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最早读到的是他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为一位中国读者，阅读米兰·昆德拉只能按其作品译成汉语的先后顺序，而不是作品问世的顺序。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给我带来的最初震撼是出乎预料的。应当说他是一个反复咀嚼过人生的作家。他对于人世的不平、虚伪、邪恶、丑陋有着一种独到的观察、体验和理解，他对人世间的背叛、出卖、欺诈、倾轧、堕落、强权、压迫都有着令人胆战心惊的描写。当他的祖国在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他所喜爱的托马斯医生失去了处方权，而成为一个窗户擦洗工时，他唯一奉行的“非如此不可”的原则，就是不肯背叛的良知。托马斯医生为此付出了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他受到上司的诱迫，秘密警察的盘查，激进者的怀疑，以致陷于一种难以排遣的苦闷。他与异性展开马拉松式的肉体的搏斗，但这一切均不能使他获得解脱，犹如杜布切克在电台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和喘息一样。他最终在苦闷中离开布拉格，去乡间与那些将猪崽作为宠物的农夫们相处在一起，只是这样的时光也是短暂的，最终他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死于非命，带着他的天真、轻信和缺乏经验去了。他实在是承受不了生命中比沉重还要令人难以置信的轻。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由，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作品中的人物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由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被人扼要地谈及。他说他小说中的人物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他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个人都已越过了他自己固定的界限。对界限的跨越（他的“我”只存在于界限之内）最能吸引他，因为在界限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他这样诘问自己。这同样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心迹。

是的，他和托马斯医生同样对一夜之间失去家园感到苦闷，于是，他与托马斯医生同样具有的天真，使他产生了一种更具天真的幻想。他企望来自世界另一端的正义。当特丽沙带着关于在俄国坦克前亲吻着行人以示抗议的姑娘的照片，走进瑞士的新闻图片杂志社，以期让世人看到捷克人仍戴着不幸的光环，赢得好心的瑞士人为之感动。图片社编辑请她坐，看过照片又夸奖一番，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米兰·昆德拉惊呼：并非这些照片不够美！特丽沙也反驳道，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那是你们不能相信的，这儿没人关心这一切。这是她没能吼出的心声。这既是特丽沙的失望，亦是米兰·昆德拉的失望。

现在看来，只是人家有人家的生活，人家有人家所要关心的事物。诸如裸体主义者的海滩杰作，诸如仙人球或是玫瑰花什么的。甚至建议特丽沙最好首先当当模特儿，碰碰运气，成为一流时髦摄影家。对特丽沙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激情的憎恨”，只能被认为她是“生错了时代”。面对这近乎冷酷无情的漠然，似乎失望或谴责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你原本不该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在这里，我又感觉到米兰·昆德拉的天真——与他的主人公们同样的天真（更令特丽沙内心备受折磨的是，她在事件之初发表在西方媒体上的那些照片，已成为秘密警察手中最好的佐证，许多人因此而遭不幸）。对于天真，在我家乡用一句话加以宽宥：你这吃了生乳的凡人子嗣！是的，人自打娘胎里生下所吃的第一口母乳就是生的，所以人与生俱来便有其难以克服的天真的天性！

倒是在某一个瞬间，在萨宾娜的脑海里对美国参议员朋友闪现过一个幻影：这位参议员正站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检阅台上。他脸上的微笑，就是那些当权者在高高的检阅台上，对下面带着同样的笑容的游行的公民发出的笑。当德国的一个政治组织为她举办一次画展时，冠以“她的画作是争取幸福的斗争”，她愤怒地提出了抗议，宣称她的敌人是媚俗。从那以后，她开始在自己的小传中故弄玄虚，到美国后，她甚至设法隐瞒自己是个捷克人的事实。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离人们要强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然而看来，在一种境遇下的愤俗，很容易导致在另一种境遇下的媚俗。真是“永劫回归”。生活的逻辑常常让智者无所适从。难怪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读着米兰·昆德拉被译到汉语世界的几部作品，领略这位大师的睿智和其作品的艺术魅力的同时，一个作家作品的独立风格与形式和手法雷同之间的界限在我眼前愈发变得模糊起来。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切入或化出的方式加以叙述，且时时加入大段大段的具有哲学意味（有时是大众哲学色彩）的论述，不免给阅读的愉悦带来一种压抑和沉闷的气氛。我想倘若经典作家的作品是在截然不同中显现艺术特性的话，那么现代艺术似乎是在雷同中寻求毫厘的差异，正如托马斯医生一度孜孜以求地要探寻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一样。稍不经意，也许你就无法触及一部作品行将展示于你的深奥内涵，也由此往往令作家感到失落和陷于难遇知音的悲愤。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艺术的浪尖还是波谷。而且当冷战、后冷战均已时过境迁的今天，在他作品中洋溢着的冷战、后冷战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思维逻辑，让人清晰地感触到作品隐含的某种硬伤，而这种硬伤将随着时代的推移愈发凸显。莫非这就是作家难逃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

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