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记，都是我当时匆匆忙忙记下的，像每一个人的日记那样，随意、简单，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求的是真实。无非只是要记录下一点生命的感受和体验，记录下作为我一个来自贵州山乡的年轻人融入大上海都市生活的足迹和感受，自己看得懂就行了。

    可是当我在上海这个让我欢乐、让我忧心、让我充满信心、让我恼火、让我无限烦恼和悔恨的都市里经历了那么多，眼下又因失业重新翻阅这些日记时，我突然地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历历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一个个细节那么清晰、那么生动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决定趁着这一段人生的间歇，充足的时间，根据这些潦潦草草记下的日记，把它们重新整理，补充当时当地真实的情绪和心理活动，再详写一遍，使它成为一个值得留下来的东西，献给和我有着相同经历的男女伙伴们，献给和我一样经受过都市漂泊的年轻人，献给饱尝过种种酸、甜、苦、辣的同时代人。

    真像大学里一位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对我说的那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外省农家子弟，思想、感情、追求、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融入现代化都市的过程，本身就是十分有意味的事情。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故事，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非洲乃至中东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有过这样的故事，想一想吧，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二三十年，就有三亿多人闯进了都市，我个人的经历，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都市人的写照，把这一切写好了，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是的，抬眼望去，表面上看来，上海还是上海，现代繁华中透出炫目的时尚，灯红酒绿中摇曳着迷人的色彩，富丽堂皇里显示着傲气。百业纷呈，生气勃勃，热闹喧嚣，似乎和早已有之的上海没什么差别，甚至于比以往的上海更大气，更壮丽，更流光溢彩，更能让人产生梦想，更有诱惑力。金钱和奢华的诱惑，精神和物质的诱惑。但是，只要和人们一接触、一交往，就会发现，上海有着那么多像我这样寒伧的外来者。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打工、就职、挣扎、晃荡，尽力维持着起码的体面去求生、追求、奋斗，乃至发迹或迷失，时时像我一样感觉把握不准。

    在整理、润饰日记的过程中，我对社会学家的话，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其实我到上海读书，整整四年了。但我的日记，却是从大学毕业时开始记的。那都是因为我的好友孙世杰的变态杀人引起的，他突然发疯般杀人那一天，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太厉害了。

    白天我尚能在忙忙碌碌中对付过去，到了夜间，我久久地睡不着，久久地睡不着啊！只因我们两人命运几乎相似。我们都是从贵州大山深处一个叫缠溪的地方走出来的，我们出生时，那里叫缠溪人民公社，后来又叫缠溪乡，近年来由于赶场的街子上越来越热闹，楼房越盖越多、越盖越高，马路越修越宽，像一个小小的城镇了，听说又要改称缠溪镇了。不过，不管它如何改，自古以来，缠溪两个字却是改不掉的。

    在缠溪那个地方，那个我们出生并一起长大的家乡，我们一起读的乡村小学。哦，我的眼前经常会浮现出我们小时候踏着弯弯山道上厚厚的泥泞去小学校读书的情形。我们又一道在县中住读，那学校拥挤、昏暗、闷热的宿舍里头，一年四季都垂挂着晾不干的衣裳。这一切，现在想来都历历在目。更为难得的是，我们双双幸运地考上了上海的两所大学。遗憾的是，这样的幸运，我的恋人美丽的苗杉也得不到。真的，孙世杰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不为他记下一点什么，我觉得自己心灵的压抑就无法得到释放，夜里更无法入睡。于是，在他杀人后被抓的那天晚上，我就试着往本子上记下一点什么。哪晓得，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像着了魔似地写上了瘾，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连我自己都吃惊，我会断断续续地记了这么多。〖〗1死亡嘛

    怎么可能

    我们都是这么年轻

    你却这样早

    这样突兀地找上门来

    2003年7月4日阴星期五

    其实今天是个时阴时晴的日子，可在我的心目中，今天始终是个阴天，像贵州那样的老阴天。

    一切都源于我们那么迫切地想要尽快融入上海社会。唉，真的，一切都源于此。

    今天开始得特别早，早得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愿意。就是在家乡的缠溪寨子里，我也从没这么早地被喊醒过。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意外吧，注定了今天是个出事的日子，出大事的日子。事实上也怨不得我，可怕的事情在我昏睡之中，已经出了。

    真的，事情似乎是从那个古怪的梦开始的。是的，古怪的梦。事后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同孙世杰太要好了，这个梦似乎就是预兆。

    怎么回事儿，我只觉得走廊很长，长得没有尽头。幽深得朦朦胧胧地有一些模模糊糊橙色的光，铃声在走廊里响着，自远而近地传来，越来越响，嘈杂而刺耳。

    烦死人了，不是早就熄灯了嘛，怎么还有灯光？而且这亮光有些怪，平时的廊灯都在天花板上，这会儿怎么是从拐角处亮出来的？

    铃声响得震耳欲聋，是电话铃声。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打电话？

    我不满地咕噜了一声，翻身的同时，手已经下意识地朝电话伸了过去。没放假的时候，寝室电话都搁在屋子拐角那儿。这几天同学都走光了，幸好我把电话机放到了床头。

    电话铃声固执持久地响着，仿佛对方认定了我必然在，不把我闹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心里说，看来，苗杉坚持不在我这里留宿还是对的。要不，她偷偷地和我睡在学生宿舍的一张床上，电话陡然响起，非把她吓得个半死不可。我甚至想象得出她被吓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时的模样。

    我抓起了话筒，不耐烦地问了一声：“谁啊？”

    “小良吗？”我一开口，对方就听出我的口音了，当然我也听出他是孙世杰了。我们一起从缠溪考到上海来读书，四年里不知通过多少次电话了，不过从没在天还未亮透的时候打过电话。我刚要张嘴骂他，孙世杰就说开了：“小良，你快来，到我这儿来……”

    “你发什么疯啊？孙世杰，”我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什么时候？你看看外面，天都是昏糊糊的呢！我怎么来啊？头班公交车都没开出来呢。”

    “你快来吧，”孙世杰一点不顾我的情绪，用从没有过的沮丧语气哀求般沉沉地说，“我出事了。”

    “出什么事？你快说啊！”我恼火地催促着，“我们兄弟，有什么事不能说的？”

    “……”听得清孙世杰在电话那一头沉重地喘息，一声连一声的。

    “说啊。”我又催了一遍。

    “小良，我杀了人……”孙世杰的声音变成了哽咽。

    “啥子？”我的头一下子像要胀开了，人也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像有一盆冷水浇到我的头上，这会儿是彻底清醒了。我的眼前金星乱冒似地掠过孙世杰忧郁的直勾勾的眼神。那眼神里，含着几分仇恨的光。我的双脚有些发僵，连忙说：“世杰，你、你冷静、冷静点儿……”

    “我十分冷静。我已把这事情告知了于侃，他正在过来。”

    于侃是他们班上一个喜欢摄像的同学，人挺热心，性格和孙世杰截然不同，却和世杰挺谈得来，是个乐天派。他平时最爱拍摄DV，已有作品在上海电视台的《新生代》栏目里播出，反响热烈，引得校内外的同学们议论纷纷。可他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就在前不久刚闹出一件轰动大学校园的事情。孙世杰行凶杀人，难道还指望自己遗臭万年——这龟儿真是疯了，我急急忙忙地打断了他的话：“世杰，你可不能乱来，我、我会马上来，马上赶过来……”

    我一边说一边跳下床，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着T恤。

    “你来吧，”孙世杰的话音变得十分轻松，“我已经把他杀了……”

    这个狗日的，他说这话像宣告自己做了一件什么值得炫耀的大事。我的头皮一阵一阵发麻，勉强镇定着自己发问：“杀了哪个？”

    “何铁民。”

    “那个上海同学？”

    “不是他还能是谁？这个搅屎棍。”孙世杰最初通话时的慌乱和紧张已然消失。他用了一句缠溪乡间骂人的话，在电话中显得镇静而又残忍，充满了对何铁民的仇恨和不屑：“我给你打电话，一是向你告别……”

    “告别，你想到哪里去？”我大声朝着话筒叫喊。

    “反正是到我该去的地方，你就不要管了。你这会儿赶过来，也不一定见着我了。”

    “你究竟想干啥子？”我的脑壳里是一片混乱一片迷晕，自己也不晓得对他喊些什么。

    “我打电话给你，二是想要你方便回缠溪的时候，务必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太可怜，活得太不值得，我……我是看不到他们了，你代我去看看他们，带上一点他们从没见过的上海的点心，像奶油蛋糕，精美的那种，我们原先说过的，你能做到吗？”

    “能。”我的脑壳里头混沌得发疼。

    “那就好，那才不枉我们弟兄一场，道谢了，小良，原谅我不能陪伴你在上海奋斗了……”他的最后这句话显出几分苍凉和无奈。

    我还要对他说些什么，他已经把电话“喀哒”一声挂断了。我的脑壳里头变成一片空白，就像电视机突然闪到荧白，什么画面也没有的时候一样。

    现在怎么办，我能怎么办，除了往他学校赶，我还能做些什么？我有一种不祥之兆，如果孙世杰真杀了何铁民，那么他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逃，从今往后去过隐姓埋名、惶惶不安的亡命生涯，像那些时见报道遭到通缉的罪犯一样，另一种是、是，那就是……我不敢往下想。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防止我直觉中的悲剧发生，我利索地给110报了警，把孙世杰的来电，把他所在的学校，把他所住的那幢我常去玩的宿舍楼，全向值班警察报告了。随后我才冲出学校去拦车，毕竟我这里离孙世杰的学校太远了。

    坐上出租车，车子飞速往孙世杰就读的大学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