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

　　突然的我又闲得发慌。每天上午懒在床上，十点多钟起来，在房里到处磨蹭一下，无聊地把什么东西都翻出来看看，摸到下午两点半钟去上班。房子里就这几样东西，空空荡荡让人心虚。我忽然着了迷似的喜欢逛商店，好多次我到依顿购物中心，从地下的餐厅一层一层看上去，连六楼的家具也细细看了，也只能看看，什么也不敢买。那些精美的东西也并没有在心中激起强烈的欲望，我知道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就这么看着，心里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充实。休息那两天实在无聊了，我到公共图书馆去看画报，又借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回去看，看累了又趴到阳台上去看汽车。我经常一两个小时趴在那里，看楼下汽车行人来来往往。看呆了好象在看，又好象没看，有时脚都站麻木了才记起已经过了很久。看着下面央街上的轿车乌龟似的爬行，人影子也蚂蚁似的移动，远远的来了又远远的去了，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个世界很奇怪很滑稽也很荒诞，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又在心里设想怎么才是不奇怪不滑稽不荒诞，却想不出来，又觉得似乎也只能如此。于是我站直了身子，挺了胸，想象着一种庄重神情，又尽量在脸上表现出来，稍微探出身子对着下面行人车辆检阅似地缓缓挥手，喊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有一次我站在窗前出神，不知怎么一来顺手拉了一下窗框，听见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发现一只好大的苍蝇被我关到夹层玻璃中间了。看那只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搬了张椅子坐到窗前去看。对着阳光我看清楚了苍蝇脚上茸茸的细毛，停着的时候翅膀也在轻轻的颤动，两条后腿弯过来梳理翅膀，前面两只触角似的东西前后动着。它停下来我就在玻璃上拍一下，它又飞起来，在玻璃上碰得嗡嗡的响，渐渐落下去。又停下来我就再拍一下。这样有几十次，它对我拍动玻璃再也没有反应。我想：“让我也喂一只动物。”就到厨房拿了几粒米饭，飞快地拉开窗框丢进去。过了两天我又记起那只苍蝇，一看它还停在那里，米饭已经干了，似乎还是那几粒。我拍几下玻璃它动也不动，象是死了。我拿了一根筷子，把窗拉开一条缝去拨它，还是活的，轻轻动几下竟不避开。这么老实的一只苍蝇使我感到惊奇，用筷子挑了它，它就停在筷子头上。我把窗户拉开，它并不飞走。我说：“饶你一条命了。”拿了筷子走到阳台上，伸出去用手一扇，不动，再对着嘘一口气，它飞走了。我对着空气说：“本来想喂了你做个伴呢，你又要绝食。”把筷子丢到地上。

　　我终于有耐心坐下来，写了几篇散文杂感，投到《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去。文章刊了出来我无动于衷，这个世界离我很遥远，它承认不承认我都无所谓，我心里在计算着那点稿费。

　　这天晚上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刘晓冬从圣约翰斯打来的，他找林思文。我说：“林思文到蒙特利尔去了，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他说：“你是高力伟吧。”我说：“是高力伟，我还记得你呢，你在物理系读博士对吗？”他说：“找你也是一样的，一定帮个忙。”他告诉我说，一年多来他帮女朋友申请语言学校终于成功了，她星期四从上海起飞，应该是今天下午到，可飞机到了却不见人。我说：“在多伦多转机耽误了也不一定。”他说了那女孩的姓名特征，要我到机场去帮他找找。我说：“明天一早我要上班呢。”心想：“到机场去帮你找，你倒是敢开这口，以为机场就在这楼下吗？”他又问我有什么办法在多伦多找到她，我说：“上海航班晚点了也不一定。”他说：“我帮她订的加航的机票，不太可能晚点。”他说得有点结结巴巴的，我似乎看见了他嘴直哆嗦。

　　放下电话不几分钟，他又打电话来了，第一句话说：“她跑掉了，一定跑掉了。肯定现在在多伦多。”他要我帮他找找。我说：“多伦多几百万人呢，在这海里到哪里去捞这根针！”他说：“到联谊会去看看，她来了今晚很可能住在那里。”他要我现在就去，我说：“都半夜了我还去敲门呀！”答应了他明天一早去。他又告诉我那女孩可能用化名，要我问几个人有没有那个样子的人。我要他明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消息，他说：“明天中午行吗？明天中午！”我答应了。

　　有这样一件事情做我也挺高兴。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联谊会，心想：“是个什么女人呢，又能够风骚到哪里去，把他挤捏成这个样子！”我查了登记名册，又问了好几个人，并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中午刘晓冬打电话来，我告诉了他。他听了呆在那边了，我“喂”了几声也没反应，我对着话筒吼一声：“长途呢！”他在那边说：“完了，完了，这女人，我掐死她！掐死她呀！”

　　放下电话我没再去想这件事，就算真的跑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过了几天我晚上下班回来，看见刘晓冬在家门口等我。我说：“为那人就跑到多伦多来啦？”进了门他说：“等你都有几个小时了。我下午五点就到了。”他说着脸上显着亲热，象见了多久不见的老朋友，其实我跟他就那年圣诞节前说过一次话。我下方便面给他吃，说：“就干等了七八个小时？”他说：“我下去走走，又上来，上上下下也有十几个来回了。”我说：“现在知道热锅上蚂蚁的心情了吧！”他说：“知道了知道了。我打电话回上海，我妹妹送她上的飞机。”我说：“老刘，我骂你又不好，不骂又实在该骂几句，是脑袋里灌了油腻还是怎么着，这么想不通，还飞到多伦多来找！什么玩艺，值不值得嘛！她现在就是坐在你面前，倒在你怀里让你搂稳了，明天她要走还是走，你用根绳子拴了牵着也不行，侵犯人权！钱送给航空公司还不如买几箱啤酒一醉，醒来就好了。她真是个天仙吗，身上哪里都雕着花吗？就把我们老刘坑成这样！”他说：“老高，说别人的事总是一口气的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自己没痛在心里！她的事我办了一年多，联系语言学校，找经济担保，买飞机票，不怕你笑我，光身一个老爷们等这两年有多少想象你也该知道，就盼着这一天呢！完了，说完就完了！有些事真的就这么轻易就完了，不相信！”他吃了面在椅子上坐了抽烟，又说：“走之前我妈当她是儿媳妇了，把一个家传的宝石戒指给她戴上，在国内前前后后花了几千块钱，都是我牙缝缝里省下来的，寄给了她我心甘呢，谁知她就这样照我头顶一棍子！”我把毯子抖开说：“两个男的睡一床挺那个的，你睡地板上。”他点点头，问：“林思文呢，她还没回来？”我说：“总会回吧。”他说：“那边传说你们快离婚了，我想挺好的一对，上帝选着配人也难配这么好，不可能吧！”我不置可否笑笑。他掏出一叠信递过来：“你看，你看看，她写给我的。”我说：“不客气我就看了。”他说：“尽管看尽管看。”我顺手抽一封，他都丢过来说：“都看看，看了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我说：“知道什么东西还飞到这里来找，天下总还另外有几个别的女人吧。”信上那火辣辣的句子烧得我脸热，目光都不好意思在那上面多停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在那美好的国度重温共枕同欢的旧梦”等等，看到这里我说：“姑娘倒挺会写的，也怪不得我们老刘搁不下来，火在心里烧了几年，说熄就熄啦？”他说：“我主要是怄不过，找到她让我使劲踢几脚，我就算了。”我说：“你都跟她睡过了，也该付出点什么，现在这就打平了。”他躺下去说：“不瞒老兄，出国前在一起前前后后也有两三年，要是有一间房子，早结婚了，要是有那间房子，访问学者我也不一定来了，一间房子！”熄了灯他躺在那里长吁短叹，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亮。

　　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移民局，坐在那里等到十点多钟，总算约见了他。他走到三号约见台去，好奇着我站在后面看。移民官听了他的申诉，到后面查了一会回来说：“ThisgirlisreallyinToronto．Butshedoesn'twanttotellotherswhereshestays．Wecan'thelpyou。”刘晓冬急了，把头伸过去嚷着：“Tellme，pleasetellme。”移民官摊开双手微笑着摇头。我跑上去拉他一把说：“没有用的，这是人权。”移民官又按下键报了下一个号码，刘晓冬急了，踮着脚把头凑得更近，用中国话骂：“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他妈的你，怎么不保护我的人权。”移民官大为惊异，严肃地望着他。我不好意思，退到后面去。刘晓冬还在骂，移民官的脸色越来越严峻。我又跑上去拉他一把说：“骂人也犯法，他听懂了早就叫警察了。”他听了“犯法”两个字，马上就不骂了，气呼呼地“哼”着，似乎是瞧不起那不愿为他打抱不平的移民官。出了移民局到了街上，他又骂了起来，骂那女人，骂移民官。我说：“老刘，在这里骂你有什么用，听的人只有我一个。”他说：“我太气了我太气了！”他站在移民局门口不肯走，我抓了他的胳膊推他，那胳膊在不住地颤抖。

　　五十五

　　在六月里我搬到东区唐人街附近去了。一个上海人租了那一幢房子，一家人住在楼下。楼上我住了一间小的，那间大的已经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香港女人住了。

　　那些日子在恍惚中象梦一样的飘过去。每天干活回来就在房子里呆着，借几本高阳的历史小说来看，或者写几篇文章投到报社去。到了每周休息那两天，经常是一整天也不跟人说话，想来想去想到一件可做的事，比如到东区唐人街去买一把小菜，心里就有了一点充实，也不骑车，慢慢悠过去，又慢慢悠回来。有时回来时就在桥上伫了，看远处的高楼大厦，看CN塔，看下面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这样闲逛着，又记起在国内把北美的生活想得多么浪漫诱人，嘴角又浮起自嘲的微笑。那些远远近近的风景我已经看得厌倦，闭了眼也能在心里描摹出是什么样子，于是又觉得跟思文在一起吵几句也有点好处，那样我可以在心里有点事情做。到了夜里我靠在床上捧了书看想引来瞌睡，可经常越是意识到了看书的目的，瞌睡就越不来，心里有个骄傲的声音在反抗着说，不能欺骗自己，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躺在床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睡着，睡着了心中那种空虚的沉重就没有了。那种空荡荡的沉重有着物质般的质感，压在心头我可以感到它的分量。这时我知道了酒的好处，可以让人暂时忘了痛苦，可惜我又不会喝酒，也舍不得买了来喝。好多次我睁着眼望着一片漆黑有几个小时，终于忍不住，爬起来穿了衣服，在这半夜里象游魂一样，到无人的街上去游荡。在夏夜的微风中我感到了凉爽，伸开双臂微微弯曲想象着是舒开了翅膀，一下一下地缓缓拍击，身子轻盈地也就有了一点飞翔的感觉。有时就骑了车，沿着街一直下去，到安大略湖边去看夜景。偶尔看到两个夜游的醉鬼吵架，两个人很温和地推来推去，骂着脏话，却打不起来，让人看了不过瘾，这样我也能看上半个小时。在深夜经过那些无人的街，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在口袋里装了三十块钱，有人来打劫就拿去好了。经过那些黑暗的街角，我总是想象着象报纸上报道的那样，有人会跳出来，用枪逼住了我。我在心里等待着，要是真碰着那么一回也有点刺激，可惜这样的事从来也不发生。我这时已经厌倦了逛商店，却又着了迷似地的到银行区去看利率的变化。在那些利率较高的小银行之间比较，在心里计算着利息是否够付我这个月的房租了。

　　那个休息日我在家呆了一天，磨磨蹭蹭的把白天度过去了。打开冰箱看了半天，也想不起要买什么，银行的利率昨天也看过了。可怕的夜晚来了，我骑车到央街逛了一圈，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回来才十点多钟。我后悔下午不该睡了那一觉，现在一点瞌睡也没有。我想找件事做，用力按了按肚子，想体会清楚里面是不是空了，偏又一点也不饿。我的思维象通了电一样灵敏，又象原始时代的穴居人一样贫弱。我把电话本摸出来想跟几个熟人打电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们联系，今天急了没话也要找些话来说，问一声“近来可好”。拨了几处竟没有一个人在家，失望地把话筒放了。我想起今天一整天还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就坐到床上去，靠着墙，闭了眼把自己设想成两个人，在心里一问一答：“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一个人呆在这房子里？你从哪里来？你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答着终于突破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心理障碍，长长地叹出一声，顺着这一声，把那些问话在嘴里说了出来。听着自己的声音非常奇怪，又不知道问答者哪一个代表真正的自己，哪一个代表设想中的自己，想来想去来来回回设想了好几次，都觉得不合适。这样神经病似的自言自语有几分钟，自己感到了无聊又觉得有点恐怖，终于停下来。又下了楼走到街上去，碰了一个人就拦了他问：“Excuseme，WouldyoushowmethewaytoYongstreet？”这样拦了有十几个人问了，每个人都很耐心地告诉我方向，我非常恭敬地点头致谢，“Thankyou”前后也说了有几十遍一百多遍。最后自己也问得厌烦了，把双手伸过头顶拍响着，一个人神经质地笑。再往前走，忽然看见对面的马路的路灯下，有一辆警车停着，几个警察扭着两个黑人在搜身，黑人很老实地举着双手。我马上横过去看，刚走到旁边站了，一个警察说：“MayIhelpyou？”我只好知趣地走开，远远看着警察把那两个人塞进警车带走了。

　　时间还早，不到十二点，我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走到丹佛士街口。这是多伦多有名的妓女集散地，很多次深夜回家在电车上看见妓女们穿着性感的衣服站在街角路旁，或者慢悠悠走着，等待着生意。我忽然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有一种非分的向往。沉住了气一想，自己也并不是想去干那勾当，而是想去跟那些姑娘们说几句话。明白了自己又有点不放心，又想到自己口袋里也并没有钱，才彻底放心了往那边走去。（以下略去1000字）

　　回到小房间里我还是毫无睡意，那种空荡荡的沉重又重新聚集起来，在心头凝成一个结。捧了书到床上去看，也看不进，于是扔开了。又到水房里把浴盆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放了满池的水跳到里面躺了泡着，浑身搓来搓去也搓不下灰疙瘩。泡了好久觉得够了，把水放了擦干身子。想起那香港女人这几天也不见人影，楼上就我一个人，就打开一条门缝伸手把过道的灯关了，赤裸着身子回到房里。披了毛巾拉上窗帘在灯下看自己的身子，觉得有点羞愧，又觉得又点刺激。干脆把毛巾甩开，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双手在身上拍得“啪啪”的响，心想：“我把自己吓着了，把自己吓着了。”一下窜到床上去坐了，双手搂了肩尽量缩成一团，一下又跳下来，拍着身子走来走去，又熄了灯，黑暗中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左边走几步，右边走几步，想象着电视中演员的表演，做着各种舞蹈动作和造型，眼珠子随着动作瞟来瞟去左右乱转。做着我觉到了兴奋，逃脱了那种沉重的空虚。最后我“哈哈哈”地笑几声，摸到床上去睡了。

　　这样我在孤寂中挨过了几个月。好多次我觉得自己意志快要崩溃，又怀疑自己思维迟钝是不是神经有了问题，心里害怕起来，在心里默默地背着“八八六十四，九九八十一”，“日照香炉生紫烟”，又轻声念出来让自己听见，似乎这样就给了自己一个还清醒着的证明。

　　五十六

　　在我住的街道附近有一所小学，每天有很多小学生越过马路上下学。（以下略去1100字）

　　五十七

　　在报纸上写文章多了，也写出了一点小名气。报纸上称我为“大陆作家”，我感到惶恐又有一点得意。慢慢的我有了一点自信，把稿子寄到美国的报刊上去，发表了，又寄到香港去，也发表了。这使我有了勇气以平等的心态与别人交往，哪怕对方是个博士什么的呢，我也用不着那样躲躲闪闪畏畏缩缩了。这样我交了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聚会就叫我过去。孤独虽然依旧，毕竟又好多了。有时候干活回来已是深夜一点，我依然精神振奋，写到三四点钟再睡。不知怎么一来，餐馆里的同事也知道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孟浪就是我。阿良说：“孟浪也在餐馆里，怎么回事！孟浪也切菜包春卷，怎么回事，嘿嘿！”阿长说：“孟浪怎么跟我们干一样打湿手的事，这不对嘛，人家是个知识份子嘛！”说了两个人互相望了哈哈的笑起来。

　　这天多大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国内一个女画家叫汪莉娟的，在大人物画廊办画展，销路不好，她想把画抽回来移到纽约去，孙老板却把画扣住了准备贱卖掉。因为合同订在前面，那些画她想抽也抽不回，只好在多伦多想办法。朋友要我尽快写篇文章发表，看能不能挽回局面。这个画展我在《星岛日报》上看到了广告，还没去看过。我知道这些画家为了出国，不管画廊老板条件多么苛刻，也接受了。这样至少可以出国看看，回去又可以说是在国外办过画展的。到了这里，老板按合同行事。画家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满心委屈也无可奈何。

　　朋友陪我去见了汪莉娟。（以下略去1100字）

　　过了两天文章在《星岛日报》登出来，我又说服孙老板再花钱做了一次广告。画的销路见着就好了起来。过了一个多星期，孙老板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些画卖得差不多了，还剩几张让画家包回去了。他很高兴，请我去翠园酒楼去喝茶。我去了，孙老板塞给我一个二百元的红包。我也不推辞就收了，说：“孙老板你把汪莉娟的画甩卖掉了，她亏了你也亏了，那种价别人买去只当装饰品，不当艺术品。”孙老板说：“我跟她赌气！自己的东西走不动，怨我！这不是笑话吗？”我说：“老板你当然不容易，大陆来的画家更不容易，有时候您放松一点，他们也喘口气，瘦死的骆驼大过马呢。”他笑了说：“好歹我也算个搞艺术的人呢，心就那么辣？没有办法！我也要找口饭吃是不是？说穿了说透了我这也是生意，商场如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淋淋你死我活的事！我今天破产了，跳楼也不会有人拉着我！你信不信？我也想心软呢，可能软吗？”他说着眼中放出一种光来。我看了心颤，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孙老板别说那么可怕，我心都被你吓跳了。”他又笑了说：“这就吓着你？嘿！十年前我破产了一次，为了朋友的事抹不开面子！朋友做生意贷款请我担保，又算着有把握就签了字，可到了期他归不了帐，银行把我帐上的钱哗啦一下就划去了，又封了我的房子，那次不是我太太死拉着我，我真跳了楼，不想活了！我想人的心要硬啊要硬啊，想着想着真的就硬了。生意嘛，杀人见血的事！”我跟他碰杯喝了口啤酒，说：“老板您说得这么恐怖，那个意思我也领会到了。这么说，我这个人就做不得生意？”他“嘿嘿”的笑，不回答。我说：“我还想等赚足了五万块钱做个什么小生意呢。”他说：“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朋友啊，别不高兴啊，你根本不行。你不够狠。生意上的事要狠心，狠心！该咬的时候要一口咬紧，怕他痛？我做二十年的生意，经验主要就是这个“狠”字，没有良心吃饱饭。心肠一软，倒血霉是一定的。生意上的事就是要钻牛角去，要腆着脸横下心钻到牛角尖尖尖上去。这中间的真理我跟你吹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一定到那一天你自己出血了，痛了，才会明白。生意上的经验说是说不明白的。说这次吧，我放她走了，好人吗？好人！可损失我就一个人扛了。甩卖了她的我还少亏几个！”我说：“孙老板你看死了我？说不定哪天我就发了！”他眯了眼对我笑，说：“那也许你会走运，这样的运气我是碰不到的，想都不敢想会碰到自己头上来。你要做生意也可以，要倒一次血霉，把这五万块钱亏完了再欠上几万，从头来过！那时候你就知道生死之间只隔一层纸。有这种决心你就去做。”我举了杯说：“孙老板谢谢你提醒我，我敬你一杯。”他跟我碰了杯说：“恕我直言，你只要心里明白我不是害你，就别生我的气。”我说：“老板我还要谢谢你呢，怎么说得到生气上。”“谢谢我倒不必，别在心里惦记着孙老板是一头狼就谢谢你了。”

　　五十八

　　快到秋天的时候，二房东告诉我，隔壁的香港女人结婚搬走了。我说：“她结婚了吗，她反正也没在这里住过几天，她早就结婚了，现在不过是正名，其实在加拿大这名正不正也没有关系。”他笑了，又说：“过几天有个女孩子会搬来，从南京来的，是多大的学生，没关系吧？”他意思是问我和女孩共用厨房水房介不介意。我说：“没关系，反正得来个人。十八岁的小姑娘和八十岁的老姑娘对我来说都一回事。”他笑了说：“那你挺正经啊。”我说：“想不正经也不正经不起来。”他说：“那你修练成佛了。”我说：“什么时候回国去我再还俗。别把我看那么好，我也不是吃素的。”他说：“那随你们，你们自己的事。”我笑了说：“还不知道是不是个猪八戒呢，你就把我和那个人‘们’到一起去了。”他望了我有点神秘地说：“挺漂亮的。”我说：“那是金陵一钗呀！”

　　这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发现隔壁已经住了人，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我也没想什么，进了屋倒在床上看书，看一会困了就去洗澡。我发现今天澡盆已经有人用过了。挡水的塑料帘子我平时都是拉到左边，今天却移到了右边。搬到这里来我总是洗淋浴，我特别忌讳和别人共用浴盆，怕传染什么病。香港女人搬走后，我用肥皂把浴盆仔细洗刷了一次，开始泡到浴盆里去洗。今天只好又洗淋浴了。洗着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要是自己一个人住这一层楼多好。

　　好几天我都没见到隔壁这姑娘。我上午十点钟起床，她已经上学去了，我晚上回来，她却睡了。这样过了几天，我心里痒痒的有了点好奇，象有只小甲虫在那里停了，那许多只脚不住地乱动，毛茸茸的惹人。我去揣想这姑娘到底俊不俊，二房东说挺漂亮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会儿我希望她挺漂亮，有机会了发展她做说话的伴儿；一会儿又希望她丑，真象个猪八戒，这样我放宽了心，当她是原来那个女人，各干各的事，心里也不必七上八下的受刺激。有天上午在楼道里碰了面，那一瞬间光线暗暗的没看清。我看她很明显地把头一低，我也马上漠然地侧了脸，和她擦肩而过。等她过去了，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走下楼去，中等个子，细细的腰肢一扭一扭的，有点意思。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倒得找个机会看清这人啥样。这天早上我醒得早，听见厨房里有响动。我爬起来，把衣服穿整齐了，抓了枕巾在脸上干擦几把，又搂搂头发，开了门走到厨房门口，停一停，惺忪着眼慢慢走进去。她站在电炉边炒菜，平底锅“嚓嚓”的响。我轻轻咳嗽一声，看她回了头，我马上把脸一偏，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壶，倒在小锅里，问：“对不起，煮牛奶可以吗？”她把身子移开一点，往电炉上一指，也不望我，脸微微往那边一偏。我把小锅放到后一排的炉架上，很自然地望她一眼，觉得有点面熟，眼盯着牛奶心想，这人是见过的。忍不住又往那边瞟了一眼。这不是张小禾吗？眼下的那颗小黑痣看得清清楚楚。我吃了一惊，她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会呢？我在心里作种种猜测。正想着呢，她叫道：“牛奶，牛奶！”我眼睛并没从小锅上移开，但牛奶溢了出来我却毫无知觉。我把锅端到一边，厨房里马上飘着一种焦糊的气味，小锅放下去的时候太重，几滴牛奶溅到她的菜里面。我把手指放到嘴边吹着，掩饰着说：“好烫好烫！对不起啊。”她还是微微偏了脸不做声。我心里想：“咦，还挺傲的啊，以为谁又不知道你！”我端了牛奶到房子里，把小锅放到桌上，又钻到毯子里去睡，也不去想这件事。以后我们迎面碰了，象不认识一样走过去。我觉得这样也好，非常好。我看见了她就象没看见一样，眼睛就这么望着也不避开，毫无表情地走过去。我对自己用更大的冷漠来回答她的冷漠感到满意。幸好在加拿大我并不想动什么心思，幸好。

　　这天我休息，睡到中午才起来。我胡乱地吃了饭，懒洋洋地走到东区唐人街买了点水果蔬菜，在桥上看了会汽车，回来又倒到床上去睡，哪里还睡得着。心想，不睡也好，睡了晚上精神太好，难得熬过去。想写点什么东西，铺开了纸坐在小桌边，怔了半天一点情绪也没有。于是下了楼，躺到门口的小草坪上去晒太阳。躺在那里我想着这一次又写点什么才好。忽然想起把张小禾的事写了，投到香港去也挺好。下次得问问思文，她的故事的后半截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把刘晓冬的故事写了，投到香港去，很快就发表了。当然我没有用他的名字，也没用孟浪的笔名，怕万一他看见了在心里唾我。这样想着我在草地上翻一个身，把鼻子凑着地面去闻那青草幽微的清香。侧过脸忽然看见张小禾背着书包，穿了牛仔裤，白衬衣扎了进去，远远的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地走过来。我慢慢坐起来，迎着她望过去，毫无表情地看她渐渐走近。她走近了，脸上也毫无表情，经过了我身边，头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我眼皮也不抬一抬，在那刹那间，我看见她胸部隆得高高的，在白衬衣里随着脚步轻轻地上下颤动，很生动的样子。突如其来地，我全身触了电似的一颤，一个冷噤从脚底飞快移动着传到头顶。这样的感觉我已经非常陌生了。到加拿大这两年多来，我对异性有一种冷漠。我用冷漠表示着疏远和拒绝，这样来维护自己内心的骄傲。久而久之，内心那跳跃的火花也渐渐微弱。知道了自己是没戏的人，是局外的角色，我也不往那方面多想。有时我对自己感官知觉微弱的状态感到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上生理上有了问题。还是在两年前，在圣约翰斯的时候，有一次和林思文去逛超级市场，偶尔转过脸时，看见一个穿红色夹克衫石膏模特的胸部微微显露了出来，我全身也是这样中电似的一颤，站在那里呆了有几秒钟，思文还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哪怕那次阿唐带我去看脱衣舞，那么多姑娘又那么漂亮那么好的身材，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我也无动于衷。想不到今天自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受了诱惑。

　　我坐在那里想入非非，想到了“有亭翼然”这几个字来形容那种生动。我知道有很多姑娘，为了追求曲线感，用了那种厚海绵的胸衣。曲线是突出来了，但却没有这样一种富于质感的生动。我想来想去，越想越细腻，想象力突破了一切遮蔽，一切都在脑海中活灵活现的浮出来。我故意打乱自己的想象，去想写文章的事，又去计算存款的数目，可心里转了个弯，又想了回来。我抵抗了几次，没有用，干脆放弃了抗拒，让想象自由地流动，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太下流了，太下流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心里能有这么一颤，我还是感到了安慰。我没有问题，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