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我接到了陈老板的电话，他告诉我在抓产量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产品质量，因为厂里的品管已经发现好多不良品了。我当时在网吧里正忙得热火朝天，也没对陈老板的话太在意，只是口头上应允会牢牢抓质量不放的，让他放心。

七月初，交完货的第三天，陈老板打来电话说出事了，产品百分之四十左右报废，主要问题就是焊点不牢，电镀时就脱焊了。陈老板让我赶紧停止加工，去永康一趟。我这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马下令车间停工三天。

我找来主管与品管员，大发雷霆。主管说不关他的事，他只负责安排生产，掌握进度不误交货期；品管员口口声声说，他是按要求检查每个产品的，有问题的次品都挑出来返工了。他们说得斩钉截铁，好像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出在我们这里。我想想，他们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是不是陈老板搞错了，把自己车间做的活儿当成我们加工的活儿了？

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我去了陈老板的厂子。

陈老板看见我当然很恼火，强压心头的火气对我说：“大勇，我一直很信任你，看中你，你怎么能加工出这样的产品来蒙我呢？货还没发就掉焊了，要是发到国外这个后果谁来承担？”

我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做出满脸的诚意，向陈老板道歉。我说：“陈总，要不这样吧，掉焊的产品我带回去重新点焊，返工费和电镀费都算我的。”

陈总说：“现在不是返不返工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本来这货期就很赶，拖了好几天了，明天客人就要来验货了，你让我拿什么给客人？客人的船期都订好了，就等着货去入仓了。你说你，我们早赶晚赶，就赶出这么一个结果来，唉……”

从陈老板的表情上，我看得出事情是越来越严重了，否则他不会这么烦躁不安。

我问：“那现在……怎么办？”

陈老板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事很糟糕，实在太糟糕。”

我忍不住，还是犹犹豫豫地说出了我憋在心里的想法，我说：“陈总，是不是你这边搞错了，这些次品不是我那边加工的吧？”

陈老板一听就怒了：“大勇，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也太不地道吧！太让我失望了！我陈某十几岁就开始出来做生意了，我还能做这种冤枉人的事？”

我看陈老板火气越来越大，赶紧赔不是说：“陈总，我不是说您冤枉我，因为我问过我那边的主管与品管员，他们都一口咬定产品没问题，都检验过才发给您的。”

“什么？你还请了主管与品管？”陈说，“你才多大点儿加工厂啊，就请这个请那个了？你自己干什么去了？难怪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

听了陈老板这句话，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还怪他多管闲事，心想：我有钱了请两个人管理还不可以呀，你不是也请了很多人？

我当时并没有真正地明白陈老板话中的含义，直到后来，我才真真切切明白了这话的深意。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折射出了一个创业者平凡而高深的实战经验。虽然我心里在嘀咕，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这话不能说。

陈老板看我低着头不说话，他才语气软了一些说：“好吧，我就拿证据给你看，让你看看我到底冤枉了你没有。”

说完，陈老板翻出了订货合同，指着数字让我看仔细。我一看这款产品订货合同上的数字低于陈老板发给我加工的数字，这就足够说明一个事实：这款产品所有的点焊工序全部在我那儿完成的，铁的事实。

陈老板说：“你是聪明人，明白没有？我有没有冤枉你？”

我摇摇头表示没有。

陈老板继续说：“我一直以为你持着稳重，没想到你也是个轻浮之人，你这下害苦我了。”

我说：“陈总，是我错了，你的损失我来赔。”

陈老板一翻眼皮，露出一大片眼白，说：“你赔？你有多少钱可以用来赔我？要不要我算笔账给你听听？行，我今天就算给你看看，你坐下来看我算给你。”说完，陈老板便用笔在纸上一笔笔逐项地算给我听，大概有这么几项：

直接的有：配件成本、电镀费用、误了交货期的那部分产品空运费用（海运改空运）；

间接的有：由此延伸的生意信誉度，直接影响以后的生意……

间接的不算，光直接的损失大概就是十多万。难怪陈说我赔不起了。我一时愣在那里如坐针毡。说句丢人的话，身上真的冒汗，那不是热的，是急的。你想想，十几万啊，我卖苦力得卖上一辈子啊。我才刚刚开始走上创业之路，就遭此磨难，以后还有人生希望吗？

陈老板算完账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办公室，他没叫我离开，也没叫我别离开。他不说话，我只能坐着等他回来。我坐在办公室里，脑子一片空白。

两小时后，陈老板回来了，他跟我说：“你先回义乌去吧，好好想想，想拎清了再给我打电话。”

我默默地离开永康回到了义乌。

我回到义乌后，还没来得及想出怎么处理这个烂摊子，工人们就全上门来讨要工资了，他们怕我连夜跑路。我想，这肯定是主管与品管员把所有的事情都同他们说了，让他们做好要钱的准备。

我在前面说过义乌工厂“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利与弊，如果当时我的主管与品管是我“家里人”，我就八成以上可以避免此难的发生。说白了，我这种小小的加工厂根本拢不住主管与品管的心，他们只是在我这里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反正挣的是工钱，除此没有其他任何想法。书上说的“有效机制”，对我这个原始部落的工厂而言，简直就是对牛弹琴、铁杵缝衣。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企业初期阶段，“家族式”的力量是种凝聚力，这是外力很难做到的。

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工人。虽然我口干舌燥地同他们解释，由于他们的偷工以致货出了问题，导致我一分钱加工费没拿到不算，还得赔人家十几万的损失，但工人们是不会听这套说辞的，他们认为干活拿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他事他们管不着。

我想想也是，次品与正品都混到一起了，现在没办法再分得出是谁干的。分不出来就没有证据具体扣谁的工钱。我咬咬牙，把身上的两万多元现金全拿出来发了工资。拿出这两万多元无疑是在割我的肉、放我的血，一刀一刀割，一刀一刀捅，我痛不欲生。这两万多元不光是对我，对我父母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完工资，我身上还剩下两千多元，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我没有给主管与品管发工资，我是他们的受害者。但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我整天泡在网吧上网，不管厂里的事，如果严格管下去就不可能出这档子事了。我知道他们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这不能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说辞。所以我坚决不给他们发工资！

一天晚上，有人敲我房间的门，门刚一打开就从门外涌进五六个人，其中有主管与品管，我当即便明白过来了。我同所有的人讲道理，井井有条地讲，没人听，都嚷嚷着不给工钱就活劈了我。没办法，我只好告诉他们我没有钱了，过阵子再给他们钱。那伙人不肯走，说没钱也要想法子变钱出来。

最后，我实在是没办法，只得对他们说：“要现钱，每人发一半，另一半当是工作失误扣掉了；要全额工资那就等我有了钱再来拿。否则你们就打死我，反正命就一条在这，要，就拿去。”人穷的时候，命也贱，敢与人赌！

他们叽叽喳喳议了一番，最后选择了要一半现钱的工资。我怕再发生什么意外，就让主管留下来，其他人都出去，然后给了他们一半的工资。

工人都走了，车间里乱七八糟堆着未及加工的铁配件。用个词来形容一下就叫“满目疮痍”。更难过的不在这，而是陈老板那儿，到底如何解决这让人头裂的问题？方法我都想尽了，唯有抬腿跑路的方法我没有想过。真的，我很清楚自己这一跑是万事大吉，但就可能永远翻不了身了。虽然眼前惨不忍睹，但远远好过了去年与前年，最起码我已经单干上了，有了开始。我坚信不放弃就有希望，可能过程更加艰辛。我不想失去陈老板这棵大树，说实话，只要他开口，要我如何赔偿我都会答应。

我没钱，但我会慢慢有钱。

我还不起，但我肯定有还得起的那一天。

我没勇气给陈老板打电话，我害怕接到父母亲的电话，我躲在自己的空间里忍受着痛苦，用后悔的方式折磨着自己。除了绵绵不绝的悔意，我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