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前卫文学》创刊号出版了。麦荷门寄了一本给我。封面没有画，只有《前卫文学》四个大字；另外右角用黑油墨印一个阿拉伯“1”字，大大方方，相当美观。除此之外，内容方面与我最初拟定的计划差不多。发刊词依旧用我写的那一篇，一个字都没有动。对于我，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至于译文方面，也能依照我拟定的计划，选了几篇第一流的作品。创作较弱，除了一个独幕剧与那篇研究“反小说派”的论文外，其他都不是突出的作品。几个短篇创作，虽比时下一般“学生园地”式的短篇小说稍微高一些，距离最初的要求仍远。这个问题，并不在于麦荷门的欣赏水准较低，而是商业社会使那些有才气有修养的作家们将精力集中于其他方面，不再有空闲或兴趣撰写文学作品。荷门年纪还轻，结交的朋友不多，他不知道香港除了那些患着“文艺幼稚病”的“作家”之外，还有谁能够写出像样的作品来。其实，香港有几位极有希望的作家，为了生活，已被迫投笔改就他业。这些都是有过表现的文艺工作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生活担子太重，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文学的爱好。麦荷门不认识他们，更无法怂恿他们为《前卫文学》执笔。麦荷门找来的几篇创作，都是肤浅的现实主义作品，毫无特出之处，只能算是聊备一格。纵然如此，这本《前卫文学》依旧是目前香港最有分量的文学杂志。我钦佩麦荷门的毅力，同时也感到了惭愧。当我一口气将《前卫文学》读完后，我必须承认对文学的热诚仍未完全消失。我之所以不再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的行为罢了。事实上，我依旧无法抗拒文学的磁力。我的看法是：《前卫文学》的水准还不够高。不过，以香港一般文艺刊物来说，它已经太高了，有些读者不能接受。

如果《前卫文学》不能维持一定水准，它将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

麦荷门不惜以他母亲的积蓄做孤注一掷，为的是想替中国新文学保存一点元气；但是符合要求的创作不易求，更因为是定期刊物，到了发稿的时候，找不到佳作，只好随便约几篇急就章充数。这样一来，内容贫乏，必将成为雅俗俱不能接受的刊物。

我很替麦荷门担心。

麦荷门的五千块钱迟早要赔光的。问题是：这五千块钱必须赔得有价值。

《前卫文学》创刊号虽然与理想仍然有相当距离，但译文方面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不过，今后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恐怕连这个水平也不能维持。

我想约荷门见一次面。

但是没有勇气打电话给他。

荷门是个有个性的年轻人。他可以接受失败，却未必愿意接受一个撰写庸俗文字者的援助。再说，我一天要写四家报纸的连载小说，哪里还有时间帮助他？

我叹口气，将那本《前卫文学》往字纸篓一掷，抽支烟，斟了半杯酒。坐在写字台前，提起笔，开始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续稿。

酒与黄色文字皆能产生逃避作用。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酒与黄色文字是有一点用处的。

忽然有人轻叩房门，拉开一看，原来是雷太太。她说：

——有人打电话给你。

走去电话机旁边，拿起听筒，竟是麦荷门。

——寄给你的创刊号，有没有收到？他问。

——收到了。

——怎么样？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忠实的批评。

——我钦佩你的勇气与毅力。

——除了勇气与毅力之外，内容方面，你觉得怎样？

——很好，每一篇都够水准。

这是违心之论，连麦荷门也听得出来。麦荷门是朋友中最真挚的一个；然而我竟对他说了假话。事实上，要是麦荷门不尊重我的意见的话，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了。我不能太自卑。虽然大部分同行已经将我视作武侠与黄色小说的作者，相信麦荷门是不会这样想的。最低限度，他还希望能够听听我的意见。但是，我竟这样虚伪，没有将心里想说的话坦白讲出。

——创作部分怎么样？麦荷门问。

——虽然弱了一点，也还过得去。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些坦率的意见。

——几个短篇都是写实的，手法相当陈旧。今天的小说家应该追求内在真实，并不是自然的临摹。塞尚曾经在左拉面前坦白指出临摹自然的无用，认为艺术家应该设法去表现自然。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此时此地的小说家肯继续从事文艺工作的已不多，哪里还能要求他们去追求内在真实！

——这也是实情。

——所以，我只能将译文的水准尽量提高，希望借此促请文艺工作者的觉醒。

——创刊号的译文部分不错。

——第二期即将发排了，我知道你忙，没有时间为《前卫文学》译些东西，不过，你读书甚多，提供一些材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最近我完全没有读文学书。

麦荷门“噢”了一声，将电话搁断。我回入卧房，坐在书桌前，继续进行文字的手淫。一个字也写不出。

做一个职业作家，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舒服。当你心绪恶劣的时候，你仍须强迫自己去写。

好在这种东西全无思想性，只要将一些性行为不太露骨地描写出来，就可以换取读者的叫好了。

（香港真是一个怪地方，艺术性越高的作品，越不容易找到发表的地方；相反，那些含有毒素的武侠小说与黄色小说却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对象。）

（香港真是一个怪地方，不付稿费的杂志，像过去的《文艺新潮》，像过去的《热风》，常有优秀作品刊出；但是那些依靠绿背津贴的杂志，虽然稿费高达千字四十元，刊出的东西常常连文字都不通，遑论作品本身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香港真是一个怪地方，价值越高的杂志，寿命越短；反之，那些专刊哥哥妹妹之类的消闲杂志，以及那些有彩色封面而内容贫乏到极点的刊物，却能赚大钱。）

《前卫文学》注定是短命的。如果出了几期就停刊的话，绝不会使人感到惊奇。事实上，麦荷门自己也知道这本杂志不会久长，不过，他有他的想法，认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力量薄弱，只要能将水准真正地提高起来，将来究竟会结成什么样的花果，谁也无法逆料。这个想法并不坏。问题是：由于佳作难求，刊物不能保持一定的水平，钱财与精力等于白费。

这是值得担忧的。

我甚至有了放弃撰写通俗小说的念头，集中精力去帮助麦荷门编辑《前卫文学》。

然而拿不出勇气。

文学不是米饭。“文穷而后工”是一句不切实际的风凉话。处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愿意做傻瓜的还有，愿意为文学而死的人恐怕不会有了。

我陷于极大的困扰，不能用情感去辩护理智；更不能用理智去解释情感。

我又喝了半瓶酒。

31

气候仍冷，温度很低，北风似猫叫，骑楼上的花朵在风中摇曳不已。花瓣有太多的皱纹，犹如雷老太太的脸皮。雷老太太又端了一碗莲子羹给我，莲子炖得很酥。我已有了几分醉意，仍想出去走走。然后耳边出现了浪潮般的喧哗，二十一个球员在绿茵场上角逐。不知道是“南华”对“巴士”还是“光华”对“愉园”？那穿着红衫的一队似乎特别骄傲；然而这骄傲却又那么柔弱无力。（人类是好斗的，我想。人类的基本爱好原是极其残忍的。）这是残酷的场面，观众喜欢观看球员怎样受伤。离开球场，我站在一家唱片公司门口听卓比·戚加的歌声。世纪末的声音，卓比是个严重的“世纪病”患者。然后打一个电话给杨露，约她到钻石酒家去吃晚饭。杨露没有空。杨露有太多的舞客。我心里忽然起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说是妒忌，倒也有点像悲哀。（我会爱上杨露吗？不会的。）但是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她的微笑。（她不是一个坏女人，我想。虽然她有太多的舞客；可是她绝对不是一个坏女人。）这样想时，更加渴望见到她。（没有空，必定另有约会。我不能允许她另有约会，因为我喜欢她。）我笑了，笑自己的想法太幼稚。（杨露是一个舞女，我能阻止她跟别的舞客约会吗？除非我有勇气跟她结婚，然而结婚不能单靠勇气。）我又笑了，笑自己的想法太幼稚。

当我喝了酒之后，不论多少，甚至一滴之饮，也会产生一些古古怪怪的念头。于是乘坐的士。在黑暗中寻找杨露的嘴唇。我要她跟我去“钻石”吃饭；她用银铃的笑声拒绝我。我内心燃起怒火，将钞票掷在她身上，愤然离去。沿着海边漫步，怒火给海风吹熄。在铜锣湾遇到一个年轻朋友，一把捉住我，拉我去“丽思”吃牛柳。他说他喜欢吃牛柳。他说他喜欢嗜吃牛柳的朋友。然后他说他写了一本四毫小说，很叫座，给一家电影公司将电影摄制权买去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搬上银幕。

——你知道他们给我多少钱？他问。

——不知道。

——他们给我五百。

——听说电影公司的故事费规定是五百。

——不，不，电影公司购买四毫小说的电影摄制权从未超过三百。

——这样说起来，你是一个例外了。

——我是例外的例外。

——什么意思？

——公司方面还要我现身说法，在片中担任一个不十分重要的角色。

——你会讲国语？

——片子里的那个角色并无对白。

——噢。

——外国电影常有原著者亲自上银幕的镜头，譬如“三部曲”里的毛姆。

——如此说来，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当然！

他向伙计要了两客牛柳；又向伙计要了两杯拔兰地。他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是他知道我喜欢。他在这个时候喝酒，当然是因为太兴奋的缘故。他的兴奋犹如火焰，加上酒，越烧越旺。

——老实说，国语电影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多。你看，人家日本人拍一套《罗生门》，就让好莱坞的大导演们学习他们的手法了。

——是的，战后日本电影和意大利的Limited Production一样，也有惊人的成就。不过，我们的国语片想争取国际市场的话，首先不能从四毫小说中找材料。

我的话语，犹如一把剑，刺伤了他的感情。他怔住了，眼睛瞪得比桂圆还大。对于他，我这样讲，等于用一桶水将他的兴奋浇熄。

为了掩饰心情的狼狈，他露了一个尴尬的微笑，说我太喜欢开玩笑。然后举杯祝我健康，我喝了一口酒，正正脸色，说：

——国语电影如果真想求进步的话，首先，制片家必须放弃所谓“生意眼”；其次，认识剧本的重要性；第三，打倒明星制度；第四，扬弃投机取巧的念头，不拍陈腔滥调的民间故事；第五，不以新艺综合体及日本彩色作为刺激票房纪录的法宝；第六，以集体创作的方式撰写具有民族精神而又朴实无华的剧本。你要知道，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

——对，对，你说得一点也不错，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所以，我认为公司方面肯出五百元的代价买我的小说去改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对不起得很，恕我不客气地指出，制片家如果专在四毫小说中寻找材料的话，电影不但不会进步，而且会进入死巷！

——这……这不能一概而言，事实上，四毫小说也不是全部要不得的。

——四毫小说当然也有优劣之分，不过，我们必须认清四毫小说的对象是哪一阶层。

——你倒说说看，四毫小说的对象究竟是哪一阶层？

——就是那些专看低级趣味电影的观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简单，将四毫小说改编成电影，说明制片家只想争取低级趣味的观众。制片家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哪里谈得上提高水准？

——你这一番话，完全不切实际。今天香港的制片家，谁不将拍片当作一种生意？在香港，艺术是最不受重视的东西，抽象画家受尽奚落，不到外国去举行展览会，就不能获得知音。电影虽然被人称作第八艺术，实际上，跟交际舞一样，一到香港就变了质。交际舞成为贩卖色情的借口，电影艺术却是商人赚钱的另一种方式。

——所以，我认为大作的被电影公司改编为剧本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我可以不劳而获五百块钱。

——如果这样讲，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我从未有过野心。我之所以撰写四毫小说，因为这钱赚得比较容易。我之所以如此兴奋，因为我又多了一笔额外收入。谈到艺术，我是一窍不通的，我常常觉得广告画比抽象画好看得多！

我笑。他也笑了。伙计端牛柳来，嫩得很，风味别具。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四毫小说的作者可以天天吃牛柳，严肃的文艺工作者却连牛柳的香味也不容易嗅到。我得庆幸我的运气不坏，遇到这样一位运气比我更好的“小说家”。

吃过牛柳，不愿意跟他讨论下去，站起来，说是另有约会，走了。这个沾沾自喜的“小说家”，实在悲哀得很。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有摸到，却被庸俗的制片家捧坏了。

铜锣湾的灯。红的。绿的。蓝的。于是想起一则虚构的故事：一个潦倒的文人忽然被一个有钱的姨太太爱上了。他似乎获得了一切，很快乐。这快乐等于肥皂泡，因为他已失去一切。香港人的快乐都是纸扎的；但是大家都愿意将纸扎的爱情当作真实。上帝住在什么地方，那被人称作地狱的所在何以会有这么多的笑声？

一只满载希望的船，给海鸥带错了方向，空气是糖味的。空气很冷。

（有人自以为是诗人，竟将方块字误作积木，我想。没有人握有诗的执照，所以谁都可以写诗。几十个方块字就可以凑成一首诗，所以我们这一代冒牌诗人特别多。诗是没有真伪的。诗只有好坏。不过，诗人却不同。诗人是有真伪之分的。我们这一代，伪诗人多过真诗人。伪诗人的坏诗太多，使一般人对真诗人的好诗反而产生误解。）

（如果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出现，中国文艺是不会复兴的。）

（从“五四”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威的文学批评家。刘西渭写过两本小书，文章做得很好，但见解不够精辟。他批评了曹禺的剧本，曹禺指他说错了话；他批评了巴金的小说，巴金也不肯接受他的看法。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刘西渭的文学批评依旧是最好的。）

（旁观者清，作家需要灯塔的指示。）

（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出现。中国文艺是不会复兴的。）

（我为什么又会想到这些问题？我应该多想女人。）

一盏昏黄不明的灯下，出现一对黑而亮的眸子。以为在做梦，竟是现实。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更不知怎么会认识她的。我们相对而坐，面前各自有一杯威士忌。

——你的酒量不错。她说。

——我？我根本不会喝酒。

——别撒谎，我亲眼看你喝了六杯威士忌。

——是吗？

——刚才你好像醉了，伏在桌上，睡了半个钟头。

——这就证明我的酒量并不好。

——但是你没有醉。我知道的。

我望望她，她有一对黑而亮的眸子。她说得一点也不错，我没有醉。看看表，分不清长针短针。

——几点？我问。

——十二点一刻。

——我们该走了？

——是的，我们该走了。

——到什么地方去？

——随你。

我吩咐伙计埋单。走出夜总会，一辆的士刚刚停在我们面前。坐进车厢，合上眼，立刻陷于迷糊意识，不知道司机将我们载去什么地方。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家公寓的板房里。头很痛，脑子里有个问题：那个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骨碌翻身下床，地板似浪潮。（昨天晚上，我一定喝了不少酒，我想。）走近梳妆台，定睛一看，桌面上有一张字条，用烟灰碟压着的。

字条上歪歪斜斜写着这么几行：

“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我不应该偷你的钱，但是我穷，我的母亲正在病中，需要钱买药吃。我不是一个如你想象中的那种女人。我读过中学，而且从未做过这种事情。你口袋里有一百二十块钱。我拿了一百，留下二十块钱给你。你不像是个穷人。少一百块钱，不一定会成问题。对于我，这一百块钱也许可以救一条人命。先生，我谢谢你的帮助；同时希望你以后不要喝那么多的酒。”

将字条塞入口袋，盥漱过后，我按了一下电铃，伙计来了。我问：

——那个女人什么时候走的？

——你不知道？

——我喝醉了。

伙计抬起头，略一寻思后，说：

——昨晚一点左右。

——一个可怜的女人。我说。

——这种女人有什么可怜？伙计说。

我无意争辩，怀着沉重的心境离开公寓。走到茶楼门口，买三份日报，然后向伙计要一壶普洱茶。看了一段电讯：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是莫泊桑式的“惊奇的结尾”。难道也是法国人的传统？我想。）

又要赛马了，满版试跑成绩与不着边际的预测。

（外围马犹如野火一般，无法扑灭。既然如此，何不公开化？我想。）

甲组足球联赛，六强形势越拉越紧，占首席的“光华”也未必乐观，失九分的“南华”仍有希望。

（对于一般香港人，马与波的动态较国际新闻更重要。）

然后看到一篇不能不生气的“影评”。

（这里的“影评”实在是颇成问题的。执笔人多数连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都不明白，常常“上半部演得出色”“下半部毫不称职”之类地乱扯一通。这里的“影评”，从不注意艺术性，只以一般观众的趣味为准绳。在这些“影评家”的笔底下，猫王与路易主演的片子，永远是好的；反之，像《叱咤风云》这样优秀的电影，常常被评为“闷到瞌眼瞓”。我们这里没有真正的影评。这里的“影评家”连“蒙太奇”都弄不清楚。这里的“影评家”将一部电影的娱乐成分视作最主要的成就。这里的“影评家”常常认为女主角的美丽比她的演技更重要。这里的“影评家”常常颠倒是非，将好电影骂得一文不值；反而将那些莫名其妙的电影捧得半天高。在这些“影评家”的心目中，《单车窃贼》是远不及意大利的宫闱打斗香艳七彩片的。在这些“影评家”的心目中，碧姬·芭铎是远较比提戴维丝更为重要的女演员。在这些“影评家”的心目中，《君子好逑》与《罗生门》都是要不得的电影。在这些“影评家”的心目中，电影只是一种低级的娱乐，除此以外，并不具有任何其他意义……但是，这些“影评家”知道不知道香港每年电影的产量占着全球第三名的地位，除了日本、印度之外，就要轮到香港了。香港虽然是个蕞尔小岛，每年电影产量却比意大利、英国、法国更多。如果香港出品的电影没有市场，制片家早就将钱财投资于大厦的兴建了。换言之，香港的电影是有它的市场的。既有市场，必有观众，就不能不注意到电影本身应具有的教育意义。）

（制片家为了赚钱，不但不注意片子的教育意义，有时候还不惜向观众灌输毒素。达到这种情形，影评家就有责任指出他们的错误，并予以谴责。影评家必须引导所有电影工作人员向上，没有理由跟在庸俗的制片家背后，鼓励他们制作毫无价值的纯娱乐电影。）

（香港的电影产量占世界第三位；但是这些电影的水准却低得很。战后各国电影都有长足的进步。在十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外国电影中，日本占了三部：《罗生门》《地狱门》与《七武士》。意大利的《单车窃贼》被选为电影史上的十大之一。查理的《淘金记》与《城市之光》被全球一百位影评家选为电影的古典作品。法国的Le Jour Se Leve也被列入电影史上的十大。……但是产量占据全球第三位的香港电影，究竟拍出了一些什么东西？）

（制片家的唯利是图固然阻止了佳片的出现；但是影评人不能起督导作用，也是港片水准低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影评人根本不知电影为何物的话，谁还能负起督导的责任？）

（只要是瑰丽七彩，只要是从头打到底的西部片，只要是路易的斗鸡眼，只要是外形漂亮的女主角，只要是猫王主演的歌唱片，只要是“××夜生活”之类的什锦片，只要是意大利的宫闱打斗片……都能够获得此间“影评家”的叫好。）

（在香港，良片是劣片，劣片是良片。）

（香港电影的另一个问题是：明星太多，演员太少。女人为了赚取明星的头衔，即使每个月只拿两百块钱薪水，一样肯干。理由是：有了明星头衔后，就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更大的酬劳。）

将报纸翻到副刊版，发现我写的《潘金莲做包租婆》已由编辑先生加上插图。像这样的文字，原已相当露骨，加上插图之后，更加不堪入目。

（不能再写这种东西了，我想。这是害人的。如果不能戒酒的话，受害的将是我自己。如果继续撰写黄色文字，受害的是广大读者群。但是，我必须继续生存下去。事实上，即使我肯束紧裤带，别人却不会像我这样傻。我不写，自有别人肯写。结果，我若饿死了，这“黄祸”也不见得会因此而消失。）

翻到港闻版，又有两个人跳楼。

（香港高楼大厦多，跳楼的人也多。难道这个世界当真没有一点值得流连的吗？）

向点心妹拿了一碟芋角与一碟虾饺。（这是现实，我想。）

身上的钱，大部已被那个陌生女子取去。付了茶钱，所剩无几。走去电车站，到中环一家报馆去预支了一百块钱稿费，然后踩着悠闲的步子，到皇后道去看橱窗。（对于那些专买非必需品的贵妇们，橱窗是吸铁石。）然后我见到一个很美很美的女人，从头到脚几乎全是紫色，看起来，像一朵会走路的紫丁香。（美丽的女人都是上帝手制的艺术品，我想。）然后走进一家幽静的小咖啡店，要了一杯酒，掏出原子笔与原稿纸，打算将这一天的文债还掉。由于刚刚见到了一个绝色女子，笔底下的潘金莲、刁刘氏全变成那个模样，写起来，不但顺利，而且颇多神来之笔。

——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抬头一看，原来是旧日重庆报馆里的一位老同事。此人姓沈，名家宝，过去在重庆跑新闻，华莱士来华时写过一篇特写，相当精彩。那时候，他是一个小白脸。现在也是中年人了，作笑时，眼角的鱼尾纹特别深。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虽然大家都在香港。他贪婪地端详我，有意在我脸上寻找皱纹。

——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

——卖文为生。

——好得很，好得很！

——做一个写稿匠，有什么好？

——香港有几位多产作家，每天写一万多字，收入不菲，听说有的不但坐了汽车，还买了洋楼。

——那是极少数的几个。

——你现在写几家报纸？

——四家。

——不算少了，最低限度，生活绝无问题。

——不一定。

——你单身单口，每个月有成千收入，怎会不够？

——不是这个问题。

——难道还有其他的困难？

——在香港，卖文等于妓女卖笑，必须取悦于顾客，否则就赚不到稿费。

沈家宝感慨系之地叹息一声，说是乱世年头，能够活下去，已算幸运，哪里还能谈其他？然后我要他将近况告诉我。他说他已改行做生意，前年纠集了一些资本，与几个朋友合资创设一家塑胶厂，专门模仿日本胶公仔，生意相当不错。

——去年赚了三十几万，添置了一些机器外，所有厂里的员工在年底都能分到五个月的红利。

——恭喜你。

——下个月初，我要到日本去兜一圈，拿些新的样品回来，同时还打算订一批日本的胶布和机器。

——为什么一定要买日本货？

——便宜，价钱便宜。

——但是，你还记得不？当年我们在重庆的时候，日本飞机炸死了多少无辜同胞。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这些是惨痛的事实，难道你完全忘记了？

沈家宝笑不可抑，说我是天字第一号傻瓜。我不明白他的话意，他说：

——当你从九龙乘坐渡海小轮来到香港时，特别是晚上，你一定会注意到海边建筑物上的商业广告牌。

——是的。

——你知道不知道这些广告牌中，日本货占了百分之七十。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有什么可怕？香港不知有多少商人因为推销日本货而发财。

——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像那些唯利是图的无知商人一样，将那八年的惨痛经验全部忘记。

——为什么不能？再说，日本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过去的好战分子都已受到惩罚，今后再也不会侵略邻邦。

——我很怀疑。

——这是事实，用不到多疑。

——我相信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还是存在的。

望着沈家宝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他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不过，我们究竟是多年老友了，纵或意见不同，还不至于闹得面红耳赤。事实上，整个东南亚区，除了新加坡的华人外，很少人还记得过去的那一笔血债。

话不投机，沈家宝将烟蒂揿熄在烟碟里，将三文治匆匆吃下，掏钱埋单，露了个伪笑，走了。

沈家宝走后，我继续写稿。将四家报馆的续稿全部写好，算是了却一桩心事。回到家里，雷老太太神色紧张地问我：

——急死我了，新民，你为什么一夜不回？

可怜的老人，又将我当作她的儿子了。没有等我答话，她冉冉走进厨房，端了一碗莲心桂圆汤出来，抖巍巍地放在我面前，要我喝下。

喝下热气腾腾的桂圆汤，解衣上床。我做了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