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

感谢梁秉钧博士安排我与各位同学见面；感谢各位同学花了时间、精力和金钱阅读我的《酒徒》。

作者谈自己的作品，难免“卖花赞花香”之嫌，相当尴尬。实际上，艺术作品的含糊性，除了作品本身，很难产生完全的解释。

纵然如此，为了答谢梁博士与各位的好意，我还是愿意谈一谈的。谈得不好，请原谅。

我有意趁这个机会告诉各位：我为什么要写《酒徒》？

寻回自己

我写《酒徒》的第一个促动因素是：在忘掉自己的时候寻回自己。

刚才提到的那句俗语“卖花赞花香”，当然不是说我曾经卖过花。不过，为了生活，卖过文，倒是千真万确的。

卖文，因为做编辑的收入太少。我在香港做了几十年报刊的编辑，每个月拿到的薪水，只够付房租，不卖文，无法应付生活所需。

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用心写的文章不容易卖出，容易卖出的文章多数是媚俗的。因此，当我企图将卖文作为谋生工具时，我必须接受金钱控制文学的事实。

为了稿费，我写过很多“娱乐别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写得太多时，就会失去自己。我是文学爱好者，有时难免产生寻回自己的冲动。为了这个理由，在卖文售字的同时，我写过一些“娱乐自己”的文章。《酒徒》是其中之一。

“酒后吐真言”与“酒后失言”

写《酒徒》的第二个促动因素是：我要通过一个文人的感触点来反映香港社会的某些现象，特别是文学因商品化与庸俗化的倾向而丧失特质特性的事实。我有意在小说中说些坦率的话语，这些话语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因此，我决定以一个酒徒作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讲一些“酒话”“醉话”。“酒后吐真言”，会加强小说的真实度；“酒后失言”，可以得到某些人的宽恕。

对新文学的看法

第三个促动因素是：我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我却愿意借酒徒之口将这些看法说出来。我认为“五四”以来虽然有过一些好作品，可是特别好的作品很少。另一方面，有些优秀作家如端木蕻良、台静农、穆时英等的作品，竟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

写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

写《酒徒》，虽然运用了意识流技巧，却与詹姆士·乔也斯的《优力栖斯》、威廉·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浮琴妮亚·吴尔芙的《浪》不同。我无意临摹西方的意识流小说，也无意写没有逻辑的、难懂的潜意识流动。意识流就是一种技巧，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种技巧写出具有个人风格和特色的小说。

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就喜欢在课余阅读文学作品，特别喜爱现代派文学。我十七岁时写的短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即使写得很糟，也可以看出我是倾向“现代”的。此外，三十年代文坛出现的“差不多现象”，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写小说应该走自己的路，尽可能与众不同，使作品具有独创性。

诗与小说的结合

我在《酒徒》初版的《序》中，一开头就说了这样的话：

“由于电影与电视事业的高度发展，小说必须开辟新道路。”

所以，在《酒徒》中，我借麦荷门之口问：“柯恩在《西洋文学史》中，说是‘戏剧与诗早已联盟’，然则小说与诗有联盟的可能吗？”

这样问，因为我相信这是一条可以走的道路。因此，写《酒徒》时，我故意使诗与小说结合在一起。我不会忘记J.M.柯恩讲过的话：“诗是使文学继续生存的希望。”

以上五个促动因素使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写了《酒徒》。

一九九三年九月七日初稿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