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有桃跟着姥爷，来到了他任教的学校念书。姥爷不仅是这座七年制学校的校长，也教语文。那是更北的北边小镇，更严寒，也更苦焦，而且，名字中带着一个“堡”字，一听，就是从前的边关了。这里的太阳，永远有一种凄清的明亮，天空也更高远。当然，也有更酷烈的大风。大风刮起来的时候，飞沙走石，也让有桃想起那些古代的边塞诗。

而且，离外长城更近。出了学校门，沿一条小路，爬上去，就是长城了。

没事的时候，有桃就常常爬到长城上，看书、晒太阳、吹风、发呆。

边塞的大风，把她的皮肤，吹得粗糙了，太阳晒黑了它们，她身上，那一段城市生活的印迹，被风和太阳，轻易地抹去了。姥爷默默地看着这些变化，姥爷想，但愿她心里的那痕迹，也能这样抹去。

尿床的事，没再发生过。姥爷也从没有问过，在那个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是姥爷知道，一定是有大事的，是发生过什么的。否则，一个那么健康阳光的孩子，他的宝贝，怎么会——尿床？十岁的孩子啊！想到不知什么竟然能逼得孩子尿床，姥爷觉得自己心都在打战。

姥爷等着。等她自己有一天，能说出那个心结。

有桃到来后，姥爷就在校门外一片旷野上，开出了一小片菜地，移来菜秧，种下一些细菜：西红柿、豆角，还有黄瓜之类，为的是给有桃改善伙食。平日里，晚饭前，太阳慢慢西坠时，爷孙俩会来菜地里除草、浇水。姥爷生性沉默寡言，而有桃，也不说话。他们只是默默地干活，闻着被太阳晒了一天后，植物散发出的那一股生命的香气。蜂飞蝶舞之中，偶尔，有桃会抬起头，叹息似的轻轻叫一声：

“姥爷呀——”

姥爷就回答：“嗯？什么事？”

“没事。”有桃笑笑，“真好看啊！”

她是说夕阳。血红的一轮夕阳，挂在山巅。山峦、天空、长城、烽火台、千沟万壑，都变成了那样一种沉静的、安详的金红色。她眯着眼睛看夕阳的神情，让姥爷心疼。姥爷想，傻孩子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就痛快了呀。

离小镇十几里，有个叫鸦儿崖的村庄，村里，住着一户北京来的下放干部。这家人有个儿子，叫苏慈航，也在镇上的这所学校读书，读七年级，这七年级有个名称，叫“戴帽初中”。

苏慈航不是寄宿生。他有一辆自行车，“凤凰”牌的，大链盒，每天，他骑着他的“凤凰”上学、下学，是这乡间公路上的风景。这里的自行车，很少有大链盒，大家骑的，都是加重型的“红旗”或者“飞鸽”。所以，苏慈航很惹眼，这里人看他，就好像他真的是骑在一只凤凰身上。

苏慈航十三岁了，正在拼命蹿个儿，就像那些正在拔节的庄稼，夜里，静静地听，似乎可以听到一个少年成长的那种神奇的声响。从城里带来的衣服，都无可救药地小了，他妈只好把他父亲的旧衣服改给他穿。那些从前的衣服，有着很好的质地，无论怎么改，都有一种异地的气息，过客的气息，和这里格格不入。

所以，苏慈航没有朋友。

他骑着他的凤凰，早出晚归，独往独来。中午，只要是好天气，他就总是带着他的饭盒和一本书，沿山坡走到残破的长城上去。他喜欢这里，他觉得这里是枯燥、艰苦的生活里唯一的一点诗意。不用说，他是那种布尔乔亚家庭里滋养出来的小文青。

这里人，很少有谁去爬城墙玩的。没有人去惊扰它，偶尔，会有放羊的羊倌赶着羊群从那里经过。苏慈航喜欢这宁静，喜欢没有别人眼睛的注视。但是在这年开春之后，情况变了，有一天，他在这里碰上了一个女孩儿，后来，他们就经常在这里相遇了。

起初，不说话，相互保持着各自的矜持和礼貌的距离。终于有一天，苏慈航忍不住了，他抬起头来问她说：“他们说你是从省城转学来的，是吗？”

她点点头，不能说不是啊。可她马上补充说：“我就是这里人，我家在这儿。”

“知道，你姥爷是校长。”他回答。

“你是北京来的？”轮到有桃问了。

“对。”他点点头。

有桃轻轻叹口气：“你，很想北京吧？你一定不喜欢我们这里。”

他明亮的眼睛，暗淡了。他们两人，各自趴在一个城垛上，望着远处的山峦、沟壑、田野。许久，他回答说：“喜欢不喜欢，不都得在这里吗？我又不能选择……”

是啊，不能选择。这话，让有桃一阵疼痛。她懂那无助。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他忽然回头冲她一笑：“所以，我要找这儿让我喜欢的东西，你看，我找到了。”

她没有笑，望着他，她想，北京人，但愿你比我幸运。

“北京也有长城。”她说。自己也觉得这话很蠢。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苏慈航慷慨地借书给有桃看。那都是他父亲的书，劫后余生的书。俄罗斯小说、法国小说、英国小说，还有三十年代中国的那些小说，巴金的、老舍的、茅盾的……有一次，他还带来过一本外文的杂志，里面都是法文，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说那是一本美术的杂志。里面有一幅画，迷住了有桃。画面上，是满天的晚霞和正在等待收获的大地，一对男女，一对劳动者，低着头，虔敬地祈祷……那里面，有一种深深感动了这小少女的巨大的静谧，有一种笼盖了天地的神秘和庄严的东西，似乎，那里面，有永远不会被破解的神圣的生活的秘密……有桃觉得，那里面的秘密，似乎，和她的灵魂有关。她捧着这幅画，看了许久，这让苏慈航感到惊讶，他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如此动情，于是，他告诉她，这幅画是一个叫米勒的法国人画的，它的名字叫《晚祷》。听到这名字，有桃的眼睛，一下子湿了。

“他们听到教堂的钟声了。”苏慈航这样告诉她。

“也许，他们还听到了别的。”有桃轻轻说。

苏慈航很惊诧，他觉得这个小姑娘很奇特，就像一个小巫女，或者一个小圣徒。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充当着启蒙者的角色：给这个山区的小姑娘带去城市的文明。不用说，这个启蒙者必然拥有一本歌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那几乎是那个年代小资文青们的“圣经”。他总是喜欢用他刚刚变声的嗓子唱那些忧伤的歌曲：

啊，你，命运，我的命运，我不幸的命运，为什么，我苦难的命运，送我到——西伯利亚——

有桃听着这样的歌声，心想，这里，就是他的西伯利亚啊。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西伯利亚。她试着用他的眼睛，苏慈航的眼睛，来看这个地方，苦焦、严寒、干旱缺水，只生长莜麦、胡麻、糜谷、马铃薯这些高寒作物，人都很贫穷……可是，即使如此，有桃也希望，他能够被这片土地善待，他能够感受到这土地的悲悯与善意。

苏慈航的妈妈，从前，是大学里的老师，本来就不擅长家务，也不会做饭，加上老家是南方人，当然更不知道怎么料理这里的五谷杂粮。所以，苏慈航每天装在饭盒里的午餐，千篇一律，永远是小米捞饭，那捞饭，还总是掌握不好火候，不是硬就是软。有桃就格外用心地打理自家的饭菜，她的厨艺，或许，是师承姥姥，或许，是无师自通。她变着花样，粗粮细做，一样莜面，今天蒸栲栳栳，明天搓鱼儿，后天做野菜烫面蒸饺，再一天，或许就是莜面压饸饹。她从自家菜地，摘来最新鲜的带着晨露的西红柿，和鸡蛋一起，打卤，把豆角、茄子、马铃薯，烧成烩菜。她一早起床，摘菜、和面，拉风箱烧火，该蒸的蒸，该切的切，中午放学，只需稍稍加工，就是一顿香喷喷的午饭。她把菜饭装进饭盒，对姥爷说：

“我去班里和同学吃了！”就跑走了。

她当然不是去班里。姥爷知道。姥爷看着她日渐明亮起来的眼睛，心里感激着神明。姥爷望着她朝山坡奔跑的背影，眼睛渐渐潮湿了，在心里，对一个亡人说道：

“老伴啊，谢天谢地，孩子挺过来了。是你在保佑她吧？你呀，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啊……”

两个孩子，分吃着午餐。那是浪漫的午餐，群山环抱着他们，古长城废墟做了他们的餐厅。她吃他火候不到的硬邦邦的小米捞饭，把自己饭盒里的饭菜给他，告诉他说，她最喜欢吃的就是小米捞饭，怎么吃都吃不厌。他知道那是假话，却没有戳穿，他领受了这份情意。他一边吃，一边说道：

“袁有桃，你怎么这么能干？怎么能把饭做得这么好吃？太神奇了！”

有桃回答说：“不是我能干，是粮食香。在城里，哪里有这么香的粮食？你看，就算是你的‘西伯利亚’，也有城里比不上的地方。”

她很自然地，说出了“城里”这字眼。这两个字一出口，她静默了一下，很奇怪，也许，是太阳太明亮了，蓝天太澄澈了，面前的莜面和小米都太香了，她觉得很平静。

苏慈航笑了：“袁有桃，你知道吗？你简直可以去做政委，太会做思想工作了，或者，去做牧师，天天给人布道。”

“我？我没有资格。”有桃这样回答。

疼痛还是突然袭来了，她眼睛一阵暗淡，沉默下来。但是，苏慈航好像什么也没有觉察到。

“那你就去给牧师做太太。”

有桃“呀”地笑了。

“苏慈航，你好坏！”有桃笑着说，“你才给牧师做太太呢！”

“我？”苏慈航一本正经望着她，“我怎么能做牧师太太，我只能做牧师啊！”

有桃的脸，一下子红了。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鲜艳，初绽的、羞涩的鲜艳。苏慈航惊讶地望着这突然红脸的女孩儿，想起一个成语：艳若桃花。原来，她的名字真是暗藏玄机的……他的脸也有些红了。

“中国现在哪里还有牧师啊！”他嚅嗫地说道，“除非活在书里，或者，画里……”

那就活在画里吧，有桃想，活在《晚祷》那样的画里，永远不要走出来。

那只能是梦。

两年后，姥爷突发脑溢血，在送往县医院的途中，去世了。一路上，昏迷中，他的手，和有桃的手，始终紧握着。直到咽气，那只手，仍旧紧紧攥着他对这人世的留恋，不肯撒手——他实在走得不放心。他放不下这个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