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分房牵出的头绪太多，我好久没对你提过张道福了。他彻底走了，带着他还可能从研究所带走的一切。那所谓的一切不过是一个纸箱子，看他抱着那东西坐进新单位给他派来的轿车里，我心里一阵发灰。
得当多大的官儿，才能逃过“不过如此”四个字？
在所里给他饯行的便宴上，张道福喝高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围着我们大家走了一遭，然后，停在吴女士的背后。
他把双手放到她的椅背上，对我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谢谢大伙儿，谢谢。”他打了个酒嗝，害得吴女士直往前探身子。“我衷心谢谢大伙儿。”
“哎，我说，所长，你说点别的，比如，说说为什么谢我们？”男人三说。
“听见了，他还管我叫所长，所以你们大伙儿得提防这样的人，总是别有用心。”
大家都笑了，男人三又强调了一遍：“真的所长，说说，谢我们什么？”
“你们让我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没有一丝难过。”张道福用话剧演员的嗓门喊出了这句话，一片肃静。“我轻轻地去，就像我轻轻地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他接着又极其温柔地说了这句诗。这温柔属于外形粗犷的男人，所以少见。
一个现代文学硕士毕业的副研究员低声说了一句，好像是说张道福把诗背得不准确。但是，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这前任所长的难过。
“我从没在一个单位呆的时间如此之短。”他还是话剧腔，但是充满感情，“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从没有一个单位给我留下过这么深刻的印象。”
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吃吃喝喝。
“什么印象？什么样的深刻印象？”他把身子往前倾，同时伸出一只手向前，我怀疑他过去也演过列宁。吴女士只好把胳膊支到饭桌上，鲁先生愤怒地看着张道福。
“你们真的想听我说吗？”
“想！”男人们一阵起哄。
“我们这个综合艺术研究所所研究的一切都是狗屎，没有任何人需要，谁需要狗屎干吗用？”没有人笑。
“研究所的人，所有的人，是我见过的最没劲的人，包括我自己。我原来以为，文化人都是有修养的，可惜，背后整人的，打小报告的比工人还多，真丢人。工人能当面干，你小子不地道，好，操你妈，老子揍你。”
我笑了，想起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他就喜欢说，娘的，老子揍你。最后挨揍的总是他，所以他的外号叫“挨揍的老子”。
“你们看，我们的新所长笑了，他为什么笑呢？因为他上任就赶上了研究所最好的阶段，分房分房，这是唯一一件能让我们研究所的人激动起来，认真起来的事情。”
我把笑变成了微笑。
“但是，老胡，作为朋友我还得提醒你一句，好戏不好唱。”
张道福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家都清楚，他只是喝高了，而不是喝醉了。也许张道福说完这番话后怕了，得罪全体群众的确不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又连喝几杯白酒，直到最后站着都得扶墙。扶墙的时候，他终于醉了。躺到地上之前，他还讲了一个从前他喝醉时的“轶事”。他说，喝醉的时候，人不比清醒时候傻。他喝醉时，骑上车就摔下来，车坏了。他扛起车走回了家，把摔坏的自行车放到床上，自己躺到地上睡着了。
至于张道福说的“好戏不好唱”，我已经有所领教。分房这项重要的工作，把我的生活撑得满满的。看书的时间少了，好在当副县长那两年里独身，看了不少，不然心里早没底了。
再有，坐在鱼旁边，看看报纸的乐趣也无形中减少了。大部分时间是看所里人偷偷塞给我的信，或者说是条子。内容都是为了要房子。老实人光写自己，写来写去都是自己多么应该得到房子。让我不解的是，他们这些写信的人都跟我做过口头表达，为什么还写信？也许他们认为既说又写，得到房子的可能性就大些。还有一种不太老实的做法，代表着研究所的少数，他们不仅写自己如何该得到房子，然后还写别人如何不该得到房子。他们点出的那些人都是有可能得到房子的，这也算竞争意识吧？
我不爱看这种有隐私性质的东西，可惜有时候我必须得看。我不是清高，你早就发现了这个，的确不是。比如我喜欢看报纸上类似的事情。看报纸有可爱的距离。你可以了解那个母亲把自己亲生儿子打成重伤的全部事实，却不必面对面地站在她面前。哈尔滨有个老太太，吃药起反应，全身皮肤变蓝，出蓝色汗，尿蓝色尿，我看这个消息时，突然大笑起来，把我的鱼们吓了一跳，但老太太却不知道我笑，我也不必因此不好意思。
报纸真好，报纸越来越好了。它们要消灭隐私，虽然现在还处在羞答答的状态下，让你隐姓埋名地说出你的隐私。我相信，它们所拥有的那些女记者，很快就会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在我看来这是报纸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过去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是将爱情进行到底。进行到底变得亲切无比，我上一次对这个“文革”后慢慢陌生的词重新熟悉起来，是因为在县里听到的一个笑话：寡妇终身不嫁一一将抗日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