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说“熊经”

《庄子·刻意》中说道:

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其中“熊经”即是一种健身方法,郭庆藩《集释》引司马彪注云:“若熊之攀树而引气也”,而成玄英注亦云:“如熊攀树而自悬”,看来乃是模仿熊的动作而创造的类似今日体操的健身方式。

在《庄子》的时代,大约健身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导”,即“导气令和”,《庄子》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前者就是流转周身的气的运转,人以意念使“气”周行全身经络,以达到“吐故纳新”、强身健体的效果,并根据自己内部器官的具体情况,采取“吹”、“”、“呼”、“吸”各种不同的运气方式,就如《云笈七签》卷五十六所分别的那样,只不过《云笈七签》分得更细更繁琐些。另一类是“引”,即“引体令柔”,即包括“熊经”、“鸟伸”等各种形体锻炼在内的养生方法,正象《抱朴子·别旨》所说的“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大约这种方法最初是古人受动物运动启发而创造的,所以多以动物名命名,就象《抱朴子·对俗》所说:“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

西汉以来,有关卫生保健的方法曾有过不少论著,但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按《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共有四大类,一是“神仙”、二是“房中”、三是“医药”、四是“导引”,各有分别。但是,“神仙”之法多属迷信,又极靡费,普通人难以做到,只有帝胄贵室可以仿行,所以汉武帝刘彻才会上方士的大当,甚至还把一个公主嫁给了方士,并封为“文成将军”,筑百丈高台,用三百个八岁的童男童女,穿上锦绣衣服通宵歌舞,结果神仙不来,只好把这个骗子杀了。“房中”本是一种在性交中讲求节欲保精的方法,如天师道之“合气”,但这也往往只有帝王家有兴趣施行,因为只有帝胄贵室才养了无数嫔妃宫女,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了帝王纵欲之术,完全变了性质。“医药”当然对大多数人有用,但也有缺陷:一是名医秘方人所罕知,用的药也往往少数有钱人能办得起,尽管到唐代曾将孔思邈《千金方》刻石公开,宋代更将宫廷秘方全部公之于《圣济方》、《政和本草》,但无钱人仍未见得能照方抓药;二是即便照方抓药,仍是消极治病,不是事先预防。所以只有第四类“导引”是很积极的预防方式,而且“导引术”人人可以自学,“熊经”、“鸟伸”之类形体运动更是容易,就象小孩学体操一样。

旧时说“熊经”往往从《庄子》一下子说到华佗“五禽戏”,华佗云“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以求难老”,见于《三国志·华佗传》,但从《庄子》到华佗中间隔了数百年整整秦汉两代,“熊经”之类健身术难道在这数百年中竟湮没无闻,直至华佗才重新发掘吗?这显然不可能,所以,我们图二马王堆出土帛书《导引图》第四十九式“熊经”(摹本)以出土文物资料为主,参以文献记载,重新考证汉代“熊经”的流传,以补足这一段历史的空缺,并以实物图片来形象化地说明“熊经”,以弥补文字资料无法详细表述的缺陷。当然,在出土文物中,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导引图》当然是考证“熊经”的最重要资料,其中第四十一图正是“熊经”(图二)!不过,马王堆三号汉墓年代在西汉初年,比它稍晚的《淮南子·精神》中仍有“熊经、鸟伸、凫浴、、鸱视、虎顾”的记载,那么《导引图》能够继承战国以来的导引套路就很自然了。问题是,在此之图三(1—6)西汉银错管状车器上的熊经图案,河北保定1964年出土(摹本)后,“熊经”是不是仍然一直没有失传?在文物资料中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庄子》到华佗是一脉相传?我们考证的结论是肯定的。

图三就是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西汉银错管状车器上的六个“熊经”图形。第一个有如熊攀树刚刚起步,前肢如抱树干,后肢一足在地,一足抬起;第二个则后肢作弓箭步,前肢一伸向前,掌心向外,掌尖向上,一在身后,曲肘向上,这与今日各种武术的一个常见动作十分相似,而汉代各种文物中也常见熊的这一类似形象,如西汉朱绘漆盘中之能(图四)、洛阳西汉空心砖墓彩绘门上部之熊(图五)、东汉图四西汉朱绘漆盘(摹本)

错银车轴中之熊(图六)等;第三个则后肢交错而立,前肢一在身后,一曲在身前;第四个图五西汉洛阳空心砖墓彩绘门上的熊经图案(摹本)

图六东汉错银车轴上的“熊经”图案(摹本)

则作跨步,后肢一曲一直,分在两侧,前肢左曲右直,左肢曲肘向下,右肢直而向侧上,西汉青铜酒樽(图七),洛阳空心砖墓彩绘(图八)中所见之熊亦有相似姿式;第五个则后肢一足在地,一足抬起,前肢右曲左直,若右肢图七西汉青铜酒樽上的图案(摹本)

图八西汉洛阳空心砖墓彩绘(摹本)

图九山西右玉西汉墓出土之青铜酒樽腰部所见二熊(原为浮雕)

抬起,左肢向下后方摆动,整个身体亦随之旋转;第六个则较复杂,后肢右肢向一侧蹬出,左肢则外撇曲膝,前肢右曲肘翻掌,左曲肘掌心向后,山西西汉墓出土青铜酒尊腰部所见两个熊像与此也相仿(图九)。

图十四熊均取自武氏祠石刻黄帝伐蚩部分(摹本)

汉代文物中所见“熊经”图象远不止此,零星的尚有许多,但成套的当以此为首。另武氏祠石刻黄帝伐蚩尤图中另有四熊(图十),其姿式亦可能是“熊经”中的,可惜残破且过于简略,仅存轮廓,只好一并附于此供参考。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首先,自战国人已有“熊经”方法以来,汉代一直延绵不衰;其次,“能经”在汉代已远不止“攀树而引气”一种姿式,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包括各种姿式在内的套路;再次,华佗创“五禽戏”,其中“熊”一部分,当是吸收了汉代“熊经”术的成果而光大之的,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突然发现。东汉末崔实《政论》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汉书·王吉传》更引王吉说:“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可见西汉、东汉人并没有把“熊经”等方法遗忘,反而记得很牢,而且分析得也很清醒。

可是,汉魏之后,“导引”便被纳入道教系统,《道藏》“尽”字号有《彭祖导引图》,“临”字号又有托名彭祖的《摄生养性论》,显然均为伪托。《道藏》里还有许多讲“导引之术”的著作也都附会了很多神秘怪异的迷信思想。不过,也有不少古代“导引”的方法被完好地保存在这些杂芜的书中,象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中便辑有不少健身的方法,《云笈七签》卷三十二《杂修摄》引《导引经》也记有各种引挽之术,这些也许与“熊经鸟伸”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只是越到后来,它们的本来面目便越含混,以致人们渐渐忘记了它们的起源不过是人类对于动物的“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