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荆夫：我珍藏历史，为的是把

它交付未来。我正走向未来，但

路还远。

我是不该去找她的，不是已经忍了多少天了吗？你看她这么冷淡！就差下逐客令了！

我为什么要去找她呢？是为了和她谈章元元、谈奚流？为了和她辩论、受她冷落？

都怪这朵小黄花。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追悼会，追悼我所熟悉和敬爱的人。死者的老伴递给我一朵小黄花。他的黑苍苍的脸上没有一丝泪痕，但比挂满泪珠还叫人受不了。在这张脸上，我看到了孤独，人到老境的孤独，失去配偶的孤独。

我接过小黄花，把它别在衣襟上。泪流了出来。追悼会的大厅上挂着章元元的遗像，那么慈祥，又那么生气勃勃。我好像还记得她二十几年前抚着我的肩膀流泪的情景。可是如今，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所能看见、能感到的，就是这一朵小黄花。又是纸做的。它让人感觉不到生命，却感觉到死亡和孤独。

我死的时候，就不要发给人家这样的小黄花。不留痕迹也就不留悲痛。然而，又有谁会想到给我制作小黄花呢？我只有一个人。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本来已经很少，现在又少了一个。还有谁像章元元这样了解我、关心我、爱护我的呢？

我很少在别人面前这样流泪，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啊！我悲悼的好像不是章元元，而是我自己。为了我过去的悲苦和今天的孤独，我放声地哭了。我希望有一只手来擦干我的眼泪，有一颗心来慰藉我的灵魂。我希望有人倾听我、关注我、哀悼我……

我珍惜胸前的这朵小黄花。它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哀思，表明死者在生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开完追悼会，我小心地把它摘下，装进衣袋里。

就是这朵小黄花把我引到孙悦家里去的。我想去和她谈谈小黄花。可是我竟忘了。看，这朵小黄花仍然在我的衣袋里。

即使我忘了这朵小黄花吧，孙悦，你也不该这样对待我啊！你难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是我心目中最亲近的人？

我们之间没有过亲切的交谈，也没有互相赠予。可是你在我的一生中所占有的位置是这么重要，这么叫人永远不能忘记。

要是我一见面就向她出示这朵小黄花，问她：“孙悦，在我死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做这样的一朵小黄花佩戴在胸前？”这样，她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吧！她会扑到我的怀里对我倾诉她的悔恨和思念。她会对我说：“我是真心爱你的，虽然我表面上对你这样的冷淡。”可是，我偏偏与她去谈论章元元的功过和奚流的价值！她肯定误会了，以为我在奚落她。

可是孙悦，你难道这么不能理解我吗？我怎么会奚落你呢？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爱你，追求你；你不爱我，拒绝我。难道就为了这个？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上，与你的不成功的恋爱是我的恋爱史上的第一页，也是唯一的一页。这一页，我一直珍藏在自己的心头。这几本日记就记下了我对你的思念和关切，当然也有怨恨。什么时候，你愿意看看我的这些日记呢？

我把小黄花夹在日记本里。

要是有人知道或看到我写的这些日记，他们一定会说：这是一种变态心理。一个流浪汉，恋爱一个并不爱他而又已经结了婚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也不可能知道他的爱了。他写这些给谁看呢？给自己。自己对自己倾吐爱情，自己扮演自己的爱人。

弗洛伊德先生会高兴地拿我的日记去印证他的关于潜意识的理论的吧！

但我根本不管这些。常态不能以常态表现，自然会生出变态来。自然的天性受到压抑，也就不能不“潜”于心灵深处，成为不能见人的“潜意识”。“潜意识”未必低级。“潜意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也未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可惜我不是名人，倘是名人，这些日记也许会成为“名著”的。多少年过去了，中国人还是烙守古训：只有名人才能说名言，写名著。浪漫和堕落，也常常是一回事，区别只在于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现在，这些日记只配得到这样的报偿：一朵小黄花，而且是纸做的，而献花的人又是我自己。

孙悦会不会给它系上红色的缎带呢？

我长得不漂亮。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可以讨姑娘们喜欢的风流倜傥的派头。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相貌发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讨哪个姑娘的喜欢。虽然从我开始懂得“爱情”这个词义起，我的心里就充满了爱情，可那是一种无实际对象的爱，堂·吉诃德式的爱。我常常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中，在心里塑造着我的杜尔西亚。但是无论怎么塑造，她都是一个没有躯壳的灵魂。我也满足于这种恋爱。

可是自从遇到了孙悦，我的心就失去了平静。

我是在欢迎新生的时候认识孙悦的。那时我是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她和赵振环坐着一辆三轮车来到C城大学迎新站，他们的衣着和行李表明他们是乡下人。可是他们相貌的姣美、健康，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而且，他们两个长得还很相像，差别只在于赵振环的脸部线条更柔和些，带有几分脂粉气。我以为他们是孪生兄妹呢！

我把他们带上校车，问：“第一次来C城吧？”

“当然是第一次，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哭了。我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这地方风气太坏。”她回答我。

“听谁说的？”我有趣地问。

“看小说就知道了！”她理直气壮地回答。

“小说里写的都是解放前的C城。现在变了。”我说。

“变了？哼！刚才我们的三轮车过桥的时候，几个人一起来帮我们推车，我想这地方可真不坏。可是一过桥就伸手要钱，真丢人！我们口袋里的钱都给他们了。上当只能一次，下次再碰上，看我还客气！”她说话时还带着气，说到最后，还把拳头在我面前一挥，好像我就是推车的人。

我把她当成小女孩，逗她说：“那你为什么要报考这里的大学呢？上北京去呀！”

她的脸红了，伍。泥了一下，指着赵振环说：“他叫我来的，我都听他的。我多想去北京啊！要是到北京，我一定要一个星期去逛一次长城！”

我看赵振环，他只是笑着看她、听她说话。他笑得很幸福。

给他们安排床位的时候，知道他们都没带蚊帐。天晚了，学校的帐子借不到，我就把赵振环安排在一个回家休假的同学床上，把自己的帐子给了孙悦。

“这帐子是谁的？别是你的吧？我不要！”她说，“让我给蚊子咬一夜吧，我的血是苦的，它们占不了我的便宜！”

我对她说，帐子不是我的，是一个还没回校的同学的。她这才接受了。她没有谢我，只对我笑笑，笑得自然、亲切。那一夜，我给蚊子咬得没法入睡，“我的血也是苦的，孙悦，蚊子也占不了我的便宜。”我这样想。奇怪啊，回想着孙悦的一言一行，我的心里为什么这么畅快？从此，我就关注着孙悦。

我常常在中文系阅览室碰到她。她最爱看外国文学作品。她看书的速度和专注都吸引了我的兴趣。最有意思的是，她常常在读书的时候抹眼泪。那几天她读《简爱》，阅览室很挤，她就站在书橱前读，边读边哭，旁若无人。有一次，我取笑她说：“孙悦，眼泪别往书上滴，弄坏了书怎么办？”她扭头过去，用手背擦眼泪，不理我。

一个学期不到，孙悦就显示了她的多方面的才能：学习成绩优秀，不断在校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周末舞会上的活跃分子，除赵振环外，不接受别人的邀请。校体操队队员。系话剧团团员。各个年级的男同学都注意她，她的宿舍门口常常有男同学的歌声。

我决定报名参加系话剧团。我对导演说：“收下我吧，舞台上和生活中一样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生活中有我的位置，舞台上不也应该有我的位置吗？”导演——一位四年级的老大哥欣赏我的话，就收下了我。正好要纪念“一二·九”，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卖艺的小姑娘派给了孙悦。我要求演小姑娘的爸爸。导演居然同意了，说我的气质与角色相近。

真是幸运，导演对我的排练成绩很满意。谁知道演出那天出了问题：孙悦化好装往我面前一站，我的心就乱了。一到台上，连词儿也忘了。幸好，有提词。勉勉强强演了一大半，我真盼望着快点演完。演到了这个情节：小姑娘对大家说：“不能怪爸爸，他饿呀！”说完，她扑到爸爸身上，叫了一声“爸爸！”痛哭了。她是真心实意地哭，一点也不像在演戏。我的身心都发颤了。我忘了是在演戏。我用发抖的双手从肩上扳开她的头，捧着，看着，低声地叫了一声：“孙悦！”我那时的神情一定很吓人，孙悦愣住了，张大了嘴巴，再也叫不出“爸爸”了。

记不得是怎么下场的。导演没等我们卸装就骂开了：“你们在台上干什么？谈情说爱吗？”孙悦一扭身跑了，没忘记回头狠狠地瞪我一眼。可是我很高兴！我扮演了我自己！我找到了我的杜尔西亚！

我开始给孙悦写信。一天一封。可是全无回音。每次与她碰面，她就狠狠地瞪我一眼。她似乎讨厌我。然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讨厌我。我决定约会她，问问。我写了一封不署名的信，笔迹也改了。信里只有一句话：“有要事相告，请于周六晚七时往C城公园门口一见。”

她来了，见面就瞪眼：“你不知道我有男朋友了？”

“听说了。可是我爱你。”

“你这样做，道德吗？”

“我……没想过。”

其实，我考虑过。我不认为我这样做有什么不道德。我对她的爱是纯洁的。我要让她知道我的爱。我没有损害赵振环，赵振环也没有损害我。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以后再写信一律原封退回。”

她辫子一甩，跑了。我追上去：“我送你回去吧！”她头也不回地说：“我有人陪！”果然，不远处走出了赵振环，她挽着他的手臂，走了。

我感到伤心，从此不再写信。我尊重她的选择，羡慕赵振环。但是我无法放弃我的爱情，就把它倾吐在日记上。我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对她倾吐心曲，直到一九五七年，这些日记被发现。

她现在怎么看待五七年那一段历史呢？也许，她会认为她对不起我，因此我恨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无论有多蠢，都不会把历史的重负压在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身上的。

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里，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希望奚流同志多一点人情味》，批评奚流对华侨学生小谢探亲要求的不正确处理。正是鸣放开始的时候，小谢的母亲病了，要小谢出国去看她。奚流以鸣放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理由不许小谢出国，并告诫小谢要与资产阶级的母亲划清界线。小谢思想不通，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奚流和他的谈话，在同学中引起震动。我同情小谢，就写了这一张大字报，批评奚流把小谢的母亲划入敌人行列，丝毫不顾人家的正常感情是不对的。我说，就是对敌人，在他们不继续危害革命的时候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何况是对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我要求奚流立即改正错误，批准小谢出国探母。

我的大字报在教师、同学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竟有一千多人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我仔仔细细地查看每一个名字，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找到了她——孙悦！没有找到赵振环。我陶醉了，仿佛觉得，与赵振环相比，我的心和她更贴近。

要不是许恒忠的《与何荆夫辩论》的大字报扭转了学校大鸣大放的局势，使我成为“众矢之的”的话，我真不知要陶醉多久。

与我辩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我根本没有时间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留下印象的只有两张：许恒忠的那一张，因为他的感情特别强烈，他说我的大字报全是造谣诬蔑，气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一天半夜里还爬起来痛哭。还有一张是孙悦的。她不是与我辩论，而是检讨自己在我的大字报上签名，丧失了立场。我猜想她是受到组织的批评。

我被当做“右派分子”批判了。罪名是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我不承认造谣。结果又罪加一等。我的日记被抄查了。

永远难忘的一天啊！我的日记被摘抄公布，标题是《看，何荆夫的丑恶灵魂和流氓本性！》。孙悦的名字被用XX代替。但是谁都看得出，那是指孙悦。在一篇日记里我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的心情。我写道：“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吻你那双细长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啊！”日记的摘抄者在这两句话下用红笔打k了波浪线，在旁边批上了“脸皮多厚”几个字。

美变成了丑。爱变成了亵读。我被震惊了，也沉默了。我只想做一件事：向孙悦剖白。每天，我都寻找与她单独会面的机会。我终于等到了。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在校园里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徘徊，我跟了上去。她没有回避我，但也不看我。

“我真对不起你，孙悦！我的心你不会误解吧？我只是想慰藉自己，并不想亵读你。要是我使你感到羞辱，请你原谅。”我的声音抖得厉害，她把脸转了过来，挂着泪。

“我恨你，也恨我自己！”她小声地说，声音也发颤。突然，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印下一个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惊呆了。等我清醒过来，她已经离得无影无踪。

是同情还是爱情？是大度的施舍还是感情的流露？这个问题我想过千遍万遍，可是没有机会问她了。然而，不论是怎样的解答，她留给我的都是一个善良而美丽的心灵。我更爱她了。当然，我绝对不会再去追求她。

一九六二年，学校通知我回校复学。我已习惯了农村生活，并且在偷偷地研究哲学。我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人和人的感情。我不想回校。但我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孙悦，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学校，想打听一下她的下落，并了解她的现状。我收到了赵振环的回信，告诉我，他们结婚了。我写信祝福了他们，真心实意的祝福。

潜伏在心底的一点希望破灭了。这时，我的父母亲已经在灾荒中去世，唯一的妹妹也出嫁了。我突然感到了绝对的孤独，决定远走他乡。我给妹妹留下一个字条，走了。走到哪里去，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处流浪，读完了我的漫长的社会大学。陪伴我的有两套书：《红楼梦》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我成了个“黑人”，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完全脱离了关系。没有户口，没有油粮关系；没有亲戚探望，没有书信来往。谁也不关心我是一个什么人，谁也不想问问我“何所为而来，何所见而去”。人们只知道有一个“烧炭的老何”，“盖房的老何”，“背石头的老何”，“点炸药的老何”，“拉车的老何”，还有“说书的老何”。我付出劳动，换碗饭吃。如此而已。

我的精神世界几乎完全冻结了。想起孙悦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以为我已经把她忘了。可是那一次，在我受雇为一个采石工地点炮，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她的影子又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孙悦了！”奇怪的是这个可怕的念头给了我惊人的勇气和机智，我躲过了被炸死的危险，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我是怎么躲过的。这使我知道，我心里的爱并没有死灭。我多么高兴啊！一个人只要还能爱，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啊！于是，我又开始记日记，在日记上给孙悦写信，与孙悦对话。在日记中，我塑造着孙悦，也塑造着自己。我把孙悦写成了女神。我把一切美好的品质、愿望都化成了她的骨肉灵魂。我不知道我倾吐的究竟是对一个女性的爱还是对整个生活的爱。但我知道，正是这种爱使我还能够看出自己的影子，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要求自己像人一样地生活。

“孙悦，你是什么派？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我希望你做独立思考派。应该批判的，坚决批判；应该保卫的，坚决保卫。你已经三十来岁了，应该学会独立思考了。我们的肩膀上扛的是脑袋，不是肉瘤子。脑袋是干什么用的呢？思考、分析、判断。我尤其希望你正确认识奚流这个人，我认为他离开共产党员的标准已经很远。五七年，我是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他听不进去。现在，我希望你帮助他。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这是我在六六年底给孙悦写的“信”，在我的日记本上。“文化大革命”对我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连报纸都难得看到。但是我关心孙悦的态度和命运。

《C城大学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走资派奚流终于被揪了出来》。这是我偶然看到报纸上的一条消息的标题。消息中详细报道了C城大学造反派与“保奚派”的斗争。“保奚派”的中坚分子之一是“孙X”。是不是孙悦呢？我不安了。孙悦呀孙悦，难道你的名字总是要这样被半明半隐的公布出来吗？

我剪下这条新闻，辞去刚刚承包的运输任务，到C城来了。

C城大学已经没有人有工夫辨认我，我是道道地地的北方农民的打扮。

大礼堂正召开批斗奚流的大会，我挤了进去。

“奚流的姘头孙悦”——一块写着这样字样的木牌首先映入我的视线，我几乎要窒息了。

她的辫子已被剪掉，头发蓬乱，面色泛黄。沉重的牌子压弯了她的腰。

“孙悦！你交代，奚流怎么指使你镇压革命群众的？”会议主席厉声质问。

“奚流同志没有指使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她回答。声音很低，但语气很硬。

“打倒铁杆保皇派孙悦！打倒奚流的姘头孙悦！”

“孙悦的立场一贯反动。早在反右时期，她就和极右分子何荆夫勾勾搭搭，谈情说爱。要知道她当时已经是赵振环的未婚妻了。大家说，孙悦是不是漏网右派、反动破鞋？”

“是！奚流也是漏网右派！奚流的反右功绩是伪造的！”

“打倒——！”“打倒——！”“打倒——！”高一声、低一声的口号在我听起来都是“颠倒，颠倒，颠倒。”

原来我没有被人遗忘。在三界之内，五行之中我还算得上一个“人物”：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历史任意剪裁和歪曲，再加上低级下流的噱头，这做的是什么戏？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我已经看不清孙悦的形状，更看不到她的灵魂了。她是升上了天堂，还是下降到地狱？我应该保留对她的爱情，还是应该给她怜悯或憎恶？我自己都糊涂了。

感觉是可靠的。感觉又不可靠。有时候人们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感觉到了什么。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迷信和科学，虚伪和真实，你和我，人和畜，统统被倒在一只坩埚里。再拚命搅和。加上佐料。倒进颜料。然后捞起一勺叫你尝尝，你能说得清酸甜苦辣？然而，你却可以说色香味俱全。

我是想找孙悦谈谈的。能谈什么呢？无非是建议她“跳出圈外”冷静地看看、想想，不要死心眼儿。可是她在“隔离”，这形式比当年奚流斗争我们的时候要“进步”得多了。我只能回到我的生活里去。拉我的车，读我的书，研究我的问题。

我的日记不再提孙悦。造神，也要有一个造神的环境和条件。我失去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陷入分裂，我把她和以往的一切都珍藏起来了。我珍藏历史，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

我不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又将于何时到来。

“何荆夫同志，组织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五七年对你的处理是错误的，所以决定给你甄别平反，安排工作。”

C城大学中文系想方设法打听到我的下落，把我召了回来。孙悦代表系总支和我谈话，她的两鬓已经花白了。

我没有表示感谢。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什么可感谢的呢？而且有感谢就有清算，我又该向谁清算呢？

“这些年你吃苦了。”她关切地说。像个领导人的口吻。

“不。我活得很好。你呢？”我语气冷淡。我不喜欢她的态度。

“谢谢！我也很好。你想搞点什么工作？”

“到资料室去。我在写一本书，需要资料和时间。”

“写什么书？”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什么？”

“怎么，是禁区？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用过了多次的老题目，是吗？”

“我不懂。你写好了。祝你成功。”

想不到我们第一次个别谈话竟是这样的。双方的语调都是冰冷的，带有挑战的意味。有什么办法？一场又一场劫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心灵都弄得支离破碎了。每个人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别人和一切。

在我基本上了解了孙悦的遭遇以后，我明白，自己原来热爱过的那个孙悦已经不存在了。一个陌生的孙悦站在我面前。我会不会同样热爱这个孙悦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产生了新的希望。我想，要是孙悦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更会感到陌生的吧！

我感到我正在走向未来。

然而，她对我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对别人，她却十分随和。她从来不邀请我到她家里去。我住在教工单身宿舍里，她到这里来看望别的教师，从不朝我房里望一望。迎面碰上，也只是点点头。今天，又是这样。

我离开未来还很远。我应该向前奔跑，还是慢吞吞地等待？我不知道。我追求的不再是一个女神，而是一个现实的人。人总比神更难以理解。因为神是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