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长城。

在古老长城的脊梁上，一行人正在攀缘而上。“不到长城非好汉”，是的，哪怕为了硬撑着充当一名“好汉”，诸君理应“到此一游”，一了壮志才是。然而，适值早春季节——确切地说，正是1980年3月底光景，这里仍是草木灰灰，游人稀疏。倘是盛夏旅游旺季，那自然又是另一番情景了。不过，眼下这一行人倒显得个个游兴正浓，看上去他们是非要登上八达岭高峰不可的。

他们是198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者。这天正好是发奖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组织他们游览长城。

犹带几许早春寒意的山风，不住地从长城锯齿形箭孔间呜呜地滑过。不过，这一行人当中有人已经开始脱下了毛衣和背心——他们已经登上了长城延伸的半山腰的一座古哨楼。

“喂，哈萨克，你看，你的马被牵到这儿来了！”

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王蒙老师——回首对我用维吾尔语说道。他正扶着夫人崔瑞芳老师登上哨楼。

我抢上几步。原来，古哨楼后面有一块不大的平场，有人牵着一匹马正在那里为游人收费照相（不远处城墙根下还有人拴着一只骆驼，看来那骆驼是无法跻身这块平场的）。我这是生平头一回看到马也会有这样一种商品价值，不免有点猝不及防，只是怔怔地望着它：那马瘦骨嶙峋，浑身的汗毛尚没有褪尽，迷瞪着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勉强支撑在那里，任那些游客骑上翻下。我丝毫也觉不出这匹马会有什么上相之处，忍不住喃喃道：

“瞧，那匹可怜的马，瘦成了这般模样，更显出它的头脸的长来。”

“哎，马脸本来就是长的，你可知道汉语有句话叫‘牛头马面’吗？”这是王蒙老师在说。

“当然，当然。”我回答说。

“你瞧我这副长相就叫‘牛头马面’——我的头虽说不上有牛头般大，但我这副长脸的确可以和这匹马脸相媲美。”接着他又用维吾尔语补充了一句“satqiray”，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崔瑞芳老师也在一旁会心地微笑着。

我惊呆了。自嘲，这是真正的自嘲！只有勇敢的人才会这般自嘲，而善于自嘲的人永远是快乐的（不过，我们哈萨克人形容一条真正的汉子的轮廓时，便也是常常喜欢这样说——那汉子脸上的线条，就和骏马脸上的线条一样分明）。

在此之前，我对他的“新疆式”幽默有所闻知，但断然未曾料到他竟敢于这般自嘲。当然，我早就应该清楚，幽默者往往也善于自嘲……

也许，对于他的崇敬之情，正是从这一刻起在我心头油然而生。

也是个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3年4月底光景。

那是在遥远的吐鲁番圩孜。

这里曾经有过一棵“血泪树”。要不是这棵“血泪树”，我想我和他决然不会在那样的年头，在那样的去处相遇。

他们是一个“三结合”的创作组。他们的任务是要创作有关“血泪树”的连环画脚本。

他就在他们中间。

那时的他，看得出是个内向、深沉、坚定的人。但他的眼神依然掩饰不住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隐隐的抑郁和痛苦。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却显得有几分拘谨和小心。

是的，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他的欢乐，也有他的痛苦……

人的一生过于一帆风顺，未必是件幸事。

他曾经被命运之舟摇荡到天边的巴彦岱小镇上来。

这里是维吾尔人村落。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起初，他只能和“梁上作巢的新婚的一对燕子”默默对语。然而，人民是相通的。不论哪一种肤色，哪一个民族，哪一国度，只要是人民，便具有共同的美德。他与这里的人民心灵的桥梁沟通了。于是，在那荒唐的岁月，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与这里的土地同呼吸，他与这里的人民共命运，平安而又充实地度过了那不可思议的难挨的日日夜夜。

他学会了维吾尔语。然而，他的收获不止于此——他接触到了一种不同的文化。他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为一个作家，这是他的福分。他可以从不同于他人的更为广阔的角度来仰视和俯视人、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他在那里思索着，积蓄着，犹如一泓天然而成的冰川湖泊。

于是，一旦当盛夏的骄阳将某一道冰坝融化，他终于无羁无绊地抒发着长久压抑的激情，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宛若天山的雪水，给那山外的世界带来一片新绿。

评论家阎纲同志在去年宁夏的一次发言中谈到他的创作时说：“王蒙的创作，可以说给我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文思，从而活跃了我们的思想……”评论家毕竟是评论家，他的此番高论，确是深中肯綮的。而我以为，这一切与王蒙老师在新疆这块土地上长达十六年之久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是的，遥想当年，“诗仙”李白也曾在西域这块土地上生，在这块土地上长，从而给中原文化带去了空前绝后的一代清新豪迈诗风。这块土地同样赋予了王蒙。而今，他也正在把他自己独特的艺术奉献给祖国、人民。

每见到他，我便要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鹰来。

他是个具有鹰的气质的人。

是的，他的迅疾，他的机警，他的敏锐，他的自信，完完全全像一只鹰。

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使他蜚声文坛。

一篇《当代作家的非学者化倾向》又震动了整个学术界、文化界。

一篇关于专业作家体制改革的设想，在全国各地引起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次尼勒克之行，初次接触哈萨克生活的他，竟然写出了《最后的陶》。此作译成哈萨克文，还引来一批效仿者的新作。

……

还是尼勒克。

这是他自从调回北京，第一次返回新疆。对于尼勒克来说，当然更是第一次涉足。

尼勒克的秋天是美丽的。奔腾的喀什河水犹如她的芳名一般，活像一条蓝色的玉带蜿蜒在河谷丛林之间。雪线已经低垂下来，落叶乔木开始镶上了金边，唯有背阳坡上和河谷里的针叶林，依旧是绿色如故。

我们正是在这美丽的秋天，来到了接近喀什河源头的阿尔斯朗草原。我们已经在地道的牧人家里住了一夜。这会儿正在县委书记刘澄同志陪同下来到一个畜栏边，听取牧人们对刚刚开始实行的责任制的意见。正在这里收购活畜的县食品公司的几个人，也加入了这场有趣的讨论。几个牧人轮番用他们精巧的手工艺品——木碗，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倒着皮囊里的马奶酒。秋天的马奶酒是醇香爽口。他没有回绝，倒是捧起木碗连饮几碗。这使得牧人们有点刮目相看了。是的，一个来自北京的客人，居然能够如此豪饮马奶酒，当然是一件令他们感到新奇和稍稍费解的事。然而，当他们得知这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汉人，曾经就在伊犁河谷安过家，而且和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凝聚在他们眉宇间的疑团不觉释然……

讨论小憩片刻，他站了起来。这是一片茂密的灌木林，在不远的那边，便是一望无尽的松林了。他在灌木林里转了一圈，望着那边的几匹马，不觉有点出神了。

“我们能不能骑上马，朝这河谷尽头走上一遭。”他说。

“可以。”我走了过去，向我的同胞——那几位牧人要了两匹马。一个汉子甘愿为我们引路，于是，我们三人上马向山里进发了。

牧人们给我们挑选的都是绝好的走马。我至今记得王蒙老师骑的是一匹雪青马。那马走起来就像常言所说的，即使您端上一碗满溢的水，也决然不会泼出一滴来的。我骑的是一匹黑骏马，那汉子骑的则是一匹跃跃欲试的枣红马，就和他自己一样的神气活现。起初，我们三人并驾齐驱。不一会儿，王蒙老师便任马驰骋，让那匹雪青马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花走艺术。我们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陪同我们的汉子开始担忧起来，生怕他会从马背上跌落或者有个闪失。坦率地说，我也有点担心，因为在此之前我对他的骑术毫不知底。但是，看着他挺有兴致，我又不忍心去败他的兴，也就没有跟上前去护驾。好在那匹雪青马的确也没有什么怪毛病，是一匹地地道道的良骥，因此我们也就放心了。

他在一处岔道口上等着我们。

涉过一片小沼泽地，我们进入了茂密的森林边缘。这里枯木横躺，蛛网交错，幽静而又深邃，透着某种让人难以揣摩的神秘气氛。看来这河谷是无法走到尽头的，这森林也难以走出它的另一边。

我们在隐匿于密林深处的一家牧羊人帐篷里作了客。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时而让马儿疾行，时而又勒缰缓缓并辔而行。

王蒙老师显得异常兴奋。他突然从马背上侧转身来对我说：

“这下我回北京有的吹了。”

我笑了。

“真的，邓友梅、张洁他们能有我这样的福分跑到草原上来骑马吗？我非得馋馋他们不可。我要向他们说，我是怎样骑着马儿，在草原上任意驰骋来着……”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简直就像一个快乐的大孩子，且又有点顽皮。是的，他的心地太像个孩童了——既像孩童般天真，又像孩童般狡黠。其实，骑这么一小会儿马，在草原上又算得了什么——这他也清楚。可是你听，他就要回北京去，向还没有领略过草原风光的朋友们吹嘘炫耀呢！哦，一个作家要是没有这样的孩子气，很难想象他会从生活和自然中真正获得艺术的启示。

夕阳已经开始西垂。天空是那样的晴朗，在柔和的夕照下，四周的山野披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当我们走出松林来到那片灌木林的时候，这里的座谈会还没有散呢。

“你看了我的《逍遥游》吗？”他在电话里这样问我。

“我刚从新疆回来。我已经在报上看到目录了，但刊物还没到手，我打算这几天就找来看看。”

“那你看完有空咱们聊聊。”

“好的。”我说。

我很快看完了《逍遥游》。准确地说，通篇小说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是那样的舒展、那样的挥洒自如。然而，我看着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对于景物氛围的描写，总觉得这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所在的伊宁中心一个古老的宗教学校附近的人和事……

我的感觉得到了印证。在动乱岁月最初的两年里，原来王蒙老师一家住得离我们家很近，甚至可以说我们就住在只有一墙之隔的两家大院里。而这一切是我前所不知的。难怪《逍遥游》里的那些人物，以及那些环境让我感到如此熟悉、亲切。

这一天我们谈得很投机。我们谈起了作品中所有人物原型，以及未能进入作品却又生活在那一带的、和这些作品中人物有着密切联系和毫无干系的邻里街坊。王蒙老师还提到一位嗓音十分动听的卡里——颂经师，他听他颂经宛若听唱一般。但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来，也许那会儿我太小了，还轮不上和这些卡里打交道呢。谈话间崔瑞芳老师偶尔也会插进一两句来，以提醒被我们遗漏的某些细节。每当这时，王蒙老师便会不由自主地看她一眼，那眼神里分明洋溢着一种兴奋、自豪和幸福的光彩……

瞧，他把我找去，和我谈论这篇作品，并不是为了像个学究似的研讨作品的开篇、布局与结尾，以及作者在结构作品方面所费的苦心；也不像评论家那样要评判作品的主题所在，以及预测其即将产生的社会效果；更不像我们原有的关系那样——先生运用自己的成功之作，来开导和教诲他不敏的学生。他找我，就是想和我像个老朋友那样谈谈这篇倾注了他自己特殊情感的作品而已，除此没有任何别的什么。

一个作家，有时在心绪良好的时候，是希望和别人谈谈自己喜欢的作品的。如果这个人熟悉自己的作品背景当然更好。这样，也许你还能获得作品本身以外的更多的享受，包括一种对岁月的回顾，一种对往事的追思。更何况这篇作品产生在一个特殊的、让人值得缅怀的时刻……

当然，他是个作家，所以他才对任何一种语言都充满了兴趣。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让人吃惊的是，他对语言的接受能力。

一场落难，他学会了维吾尔语——在他结集出版的小说集之一《冬雨》中，甚至还有一篇他从维吾尔文翻译过来的小说译文。当然，为此他用去了十六年光景。

但是，他去了一趟衣阿华，仅仅四个月时间，他就已经初步掌握了英语，而现在越发熟练了。这莫非是一个奇迹不成？还是造物主对他过于偏心——倘若世上真有造物主存在的话。

他从塔什干回来，一边给我翻阅着从那儿带回的那瓦依作品插图集，一边向我叙说着乌孜别克日常用语与维吾尔、哈萨克语之间的近似之处与不同之处。

他从西德回来，又兴致勃勃地谈起在那边遇见一位美丽的土耳其小姑娘，在和她的交谈中，他发现在土耳其语有许多词根完全与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一样。以至于那位土耳其小姑娘问他是不是土耳其人。

……

当他被埋没了二十多年后，当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文坛时，他和他的同辈人仍旧被誉为“青年作家”。当然，这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那段时间里，除了这一批人，似乎再没有更年轻的作家了。我记得他曾对此状苦笑着摇过头。不过，到后来，当真正的青年作家成批涌现，他是用一腔的热情给予了支持的。

我想，关于张承志作品的第一篇正式评论，正是出自他的笔下。

关于《北方的河》，也是他做出了最为迅速的反应。

关于梁晓声和他的《今夜有暴风雪》，还是他首先发表了中肯的评论。

笔者本人当然更是备受关怀、扶持。

哈萨克有一句话：“有所见者才有所行，无所见者又何以行。”是的，王蒙老师曾经亲眼目睹过那些令人景仰的前辈文学大师的举止所为，聆听过他们的教诲；并且，在自身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候，受到过他们的热情关心与爱护。因此，当今天他也开始成为长者的时候，也能以这样宽厚、热忱、平易近人的师长风度来关怀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以为，这是一种人类美德的延续。每代人都有继承、发扬人类美德的使命，师长们已经做到了，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否能够胜任自己所肩负的道德使命？

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