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棠十六岁那年，去了一趟北京，在她二姨家住了一些日子。她二姨家在柳荫街一座四合院里，离中国音乐学院不远，表姐丽莎告诉她，说那里原先是一座王府。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叶，一九七〇年春天。离现在久远得如同传说。

虽然，二姨家的四合院，早已变成了一座大杂院儿，前前后后住了不少人家，和她自己在龙城的家相差无几，可那毕竟是伟大的北京啊！一抬头，就能看见王府；一拐弯儿，不多远就是银锭桥、后海……副食店里，有珍奇的芝麻酱卖；粮店里，大米白面也不是月月只供应百分之三十，龙城哪里能比？还有，麻叶儿也不叫麻叶儿，叫“油条”，北京人在早晨吃“油条”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情啊，在后来的岁月里，北京的早晨永远是和“油条”的香气缠绕在一起的，让她眼睛一阵湿润。

几十天后，海棠回到龙城，家里人发现了她的改变——她口音变了。海棠开始说京腔的“普通话”，抛弃了与她如影随形十六年的龙城方言。可是她的口音，真是怪得要命，又古怪又生硬。海棠是那种辨音力很差的人，这是她生来的缺陷，可她不知道。她努力地学说普通话，但每个字的发音都阴差阳错地不在调儿上。她一开口，把家里人都吓住了，愣怔好一会儿，突然哄堂大笑，几乎笑岔气。

“哈，学会‘撇京’了——”她弟妹们欢快地戏谑她。

她有些悲悯地、宽容地望着他们，她说：“小市民！”

这是从表姐那里学到的一个标志性的词汇。生长在胡同里的表姐，正在和一个京城大院儿里的男孩儿交往，是这个男孩儿让表姐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小市民”的身份。他总是不经意地提醒着表姐这一点，他说：“丽莎，你让我想起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真奇怪，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谁给你起的？”表姐是文艺青年，知道这话里的潜台词，她有些悲哀地回答说：“我该让你想起契诃夫的小说才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是不是呢？”海棠不知道屠格涅夫，也不知道契诃夫，他们的对话让她一头雾水，那是一些遥远的、和她的生活无关的事物，可是，多么文明，多么有趣和迷人，多么美！

表姐很漂亮，那是一种明媚嘹亮的漂亮，大嘴大眼，唇红齿白，漂亮得一览无余。而海棠则不同，海棠也是好看的，却是小桥流水一样有回味的好看。对这个小表妹，表姐是爱惜的，甚至，有些怜惜，海棠临走前，她带海棠去了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请她吃了一顿西餐。她们面对面坐在高大如宫殿的餐厅里，闻着那种陌生食物的香气，表姐忽然红了眼圈儿，她温柔地凝视着手里的刀叉，它们在迷离的灯光下有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不真实的明亮，表姐说道：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优雅的生活……”

那是海棠生平第一次吃西餐，土豆沙拉、红菜汤、罐焖牛肉、莫斯科烤鱼，还有令她印象无限深刻的一种叫“黑森林”的蛋糕，销魂而庄严的美味。不错，那是一顿庄严的晚餐，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似乎，是在和旧日的、以往的一切诀别。

一年多后，身在龙城的海棠听说了表姐丽莎自杀的消息。她是在插队的陕北切腕死的。原因很多，最要命的不用说是失恋：那个大院儿里的男孩儿参军入伍，爱上了一个文工团里拉小提琴的姑娘。他们，他和表姐之间的恋情，在他，也许只是蜻蜓点水，是一段插曲，而在表姐，则是她生命的全部希望和梦想，是她为之献身的图腾……海棠想起了莫斯科餐厅的送行，想起表姐的话，“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优雅的生活……”表姐波光潋滟的眼睛里的悲伤和庄严，还有，那种宁死不屈的执拗，此刻，让知道了结局的海棠心痛如割。海棠在心里一遍一遍叫着她的表姐：“表姐呀！表姐呀！”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她和表姐，是这样的相似。

2

那时，海棠已经在河滩的砖窑上做工了。从前，窑上背窑推坯的，大多是从五台、定襄一带招来的农村合同工，或是无业游民。招收城里的年轻人，“社会青年”，是这几年的事。河滩上，百八十号人，各有各的口音，五台话、定襄话、南郊北郊话，以及纯正的龙城方言，五花八门，就是鲜有人说“普通话”。

所以，海棠很孤独。

起初，她就像一个笑料，走到哪儿，人家笑到哪儿。她一开口，人人脸上一片愕然；她一转身，窃笑的、哄笑的，骤然而起。人们捧着肚皮，“哎哟——哎哟——”笑得直不起腰。刻薄些的，在身后模仿着她的口音，夸张着它的南腔北调和不准确，夸张着它的古怪：“你呲（吃）得剩馍（什么）饭？”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外号——“撇京”，简称为“老撇”。起初是在背后叫，叫着叫着，就叫到了她脸前，渐渐地，她的本名海棠，倒不大被人提起了。

可是，她不放弃。海棠不放弃。

她坦然又辛酸地坚持着，努力使自己的发音变得准确一些，每晚下班回来，她坚持收听半导体里的广播，学习着、模仿着播音员的腔调。不能说没有效果，有了一些改变，明显的改变，但仍旧是荒腔走板的，就像五音不全的人唱歌，那其实是无法战胜的。她和自己与生俱来的缺陷斗争着，不屈不挠。那些讥笑、嘲讽、挖苦，她觉得，那就是她命运的一部分，那是她的人生。

那是她从“小市民”的人生中挣脱而出的代价。也是她对表姐丽莎，那个与屠格涅夫小说的女主角同名的姑娘永远的纪念。

其实，在河滩上，会“撇京”说“普通话”的，还有一个人，刘耘生。

刘耘生是在校园里长大的孩子，他父亲是一所学院里的教授，母亲则是校医院里的校医。这种家境的孩子，流落到了河滩上的砖窑，做一个风吹日晒的苦力——推坯工，也算是公子落难了。而一个落难的公子“撇京腔”，人人都觉得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何况，他的普通话，听来跟广播里的播音员相差无几。

然而，在河滩这片方言的海洋里，刘耘生却渐渐感到了自己的“普通话”既孤苦伶仃又软弱无力，它在粗暴的、粗糙的、毫无修饰的生活面前显得苍白和没有表情。看来它是一种嫌贫爱富的语言，他有些自嘲地这样想。这是他放弃它的原因，改说龙城方言。他的龙城方言自然不很地道，掺杂着普通话学生腔和书面语的痕迹，但，他在努力吸收和学习。

他推着沉重的坯车，从机房门口的长坡道上呼啸着冲向姑娘们的坯行，千斤重的坯车，在年轻的、熟谙技巧的推坯工手中，竟有一种壮丽而轻盈的飞翔感。他如同一只大鸟一样飞翔而下，超过了前头的车辆，回头对人家咧嘴一笑，洁白的牙齿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色映衬出了某种凛冽的耀目。他用龙城方言说道：“嗨！断（追）你了！”这种时候，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酸楚而歹毒的快乐，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刘耘生，你干得不错。”

就在他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个城市的方言的时候，他遇上了海棠。

那年，他二十二岁。

3

河滩叫涧河滩。涧河，是夹在山涧中的一条河流、山溪，听来几乎不算一个正式的名字。

山叫东山，在他们这个多山的省份，不清楚东山究竟属于什么山脉，也没有人想弄清楚。涧河从东山上奔流而下，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河槽。只不过，如今这河槽里，流淌的不再是山水，而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涧河如今是一条干涸的、石头的河流。

他们的厂，就守着这条枯河，绵延着。河滩上，十几座砖窑，河槽里，十几座石灰窑，溯河而上，东山上，则是他们的采石场。从前，这厂，叫“白灰社”，现在，壮大了，有了一个以“厂”命名的名字，有了规模，来了新工人，是城里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呼啸着来，呼啸着走。河滩热闹起来，有了喧腾的气味，青春的气味。

和东山遥遥相对的，则是西山。西山也有他们的人马，为电石厂采石。起初，刘耘生他们这一批城里招来的新工人，百十号年轻人，都聚集在西山上，吃大锅饭，睡大通铺，朝夕在一起。那似乎是一段光辉岁月，有着啸聚山林的那种不羁和热闹。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自然是生长故事的，于是，就有了“四大美人”，有了“八大金刚”，有了一段一段恋情，有了悲欢离合，有了茂盛的逸闻和传说。

一年多后，他们的厂和电石厂解约，百十号年轻人被重新安置，沿着一条涧河流散开来。有人到了砖窑，有人到了灰窑，有人去做麻刀，有人则到东山上开山。西山上的“光辉岁月”，风流云散，但那些故事，却沿着一条涧河，流传开来。故事越传越夸张，越传越演义，不再真实，却使后来者如海棠们，心生羡慕，觉得自己错过了一段迷人的好时光。

常常有人向刘耘生求证某件传闻的真伪。刘耘生差不多总是回答：“你说那件事？当然是真的！”言之凿凿。然后就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从头讲起。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寻常的一件事，他娓娓道来，就像一朵花，毫不张扬地在夜色中慢慢舒展，然后出其不意地给你一个惊艳的结局。在所有的听众中，刘耘生注意到了一个人，一双眼睛，那是一双姑娘的眼睛，当这双眼睛全神贯注凝望着刘耘生的时候，刘耘生觉得，这姑娘身体深处，似乎有一种吸纳声音的神秘的力量。

有一天，午后，突然下起了雷雨。那天海棠的坯行，在远离车道的僻静地方，她让搭档燕子先去躲雨，自己用草垫苇帘苫好新码起的砖坯，冒雨跑进最远处砖窑的窑道里时，身上已经淋湿了。她摘下破草帽抬头，才发现，已经有人站在那里了。

是刘耘生。

刘耘生挪挪身子，让她站定。他们并排站在窄窄的窑道里，看雨。雨越下越大，此刻，坯场上一阵忙乱的欢腾之后，不见了人迹。轰鸣的机器声停息了，白茫茫的雨中，河滩突然变得静谧。那静谧是温柔的，一种辽阔而肃穆的温柔，从蜿蜒的、被炸药炸成残疾的山坡，从那些点火和没有点火的砖窑，从一排排遮盖着苇帘的坯行、零星的野草和方圆多少里唯一的那棵杨树上，弥散开来，使它们拥有了某种新鲜的、安宁的表情。

“这雨真大，”刘耘生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海棠搭话，“好雨啊。”

“是好雨，”海棠觉得自己有义务回答，“下它个七天七夜才好。”

“你可真贪心。”刘耘生快活地说。

他们都笑了。

他们都盼下雨，他们盼下雨比童年时盼过年还要心切，就像大旱之年一个真正的农人盼望甘霖。下雨是他们的节日，可以摆脱苦役似的劳作，可以不干活又挣钱。河滩上的男男女女，人人都会抬头辨云，看它的走向，人人都会说那几句民谚，“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披蓑衣；云往南，大水漂起船”之类。

“这要在西山上，这么大的雨，能看到汾河涨水。”刘耘生望着白茫茫的雨雾，这么说。

“你很想西山吧？”海棠突然转过脸来，望着他。

他点起了一支烟卷儿，是那种褐色的、味道极其浓烈的劣质卷烟，他吐出一口烟雾，烟雾遮住了他的眼睛。

“我恨西山，”他平静地，但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也恨这里。”

海棠愣了一下，慢慢湿了眼睛。不是因为他话的内容，而是那声腔：他用“普通话”回答了海棠。他用他熟悉的、熟练的、母语似的普通话回答了这个姑娘。多少日子以来，在这片酷烈的河滩上，海棠不屈不挠、荒腔走板的“普通话”是多么悲伤和孤独，它就像孤魂野鬼一样独自游荡，像丧偶的大雁一样被雁群抛弃，形单影只，伤痕累累……此刻，他的普通话，京腔，竟让她生出一种故乡的感觉，就像一个游子万里奔波之后终于看见了家乡的土地、山川、河流。她眼热鼻酸，她想，原来你藏在这里，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

雨仍然在下，白茫茫的，一种隐秘的欢腾在雨中弥漫着，那是正在生长的野草、新鲜的黄土，以及麦秸草垫和苇帘散发出的生命的气味，清香的气味，原来，在大雨洗去人的气味和痕迹之后，河滩竟然是美好的。

4

那是一个默契。从此，只要他们两人在一起，刘耘生就只说普通话。

从前，革命者凭着《国际歌》寻找自己的同志，而海棠，则是凭普通话。

和十六岁时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海棠相比，如今的她，变了很多。她努力学做一个文艺青年。表姐丽莎是她的启蒙者，指引她走上了“文艺青年”这条小布尔乔亚的道路。如今，契诃夫、屠格涅夫，再也不是让她一头雾水毫不相干的名字，她读了不少他们的小说，爱上了那些故事中美丽的女人。普天下，文艺青年千千万万，那差不多是一种青春期的流行病，可不知为什么，她这个“文艺青年”，却给人一种惨烈的感觉，她惨烈地爱着那些所谓“优雅的事物”，也许，是因为，表姐丽莎年轻而浓郁的鲜血是它们的底色。

他们俩独处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只有下雨的日子，他们或许能够摆脱开众人躲在窑道里安静地说话。现在，刘耘生是海棠的第二个启蒙者了，他总是借书给海棠看，他家里是有书的，虽然破四旧时烧毁了不少，但毕竟还有一些漏网之鱼。何况，他还有借书的渠道，那些不见天日的书，托尔斯泰普希金们，谁也不知道，它们藏身何处，只知道，它们如同地下工作者一样活跃地穿行在这城市的深处，就像不散的游魂。

他们的话题，永远是书，从书开始，说啊说，最后总是说到眼前的苦闷。这片河滩，这苦役似的劳作，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雨声中，他们沉默了，然后，刘耘生吹起口哨，那口哨又明亮又忧伤，是一首俄罗斯歌曲：

为什么，我苦难的命运，

送我到，西伯利亚……

那口哨声，就像一只云雀（这也是非现实的，因为，海棠从来也没见过这种叫云雀的鸟）在雨雾中，飞翔，徘徊，无枝可栖。

冬天到了，冬天，河滩变得很宁寂。霜降过后，机器就停止了轰鸣。他们就像农民一样迎来了冬闲的好时光。每日里清清坯场，抱抱草垫、苇帘，日子开始变得悠闲。机房里，生起了两只巨大的火炉，休息时，大家拥炉而坐。炉边的话题，差不多永远是饮食男女间那点苟且的事。那是海棠无法忍受的事情。她宁愿在空旷的河滩上，找一处背风的角落，用废弃的破苇帘，点起一堆旺火。她守着那堆旺火，把冻僵的双手凑上去，或者转过身，让明亮的火光去烤暖她的脊背。苇帘毕毕剥剥响着，啵一声，爆出一串火星来，金黄的小火星，飞舞着，像一群奇幻的小蜜蜂，扑到她脸前，美如梦境。

那是一面阳坡，有太阳，很暖和。

“你会不会唱那首歌？”她转过被火光映红的脸，问旁边的刘耘生，“小时候唱的——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会唱不会？”

“会。”刘耘生回答。

“你相信吗？幸福的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理论上相信。”

“可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憎恨劳动？这么恨？”她抬眼望着脚下的河槽，远处，灰窑上，女人们正在往灰坑里添石头，远远看去，她们是灰白色臃肿的一团，“你看看那些女人，你能说，劳动是美的吗？她们也就三十多岁吧，可你看看她们的样子，三十多岁脸上已经是沟壑纵横，残酷的劳动已经把她们榨干了！……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我和燕子在坡上干活，看见她们正在出灰，燕子指着她们忽然辛酸地对我说，‘海棠，十年后，咱们就是那个样子……’那个时候我觉得手脚都冰凉了……”

“我给你背一首诗吧。”刘耘生忽然认真地说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海棠笑笑。

“不是。”刘耘生回答。

于是，在北方酷寒的冬季，在荒凉的、没有希望的一片河滩上，守着一堆毕毕剥剥的旺火，海棠第一次听到了那首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穷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许久，他们沉默着，啵一声，又一串金色的小虫从火堆里飞出来，刹那间就变成了余烬，原来那是一种壮丽的挣扎，就像一个许诺。

“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刘耘生问海棠。

“谁？”海棠抬起了眼睛，“俄国人吗？”

“不是。”

“那就是法国人。”海棠淡淡地说。她觉得那是一种美丽却遥远的哀伤。

“不是，”刘耘生摇摇头，“是一个知青。”

“知青？”海棠惊讶得半晌合不上嘴，“现在的人？中国人？”

“对，”刘耘生回答，“现在的人，和我们一样，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可他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海棠非常、非常震撼。

一个和她同病相怜的年轻人，不知姓名的人，一个同样在无望的生活中挣扎的人，对她这样说，相信未来。她眼睛慢慢湿了，她想，相信未来，这是一件多么罗曼蒂克的事！多么诗意的事！……好吧，那就相信吧。

“刘耘生，谢谢你。”她转过脸来，望着刘耘生明亮的眼睛，“那就让我们相信……不过，未来有多远？十年够不够？假如，十年后，生活还是这个样子，我就死。”她安静地说。

刘耘生凝视着她被火光映红的粗糙的脸，从前的干净和洁白如玉，早已不见了踪影，不过，仍然是好看的，尤其是眼睛，比从前深了，有了一种深潭般复杂的寒气。荒腔走板的“普通话”，使她的表白，总有一些台词的感觉，好像她在拼尽全力投入生命塑造着一个什么角色。刘耘生一阵心痛，他伸出胳膊，把这可怜的姑娘搂进了自己怀中，他说：

“好吧，那就让我们等十年。不过你要答应我，海棠，十年之内，你不能干傻事！这是咱们的‘十年之约’，你不能失约，假如你失约了，我，我会追进地狱和你算账……”

海棠在他怀中，抬起脸，望着他，他们相互怜惜地凝望着，忽然，海棠郑重地凑上去，在他被寒风吹得皴裂的嘴唇上，轻轻亲了一下。这潦草的，却是开天辟地的亲吻，一下子让她自己泪如泉涌。她流着热泪回答他说：

“刘耘生，没有回头路了，我盖章了。”

春天到来的时候，不知什么人在河滩上种下了一小块苜蓿，等到苜蓿刚刚开出漂亮的紫花，刘耘生就离开了河滩。他有了一个新工作。那是在这个省的东南部，一家三线大工厂。告别的时候，刘耘生对她说：“我给你写信……”她回答：“好。”他写了，一封、两封、三封，可是从没有收到过海棠的回信。他又写，又写，五封、六封、七封，依然石沉大海。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自然有更多吸引他的事情，渐渐地，他不再写了，时间一长，他们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