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者，不期而会也

    ——《论语义疏》

    ⒈

    生命是一场大的遇合。

    一个民歌手，在洲渚的丰草间遇见关关和鸣的睢鸠，——于是有了诗。

    黄帝遇见磁石，蒙恬初识羊毛，立刻有了对物的惊叹和对物的深情。

    牛郎遇见织女，留下的是一场恻恻然的爱情，以及年年夏夜，在星空里再版又再版的永不褪色的神话。

    夫子遇见泰山，李白遇见黄河，陈子昂遇见幽州台，米开朗基罗在浑炖未凿的大理石中预先遇见了少年大卫，生命的情境从此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我渴望生命里的种种遇合，某本书里有一句话，等我去读、去拍案。田间的野花，等我去了解、去惊识。山风与发，冷泉与舌，流云与眼，松涛与耳，他们等着，在神秘的时间的两端等着，等着相遇的一刹——一旦相遇，就不一样了，永远不一样了。

    我因而渴望遇合，不管是怎样的情节，我一直在等待着种种发生。

    人生的栈道上，我是个赶路人，却总是忍不住贪看山色。生命里既有这么多值得伫足的事，相形之下，会不会误了宿头，也就不是那样重要的事了。

    ⒉

    匆匆告别主人，我们搭夜间飞机前往维吉尼亚，残雪未消，我手中犹自抱着主人坚持要我带上飞机的一袋苹果和一袋蛋糕。

    那是80年代的有一年，华盛顿大雪，据说五十年来最盛的一次。我们赶去上一个电视节目，人累得像泥，却分明知道心里有组纲架，横横直直的把自己硬撑起来。

    我快步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喊了一声音调奇怪的中国话。

    “你好吗？”

    我跟丈夫匆匆回头，只见三个东方面孔的年轻男孩微笑的望着我们。

    “你好，你们从哪里来的？”

    “我们不会说中文。”脸色特别红润的那一个用英文回答。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也改用英文问他。

    “我只会说那一句，别人教我的。”

    “你们是ABC（华裔美人）？”

    “不是。”

    “日本人？”

    “不是，你再猜。”

    夜间的机场人少显得特别空阔宽大，风雪是关在外面了，我望着三张无邪的脸，只觉一阵暖意。

    “泰国人？”

    “不是。”

    不是。

    “菲律宾人？”

    “不是。”

    不是。

    愈猜不到，他们孩子式的脸就愈得意。离飞机起飞时间已经不多，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站在那里傻傻的跟他们玩猜谜游戏。

    “你怎么老猜不到，”他们也被我一阵乱猜弄急了，忍不住大声提醒我，“我们是你们最好最好的朋友啊！”

    “韩国人！”我跟丈夫同时叫了起来。

    “对啦！对啦！”他们三个也同时叫了起来。

    时间真的不多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站在那里，彼此用破碎的英文续继说着……

    “你们入了美国籍吗？你们要在这里住下去吗？”

    “不要，不要。”我们说。

    “观光？”

    “不观光，我们要去维吉尼亚上电视，告诉他们中国是个好地方，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是值得尊敬的。”

    “有一天，我们也要去看看。”

    “你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把歪歪倒倒的中文名字写在装苹果的纸袋上，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兄弟，大家都姓李。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播音器一阵催促，我们握了手没命的往出口奔去。

    那么陌生，那么行色匆匆，那么辞不达意，却又能那么掏心扒肺，剖肝沥胆。

    不是一对中国夫妇在和三个韩国男孩说话，而是万千东方苦难的灵魂与灵魂相遇。使我们相通相接的不是我们说出来的那一番话，而是我们没有说出来的那一番话，是民族史上长期受外敌欺凌血枯泪尽说不完的委屈——所有的受苦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因为他们曾同哺于咸苦酸痛的祖国乳汁。

    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名字，想必他们也忘了我们的，但我会一直记得那高大空旷的夜间机场里，那一小堆东方人在一个小角落上不期然的相遇。

    ⒊

    菲律宾机场意外的热，虽然，据说七月并不是他们最热的月份。房顶又低得像要压到人的头上来，海关的手续毫无头绪，已经一个钟头过去了。

    小女儿吵着要喝水，我心里焦烦得要命，明明没几个旅客，怎么就是搞不完，我牵着她四处走动，走到一个关卡，我不知道能不能贸然过去，只呆呆的站着。

    忽然，有一个皮肤黝黑，身穿镂花白衬衫的男人，提着个007的皮包穿过关卡，颈上一串茉莉花环。看他样子不像是中国人。

    茉莉花是菲律宾的国花，串成儿臂粗的花环白盈盈的一大嘟噜，让人分不出来是由于花太白，白出香味来，还是香太浓，浓得凝结成白色了。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总霸道的觉得茉莉花是中国的，生长在一切前庭后院，插在母亲鬓边，别在外婆衣襟上，唱在儿歌里的：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我搀着小女儿的手，痴望着那花串，一时也忘了溜出来是干什么的。机场不见了，人不见了，天地间只剩那一大串花，清凉的茉莉花。

    “好漂亮的花！”

    我不自觉的脱口而出，用的是中文，反正四面都是菲律宾人，没有人会听懂我在喃喃些什么。

    但是，那戴花环的男人忽然停住脚，回头看我，他显然是听懂了。他走到我面前，放下皮包，取下花环，说：

    “送给你吧！”

    我愕然，他说中国话，他竟是中国人，我正惊诧不知所措的时候，花环已经套到我的颈上来了。

    我来不及的道了一声谢，正惊疑间，那人已经走远了，小女儿兴奋地乱叫：

    “妈妈，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怎么会送你花的呀？”

    更兴奋的当然是我，由于被一堆光璨晶射的白花围住，我忽然自觉尊贵起来，自觉华美起来。

    我飞快的跑回同伴那里去，手续仍然没办好，我急着要告诉别人，愈急愈说不清楚，大家都半信半疑以为我开玩笑。

    “妈妈，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怎么会送你的呀？”小女儿仍然誓不甘休的问道。

    我不知道，只知道颈间胸前确实有一片高密度的花丛，那人究竟是感动于乍听到的久违的乡音？还是简单的想“宝剑赠英雄”，把花环送给赏花人？还是在我们母女携手处看到某种曾经熟悉的眼神？我不知道，他已经匆匆走远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面目，只记得他温和的笑容，以及非常白非常白的白衫。

    今年夏天，当我在南部小城母亲的花圃里摘弄成把的茉莉，我会想起去夏我曾偶遇到一个人，一串花，以及魂梦里那圈不凋的芳香。

    ⒋

    那种树我不知道是黄槐还是铁刀木。

    铁刀木的黄花平常老是簇成一团，密不通风，有点滞人，但那种树开的花却松疏有致，成串的垂挂下来，是阳光中薄金的风铃。

    那棵树被圈在青苔的石墙里，石墙在青岛西路上。这件事我已经注意很久了。我真的不能相信在车尘弥天的青岛西路上会有一棵那么古典的树，可是，它又分明在那里，它不合逻辑，但你无奈，因为它是事实。

    终于有一年，七月，我决定要犯一点小小的法，我要走进那个不常设防的柴门，我要走到树下去看那枝错柯美得逼人的花。一点没有困难，只几步之间，我已来到树下。

    不可置信的，不过几步之隔，市声已不能扰我，脚下的草地有如魔毯，一旦踏上，只觉身子腾空而起，霎时间已来到群山清风间。

    这一树黄花在这里进行说法究竟有多少夏天了？冥顽如我，直到此刻直橛橛的站在树下仰天，才觉万道花光如当头棒喝，夹脑而下，直打得满心满腔一片空茫。花的美，可以美到今人恢复无知，恢复无识，美到令人一无依恃，而光裸如赤子。我敬畏地望着那花，哈，好个对手，总算让我遇上了，我服了。

    那一树黄花，在那里说法究竟有多少夏天了？

    我把脸贴近树干。忽然，我惊得几乎跳起来，我看见蝉壳了；土色的背上一道裂痕，眼睛部分晶凸出来，那样宗教意味的蝉的遗壳。

    蝉壳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但它是我三十年前孩提时候最爱拣拾的宝物，乍然相逢，几乎觉得是神明意外的恩宠。他轻轻一拔，像拔动一座走得太快的钟，时间于是又回到浑沌的子时，三十年的人世沧桑忽焉消失，我再度恢复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女孩，沿着清晨的露水，一路去剥下昨夜众蝉新褪的薄壳。

    蝉壳很快就盈握了，我把它放在地下，再去更高的枝头剥取。

    小小的蝉壳里，怎么会容得下那长夏不歇的鸣声呢？那鸣声是渴望？是欲求？是无奈的独白？

    是我看蝉壳，看得风多露重，岁月忽已晚呢？还是蝉壳看我，看得花落人亡，地老天荒呢？

    我继续剥更高的蝉壳，准备带给孩子当不花钱的玩具。地上已经积了一堆，我把它痛上裂痕贴近耳朵，一一于未成音处听长鸣。

    而不知什么时候，有人红着眼睛从甬道走过。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青苔厚石墙，黄花串珠的树，树下来来往往悲泣的眼睛？

    我探头往高窗望去，香姻缭绕而出，一对素烛在正午看来特别黯淡的室内跃起火头。我忽然警悟，有人死了！然后，似乎忽然间我想起，这里大概就是台大医院的太平间了。

    流泪的人进进出出，我呆立在一堆蝉壳旁，一阵当头笼罩的黄花下，忽然觉得分不清这三件事物，死，蝉壳以及正午阳光下亮着人眼眩的半透明的黄花。真的分不清，蝉是花？花是死？死是蝉？我痴立着，不知自己遇见了什么？

    我仍然日日经过青岛西路，石墙仍在，我每注视那棵树，总是疑真疑幻。我曾有所遇吗？我一无所遇吗？当树开花时，花在吗？当树不开花时，花不在吗？当蝉鸣时，鸣在吗？当鸣声消歇，鸣不在吗？我用手指摸索着那粗砸的石墙，一面问着自己，一面并不要求回答。

    然后，我越过它走远了。

    然后，我知道那种树的名字了，叫阿勃拉，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英文是goldenshower，怎么翻叱？翻成金雨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