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这个名称，是在1980年3月中旬的一天。那天，我正好到《新疆文艺》编辑部去拜访各位老师，与他们分享我发在该刊的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喜悦。我得到通知赴北京领奖，便从伊犁赶了过来，准备第二天飞往北京。而就在编辑部，我才听说我已被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录取。确切地说，我当时的感觉是一片茫然。我不知道“文学讲习所”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它的历史。“文革”爆发时，我还没有小学毕业。而“文学讲习所”早在“反右”中寿终正寝，对此我毫无所知。十年“文革”期间更不可能有谁会告诉我曾经有过“文学讲习所”（曾办过四期）。现在，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冤假错案正在得到平反昭雪，“文革”极左错误正在得到纠正，文艺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于是，“文学讲习所”得以恢复，“文革”后的第一批——也就是第五期学员正在录取之中……我说，我不知道我被录取，还没有向单位请假呢（那时，我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工作）。他们说，你是新疆唯一一个被录取的人，机会难得，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是我们新疆文艺界的光荣，我们会请有关部门向你单位打招呼的，你放心去吧，要珍惜这个机会。就这样，我满怀喜悦与憧憬、茫然与忐忑，飞往北京，更不知道我的文坛之路日后将在北京铺就。在颁奖会结束以后，我被接到了“文学讲习所”。其时并没有鲁迅文学院现在的校舍，而是在香河园外左家庄朝阳区党校租用了他们简陋的校舍，一栋T字形排开的青砖灰瓦平房，后墙外便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菜地。在远处的一条弧形公路（想来是现在的东北三环）那端有一两座工厂。从18路车终点站还要走一段距离才能抵达。我的“文学讲习所”学员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很快我就发现，这里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学习环境。它既没有学院派那样烦琐的基础课程设置，也没有过多的理论课程，而是以讲座为单元推进的松散式教学体系。看似散淡的、毫不相干的一些讲座，却可以让你眼前豁然开朗，不啻茅塞顿开。期间穿插着写作和学员间的相互交流，真是一个绝佳的去处。尤其让我感佩的是，在这里可以不断地接触到久闻其名、久读其书、不曾谋面的那些前辈大师和真人。看着他们活生生的形象，一个个充满风采立于讲坛，或谈笑风生、举重若轻；或正襟危坐、忧国忧民，均让我生出许多激动和念想来。这激动和念想幻化为一种自身的内在力量，它就是一种自信的提升。应当说，一个缺乏自信的作家，其作品势将缺乏迷人光彩和飘逸的魅力。“文学讲习所”试图为每个学员注入抑或强化这样一种每位优秀作家本该具有的自信。我以为举办者的这一目标基本实现。

那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年代，我们当时的思想受到十年“文革”的禁锢，已经僵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作为一个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自认为我们已经很有思想了，正在反思“文革”、反思历史、反思文化、反思社会、反思被扭曲和异化的人性，在不断地突破“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文学创作“禁区”，但是，面对在这里接触到的思想的锋芒和心灵的激荡，依然感到振聋发聩、目不暇接、振奋不已。的确，这就是首都，这就是政治文化中心所特有的高屋建瓴的地位。把“文学讲习所”建立在这样一个高地，是多么的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当这些从基层生活第一线而来的中青年作家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依托着这个特殊的时代，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激发艺术的灵感，创作出了一篇篇、一部部及至今日依然新鲜而充满活力的文学作品。文学史似乎已经绕不过它们的存在。更不要说从这一期学员中成长出了屹立于当今文坛的作家群体。我想，这就是恢复“文学讲习所”的现实和历史价值所在。

更让我喜欢的是，“文学讲习所”还有一套特殊的导师制度。它不像通常的国民教育系列的导师制度需要去考进导师的门槛，而是由校方聘请一批著名作家来做导师，由学员自由选择拜师。我记得当时校方宣布聘请了十几位导师，请各位学员自己选择愿意跟随哪位导师，我听了不无惊讶，瞧，在这里可以自己选择导师！真好！于是，我就从十几位导师中选中了王蒙先生做我的导师。我想这也是我和王蒙老师的缘分所在。记得1973年四五月间，我在新疆伊宁县红星公社（吐鲁番芋孜）插队后担任党委新闻干事期间，就与作为自治区文化厅“《血泪树》‘三结合’创作组”成员——只有执笔权、没有署名权的王蒙先生结识。当时由我具体接待这个“三结合”创作组，为他们协调安排深入生活采访、“访贫问苦”事宜，我还要兼着他们的翻译。也就在那时，得知王蒙先生是一位作家，且因为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而受到毛主席点名，后来划为右派，后来摘帽，后来来到新疆，来到伊犁巴彦岱……我当时就对他肃然起敬，认为被毛主席点过名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尤其我第一次看到一位活生生的作家，让我的好奇与暗念一同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下决心要当作家写出文学作品来，就与当时近距离接触王蒙先生有直接关系。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王蒙先生开始复出文坛，他的新作不断问世。这一点更让我激动——他就是我曾经见过的一个人、一位作家——他的创作激励和鞭策着我。在他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1979年我和王蒙先生又同年获奖。记得在颁奖大会后的座谈会小憩期间，他对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结集出版获奖作品集，责任编辑让他对我的作品帮忙把把关，他就稍稍做了一些修改，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我说这样很好，感谢您。他又以试探的口吻对我说，其实，小说写作不宜用太多的民间谚语，那样会稀释小说的感觉，还不一定能体现民族特色。我以感激的目光看着他点了点头。古人说一字之师，这何止是一字之师，是点化之师，寥寥几句话，使我对小说概念和民族特色的认知瞬间获得升华，我忽然间一身轻松，如驾轻云——似乎自此我就牢牢把握了小说命脉——当然，在今天看来那仅只是握住了我手掌心大的那一点命脉——小说的命脉比天还大呢。我觉得，我和王蒙先生在共同的地域生活过，他懂得和尊敬那里的文化，精通维吾尔语，略通哈萨克语，我们之间交流起来会有许多共同语言，更何况此前打心底我已经认他为师了，所以，自然而然我选择了王蒙先生做我的导师。记得我和师兄陈世旭一同到王蒙先生家拜访时，王蒙先生不无玩笑地说，其实，你们的小说写得都很好，我这个导师倒是个“摘桃派”。这就是他平易近人的风格，我很喜欢。一日为师，终身受益。我想，他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迄今一直在影响着我。为文首先要为人，这也是我作为“文学讲习所”学员的一大收获。

弹指一挥间，“文学讲习所”将迎来六十年大庆，我在“文学讲习所”的学员岁月也竟过去了三十年，而如今“文学讲习所”早已更名为鲁迅文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作家群体，他们成为和正在成为中国文坛创作中坚和骨干，成就斐然。这几年来，我也有幸被聘为鲁迅文学院指导老师。中国传统文化尊崇师道尊严，但是，我以为在文学这条路上，只有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尊严。我一向把学生看作文友，与他们进行真诚交流，我从他们身上也在汲取和学习新的东西。我相信所有与我有师生之缘的学员，都会把我视作知己朋友。这也是我的所求。

有趣的是，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由指导老师抓阄，抓到谁谁就是你的学生；反过来说，你被谁抓阄抓到，谁就是你的指导老师。大概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看上去很公平。连续当了几届指导老师后，我发现这种办法也显现出其某种局限性来：第一个抓阄的指导老师选择的余地最大，学生们被选中的概率也最高，而最后一个抓阄的指导老师，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抑或最后剩下的几位学员也没有丝毫的选择余地。所以，今年夏季，我曾在医院看望大病初愈的白描院长时建议，今后如果继续按抓阄方式让指导老师和学员互选，是否可以一轮一轮地抓阄——每一轮每一位指导老师只抓一个阄，如此往复，直至终结。这样似乎对指导老师和学员双方机会均等，会更显公平。他听了就说，好，你这个办法好，下一次我们就这样办。看来，有时候寻求一种办法也需要六十年光阴。不过，六十年韶光依旧，忠实记录着文坛风云与辉煌历程，我们欣慰地看到，在这个校园里文学新人辈出，文学之树常青。衷心祝愿中国作家的摇篮——鲁迅文学院在即将迎来新的一个甲子之际，桃李满天下，走向新的辉煌。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