他算账的时候悄悄地来到账房，把他的算盘珠子拨得乱七八糟；她会趁他在午睡的时候，在他的茶杯中放上一只大蜘蛛；她还会在正月十五庙会时，骑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秃脑袋拍得叭叭响。宝琛一时受宠若惊，脸上两行浊泪，滚滚而下。

“宝琛，你来一下。”

夫人在佛堂叫他。她的声音多了一份矜持，也多了一份迷惑，嗓音也低沉了许多。她似乎已经预感到了日后的一系列变故。

此时，秀米已经站在院子里，吆喝着那些挑夫把行李往楼上搬了。翠莲当然也混迹其中。她双手叉腰，大呼小叫。不过，唯一能够听她指挥的，也只有喜鹊而已。老虎看见喜鹊端着一只铜盆，拿着一块抹布，飞也似的上楼收拾房间去了。

夫人和宝琛还没有时间去估量、盘算眼下的一切，因为，脚夫已经把那个小东西挟在腋下，径自闯了进来。那个小东西身上穿着层层的棉衣，脸上红扑扑的。夫人刚从脚夫手里将他接过来，他的眼睛就睁开了，骨碌碌地看着夫人，不哭也不闹。逗弄或照料这个小玩意儿，使夫人暂时也不至于无事可干。

后来，夫人似乎很后悔，她觉得让女儿呆在那样一个着了魔的阁楼里并非明智之举。那处阁楼多年来已成了一个梦魇，一道魔咒。她的丈夫陆侃就在那个阁楼里发疯的，而张季元死前也曾在那居住了大半年的时光。夫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若不是为了重修那座阁楼而引狼入室，秀米也不至于落入花家舍的土匪之手。十年来，它一直空关着。青苔滋生，葛藤疯长，每当天降大雨之前，就会有成群的蝙蝠嘁嘁喳喳，绕楼而飞。

秀米自从上了阁楼之后，一连几天也没见下来。一天三顿饭，都由翠莲送上去。每次从楼上下来，她都神气活现的，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漫不经心，连夫人跟她说话，也爱搭不理。

“这个小蹄子，看来已经被秀米收服了。仗着有人替她撑腰，越发地变得没规矩。”夫人总爱跟宝琛这样唠叨。

夫人虽说心中恼怒，但与翠莲说话的语调已经不比往昔了。为了探听女儿的动静，她决定暂且忍气吞声。

“她的那些箱子里装的是啥东西？”夫人强装笑脸，问道。

“书。”翠莲回答。

“她每天都在楼上做些啥？”

“看书。”

日子一天天地挨过去，夫人的担心也一天天地增加。既然她亦步亦趋地走上了他父亲当年的老路，发疯似乎是唯一可以期待的结果。“她那天回来时候，我看她的神情，与当年他爹发疯前简直一模一样。”夫人回忆说。她与宝琛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夫人还是执意要沿用当年对付陆侃老爷的办法：请道士来捉鬼。

那个道士是个跛子。他手执罗盘、布幌，提着宝箱，来到院中，居然一眼就看出了那个阁楼鬼气浩大。他问夫人能不能上楼去看看，夫人有点担心。女儿毕竟是去过东洋、见过世面的人，万一秀米与他照了面，闹将起来怎么办？她让宝琛拿主意，宝琛的回答是：“人既然请来了，就让他上去试试吧。”

那个道士一摇一晃地上楼去了。奇怪的是，道士上楼之后，半日全无动静，那个阁楼安静像个熟睡的婴儿。等了差不多两个时辰，夫人着实有点着急了，就催喜鹊上楼察看（她已经不再使唤翠莲了）。喜鹊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不一会儿就下来了，说：“那道士正和姐姐有说有笑，坐在桌边谈天呢。”

她这一说，让夫人更加狐疑。她看了看宝琛，可宝琛也一脸茫然地看着她。末了，夫人自语道：“怪事！她倒是和道士谈得来。”

那个道士到了天黑，才从楼上一跛一拐地下来。一句话也没说，就径直朝门外走。夫人、宝琛都追着他，想问出个究竟来，那道士也不搭话，笑嘻嘻地只顾往外走，连预先说好的银子也不收。临出门之前，突然回过来，扔下一句话来：

“嗨！这大清国，眼见得就要完啦。”

这句话，老虎听得十分真切。要在过去，这句话说出口，是要诛灭九族的，可如今它却从一个小道士的口中随便地说出来，看来这大清的确是要完蛋了。不过老夫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事情要比她担心的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