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打电话的人问我是不是做烧焊加工的，我说是点焊，与烧焊差不多。那人就问我是不是叫大勇，我说是。他就告诉我他姓骆，他已经盘下了吴老板的工厂，只是还没招到烧焊工，听吴老板说我这里能加工所以就打电话联系我。我一时也没多想，就直接告诉骆老板说我这里很忙，在赶急货，暂时没有时间帮他加工。

挂断电话后，我马上就后悔了。对于生意人来说，客户就是最大的资源，我怎么能拒绝一个主动找上门来的客人呢？做事太草率了。眼下是很忙，但忙完陈老板这个单子之后，我又得双眼望天了。人家主动找上门来，我还拒绝掉，真是鼠目寸光，脑瓜子不灵光。本想给姓骆的老板回个电话再解释清楚，后来犹豫了一下就算了，主要还是因为太忙了。忙起来就容易犯“居安不思危”的毛病，这也是生意人的大忌。

当天晚上，我意外接到了付成的电话。

“大勇，忙什么呢？过完年后电话也不打给我一个。”付成说。

“呵呵，付总好，没给你电话是我的疏忽，对不起了。”我赔笑着说。

“听说你那里生意火爆啊，赚大了是吧？哈哈……”

“没有，歇几个月了，这不，刚接到一个老客户的一批活，正在赶呢，挣点儿血汗钱。”

“这回你要帮我一个忙了。”

“我能帮付总什么忙？呵，付总别拿我开心了。”

“那我就当你是答应了。”

“只要能帮到，我二话不说。”

“你知道了，吴老板那厂已经转掉了，现在我有批活需要他厂的那个配件，但是新接手那家工厂的老板跟我说他赶不出来，没烧焊工。我想你原来替吴老板加工过这活，所以就想找你来帮我赶一下了。”

“实不相瞒，付总，那个骆老板已经打过我电话了，我跟他说我这里目前很忙，实在是抽不出人手来帮他加工。”我尽力在解释。

“想想办法呀，你先帮我赶一部分出来应应急。”付成有些着急地说。

“好吧，既然付总都开口了，我再不接就太不识相了，呵呵。”

“那好的，我让骆老板给你电话，具体你们联系。”

……

活是接下了，但很棘手！麻烦来自陈老板那边，现在活这么赶，如果陈老板知道我还在替别人加工活，岂不要动怒？

但接下了的活又不能不做啊，何况是付成的活。思前想后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必须做。我抽出了两个工人来加工骆老板的活，其他工人继续忙陈老板的活。原以为这样，即使陈老板知道了也没什么大事，到时好解释一些。

果不出所料，陈老板很快就知道了这事。不用猜，一定是两个“钦差大臣”密奏的。我不怨他们，这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陈老板先是问我能不能按期把货赶出来，我说应该可以。陈老板语气有些重，他说不要听我的“应该与不应该”，他要的是百分百准确的回答。我迟疑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时，陈老板就生气了，问我是不是想再误他一次。

我说：“不会的，我全力在赶。”

陈老板说：“你是全力在赶，但赶的不是我一家的货吧？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给我电话。”

这个结果是我料想到的，但我没有料想到会这么坏。既然陈老板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怎么办？我只有将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光重视还不够，必须实质性地解决掉这个问题。

不管你是蝼蚁型还是大象型的企业，作为一个企业主，你的工作核心就是转动脑子想问题，想得多，想得彻底，想得明白才能维持、发展自己的营生之道。所以说，企业主是劳心劳骨的角色，风光的只是外表，内心的焦躁是外人所不知的。就拿我个人来说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春节那几天外，我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新问题，每天都有，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有些问题想想就能解决掉，有些则是无能为力。能解决掉就是“利”，无能为力的就是“亏”，就这样一路上伴随着“利”与“亏”成长，像个孩子般成长……摔跤后，疼了，自己摸摸，流血了，自己擦擦，环顾左右都是陌生的匆匆过客……

我打电话给付成问他能不能借我两个工人，付成问：“为什么？”我说：“我这些机器是永康一个老板的，我现在加工的也是他的活，他不高兴我替别人加工活，怕影响他的交货期，我想用你自己的工人来加工，这样不占用我的劳动力……”

付成同意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付成而不是打给骆老板，因为这里面含着个技术问题。我不想让骆老板的工人就这样学了去，想当初吴老板找我买技术我都没让，就是这个道理。

付成同意后，我又打电话说服陈老板，解释我与付成之间的关系，解释只是占用空余的机器不占用劳动力。好在陈老板也是通情达理之人，半推半就勉强算是同意了。

长话短说，三个月后我按期、如约交清了陈老板的货，顷刻间整个人如巨石卸肩。陈老板的货出得顺利，心情当然就好，心情好就有兴趣兑现当初的诺言，请我在义乌高档酒店美美地吃了一顿。

吃饭时，陈老板对我说：“大勇，我帮你粗粗算了一下，这单你应该有八九万的纯利吧！”我笑了一下点点头说：“可能有吧，还没细算过呢。”其实我早就算过了，还不止算一回两回，我算来算去口袋中都有十万以上了。

十万可不是个小数字，足以让我飘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大家的通病，还是我个人的毛病，一有钱总容易飘起来，动不动就犯飘忽。第一次飘害得我一败涂地，在时间上延缓了我发展的时间。但这次我只是私下飘飘，头脑没有被钱冲昏。

活干完了，钱入口袋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工人怎么办？

当初招工时说好的保底工资八百元，现在厂里没活做了，我如何负担起这八百元？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考虑用什么妥当的方式来解决。

我最后的方法是：搬厂！

我对工人们说，由于房租到期了，我要把厂子搬走，搬到上溪镇去（上溪是义乌比较远的一个镇），如果有愿意跟我走的我很感谢，不愿意跟我走的我不勉强，等工资发了他们就不用再来上班了。

我知道我这个加工厂里主要是三类人：

一是跟在老公身边的女人，老公就在附近工地上干活，就是说老公走到哪里，老婆就会跟到哪里；二是跟在父母或是兄弟姐妹身边的人，有“家里人”看管的人；第三类人就是无所谓在哪干的，只要自己喜欢就成。前两类人都是住在这附近的，打死都不会独自挪地方，只能在这附近找活干。第三类人不多，我数了数就七八个。就算这七八个人全跟我走关系也不大，东拼西凑总能找些活给他们干干，这样即使自己亏也不会亏到哪里去。

结果最终只有四个人同意跟我走，其他人都选择离厂。

正合我意！

我打电话告诉陈老板，让他在我搬厂的那天来厂里搬走十台新机器，这样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我是在收缩，会以为我只是在搬厂。

一个十足的假象。

绿叶当然不会明白我这些事，所以她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要搬厂，好好地走掉这么多工人。我告诉她说：“厂里没活了，留着这么多工人拿什么来养？”

绿叶说：“大勇哥你骗谁呢，我知道你永康有很多活，只是你懒得做了，我要打电话同你妈说去！”

跟绿叶永远也说不明白一件事。

一天晚上，我正打电话给我母亲，绿叶正好走过来，她说她也要同我母亲说话。我没同意，我怕她满嘴跑火车，所以匆匆挂断了电话。可绿叶不干了，她说她想她妈妈，非得让我打个电话给我母亲，让我母亲喊她妈妈来接电话。我拗不过她，只好照办。

虽说绿叶是个缺心眼的人，但毕竟是家乡人，与我说着分毫不差的母语。有时累了，烦了，无助了，看到她时总能感觉有个亲人在身边，无形中自己就有了股力量，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从这点上来说，我应当感谢绿叶。

绿叶同她妈妈聊天前，我就嘱咐她不要乱说话。开始绿叶同她妈妈聊得挺好的，说些不着边际的“家常”，说着说着就跑题了，蹦出一句：“妈，我同你说，大勇哥发大财了！”

害得我赶紧抢过手机来，“啪”的一声合上了。不用说，这条消息明天就会在我们村子里传播开来。平添一层压力啊，如果我过年挣不到钱，回家该在村民们面前出丑了不是？当然，这种压力是微不足道的，想时就有，不想就无。我的贫富终究与他们无关，不关他们的痛痒，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没钱时，有钱时，都会想到家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次我没给母亲汇钱，我给金子汇去了三千元。这几年来，我明白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以前是无能为力，现在状况好些了，该补的都得补上。

其实我并没有将厂子搬到上溪镇，那样太不方便了，我只是就近移了一下，两个村子相隔就几里地。忙了三个多月，突然空下来很不习惯，感觉心里少了些什么。我开始在想，这样下去不行，不能完全被动地“等运气”，我得想想辙，跳过“加工”这块临时的跳板。加工毕竟不是我长久想吃的饭，这碗饭可以吃，但不能长吃，否则会消磨掉我的斗志，乐于安稳。我还得折腾一下，趁年轻，再折腾个十几年没问题。

当时，钱对我而言已经不是很重要，我没什么地方急需用钱，我的钱就是用来供我折腾的，从这点上来说没压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有没有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对钱的自主权有多大，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说都是个问题。我在这方面特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