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鲁辙即加伦将军(GeneralBlü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十二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苏联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的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时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卟!卟!卟!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页二十)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四月二十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七月十二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乃于七月十三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页九十二)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启程赴俄，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九月九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参谋长甘门涅夫(L.B.Kamenev)。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援。(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三十八至五十三)其实孙致加拉罕(Leo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SovietPoliciesinChina，P.243)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页八至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齐、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于三月十四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二十八)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页九十七至一一二)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作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三月十四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嫉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嫉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三月二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涌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EarlyChiang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三十四)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回到广州，二十六日赴黄埔军校办公，五月三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五月九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Red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页六十三)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产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定七个月为一期的“速食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纪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

　　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做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页十九至二十)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页六)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贰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