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生被广播里机长的通知声惊醒时，飞机已经贴近地面了。坐在她身边的一位同事煞是羡慕地看了她一眼，说年轻真好，你睡了一路，连晚餐都没动。武生弹簧一样地跳了起来，习惯性地去开公文包的拉链，开了一半才意识到：他们到家了，他们不再需要她来保管护照了。

武生去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大设计院做科技翻译，一个月前被单位派到美国出差，担任一个合作项目的随团翻译。这家美国公司的总部设在法国，许多技术资料用的都是法语。武生在大学里学的是法语，第二外语是英语，正好派上了用场。

四月的天气依旧寒冷，武生从窗口望出去，一眼就看见了风。风有颜色，风的颜色很是强悍。沿路的树枝已经开始肥胖起来，那是春天的第一抹新绿。穿着蓝布工作服的地勤人员，正隔着白口罩彼此高声对喊。这里的绿、蓝和白都不过是武生由惯性衍生出来的联想，其实风早已蛮不讲理地在一切所经之处盖下了它的唇印，把一切颜色抹上一层土黄。

手臂的肌肤在隐隐刺痒，她知道那是曼哈顿的艳阳在上面咬下的口子。然而此刻，纽约已经离她非常遥远。她突然醒悟过来，她这一路上的昏睡，其实就是为了攒足精神，来应付飞机点地那一刻的失落。

武生拉着两只饱实得几乎要胀裂开来的行李箱，走进单位宿舍大院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暮色里的天没有颜色，看不出是不是有云，西斜的太阳倦怠而昏黄。楼道里生火做饭的人听见箱子的滚轮声，扭过头来看她，都不禁怔了一怔——她知道是因为她身上的那件红风衣。风衣剪裁得有些奇怪，上身很紧，下摆很宽，腰间系着一条闪闪发亮的黑皮带。这是武生用五美金在纽约的救世军商店里买来的旧货，她沉甸甸的皮箱里还有许多这样的衣物。刚从冬天里苏醒过来的人们还不习惯这样的新潮，不过他们很快就释然了，因为过不了多久，风沙就会蚕食那层鲜艳，让那红不再割眼。

楼道很窄也很暗，两边都摆放着煤气灶，每逢做饭的时候行路就有些艰难。武生敷衍地应付着众人的招呼，杀出重围走到了自己的宿舍门前。摸出钥匙开了门，在那张单人床上坐下来，脊背上依旧还在灼痛，那是目光烙的。她的宿舍在楼道的尽里，每一回进出，她都觉得是一场精疲力竭的厮杀。她个子很高，比街上寻常的女孩子高出近一个头。头发微卷，眼窝很深，高高的颧骨底下，有一张几乎覆盖了半张脸的大嘴。在那个审美观念正遭受着空前颠覆的年代里，她走到哪里都是一道景致。她并不知道她身上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她只是厌烦那些落在她身上的目光。每天回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一盆热水洗脸擦身，她要尽快洗去那些眼睛残留在她肌肤上的油腻和污垢。她很早就懂得了美丽是一种不堪烦扰的负担。

地上有一张纸，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她打开来，是一张手绘的卡片，上面画着一架徐徐落地的飞机和一颗被利箭射穿的心。底下龙飞凤舞地写了两行字：

你回来的时候，我正在西双版纳的溪水中游泳。

我只能拿这个来欢迎你，我的爱人。

武生忍不住抿嘴一笑，她知道是刘邑昌。这个时候，刘邑昌正跟着他的导师在云南写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会想得出这样的信，他知道她很受用。

她同宿舍的那位女同事在她出差期间结婚搬走了。她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在女同事第一次跟她谈起婚期的时候，她脑子里就已经展开了野心勃勃的家居布置方案，那是她一辈子都不敢奢望过的宽敞和明亮啊。现在她终于独自坐在这里了，她却发觉这间屋子是何等的狭小昏暗压抑，任何的修饰计划只能像用漂白粉清洗墨汁一样的无望。想到她将在这个房间里度过尚无法预计的年月，直到某一天她跟着另一个男人，比如刘邑昌，走进另外一间和这差不多的房间，在那里度过人生剩下的漫长时光时，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脸盆，拿指头一抹，是厚厚的一层灰。她晃了晃桌上的暖水瓶，没有任何声响。肚子不肯接受她苍白的安抚，发出了一阵愤怒的嘶吼，她这才记起来她已经错过了两顿饭。她翻找出平素打饭的那个铝饭盒，提着两只空水瓶，无精打采地往食堂走去。

其实城市还是那个城市，宿舍还是那个宿舍，楼道还是那条楼道，人也还是那些人。什么也没变，变的是她的眼睛。

这不是她第一次出差，这一年里她跟着项目组的工程师们走过了全国很多地方。可是这次不一样，这一次她去了纽约。纽约给她打开了一扇陌生的门，从那扇门里出来，她就丢失了爹娘给她的那双眼睛。平生第一次，她认识了贫穷两个字。

她突然就想起了离开纽约前杜克对她说的话。

杜克是美国团队里的项目预算师，是这群美国佬里唯一一个会说中文的人。

杜克的父亲是1949年离开大陆的老兵，老家在江苏盐城，杜克是老兵到台湾再娶之后生下的孩子。杜克虽然没跟父亲回过老家探亲，却对大陆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杜克的问题多得让人无法招架，比如说四川的变脸、陕北的秦腔和皮影戏、广东的碉楼、八旗里究竟哪一旗为首，等等。大多时候武生回答不了杜克的追根寻源，不过杜克并不在意，似乎他只要和武生聊聊天就好，至于说的是什么反倒无关紧要。

下班的时间里，杜克整天和中方代表厮混在一起。杜克带他们吃遍了纽约中国城的每一家餐馆，居多是美方买单，或是杜克个人掏腰包。每一顿饭上，他总会声情并茂地唱一首《我的中国心》。杜克说那是他的“醉茶之曲”，回回都唱得席上的每一个人热血沸腾，除了武生。杜克若年轻个十岁八岁，她或许还可以容忍这样赤裸裸的煽情。在武生这个年纪，三十五岁以上就算是半只脚入土的人了，而杜克很不幸刚刚过完了三十六岁生日。有一阵子武生甚至怀疑杜克是美国人派来钓中国人合同的密探，他们的合作刚刚处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最后的合同究竟落在谁手里，还是一个硕大的未知数。后来她才慢慢明白了，杜克仅仅是无可救药地崇拜张明敏而已。

真正让武生觉出杜克的私心，是在美方的告别宴会上。那一次美国人把荷包掏得很深，晚宴定在洛克菲勒中心顶层的那家彩虹餐厅。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喝了酒，说话有些头重脚轻。美国公司的总裁在祝酒时对杜克和武生眨了眨眼，说中美两国的友谊落到实处，还得靠年轻人，尤其是未婚的。所有的美国人笑得前仰后翻，乐不可支—— 杜克和武生是这一群人里仅有的单身。武生没笑。武生只觉得被人平白无故地占了一个便宜，还不能吱声。她不想翻译这句话，她只是勉强笑了一笑，敷衍过去了事，却一整个晚上像吞了一口馊食似的不舒心。

那天他们喝酒喝到很晚，武生做了一整天的翻译，很是倦怠了，就扔下众人，独自来到窗口看曼哈顿的夜景。这是她一生中看到过的最璀璨的灯火，与这样的光亮相比，所有她见过的光亮只能算是萤火虫。她甚至产生了一种恍惚：她有些分不清楚到底天和地是在哪里分的界，哪些光亮是灯火，哪些光亮是星星。她觉得她离天很近，只要打开窗户探出手，她就能随意拽住一瓣夜空。车流串成一条连绵不绝的珠链，在城市的腹地来回穿行—— 那是下班之后的曼哈顿唯一的生命指征。看着那座被办公室的长明灯火掏出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大窟窿的帝国大厦，武生的心突然抽了一抽：经历了这样的光亮之后，她是否还能回到她原先的生活轨道，接受那片她生活了二十四年的黯淡？不，其实她并不想拥有这些灯火中的任何一盏，那样的光亮捏在手里太烫，她只想远远地看着它们，她仅仅希望它们待在一个她视野可及的地方。

“其实你不必在意那些话。”武生听见有人在她身后说话—— 是杜克，“希望你可以慢慢地学会美国人的幽默。”

彩虹餐厅有严格的着装要求，所以杜克这晚换了一副西装革履的模样，深蓝带隐条的西服，暗红色的领带，发蜡油光闪亮，头发带着梳齿的痕迹一丝一绺齐齐整整地梳到脑后。杜克今晚看上去依旧老成，依旧不高，却很周正。周正在某些要求不那么苛刻的眼里，可以勉强地解释为英俊。

武生隐隐有些感动，可是她不想把那丝感动放在脸上。她轻轻一笑，说：“如果我根本就不想学你们美国人的幽默呢？”

她在说“你们”两个字的时候加重了语气，说完了就有些后悔——她觉得自己听上去有些赌气。赌气是私情的第一丝缺口，赌气是一团需要及时扑灭的火种。

杜克晃了晃手里的酒杯，浅浅抿了一口，说：“那也没什么，只是你会失去一些可以哈哈一笑的机会。”

“或许，有时我并不想，哈哈一笑。”她说。

说完了她又后悔。今晚有一些浓烈的情绪在她身体里流动，她把它归咎于鸡尾酒。

杜克没说话，两人默默地站在窗口。

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武生发觉月到最皎洁的时候，那颜色不是白，而是蓝。月光给每一片屋顶都涂上了一层晶莹的蓝光，曼哈顿的月夜看上去像是冰雪严冬。

“这是普拉达吗？”杜克指着武生的衣服问，“你穿这件衣服有些像蜜雪儿·菲佛。”

武生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一路红到颈脖，耳垂胀得隐隐生疼。她知道如果此刻她把手捂在脸上，一定会烫出一掌燎泡。

她今天穿的是一件浅桃红的连衣裙，领子开成一个V字，腰间松松地系着一根带子。这也是她从救世军商店里淘来的旧货，她从国内带来的衣服没有一件适合今天晚上的场合。穷是一件满是破绽的贴身秘密，经不起另一只眼睛的好奇。

她知道蜜雪儿·菲佛是一个好莱坞明星，她看过她主演的《神奇的贝克男孩们》，可是还要过几年，她才会知道普拉达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她那天在救世军旧货店里看上这件衣服，仅仅是因为它的颜色和样式，那是一种她一直喜欢的简约和大气。

“其实在美国，夸奖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你只需要简单地说一声谢谢就行。”杜克说。

武生突然醒悟过来他把她的脸红理解成了羞涩。这是一个出乎意外却妥帖合宜的台阶，她打算就从那里慢慢走下平地。走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有些恼怒：她讨厌他做每件事情都要蒙上一个国家的盖头，不是美国，就是中国；她讨厌他随时随地趴在她的肩头指点她的路；她讨厌他的自告奋勇和自以为是。她有脚也有眼睛，她宁愿自己慢慢地找路，哪怕跌跌碰碰。

“你是在逼我说谢谢吗，杜克？”她冷冷地说。

“乔琪娜，你看上去不快乐。”杜克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乔琪娜是武生的外文名字，是从乔治·桑演变过来的，乔治·桑是她最崇拜的法国作家。

一股细细的温暖从武生心底涌上来，刹那间她几乎觉得杜克兴许真是关心她的，他兴许还真有些懂她。但她很快就把那股温暖咽了回去。习惯了曼哈顿璀璨灯火的他，怎么会知道地球的另一半，还有人过着夜里披着棉袄跑到屋外上厕所，一周只能在单位澡堂洗一次热水澡的生活方式？他怎么会想到：她身上那件时尚，是她花四个半美金买下来的某位阔太太搬家或腻味时丢弃的垃圾？

她最终打消了谈话的欲望，指了指被他们甩在餐桌上的同事，说：“你我都走了，谁来给他们做翻译？”

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这世上，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不要剥夺你同事快速改善英文的机会。”

她终于被他惹笑了。

那晚回家，武生躺在旅馆松软的大床上一时不能入睡。她开始怀疑自己也许有那么一点点在意杜克，否则为什么她会为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动气？

一点点，只能是一点点，她不可能在意更多，因为她和他中间隔着两座她攀爬不动的山：他太老，她太自尊。

两天以后，中方代表团离开纽约回国，他和他的老板都来机场送别。隔着人群他伸过手来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就算是道别了。她期待着他说句什么，可是一直等到她进了候机厅，他依旧还是沉默。她有点失落，因为凭她对他的观察，他们的相识即使在那一刻画上句号，也不该是一个如此沉闷毫无特色的句号。尽管她并不在意他，可是她还是忍不住为自己的判断失误感到羞恼。她被自己的美丽宠坏了，她向来更愿意是那个在人际关系中以她的时间和方式安置句号的人。

当然，当时武生并不知道杜克的淡定是因为他早已有了自己的盘算。在武生的飞机还没有启航的时候，杜克的信已经抢在她的航班之前飞上了天。信是寄到她单位的，那是他唯一知晓的地址。信很简单，疏疏地写了一页纸，都是一些内容普通得几乎可以贴在墙上供公众阅读的问候，他不知道她的私信会不会经过他人的手和眼睛。但是他最终还是憋不住在信尾加了一句蕴意深远的话：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到美国来找我，我一定尽地主之谊。”

“我把风给你带回来了。”

刘邑昌一进门，把他那本厚厚的写生册往桌上一扔，一屁股坐在了武生的床上。床没防备，咿呀地尖叫了一声。

“野人。”武生剜了他一眼，他很疼，却很受用。

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见面了，她去了纽约，他去了云南。他黑了些，也瘦了些，海军蓝运动衫底下的肌肉里，开始隐隐约约地有了骨头的感觉。新剪的板寸头硬如猪鬃，西双版纳的太阳把他脸上的轮廓削得明晰清朗，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像是画家。

她和他是在去年秋天相识的，那时她刚刚从上海分配到北京工作，还在慢慢熟悉北京的街巷和风景。她身边随时带着一张地图，每一个周末她都要找一个地方走一走。那天她的目的地是北海公园。

那天的太阳极好，头顶竟然有一片罕见的蓝天。树木仿佛知道了末日将临，枝叶在绽放着落地前的最后辉煌。她拿出照相机，开始寻找可以为她按快门的人，那时她还不懂相片的主角也可以仅仅是风景而没有人。后来她就看到了他，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写生。

他很专注，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他穿了一件在当时已经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蓝布工作服，头上随意戴了一顶遮阳帽，脚上的那双白球鞋上，沾着一层厚厚的兴许是从前一个写生地点带过来的泥，衣服的肩肘之处隆起一丝关于肌肉的朦胧联想。她的眼睛里驻留过太多各式各样的画家形象，她几乎是在第一眼里，就把他掸入了自以为是的小混混那一档。

可是当她看见他手里那张完成了一半的画稿时，她立刻知道她的判断出现了一次少有的失误。她很快就忘记了她找他的初衷，在他身后一站就站了半个上午。当他终于合上颜料盒的盖子时，她忍不住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风呢？风在哪里？”她问。

他转过身来看见了她，不禁一怔。正像她的眼睛见识过了许多画家一样，他的画笔也见识过了许多女人。他不是她见识过的那些画家，她也不是他见识过的那些女人。

“形体和色彩都有了，只是我没有找到风的感觉。”她说。

这是一句很到位的评价，不懂画的人很难说出这样的话。

“你也是学画的？”他问。

她摇了摇头。

“我爸是。我家住的宿舍区里，看门的狗都知道谁的画好谁的不行。”她说。

他被她惹得哈哈大笑起来，说：“就算我欠你吧，以后专门给你画一幅风。”

这时他注意到了她手里的相机。

“是尼康F3HP吗？”他问。

她有些吃惊。在那个年代拥有一架进口相机已经是奢侈，而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孩子拥有一架如此新潮的相机更是奢侈中的奢侈。她已经习惯了人们的羡慕眼光，只是几乎没人能这样准确地说出它的机型。

“你懂相机？”她反问他。

“我已经在梦中拥有过它一千次，你说我到底算懂还是不懂？”他说。

她忍不住笑了。

“这是我爸送给我礼物。”她说。

她只说出了一部分真相，另外一部分说起来太麻烦，绝对不适宜做初识的谈资。

这部相机是父亲动用了全家几年的存款给她买的大学毕业礼物。其实父亲动用的，还不仅仅是存款。父亲逼着一个从国外出差回来的朋友，让出了自己的小件电器指标，而父亲给那人的回报，是每周两次免费辅导他那个想考艺术院校的儿子。母亲为这件事和父亲吵过架，甚至几天都不和父亲说话。

“我说呢，原来你有一个阔爸爸。”他说。

“我爸只是一个普通大学老师。”她其实是不想生气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她说这话的时候涨红了脸。

她说的是实话，又不全是实话。她父亲宋志成的确是在大学里教书，却不是普通的老师，他是一个系的总支书记。

他看了她一眼，说我去给你拿个玻璃瓶子。她有些疑惑，问做什么？他嘿嘿一笑，说脸皮这么薄，不住在玻璃瓶子里你怎么活？她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刮遍了脑壳却找不出一句话来回他，她是在那一刻里意识到：论嘴皮的功夫她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那天他背着画架，陪着她散了很久的步。他说他是工艺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老家是苏北一个只有在详尽的区域地图里才找得见的小乡村。他自小爱从老师的包里偷彩色粉笔，在家里的墙壁上涂鸦。他画一回，他爸给他一顿拳脚。揍过了，他忘了疼，还接着画。渐渐地，他的皮肉长了茧子，倒是他爸老了，打不动他了，只好由着他把家里的四壁都画满了画。后来，他终于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画遍了，只能另找地方。他找到了离家几里地的一片河滩。河滩是他最大最好的画板，树枝是他无所不在的画笔。无论他画过什么，一阵风过潮涨潮落，第二天又是白纸一张。唯一的遗憾是他再也不能使用颜色。有一天，一位县中学的美术老师到乡下看亲戚，碰巧撞上了他在河滩上画画。那天他画的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放牛娃，老师在他背后看了很久，却不说话。后来老师问他住哪里，就跟着他到了他家，向他阿爸提出来要收他做学生，他阿爸这才肯把他当真。

武生听了，就说你这个故事简直是我妈的故事的翻版。我妈小时候也爱画画，也穷，也没有钱买颜料、画笔、画纸。邑昌就问你妈也是画家？武生哼了一声，说她那几下连我都瞧不上眼。不过她是个好设计师，专门设计衣料上的花色。

从北海公园相识之后，他们就开始了频繁的约会，几乎每一个周末都见面。她的宿舍有人，他的宿舍也有人，他们只能约在户外。早上她看他写生，下午他陪她散步，直到严冬封锁住了所有通往户外的路。于是，他们就把约会的地点，改到了她的办公室。

他不是想吊她膀子的第一个男人，可是他却是她第一个迷迷糊糊地爱上了的男人。她如醉如痴地听他讲述着童年和乡野的故事，框在往事里的苦难，呈现着旧油画里尘封的铜黄，那种凝重深远让她一下子觉出了自己的单薄。她的一生过于平顺，她像是一张刚刚出厂的白纸，急切地期待着第一抹色彩，而刘邑昌既是颜色，也是那个涂颜色的人。

武生打开刘邑昌从西双版纳带来的素描册，一页一页地翻看起来。溪流，树林，竹楼，女人。风是看不见的，风却无所不在。风欲盖弥彰地藏在水的涟漪里，叶子和叶子之间的缝隙中，竹楼窗口挡亮的那块花布帘上，女人身上筒裙的褶皱里。风没有色彩也没有形状，风却是潜伏在一切色彩和形状之下的那股灵气，风仿佛解开了万物身上的锁链，风叫万物有了行走飘逸的自由。

武生看完后久久无话。武生的沉默是一把锥子，在邑昌的自信上凿了一个眼，底气渐渐地就漏浅了。

“到底，怎么样？”他忐忑不安地问。

她终于开口了。她说：“你应该娶个土司的女儿，在云南住上十年。”

他从她的话里听出了赞许，他终于放下了心。他相信她的判断，甚至胜于他的导师，因为她从不轻易说好话，也因为她对绘画有一种未被规则修理过的天然直觉。

他走过去，从身后搂住了她。

她刚刚在单位的公共澡堂洗过澡，半湿半干的头发里有一股新草的芬芳。他问她换洗头水了？她含糊地答应了一声，不想告诉他这是从纽约下榻的旅馆里拿回来的剩余洗发露。他撩起她的头发，看见了她脖子上一圈淡淡的近乎棕黄色的茸毛。欲望从苏醒到绽放只需要一眼，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把她抱到了那张单人床上。

他已经有一阵子没碰过她了，他的脑袋几乎管不住他的手。他急切地撩起她的套头毛衣，解开了她身上的一切束缚。她想说不要，因为她毫无准备。可是那句不要走到舌尖时，却已经化成了一声潮湿的呻吟。他的指尖仿佛有一种魔法，一挨上她的身子就瞬间剔去了她的筋骨，把她的意志化成了一摊水。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迎合着他身体的起落。

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 第一次留给他们的唯一印象是恐惧。与后来的熟稔和炽烈相比，第一次只不过是一次痛楚而笨拙的操练。虽然他十七岁时，就已经被一位论辈分该是他堂婶的女人哄去了童贞，可是当他遇到武生时，他还是第一次经历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女子。他听说过女人初次的生涩和艰难，他也为此做了心理准备，可是他再厚实的准备里，也没有涵括她近似痉挛的剧疼，他被她如此低的疼痛阈值吓了一大跳。其实那天她不是唯一一个感觉疼痛的人。那天她的身子紧张得如同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岩石，她把他和自己都硌得遍体鳞伤。那天的经历几乎成了他们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他和她都没有想到，后来他们竟然还能迈过这一道坎，而且只用了一脚。

可是今天又和往常有些不一样，她觉出了他急切之下掩盖着的心不在焉。

完事之后，他扶起她来，两人靠墙坐在床上，慢慢地喘匀了被欲望逼得走投无路的呼吸。

“你怎么什么都不顾，不怕我怀上了？”她有些恼恨地斜了他一眼。

“那才好呢，你要是有了我们立刻去登记结婚。”他说。

她不说话。他把她的头扳过来，靠在自己的肩上。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在想面包和牛奶。”

她被他猜中了心思，她不想承认也不想否认，她索性继续沉默下去。

“如果你爹妈等到面包和牛奶都齐全了才结婚，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你。”

她被他的话震了一震，她从来没有这样思索过她自己的生命起源。她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是他的道理太正，而今天她的心思腻腻歪歪的，总也不肯归顺。

他用衣袖轻轻地擦着她额上的汗，问她：“美国怎么样，好玩吗？”

这几天她一直在等着他从云南回来，她攒了一肚子关于美国的话想要告诉他。可是面包和牛奶的话题如同一口变了质的食物，突然败了她的胃口，她失去了说话的兴致。她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声一言难尽。

他把她的下颌转过来，让她面对着自己。

“丫头，有什么心事，说。”

他只比她大两岁，却总丫头丫头地叫她，她喜欢听他这样叫她。

她避开了他的眼睛，说：“没什么，只是时差还没全倒过来。”

他信了，不再追问。

“丫头，我今天找你，有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突然有些期期艾艾。

她一下子坐直了，因为他很少用这种神情跟她说话。

“你身边，能匀出些钱来吗？”他问她。

她猜想这句话这一路上已经不知在他肚腹里打磨过了多少个回合，如果她可以钻进他的肚腹，她一定会看见里边的血肉模糊。他这样的汉子，让他开口跟她借钱，那是比逼他下跪还难的事。

她现在知道了他刚才心不在焉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了一句进出两难的话。

她掏出自己的皮夹子，从里边抽出所有的钱，是一沓十几张的大团结，塞进他的口袋里。这是她上个月的工资，她出了一趟洋差，上个月的工资还存着基本没动过。

他接过这沓票子，想了想，又捻了两张放回到她的皮夹里。

“不用了，过两天就发下个月的工资了。”她说。

两人推来推去推了几回，最终他还是收了下来。

“我争取，尽快还你。”他说。

她知道这是男人的自尊。自尊是一根铁棍，保护了自己也拦阻了他人，她觉出了距离。他在她身子里残留的余温似乎猝然凉了。

“不用急，我有。”她说。

他在等着她来问他借钱的理由，可是她没有。他只好自己开口。

“我妈查出来胃癌，晚期。前些日子人就瘦得不成样子了，就是舍不得去医院看病，耽搁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着一件与他并无多大关联的事。

可是她看见了他眼睛里的血丝。

她抓起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手背上，这是她唯一知道的安慰方式。从小到大她每一个步子都有人扶着，她遇到的最大伤痛，是母亲在擦窗户的时候从凳子上下来，失脚踩死了一只她养了两年的猫。安慰和被安慰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经历，她还在慢慢学习。

他弓腰系好鞋带，拿起外套就往外走：“今天邮局关得早，我要马上去寄。”

她穿上风衣，拿起他忘在桌子上的写生册，跟在他身后走了出去。

“我陪你去吧。”她说。

周日的过道里很是清闲，人群已经被商场公园街道和公共汽车分流。街边的空地上，有一对父子在放风筝，是一只黑色的燕子，尾巴上描着金粉。风喜怒无常，燕子在风里上下颠簸，跌跌撞撞，终于挂在了一棵杨树上。孩子尖声哭了起来，父亲低声下气地哄着，却怎么也哄不顺。

“邑昌，我想，申请出国留学。”武生犹犹豫豫地说。

从上海到藻溪的路不仅远，而且不顺，一路上要换三趟车。三趟车在这里有些粉饰太平的意味，事实上，最后的一程是拖拉机。拖拉机不是在平路上行驶，走的是坑坑洼洼的山路，一个弯拐急了，就可能连人带货一起甩出去。

武生在上海待的时间只有十天，到藻溪扫墓原先不在计划之中，这是外婆勤奋嫂的坚持。

武生出生那年的春节，勤奋嫂和谷医生结了婚。谷医生依旧在医院上班，勤奋嫂依旧开老虎灶，只是谷医生把自己的物什打了一个包，搬进了谢池巷勤奋嫂的家里。谷医生在单位是只死老虎，“文革”初期被揪出来打了几棍，渐渐地，众人的目光有了新的目标，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虽然谷医生的薪水这些年里降了几级，却还可以支付两个人的开支，他就劝勤奋嫂关了老虎灶。只是勤奋嫂劳作惯了，闲不住，她的小店铺后来还开了很多年，一直到“文革”结束。

勤奋嫂和谷医生辗辗转转地行了十几年的弯路，才总算走到了一起，可是他们只做了两年的夫妻，谷医生便走了，是心脏病突发。那天夜里勤奋嫂被一阵呻吟声惊醒，谷医生只来得及捏住她的一根手指，说了一个“你”字，就咽了气。勤奋嫂永远也无法再去探究那个“你”之后的巨大空白里所隐藏的玄机。

谷医生没有熬过那些多事之秋。后来回想起来，勤奋嫂伤心之余，也有一丝不敢道为人知的庆幸。在后来时势翻转的日子里，她见过了和谷医生同样境遇的人得意之后的轻狂，她不知道谷医生若活到枯木逢春的时候，他是否能守得住他和她的那份平庸。死亡把谷医生定格在一幅无法被现实颠覆的永恒美好之中，如同大先生，也如同仇阿宝。至此勤奋嫂才明白，走过她生命的每一个男人，都不是来和她相守过日子的，他们仅仅是上苍派来供她长长远远地缅怀的。从此她便死了再嫁的心。

小陶生完孩子不久，学校就复课了。小陶悄悄地把孩子放在娘家养着，自己一人回到了学校。直至小陶毕了业，分配到上海一家服装设计院工作，武生才回到了父母身边。武生小学毕业那一年，小陶终于说服母亲关闭了经营多年的老虎灶，来上海和自己一起生活。从那以后勤奋嫂的称呼就成为历史，现在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管她叫勤奋婆。从温州搬到上海，她的辈分一下子跳了两级。

勤奋婆知道现在女儿才是一家之主，她极少坚持自己的主张，除了这一次—— 这一次她不依不饶地坚持武生必须跟着大家去藻溪。小陶虽然觉得让武生花两三天的时间在路上颠簸有些耗神，但她也理解母亲的固执：武生这次不是寻常的出门，她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武生申请出国留学的过程顺利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其实她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就鼓励她出国，只是那时武生还没有动心。武生真正动心是在去年。母亲说她有个同事的儿子一年前去了辛辛那提大学留学，可以提供一些相关专业的录取信息。那人提供的信息很管用，武生从开始申请到通过各样考试再到获得签证，从头到尾还不到半年时间。更出乎意料的是：托福和GRE成绩并不十分出彩的她，竟然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拖拉机轰隆轰隆地终于开过桥，进了藻溪乡里。宋志成搀扶着丈母娘下了车，勤奋婆却回头在车斗里东看西望。众人问找什么？她说找骨头，颠了这一路。司机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刚下过雨，路很泥泞，不用看日历也知道刚刚过了清明：路边的泥地里沾满了五颜六色的纸片，有被风刮飞的金箔银箔，有祭奠的花篮里落下的五彩纸花，也有鞭炮粉身碎骨之后残留的红屑。勤奋婆咚咚地走在最前面，后面那三个比她年轻了很多的人，却没有一个追得上她的脚步。

这不是她第一次回藻溪。“文革”过后，大先生的学生找到她，告诉她陶家的祖坟这些年都有人暗中照看着，还算太平。从那以后，每隔两三年，勤奋婆都要回藻溪一趟扫墓，有时带着小陶一家，有时一个人。每趟回来，都像第一趟那样激动。说起来，她嫁作陶家的儿媳妇，在藻溪前前后后也不过才待了六七年，远不如在温州住过的年数多，甚至还比不上她在灵溪度过的少女时光长。可是藻溪的日子给她烙下的印记实在太狠太深，她总觉得她后来的一切幸与不幸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这里发生的事，才是万事万物的根。只是可惜，乡里知道陶家故事的老人越来越少了，勤奋婆每回来一趟，走时心里都要添几分伤感。

进了镇勤奋婆就急急地寻找着桥下的南货铺。南货铺似乎是藻溪一块亘古不变的地标，无论修过多少回路，盖过多少幢新楼，换过多少届政府，南货铺依旧站在路口，任世道的洪流涌过来淌过去，缄默，破旧不堪，却不肯让路。

可是这回勤奋婆一下桥就傻了眼：南货铺不见了。不仅南货铺没了，桥底下那一排店铺都没了，道路已经扩出了一两丈。勤奋婆找了个路边的闲人一打听，才知道守铺的章嫂去年殁了，拆迁之后她的子女都去了县城长住。勤奋婆听了一脸落寞。小陶就劝，说天底下哪有不散的宴席不死的人？要不社会怎么朝前发展？勤奋婆叹了一口气，说我管不了天下的事，我只知道最后一个认识你爸你奶奶的人，也没了。小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嘀咕：连我都不认识我爸我奶奶，章嫂又怎么样？

众人就上了山。

两年没来扫过墓了，墓边的草修剪得倒还齐整。大先生的那个学生“文革”之后职位一连提了好几级，他吩咐一声，底下就有的是颠颠地跑腿的人。只是墓碑上刻的字里长了些青苔落了些鸟屎。小陶捡了根树枝，刮着凹缝里的脏东西，勤奋婆就开始烧纸钱。勤奋婆的纸堆内容很丰富，有金箔银箔，有各种各样的书，也有几个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烟盒。最底下，还压着一艘纸船—— 这是小城通往外边世界的唯一交通方式，火车飞机还是几年以后的事。

“你外公活着只喜好三样东西，一是书，二是烟斗，三是到外边走走。钱他倒是不稀罕的，他只是不能没有这几样东西。”勤奋婆对武生说。

武生就笑，说没钱他能买得起这三样东西吗？那都是富贵人家才有的癖好。勤奋婆想了想，说这倒也是。武生说外婆你过时了，现在人家早就不烧船了，都烧出租车呢。勤奋婆说好啊，那咱们下回也赶个时髦，等你回来。

勤奋婆就跪了下来，对着墓碑磕了一个响头。

“妈，大先生，我把武生给你们带来了。上回武生来看你们，还没上大学呢。这回武生大学毕业，要出远门了，远得谁也管不上了，只能求你们看着点她的路。”

宋志成点了一根烟，坐在不远处一块石头上慢慢地抽着。他十四岁跟着叔叔离家参军，他不信鬼神也不信来生。他管得了自己不信，可是他却管不了他丈母娘信。对这个丈母娘，他心里多少有点怵。那年他让小陶给她写的那封绝交信，这么多年还像根鱼刺鲠在他的心头。他知道勤奋婆没忘记，可是她从来不提。她给了他这个面子，他就留了个短处在她手里。这个短处像把刀悬在他的头顶，似乎随时都能落下来，却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刻，他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二十多年。

这一两年里宋志成一下子老了，不是因为年纪，而是因为他突然悟出了自己的没用。他虽然是系总支书记，可是真正说话管用的，不是他而是系主任。将他边缘化的不是从上至下的硬指令，而是从下至上的软眼神。他没有抗争，因为他没有抗争的资本，他知道自己在业务上的斤两。不知从哪天起，延安的经历已经不能再为他修补专业知识上的空洞。他依旧背负着那个已经背负了几十年的阶级使命，他一如既往地怜惜关注系里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没人再以苦难贫穷为荣。世道变了，他觉得他埋头行走了千里万里的路，猛一抬头，才发现他的脚早就踩偏了。时代是一部强效离心机，浑然不觉毫无噪音地把他甩出了话题的中心。

他甚至在家里也不再是轴心。他的妻子孙小陶如今是一名高级工艺师，当年蹩脚的美术基础并没有妨碍她成为顶尖的布艺设计师。她对色彩和形状的天然敏锐使得她设计的每一个样品，都能在第一时间成为服装市场的新宠。她的生活里再也没有需要他施以援手的沟坎，她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用含泪的眼神对他说“宋老师你不要走，你走了再也没人管我”。倒反是他，常常萌生出说这句话的冲动。

女儿武生从上大学开始就有了属于她自己的羽翼，而且一天比一天刚硬，现在她要用它去丈量另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天空。所有的人都在成长，用日益强壮的触须去深入那个变幻莫测的新世界，而他只是一个远离一切圆心的孤独老头，尽管他才刚刚六十岁。

“武生你过来，给你太婆和外公跪下磕个头，也算是告别。”勤奋婆招手喊武生。

地很湿也很脏，到处是鸟屎和土坑，武生犹豫了一下，偏过头去看了一眼父亲。宋志成扭过头去，避开了武生的眼睛。在丈母娘和他的意愿产生分歧的时候，他通常选择回避。

武生只好找掏出手绢，找了块略微平整干净些的地方铺下。

“大先生，求你给武生找个伴，让她走得多远都有人照应。”

勤奋婆的声音很低，低得几乎像呢喃自语，可是武生却听见了。武生的眼眶突然热了一热。她此行最大的恐惧，不在路远，也不在路难走，她怕的是在黑暗和艰难中间，找不到一只可以抓得住的手。她的恐惧连母亲也不知道，可是外婆却懂了。

她跟着外婆懵懵懂懂地磕了一个头，起身时却发现铺在膝盖下边的那块手帕上，蠕爬着一条鲜红的、仿佛刚从血水里捞上来的蚯蚓。那虫子在那块雪白的布上爬了一会儿，慢慢地将身子蜷成一个猩红的圆圈，便不再动。武生的心在腔子里咚地猛撞了一下，险些将她撞翻在地上，她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兆头。

过了半晌，她才渐渐地定下了心，起身，和外婆母亲一起，一张一张地往火堆里扔着冥纸。火光灼着她的脸颊微微发烫，墓碑上的字在烟火的熏燎中显得时而清楚时而模糊。她先前跟外婆来过几趟藻溪，已经大致理清了那些名字和自己的关系。陶公至深是她的太外公，也就是她外婆勤奋婆的公爹。陶吕氏是她的太外婆。她不知道这个娘家姓吕的女子叫什么名字。不仅她不知道，连她的外婆也不知道。这个姓吕的女子将带着她名字的秘密长眠于这片荒野之中，直至有一天，都市的魔爪最终扰乱这片宁静。

陶之性是她的外公。外公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抽象的称呼。不仅她没见过外公，连她的母亲也没见过她自己的父亲。她听母亲背地里讲过那个与母亲的名字密切相关的逃亡故事，有几处听得她毛骨悚然。她觉得那个叫陶之性的男人不仅虚假懦弱，而且冷酷无情。她觉得不是外婆害死了丈夫和婆婆，而是外公几乎亲手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推上了绝境。

陶之性右边的那块墓碑上的名字是陶万氏。武生知道她是外公的原配夫人。这个女人本该成为她外婆，可是她在朝她走来的路上突然被命运劫持，阴差阳错，在即将和她的生命产生交集的时刻擦肩而过，于是就永久地成了一个与她毫无关联的名字，无声地做着外公墓边的一件饰物。

陶万氏右边还有一块墓碑，它是这群墓碑里最新的一块，石面还没来得及被风雨污蚀，上面的铭文是：陶公之性夫人上官吟春之墓。这块石碑是外婆几年前叫人雕刻的，外婆还特意叮嘱石匠一定要刻上自己的全名。其实当时这里竖的是另外一块碑，上面刻的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陶公之性萧氏夫人之墓。那块旧碑是在那个姓萧的女人过门的时候就立下的，只是她没轮得上用。她最终没能以陶家儿媳妇的名义在陶家终老，而因不能生育被赶出了家门。外婆在本来为这个女人预备的空穴前立了自己的碑文，每一次武生看到这块碑都有些胆战心惊：她无法把活人和墓碑联系在一起，总会忍不住想起电影里所见的活埋场景。

“武生，不管你走得多远，这里都是你的根。”

终于烧完了带来的冥纸，勤奋婆踩灭了纸灰里的最后一块余烬。

武生避开了外婆的目光，遥望着被祭祖的香烟搅扰得轮廓模糊的竹林，还有落日在远处山巅上涂的那一抹橙红，却默不作声。她还没有迈出背井离乡的第一步，她还不知道什么叫作根。她无法在尚未失去的时候开始缅怀，她毕竟太年轻，思乡应该是多年之后的事情。

下山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日头终于落尽了，暮色渐渐浓腻起来。路虽然拓宽了，街灯依旧昏暗，一盏一盏的，相隔很远，黑暗被剪裁得支离破碎。这是全家聚得最齐的一次祭墓，可是四个人却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步履沉重。

“这个孩子，看不出有什么不舍的样子。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不肯留在上海，她不喜欢待在我身边。”小陶轻声对母亲说，声气里很有几分失落。

勤奋婆沉吟了半晌，才说：“你让她再长一长，她就知道靠得住的还是亲娘。你那个时候，不也总想离开家，放暑假给你寄了船票的钱，你都不肯回来。”

小陶怔了一怔，突然就想起了那些久远而荒唐的往事，还有那些她借着年少轻狂扎在母亲心上的一根根针。她叹息着，轻轻捏住了母亲的手臂。

“志成，你有没有眼力？就不知道紧走几步去路口先喊上拖拉机，省得我们站在风里等？累了一天了，妈走不动。”小陶冲着宋志成嚷道。

宋志成扔了手里的烟，啪嗒啪嗒地朝着路口跑去，半明不暗的灯光把他已经开始佝偻的身影扯得很瘦很长，看起来活像一只张牙舞爪的蟑螂。

“外婆，你也不管管，我妈这样欺负我爸。”武生愤愤地说。

勤奋婆拍了拍武生的手背，说老男人娶了年轻媳妇，就是这个下场。武生说那我外公娶了你，是不是也这样？勤奋婆的眼里飞过一丝迷茫。往事太轻浪，经不得任何诱惑，轻轻一勾就走出了封尘。大先生大概也是宠过她的，只是那个世道太乱，容不得简简单单的儿女之情。她轻轻一笑，说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年轻女人的。你爸要是不叫你妈收拾收拾，他就皮痒，你妈是给他挠痒痒呢。将来你要是嫁了个比你大许多的男人，你就明白了。

武生撇了撇嘴，说我才不要老男人呢。

小陶哼了一声，说别嘴硬，我可都记着你的话。

老宋很快喊来了拖拉机，众人便都上了车。路上到处在盖房子，隔几步就有新挖的和没填平的坑。拖拉机在坑和坑中间颠簸着，轰隆的马达声里，武生突然有了困意。她趴在父亲的肩膀上昏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一睁眼已经到了灵溪车站。走下拖拉机的时候，她看见父亲灰卡其春秋衫的肩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湿印，那是她的口水。

“武生，要不，咱就不走了吧，有爸在。”宋志成掏出兜里的手帕，擦了擦女儿的嘴角。

眼泪毫无防备地涌了上来，武生赶紧扭过了脸。从拿到签证那一刻起，她就期待着有人说这句话，可是没有，谁也没有。刘邑昌得到消息后立刻报了一个托福培训班，准备花一年的时间攻克外语，争取明年和她在美国相聚。母亲拿着她的签证看了一遍又一遍，喃喃地说美国才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她以为拦阻的话终究会来自外婆，因为外婆是一家人里最守旧的那一个，可是外婆却说想做的事就得趁年轻去做，免得老来后悔。从一开始，父亲在这件事上一直保持着沉默。然而父亲从来话少，她很难从父亲的缄默里猜度他的心思。她只是没想到她期待了很久的一句话，竟会来自向来寡言的父亲。

她虽然一直等着这句话，可是她明白她绝不会被这句话左右，她终究还是要走。她只是想知道有人贴心贴肺地牵挂着她，而不仅仅是拿她当指望。现在她终于讨到了这句话，她突然觉得心落在了实处，她终于可以放心地走了。

武生喑哑地叫了一声爸，却是无话。

宋武生参加完单位的送别晚宴回到宿舍时，发现门上钉的那块豆绿色布帘子被折叠成了一朵大花，而花蕊是一束剪成细波纹形状的彩纸。她就知道刘邑昌已经到了，他有她房间的钥匙。

开门进去，她吃了一惊。灯没开，屋里却不黑，有一股比灯黯淡却比灯厚实的光亮，如化了一半的黄油，浓郁肥腻地绊住了她的脚和她的眼睛，原来是桌子上的两根红烛。蜡烛大概烧过一阵子了，烛芯高了，发出些细碎的爆响，扯着烛光一惊一乍地颤动着，烛泪在白塑料桌布上淌下一堆肥软的残红。窗户蒙上了，可是蒙住玻璃的不是窗帘，而是一块洋红色的纱巾。烛光舔到纱巾上，满屋便溢流着暖烘烘的喜气。

刘邑昌坐在床沿上等她，身上穿了一件白隐格的衬衫。衬衫很新，还带着包装盒的犀利压痕。他手里捧着一个锦缎盒子，脸上流溢着一股刚洗过澡之后湿润松软的潮红。

“给你的，可是你现在不能看。”他把盒子放到了她的枕头底下。

“今天你身上，多少得有一样红。”他的眼神里有一根细细的刺，上上下下地挑剔着武生身上那件湖蓝色的连衣裙。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朵绒布剪叠的红玫瑰，别在了她的前襟。

“坐下来，我们喝一盏交杯酒。”

他把桌子上的两个空杯子都斟满了酒，一杯给她，一杯给自己。他一仰脸，把自己手里的那杯一口饮尽了，将杯底亮给她看。

“明天你就走了，今天这一杯，你怎么也得喝。”他说。

她先前已经和同事喝过酒了，她的酒量浅，那点酒在胃里待得不安生，总有点想兴风作浪的意思。她不想喝，可是她禁不住他眼神的逼促。

“喝过这一杯，我就算娶过你了。有没有那张纸，你走到哪里也是我的女人。”

他喝得太急，那一杯酒刚落进肚子，就泛到了脸上，他连眼睛也红了。

她喜欢他话语里的霸气。他的霸气是一堵结实的高墙，她在里头待得舒适而安全。只是这时她还不知道，她已经把他的霸气做成了一把尺子，她将拿着这把尺子来衡量后来进入她生活的每一个男人。

她喝了一口，喝不下去，放下杯子就去解他的衣扣。他被她的主动吓了一跳，却猝然醒了。他拽住她的手，让她在床沿上坐直了。

“今晚你是新娘，你得像个新娘的样子。”他说。

她低眉敛目，双手交叠着放在腿上，把自己拿捏成一副羞涩矜持的模样，想笑，却强忍住了，颊上的肌肉轻轻地颤了几颤。

世上所有的男女私情都是单行道。她暗自叹息着。他们早就已经跨越了欲望的门槛，见识过了门里的每一条通幽曲径，他们如何还能回到门外，隔着门再重新经历一次不知就里的好奇？

他取下她的发卡，她的头发浓云似的散落在她的肩上。他撩开她的头发，俯下身来吻她。他吻她的肩膀，她的颈脖，她的耳垂，她的脸颊，她的唇。他的舌头像一根火柴，舔到哪里哪里就嗖地燃起一团火。渐渐地，那一团团的火汇集起来，将她的身子烧成了一盏通明透亮的灯。她的身子盛不下那份炙热了，她渴望着被炸成一地碎片。

她终于忍不住呻吟了起来。墙壁薄得像纸，过道里的每一个人，都看见了一个男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用不属于他的钥匙，堂而皇之地打开了她的门。可是，她不在乎。明天一大早，她就要告别这一双双无时无刻地不烙在她脊背上的眼睛。从明天起，她和他们将天各一方，她的路和他们的路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交集的时候。

他开始脱她的衣服。他脱得很细心，一颗一颗小心翼翼地解着她的纽扣，仿佛那是些绵纸糊的空心球，略一用力就会在他的指下爆瘪。他可以复制耐心，也可以复制温存，甚至可以笨拙地复制一丝惶乱，可是熟知了她身体每一根曲线的他，却怎么也不能复制无知。无论走过多少烦琐的铺垫，他终归还是要走回他的熟稔。

那晚他在她的身体里待了很久，他不走，她也不放，她的指甲在他的脊背上留下一条条血痕。他们似乎都想掰下对方身上的一块肉，嵌在自己的身子里带走。

终于完了事，睡意在欲望的余烬中突袭而来，他们在彼此的臂膀中沉沉入睡。

第一个醒来的是武生。武生一睁眼，猝然看见了身边有一个人，吓了一大跳，过了一会儿才把昨夜的事渐渐地想了些起来。蜡烛已经很低了，几乎烧到了底座，烛芯里冒出一丝丝苟延残喘的青烟。黯淡的烛光中他的脸上显出一丝倦容，眉心有一个隐隐的结子，那是离别咬伤的瘢痕。

她突然记起他塞在枕头底下的那件礼物。她翻出那个锦缎盒子，打开来，是一个梨形的景泰蓝制品，梨头上有一个可以扭开的细柄。她轻轻一拧，露出里头一个镂成心形的盒子，盒子里装了一只景泰蓝戒指。

她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和梨谐音的字，心里抽了一下，就把他推醒了。

“你怎么可以，送我梨？你懂不懂送别不送梨探病不送钟的规矩？”她愤怒地嚷了起来。

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怔了一会儿，才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他嘴角一吊，吊出一丝狡黠得意的微笑。

“这梨是简单的梨吗？你没看出来它是样什么容器吗？”他问。

她想了一想，才犹犹豫豫地说：“不就是一个盒子吗？”

他斜了她一眼，说：“你自己仔细体会体会吧，这是什么意思。”

梨盒。

电闪雷鸣之间，她突然醒悟了，这是离合的意思。

她并不知道，这件礼物是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还从同学那里借了钱，托人从友谊商店买的。他本想在他们别后的第一封信里告诉她这件礼物的寓意，可是她赶在他的前头扎破了这个秘密。

她没说话，只是从身后抱住了他，很紧，很紧。

武生从未见过这么大的书橱，从地板一路延伸到天花板，占了整整一面墙。橱门前摆了一架小梯子，专为取高处的书用。书的类别和装帧风格都很杂乱，天文、地理、哲学、历史、美术包罗万象，却不是那种套着皮封摆成整整齐齐一排的装饰版。每一本书似乎都被翻阅过，留在封皮上的指痕已经将它们折旧。

这是武生的导师克劳德·布夏教授的家。这个周末是哥伦比亚纪念日，是开学之后的第一个长周末，导师请了手下所有的研究生到家里吃烧烤。

书橱不是唯一放书的地方，桌子上也铺满了书。看得出来桌子是为了迎客而刚刚整理过的，被一双女人的纤纤细手。书归置成整整齐齐的一摞，电脑屏幕上一尘不染，桌角上摆了一个玻璃花瓶，里头插着从花园里采来的菊花。花瓶前放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女孩十五六岁的样子，男孩略小几岁，两人笑起来，都露出一口银光闪闪的牙箍。照片里的那个母亲披着一头亚麻色的长发，脸颊上有一些淡褐色的雀斑，那是阳光吻过的痕迹。女人也笑，却是和孩子们不同的笑法：女人只用眼睛笑。武生知道这个女人是布夏教授的妻子西琳娜。

布夏教授是八十年代初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西琳娜应该是他在索邦大学时的同学。武生对导师的学术背景了如指掌，这是母亲叮嘱她做的功课。母亲的话她向来打着折扣地听，但这一句话她听完全进去了。布夏教授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和索邦的博士学位，精通四国语言，在来到辛辛那提之前，曾在新西兰的一所大学任教。

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母亲不遗余力地参与了意见，有时甚至啰唆到了武生腻烦的地步。原先武生没有想过文化比较这个专业，母亲说她的法语、英语再加上汉语的背景，会使她在所有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得到奖学金的概率会比别人高出许多，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母亲的先见之明。

武生到美国已经一个多月了，可是她依旧觉得还半悬在空中，没有完全落地。来之前导师已经给她找好了一个单间的公寓，虽然小，却五脏俱全，而且很干净，离学校只有十五分钟的步行路程。房租是一百七十美金，在同类房子里是异乎寻常地便宜，可是武生还是嫌贵。武生的奖学金是六百五十美金，寒暑假停发，九个月的收入要平摊到十二个月，武生不得不精打细算。她曾想过要搬出去和同学同住，再省点房租，可是导师说第一年学业繁重，一个人住学习和休息的效率都要高些。她只好作罢，她只能把掰过的钱掰得再细一点花。即使过得再节俭她也不能抱怨，她知道系里像她这样免了学费又外加奖学金的学生屈指可数。

钱不是她唯一的烦恼，更让她头疼的是英文。英文是她上大学时学的第二外语，够做一般交流，但远不能和她的第一外语法文相比，一到专业课和写学术文章的时候，她就感到了捉襟见肘的窘迫。她现在像海绵一样张开了身上所有的毛孔，拼命地汲取一切可能的学术英文，可是她的英文却容不下她的法文，她觉得英文在一天一天地蚕食着她肚子里本来就是异物的法文。她害怕等她终于自如地运用英文的时候，她却已经丢失了法文，毕竟两样都是外语。

从窗口望出去，外头的太阳极是明艳，把草尖晒成一片接近于白色的浅黄。这是一个俄亥俄州难得的好秋，阳光依旧带着夏天的钩子，啄在身上隐隐生疼。树叶子分不清季节，依旧待在枝头痴痴地等待着第一丝秋风。武生刚从同学那里学到了一个新词，英文里管这种秋老虎天气叫印第安夏天。

烧烤炉的架子上摆满了食物，西琳娜已经拧开了煤气罐，空气里很快就要弥漫起鸡腿、香肠和玉米的香味。草地上很热闹，武生的同学们正在和布夏教授的两个孩子玩飞碟。桑迪很久没见过这么多人了，有些疯，一路追着飞碟从这头跑到那头，时不时猛然起跳，身子在空中划出一道轻浪的弧线，喉咙里发出些半是欢喜半是撒娇的呼噜。桑迪是布夏教授家的狗。

武生的眼睛在书橱里匆匆走了一遍，突然发现了一本法文版的《情人》。这是她在大学里读过的书，只不过那时候读的是删节本。她抽出这本书，站在窗口翻了起来。才翻了几页，突然就翻到了一张照片。是老式照相机拍的黑白照，很小，不到两英寸，颜色已经泛黄，但还看得出是一个年轻的军人，背景是一片看不出地域特色的荒原。军人的五官和军服的细节都已经被岁月磨蚀得模糊了，只有笑容还依旧灿烂真切。

“乔琪娜，你喜欢杜拉斯？”

布夏教授不知什么时候走进了书房。

布夏教授说的是法语。只要不在公众场合，布夏教授常常和武生以及班里几个欧洲背景的学生讲法语。布夏教授是法国人，法国人对英文有一种天然的轻蔑。布夏教授很绅士，把他的轻蔑包装得很是老道，可是再老道也有破绽，逃不过武生的火眼金睛。

“在中国，所有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都要读杜拉斯的小说。”武生说。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你喜不喜欢她的小说。”布夏教授说。

“不喜欢，她太矫情。”

“此话怎讲？”

“世上最有钱的一个男人，遇上了世上最穷的一个女孩，他给钱，她卖身，那都是陈词滥调，只不过角色换了个，施恩的是黄种人，受惠的是白种人。当然，我的喜恶丝毫不影响杜拉斯在中国热销。”

班上的同学背地里谈起布夏教授，都管他叫三W，意思是说他凡事爱刨根问底，随便一句话都要盘查出处（where）道理（why）和用途（how），同他聊天着实费劲，便都有些避着他。只有武生不怕。武生不怕的原因，不是因为她把三W都捋清楚了，而是因为她敢把没想清楚的话扯出唇舌，而且一见情况不妙就能拔腿走人。布夏教授似乎给她留了格外的面子，竟从未追着她给她自己的胡言乱语擦过屁股。众人见了，就暗地议论布夏教授偏爱亚裔学生。当然，这样的话刮不到武生的耳朵中来。

布夏教授哈哈大笑起来，说：“对一个法国人批评一个法国作家，你得当心。我倒是很少见到你这样直言不讳的中国学生。”

“这是谁？”武生指了指手里的那张旧照片问。

布夏教授迟疑了一下，才说：“是我，许多年前。”

武生有些意外，问：“你当过兵？在哪里？”

“在印度支那，杜拉斯小说里的那个地方。”

武生又吃了一惊，说：“怎么法国人也参战了？你是站在哪一边的，美国？还是越南？”

布夏教授把那张照片拿过来，对着窗口的光亮细细地看了起来。他的眼力已经供不上了，他得把照片举得很远。武生发现有一颗流星唰地划过他的眼帘，又瞬间消失了，却已经留下了痕迹，他的脸上有了光擦过之后的温热。

“乔琪娜，假如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想过改变世界，他就是没有心肝。可是到了四十岁，还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那他就是没有脑子。”他说。

他到底还是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他的话很重，一下子把武生砸蒙了，半晌，她才垂头丧气地说：“心肝我是没有指望了，但我还是努力争取有脑子吧。”

两人便一起笑了起来。

“克劳德，别猫在屋里了，快出来晒晒太阳，晚饭马上熟了！”

窗外响起了西琳娜欢快的呼喊声。

武生还在摸钥匙开门的时候，就听见了屋里的电话铃声。冲进去接起来，是电信公司接线生温婉的声音：

“请问你是宋小姐吗？这里有一通从中国打来的对方付款电话……”

接线生尚未报出名字，武生就已经猜到了是刘邑昌，这是这个月的第二次。

他只是遏制不住地想她。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流过来，她手里捏着的那根电话线热得烫手，她甚至觉得话筒随时要在她耳边炸出一个火球。其实她也想他，只是把念想和账单放在天平上一称，念想就已经蔫了一半。

“托福没过，只考了四百五十分。”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很沮丧。

这对他来说是新闻，对她却不是，她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只是成绩比她想象得还要糟糕。刘邑昌语言能力极差，到北京上了七八年的学，至今普通话里还带着家乡方言的生硬烙印。把他的耳朵、眼睛、嘴巴凿磨成可以让英文通行的道路，将会是一个移山填海的硕大工程。

“我又报了一期培训班，这次是在外院，听说那里的通过率比北大高。”他说。

她知道托福班的现价是一百元，这几乎是他一整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那几个小钱，甚至不够他在食堂里吃一份哪怕最简单的伙食。他母亲还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是她不敢问她的病情。这个话题太沉重，她知道她挑不动。临行前她把剩下的几百块人民币全都留给了他，他家是个无底洞，那几张钞票走不了多远的路。

“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提高英文水平？”他焦急地问。

她看了一眼手表，他们在这个话题上已经耽搁了五六分钟。这个月的账单已经来了，上一通电话花了她二十一美金，这一通即便立刻挂断也至少耗费了十美金。除去匀给寒暑假三个月的费用，再除去房租和伙食，这个月的奖学金大概还剩下三四十美金。在离开家的这些日子里，武生已经把心算的本事演绎得炉火纯青。

她叹了一口气，说：“要不我给你写信吧，这个话题三言两语讲不清楚。”她知道他还有话要说，她感觉得到他没说出来的话正在他舌尖上蠢蠢欲动，她却顾不得了，径自挂断了电话。

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了，她以为没挂断，心里有一股怨气腾地蹿了上来，劲道太猛，嘴唇想挡却没挡住，冲出来的时候撞得她腮帮子生疼：

“刘邑昌你知不知道，这是一块七毛五美金一分钟，你这样打下去，我这个月别吃饭了。”

那头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半晌，才传过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乔琪娜，是我，杜克，我在你楼下。”

武生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是连在电话线上的门铃。

她只是在刚到辛辛那提的那个星期给杜克写过一封信，后来就一直没有和他联系，她完全没想到他竟然会来看她。她按了一下开门的键钮，冲进厕所胡乱梳了梳头，还没来得及把口红抹匀，杜克就已经到了门口。

“对不起，我没事先告诉你，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是不是太晚了？”杜克拿着一个大纸箱，犹犹豫豫地站在半开的门外。

“你是怎么来的，开车吗？”武生惊讶地问。

杜克点了点头。

“那要，开多久啊？”武生问。

“早上五点半出发的，没想到长周末路上有这么多的人，出了纽约就堵车，一路堵到这里。”

武生看到杜克眼白里那一根根细细的血丝，暗暗在心里喊了一声皇天，就赶紧让他进屋。他放下纸箱，说了声车里还有东西，便又下了楼，再上来时手里提了两个饱胀得要开裂的黑塑料袋。

“我刚刚买了房子，在曼哈顿。原先公寓里的东西都用不上了，你或许还能派点用场。”杜克说。

武生瞟了一眼杜克放在地板上的东西，塑料袋系着口，看不出里边装的是什么。纸箱子倒是大大敞开着，里头都是些锅碗瓢盆之类的厨房用品。一只炒锅的手柄上，还贴着一张没撕干净的价格标签。武生便知道这是他专门给她买的，不是旧货。她的眼睛再往箱子深处探了一探，发现锅和碗中间的那一小块空地里，居然还塞了几只洗碗用的丝瓜筋。

武生很是感动，想说谢，又觉得那一个谢字反而有些轻薄，搜了半天肠子，最后只说了一句没想到你这么细心。杜克哼了一声，说那当然，我可不像有些人，到了纽约也没想起给老朋友打个电话。

武生无话可回。她在纽约机场转机到辛辛那提，中间其实有半天的空当，她竟然一点也没有想起来要联系杜克。

她问他吃饭了吗？他说吃了，不过那是中饭，我带你出去一起吃个消夜吧。她摇头，说辛辛那提这个鬼地方，哪能跟纽约比？这个时候哪还有什么消夜？算了，不如先喝杯茶，我给你煮碗面。

武生进了厨房打开冰箱，才发现里面几乎空空如也，只剩了一棵白菜和半盒鸡蛋。话已经出了口，也反悔不得，只好硬着头皮下了一碗挂面，扔了几片菜叶子和两个水煮蛋。端出来一看，杜克已经斜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年多没见，杜克还是那副老样子，只是走近些，就看见了他鬓边有几丝变了颜色的头发，那是从黑到白的过渡层。垂在沙发扶手上的那只手依旧五指空空，没有戒指。

武生放下碗，从床上揭下一条毛毯盖在杜克身上。谁知轻轻一碰，他就醒了，揉揉眼，一脸歉意。

“怎么话还没说上一句，就睡着了？”

她把筷子塞进他的手里，说：“你开了一天的车，不困才怪。赶紧把面吃了吧。”

他端起碗来，挑了几挑，就犹犹豫豫地停住了。

“我从小就吃食堂，真的不会做饭，是不是很难吃？”她忐忑地看着他说。

他没绷住，终于扑哧一声笑了，说：“咸得可以腌鸭蛋。”

她赶紧把面端到厨房，倒了些开水进去，把汤冲淡了又端回来，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看起来你离贤妻良母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

“谁稀罕做贤妻良母？”她说。

“不做贤妻良母，那你要做母夜叉，就像刚才电话里那样？”他看着她，依旧一脸坏笑。

她的脸唰地一下子红了，如同是窃贼在钩取钱包的那一刻被人正正地擒住了手。

“有事没事，就打对方付款电话，烦……”她期期艾艾没头没脑地解释着，说了一半就觉得有些后悔，这是一个她并没有准备和他分享的话题。

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吃着面，最后呼噜呼噜地喝完了碗底剩下的那点汤，她知道他是为了不让她难堪。空气突然厚重了起来，呼吸撞上去，仿佛撞上了一堵坚硬的墙，满屋都是回声。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太小气？那个电话……”她把脏碗收拾进了厨房，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嗫嚅地问。

他没回答，只是站起身来，尾随着她进了厨房。他撑着门站着，看着她哗哗地开着龙头洗锅洗碗。厨房很小，她不用回头也知道他就站在她的身后。距离虽近，却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的动作突然僵硬了起来，一不小心，刷锅的铁刷子扎着了她的手。她杀猪似的叫了一声，紧紧捏住了食指。杜克吓了一大跳，掰开她的手一看，不过是条细细的划痕。便从兜里掏出一个创可贴，缠上了，她却依旧还在咝咝地喊痛。

杜克忍不住笑了，说宋武生你是我见过的最最怕疼的一个人，吃奶的孩子都比你能忍。武生说没有办法啊，谁叫我命里欠了人？杜克说不过是疼痛阈值低一点而已，谈得上命不命吗？武生说我出生的时候真的押上了别人的一条命，所以这辈子，连风吹过都会觉得疼，这是我外婆说的。杜克睁大了眼睛，说你杀过人？武生说这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故事，等你睡足了再讲给你听。

杜克就推开武生，说我来洗吧，你别沾水了。武生侧过脸看他，说杜克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随身带着创可贴的人。杜克说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在等着你一一发掘。武生哼了一声，说我说了这是好处吗？杜克说你说不说不要紧，我觉得它是就行。

那一晚，武生留了杜克在家里住。武生的公寓只有一间房，没有厅，武生睡床，杜克睡沙发，中间隔了一扇屏风。屏风是武生花了几块钱在旧货摊上买的，是三屏的日本山水图。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把屏风上的丝绸照得薄如蝉翼，图上的树枝被扯得细细长长的，形同鬼魅。

武生听见杜克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像是没睡，就问：“你们公司的同事都还好吧？”

杜克的公司到头来也没得着那个合作项目的合同。武生想起来，总觉得有那么微微一丝的愧疚，仿佛是她在某一个环节上玩忽了职守。

杜克说我年初就离开了那家公司，现在在华尔街供职。武生就笑，说难怪，要不怎么会买房子呢，一定是大大地加了薪水。杜克说不加我跳什么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武生问是什么样的豪宅啊，你买的？杜克叹气，说你没听说过曼哈顿的房价？不过是比鸟笼略大一些的一房一厅公寓。

杜克就问武生书读得怎么样？武生说辛苦啊，英文跟不上，幸亏导师不错，从不为难人。杜克顿了一顿，才说硕士学位两年就读完了，将来有什么打算？武生沉默了。杜克忍不住又问你想没想过留在美国？武生无精打采地说我现在愁的是能不能顺利毕业，哪有精力考虑去留这样大的事情？

两人便都安静了下来，武生在等着杜克的鼾声响起。在武生的记忆里，所有的男人，她爸、刘邑昌，还有去年跟她一起来美国出差的同事们，睡觉都无一例外地打呼噜。可是杜克那里却迟迟没有响动。她不知道是他没睡着，还是他压根儿就不打呼噜。她等着等着，就把自己等得醒醒的，睡意全无。

杜克果然还醒着，正沉沉地想着心事。杜克的心事在这个过于静谧的夜晚里满屋爬行，他几乎害怕那嘈杂的声响会惊动了武生。他在思忖着是否要告诉她他跳槽的真正原因。其实去年武生刚离开纽约回国，他就动了离职的心思。公司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项目的工作人员不能和合作方成员发生感情纠葛。他的公司和武生的设计院商谈的是一个巨额合作项目，假若事成，收入可以维持一整个公司好几年的运营。他不想戴着镣铐去找武生，于是他最终决定离开公司。只是在两份工作的间隙里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在他悄悄地计划着动身去北京看武生的时候，武生却先他一步来到了美国。

尽管他知道她不是为他来的美国，她甚至对他的心思一无所知，他还是忍不住暗自欢喜。她总算把脚跨过了太平洋，现在她离他毕竟只有一州之隔。真正让他看到希望的不是她，而是那个不停地给她打对方付款电话的男人。他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需要知道，因为他已经凭直觉猜到了那个男人的年轻和愚蠢。感情的绳子最初的时候也许是粗壮的，可是却经不起时间和距离的拉扯，渐渐地，它终将被扯得稀薄而露出破绽。那个男人太懒也太自信，过早地把自己的重量挂在了那根靠不住的绳索上。和那个男人相比，他有一样他没有的好处：他就在武生触手可及的地方。他在年华上输了的东西，兴许能在距离上赢回来。

“假若我是他，真想你了，砸锅卖铁，哪怕卖血，也会自己花钱给你打电话。”

杜克突然在静默中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他的心事竟然自行其是地爬出了他的嘴唇。

武生怔了一怔，半晌才醒悟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他的话在她的心尖上戳了一个洞，她身子疼得抽了一抽。

不，洞不是他戳的。洞其实一直就在，他不过是提醒了她而已。

武生拿着那份史密斯教授批改过的文章站在布夏教授跟前时，神情万分沮丧。

武生这个学期选修的五门课，成绩都在B+和B中间徘徊，而手中这门欧洲艺术史课，期末文章的批分是C+。这篇文章占学期总成绩的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这门课的最后分数会是B－。她知道学校的规定，如果研究生有一门课程成绩低于B，将会被取消奖学金资格。奖学金是她在美国唯一的一条绳子，那上面吊着的不仅是她的脸面，还有全部生计。

布夏教授正趴在办公桌上看学生的考卷。这是一年里最忙的时节，大考刚过，寒假即将开始，除了改卷批分之外，家里通常还有一个庞大的圣诞度假计划在等候着执行。布夏教授今年要带全家人去巴黎和岳父岳母一起过圣诞，节后再和孩子们去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滑雪。他现在正努力地在堆积如山的考卷里钻出一条通道，好尽快回家打点行装，准备旅途中所需要的种种烦琐。

这会儿不是系里规定的问答时间，武生也没有事先预约，可是她手里的事实在十万火急，她等不起。她推开办公室的门，期期艾艾地问了一声可以吗？就不知所措地愣在了那里。

布夏教授抬头看了她一眼，这一眼看得很慢很恍惚，仿佛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楚了她到底是谁，脸上方渐渐绽开一丝裂纹。

“什么事，请说。”他说。

布夏教授今天看上去和平常有些不同。今天他似乎起了床就直接跑到学校来了，一绺额发耷拉在两条眉毛之间，衬衫的领子松松地咧着口，颧骨上有一片没洗干净的墨汁似的阴影。布夏教授今天从神色到衣装到声音，看起来都像是一个被老婆赶出家门的倒霉男人。

在美国，每一块钱都不是好挣的。武生突然想起了杜克说过的一句话。

武生结结巴巴地把事情说了一遍。她知道这事的权利在任课老师手里，导师未必使得上劲，可是她没有办法——除了导师，她再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人。

布夏教授慢慢地看完了武生手里的那篇文章，沉吟半晌，才说其实文章论点挺好，只是没有表述清楚，还是你的英文写作能力不够。你下学期去英文系选一门写作课程，保证达到B以上的成绩。以这个为前提去和史密斯教授谈一谈，看他能不能答应给你一个“未完成”的评分，待到下学期再重修一遍这门课程。这样，你的成绩单上就不会出现B以下的成绩。

武生觉得她那个硬木箍成的脑袋瓜子突然松了一条缝，她看见了一丝光。棋，这整个学术机制不过是一盘棋，而布夏教授熟知每一枚棋子的位置。他巧手轻轻一拨，一盘顶得死死的棋一下子就走活了。武生匆匆说了一句谢谢，拔腿就往外走，她得赶在史密斯教授回家之前谈妥这事，一旦总成绩定下来，就再也没有通融的余地了。

“不用着急，下午系里有教务会议，四点以前他不会走的。”布夏教授说。

武生听出了导师语气里的挽留，就转回来，用眼睛问了一句有事吗？

他没有说话，可是她知道他有话。武生的肌肉开始紧张地收缩。

天，别再节外生枝。武生暗想。

“你圣诞节怎么过？”半晌，他才问。

武生没想到是这个话题，便一下子放了心。

“中国学生会有个聚餐。”她说。

他的目光像一把刷子，一遍一遍地在她身上刷着。她感觉呼吸有些不畅。

“这个圣诞节，我们很早就计划了。希望明年圣诞，你们几个无家可归的国际学生，能在我们家里过节。”他说。

“这么多人？”武生想起了哥伦比亚纪念日那天的烧烤。

他宽容地看了她一眼，仿佛在说你这个傻孩子。

“我家不够大吗？难道容不下你们？”他问。

“不是的，我只是想，为什么？”

这句话武生只说出了一半，就咽了回去。她知道质疑在这个时候是一种粗鲁。明年还是很遥远的事，还要走过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她用不着在今天就预先押上她的态度。于是她笑了一笑，含含混混地说了一声谢谢。

“我这里，有一张去纽约的灰狗套票，长途汽车外加三天的旅馆住宿。原本是我儿子要去看他表哥的，现在我们改了行程。如果你没有别的计划，可以拿去用，假期里出去走一走。”布夏教授递给武生一个信封。

他看出了她的犹豫，就说期限是一月底，如果你不用，就浪费了。

武生这才接过了信封。

“你在纽约有朋友吗？”他问。

武生一下子想起了杜克，就点点头，说：“算是吧。”

“那就好，叫你朋友带你去时代广场听新年钟声，那是纽约人的传统。”

武生把信封放进书包，正要走，却被布夏教授叫住了。

“乔琪娜，我注意到了，你手上戴了一只很有意思的手表。”他说。

武生哦了一声，说：“那是只老掉牙的表，是我妈给我的，难看死了。我自己的表电池没了还没来得及换，就拿这只先用几天。”

“你能拿下来，让我看一眼吗？”布夏教授问。

武生把表取下来，他戴上老花镜，把它放到台灯跟前，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

“这是1957年版的欧米茄海马系列表中的一只。当时全世界已经有了多种名贵手表，只是还没有几只能经得起水的考验。1932年，欧米茄推出全球首枚为潜水员而设计的腕表，这个品牌就成了专业潜水表的代表。早期的海洋探险活动中，许多冒险家就是戴着欧米茄表潜入深海的。你这只‘难看死了’的手表，在当时是西方每一个爱探险的男孩子的梦想。”

武生忍不住笑了，说教授没想到你对钟表这么在行。布夏教授说我外公的家族有人在巴黎开钟表店，我从小听说过很多关于名表的故事。武生拿过表，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说听你这么一讲，我倒舍不得随便戴这只表了。

布夏教授把头重新埋进了考卷里，武生不知道她到底该走还是该留。布夏教授今天举止有些古怪，仿佛用一只眼睛挽留她，又用另一只眼睛暗示她走。

“乔琪娜，你还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的家庭背景，比如你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突然抬头问她。

她有些惊讶，又渐渐觉得坦然。他和学生们在一起时，经常谈起他的妻子儿女，而他们也时时提及自己的家庭，只是她还没有融入他们的随意之中。

“我妈妈是个服装设计师，更确切地说，是个面料设计师。”她说。

“还有呢？”他似乎不过瘾。

“跟别人的妈妈也没什么区别，爱唠叨，管得很紧。”

武生后来还用了一个形容词，是“犹太式母亲”。这是她刚刚学会的新词，她为自己的活学活用暗自得意。

布夏教授笑了，说：“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在儿女心目中多少都有一点像犹太母亲，你烦的是这个，爱的也是这个。那么你父亲呢？”

武生突然就想起了出国后第一回给家里打电话时的情形。国际话费太贵，她到美国三个星期之后，才给家里打了第一个电话，是父亲接的。他刚喂了一声，她就哭了。她其实是想告诉父亲她在美国过得很好，现在她住的公寓楼道里，再也不会有人盯着她，看她早上出门穿的是什么衣服，晚上回家带进了什么人；她的生活环境很安静，周一到周四四天上课，接着就是三天的自由安排。这三天如果她不出门，基本不会有找她的电话铃声。周一再出门时，她说话会有些艰难，因为她已经三天不曾开过口；她也想告诉父亲：她现在终于可以天天洗热水澡了，想什么时候洗头就什么时候洗头。只是洗完澡洗完头，再也不会像在北京那样，披头散发地去街角的副食店买一罐酸奶，或是拉个同事去单位边上的那家小放映厅，看一场从情节到对话都十分拙劣的电影，一边放肆地嘲笑着影片里漏洞百出的桥段，一边毕毕剥剥地满地吐瓜子皮。她原本是想好好和父亲说一说美国的新鲜事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每一句话涌到喉咙口，都化成了滔滔的泪水。也不知哭了多久，才听见父亲在那头说：“宝贝，快别哭了，电话费太贵。”

那天放下电话，她还哭了很久很久。

他叫她“宝贝”，那是小时候他扛着她去动物园看猴子老虎时的称呼。这么些年了，他突然把这个称呼从尘埃里翻出来，她听了，突然就软成了一摊水。

武生从书包里捻出一张面巾纸，擦了擦眼角。

“对不起，教授，我只是有点想家。”武生说。

“你似乎，和父亲很亲近，是吗？”他问。

她想说是的，可是她不敢开口，她怕她一开口嗓音就会露出破绽。

“慢慢地，就好了。”布夏教授说，“从前我在国外读书，也是一样。”

布夏教授疲惫地摊开了一份新的考卷，武生知道这一回她真是该走了。

走到了楼道里，她突然听见他又喊了她一声。

“乔琪娜，等我度假回来，再找个时间，和你认真谈谈，有些事。”他欲言又止。

武生的心倏地紧了一紧：“是奖学金的事吗？”

他愕然地看了她一眼，半晌，才明白了她的心思。

“你放心吧，奖学金不会有问题。”他说。

武生如释重负。虽然她还不知道和史密斯教授谈话会产生什么最终结果，但从导师的语气里她听出了胜算的概率。和刚才进门时的心情相比，现在简直可以说是雨过天晴。

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办。她想。和史密斯教授谈完之后，她要立即赶回家，因为她有三封信要写，而且必须在四点之前投进邮筒。这个时节邮局很是繁忙，她要保证她的信能赶在元旦之前抵达目的地。

第一封信是给家里的，算是新年祝福。

第二封信是给刘邑昌的，也是新年祝福，但不只是新年祝福。她还要告诉他，不要在单位里等她的电话了—— 她原先和他约好在元旦那天通话。

第三封信是给杜克的，她要问他有没有空陪她去时代广场辞岁。

五，四，三，二，一。

一颗硕大而璀璨的水晶球缓缓落地，哗啦一声将旧岁碾成齑粉。音乐声，歌声，欢呼声……这些声响渐渐地失去了各自的边界，混成一团像云也像气的东西，把武生紧紧裹住，她觉得双脚不知什么时候就离了地。她站在半空往下看，看见了一地的色彩和光亮。人群分流成一个一个小方块，方块的边界在随时变更合并着，每一个人都在和身边的人握手、拥抱、亲吻。她恍惚看见杜克拉着一个身穿蓝色羽绒服的女孩子，在人群中间的狭小空隙里鱼一样地游动。其实杜克是想拥抱那个女孩的，可是女孩的嘴角上吊着一丝看不出是邀请还是拒绝的微笑，一下子拦住了他的胆气。天很冷，两人的鼻尖上都有一块红斑，呼吸在冒着火车头一样的白气。杜克摘下自己的羊绒围巾，围在女孩的脖子和下颌处，女孩一下子就丢失了半张脸，只露出两只点漆似的明眸。

武生这时才醒悟过来，被杜克牵着的那个女孩原来是自己。

这是一个独属于纽约的火树银花不眠之夜。这是人生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的记忆：没有是缺憾，多有是画蛇添足，任何的叠加和重复只能使最初的印迹变得模糊。

亲爱的快来干一杯，

为过去的好时光；

来为那友谊干一杯，

为过去的好时光……

广场上的人震耳欲聋地唱起了罗伯特·彭斯的老歌。武生还不到二十六岁，远未到怀旧伤感的时节，老去是个陌生的怪兽，此刻还匍匐在她视野不及的远处。然而，今夜的纽约，突然让她听见了时光的脚步。

“你许个什么样的愿，今夜？”杜克趴在她的耳边，大声问道。

她咚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感到了脚指头的僵冷。

她很贪婪，她有太多的愿望。她希望父母外婆长生不老，她希望她每一科成绩都能保持在B以上，她希望刘邑昌能考过托福……想到这里她吃了一惊，这个夜晚直到这一刻她才想起了刘邑昌。在美国的这些日子，她有太多的事等不及要讲给他听。电话太贵，信又太慢，片刻不停一去一回也要一个月，收到回信时早已时过境迁，当时炽烈的情绪已经成为恍若隔世的惘然。她需要他的时候，他遥不可及。他需要她的时候，她也一样。才几个月的时光，他们就已经不再是彼此生命中那份随时存取的依赖。写出“天涯若比邻”诗句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天涯之别，就是从未真正有过知己。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武生趴在杜克的耳边，大声嚷了一句。他知道她说的不是实话，可是在这样一个夜晚里没有人需要实话。两人不约而同哈哈大笑起来。

“你呢，你的新年愿望？”武生问。

“要听实话吗？”他反问。

“千万不要。”她说。

他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说：“我希望我的小屋里，能有一个同住的人。”

她知道这是一句实话。实话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夜晚很不合时宜，太一本正经也太沉重，她知道她不能接应，一接就是错。于是她一笑了之。

但是她不知道这就是杜克曲折委婉的求婚。

杜克至今无法理清他对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在他三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并不是没有遇见过心仪的女子，可是几乎每一次都是在即将进入正题的时候节外生枝。上大学，服兵役，出国，搬到纽约就业……每一次感情的枝条刚抽出第一片芽叶，就会因异地分离而猝然夭折，生活似乎进入了一个被施了莫名诅咒的怪圈。父亲虽然没有责怪过他，但他知道父亲对自己的迟迟未婚深感失望。他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父亲临终前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抓住他，直至僵冷依旧不肯放开。父亲死后，他才知晓家里为筹集他出国所需的款项借了这么多的债，至今他还在用薪水填补着这个天一样大的空缺。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深深自责，觉得自己是只肥硕的蛀虫，不仅蛀空了家里的基业，也蛀空了父亲对他的期望。

其实他很清楚父亲未了的遗愿。父亲希望他能娶一个外省女子，最好老家在江南那一带的，将来好和他一同回乡祭祖。父亲虽然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但却对故土念念不忘。父亲在老兵回乡还未成为一声口号一个运动时，就已经在想方设法怎样偷偷绕道到大陆探亲。

可是他爱上武生却不是因为父亲的心愿。事实上他在第一眼见到江南女子宋武生的时候，心里想都不曾想过父亲，他只是脑子一片空白地栽进了眼目挖掘的深坑之中。刚开始他只是看见了她的美，她的美如利刃一下子刺瞎了他的眼睛，其他的感官也紧跟着一一失灵。后来它们渐渐复苏，他才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任性，比如刁蛮，比如娇气。这些东西如荷叶上的青虫玫瑰上的刺，把飘在半空的美落在了实处，叫他知道了她的真。这一次他是真真切切地动了心的，他若再错过她就可能永远错过了生命之树开花结果的季节。他遥遥地忧心忡忡地望着她，只觉得她是一件技艺超群的工匠手里生成的名瓷，一样纯青的炉火里烧就的玻璃珍品，他略出一口大气就会把她变成一地永远无法修复的碎片。热切的欲念在恐惧的高压里行走过后，只剩下了颤颤巍巍小心谨慎的言行。

广场上的人渐渐散去。不，不是散去，而是离开，这个夜晚没有人愿意那么早散去。人群只是从广场流入了大街小巷的每一家酒吧，他们将在那里喝完窖藏的每一瓶酒，在收音机播放的每一首乐曲的间隙里，无伤大雅地发一发对旧年的种种牢骚，然后在酩酊大醉中慢慢滋生出对新年的星星点点期望。

武生坐在地铁里，听着车轮在铁轨上擦出咣当咣当的声响，看着满是涂鸦的墙壁被车速拉成一块块色带和光斑在她眼前飞闪而过，身子慢慢地暖和了上来，冻僵的手脚开始在手套和鞋子里热烧火燎地复苏。肚子嗷地叫了一声，她感到了饿。

“别去旅馆了，到我家来吧，我给你煮全台湾最好的牛肉面。肉炖了一天了，烂得像糊糊，保证沾到舌头就化。”杜克说。

武生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她只是闭上了眼睛靠在椅背上养神。

“杜克你不可以对我太好，我给不起，你要的东西。”半晌，她才说。

他没回答。她感到了她的脚在动，睁开眼睛，才发现他正俯着身子，用手套擦她靴子上的泥。一下，一下，又一下。

“你并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给不给得起。”

他终于把她的靴子擦干净了，抬起头来，看见了她脸上半睡半醒的朦胧笑意。

武生在学校的教工俱乐部等了布夏教授一下午，也没等到人。

两天前，她在学校的邮箱里收到布夏教授留下的一个便条，约她这天在教工俱乐部见面。收到条子时武生觉得有些奇怪：她这学期选了导师的一门课，几乎隔天就能在课堂里见到他的面，见面时他什么也没说，却偏偏要留张条子约她。圣诞节前导师就说过有些事要找机会和她谈一谈，一句话折腾得她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一整个寒假她把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都在脑子里罗列了无数遍，开学的时候她藏了一肚子的问号想问他，可是一待见了面，却发现他仿佛已经忘记了他说过的话。武生刚把这事放下了，却又收到了他约见的便条。

武生没等到人，沮丧地回了家，心想上课见到他一定得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知第二天布夏教授并没有来上课。学生们等了他半个小时，系秘书凯西才进了教室，告诉大家刚收到布夏夫人的电话，说布夏教授这天清晨突发大面积中风，正在医院抢救，课程临时取消。

几天后，武生正在家里做晚饭，就听见有人敲门，是房东。这才猛然醒悟，开学后学校里的事情太多太乱，她竟忘了交房租，而且已经晚了十余天。就赶紧进屋取出支票本，写了一张一百七十美金的支票。可是房东拿了支票，却不肯走。

“你还欠我一百三十块钱，乔琪娜。”房东说。

“不会的，我每个月写的都是这个数目。”武生说。

“不错，那是因为月月都有人替你另付一百三十块钱。这个月我联系不上那个人了，没办法了才来找你。”

武生吃了一惊，说：“怎么可能？”

房东急了，说：“你这样一个单人套间，怎么可能才一百七十块钱的租金？你走到大街上问问去，别说辛辛那提城里，就是全世界也不会有这个价钱。你要是不信，我给你拿租约来看，白纸黑字是三百块钱。”

武生一下子傻了眼，合同是导师替她签的，她从未见过租约。

“那个替我付钱的人，是谁？”武生问。

房东支支吾吾地，面有难色：“我答应了人家，不能披露他的身份。”

“我要是不明就里，怎么能胡乱付你这笔钱？”武生嚷道。

房东无奈，只好百般不情愿地说：“是一个叫克劳德·布夏的先生，他不让我告诉你。”

武生虽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谱，可等到房东真的说出这个名字时，她还是愣住了。

“这会儿时机不错，他午睡刚醒，精神还好，没发脾气。”

一位黑人女护士把武生领进了康复病房。

“他常发脾气吗？”武生忍不住问。

护士呵呵地笑了，脸颊上的赘肉水波纹似的颤动起来：“相信我，待不了多久，他就能教会你怎么写脾气这个词。”

护士指了指墙上一个红色键钮，说：“有情况马上按铃。”便带上了门，把武生独自留给了病人。

武生第一眼差点没认出他来，他的身子似乎一下子缩了水，小小的，松松垮垮地陷在一张气势庞大的轮椅中，蓝色条纹的病员服底下隐隐爬着一条枯瘦无力的蛇，那是他还能稍稍动弹的一只胳膊。

“布夏教授，你好吗？”

武生蹲下来，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可以和他平视的位置，然后轻轻地捏住了他的手，神情自然熟稔，仿佛她一辈子从来就没有以别的姿势和他对话过。疾病的巴掌轻轻一动，就彻底地抹去了隔在她和他中间的一切障碍，现在她可以眼睛眨也不眨地一脚跨进他的领地。此刻在她眼中他既不是教授也不是男人，他只不过是一个被疾病狠狠地狙击了的老人。

他的手指在她的掌心动了一动，他想握得更紧，可是他没有力气，醒着的脑子指挥不动睡着的躯体。他含混不清地呜噜了一声，她听不清楚他到底想说yes还是no，一条细细的闪闪发光的口涎从他合不拢的嘴角里慢慢地流了下来。她从柜子上扯下一张纸巾，他侧过了脸想躲避她的触碰，那是他的自尊。可是不听使唤的肉体扛不住沉重的自尊，自尊落在地上，玻璃杯似的摔得粉碎。武生突然有点想哭。

她把她带来的那盆花放到了窗台上。阳光正好，把花尖子上的水滴映照得犹如闪闪发光的金珠。窗台和床头柜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看得出在她之前这里已经来过了许多探望他的人。她那盆小小的粉红色的米花，在那些娇艳欲滴的玫瑰、康乃馨、郁金香堆里显得有些寒酸，可是这已经是她能买得起的最好的花了。这个月突然多出的那一百三十块钱的房租，一下子打破了她的收支平衡，她意想不到地陷入了一道几乎无法翻越的赤字鸿沟。

等到那些花都谢了的时候，我的米花还能在泥土里活得很久很久。武生暗想。这是她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替我付房租？”她问他。

问完了她就感觉滑稽，他不可能回答她的问题，至少现在不能，兴许永远不能。医生说这次中风对他大脑的语言处理中心造成了大面积的伤害，能否康复，康复到什么程度，只能指望上帝的心情了。

他又含混不清地呜噜了几声，脸涨得绯红。武生猜出他有话要说。他的话如同一条困身很久的蚯蚓，孱弱无力地想穿越脑子里那片塞满了淤血的泥泞之地。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无望，便选择了放弃。他只是用眼神示意着武生，食指微微地跷了一跷。顺着他指的那个方向，武生看见了墙角衣架上挂着的那件格子呢西装。

武生取下西装，放到他膝盖上。他又跷了跷食指，武生以为他要穿，就把西装披到他的肩膀上。他迟缓地摇了摇头，她把衣服取下来，茫然地看着他，不知所措。他盯着她的手，下颌动了一动。电闪雷鸣之间，她猛然明白了他要她去掏衣服的兜。她翻了翻西服上的两个口袋，一个是空的，另一个装了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她把手帕拿出来递给他，他突然嗷的一声狮子似的嘶吼了起来，脸皮紫涨成了两片猪肝，眼里露出刀子般的凶光，那是被囚禁在肉体里的脑子发出的愤怒呐喊。脑子还不习惯失去自由的囚徒生涯，它亟待越狱。还要过很久，它才能慢慢地意识到高墙四壁将会是它的永久居所，到那时它才会把自己和监狱磨合成一种木知木觉的相安。

武生吓了一大跳，正想按墙上那个红色键钮，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不是护士，而是西琳娜。

“嘘，克劳德，可怜的孩子，乖乖，安静。”西琳娜把他搂进她的怀里，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

西琳娜的怀抱像一张无比温软的眠床，武生看见他的怒气正在一丝一丝地消散，终于他成了一块泄完了气的皮子，服服帖帖地黏在了她身上。

“乔琪娜，你先离开，克劳德需要休息。”西琳娜对武生说。

武生一辈子也不会知道，那天布夏教授如此着急地让她做的事，其实就是从西服的暗兜里拿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是一个被岁月侵蚀得锈迹斑斑的万金油盒子，里边装了一小撮看上去像干草一样的东西—— 那是很多年前一个中国女孩剪下来的青丝。

那天武生在布夏教授的心思里走了九十九步路，却还是没走到那最后的一步。

“他出生时的名字叫黄文灿，克劳德·布夏是他到法国之后才改的名字，布夏是他母亲的姓。”

西琳娜坐在一只高脚凳上，一边抽烟，一边对武生说。

“布夏教授不是法国人？”武生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那得看你怎么理解，他母亲是法国人，而他父亲是地地道道的越南人。”

武生终于明白了：布夏教授脸上一些无法解释的特征，原来是两股血液激烈厮杀之后的妥协结果。

看得出来西琳娜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她和武生的对话不停地被熟人的招呼所打断。

“是的，辛迪，克劳德现在稳定一些了，已经转到康复治疗中心了。”

“谢谢你惦着他，莱瑞。下一步我们还没想好到底是回家还是找家疗养院。克劳德当然愿意回家，谁吃得惯医院的那些猪食呢？天天如此，比婚姻还叫人乏味。可是，我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这第三个会比那两个事儿更多。”

“请个菲佣？这个主意我倒从来没想过。我回去跟孩子们商量商量，你知道孩子们不习惯家里有个陌生人。”

西琳娜说起丈夫的病情来，神情平静得如同在谈论家里一只不小心摔断了腿的狗，或是一头刚做完绝育手术的猫。可是她的平静是一只在箱子里压了很久的中国瓷盘，仔细一看就能看出底下头发丝一样的裂纹。

“克劳德一直都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我说的一直，是指南北越统一之前。可是越南成为一体之后，他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他不想看到的一面。他的理想刚刚实现就破碎了，仿佛是一夜之间。”

西琳娜在说“一夜之间”的时候，打了个响指，像是狠狠弹出了两指之间的一只苍蝇。

“于是他就离开了越南，来到他母亲的祖国法兰西。”

武生默默地坐在西琳娜对面，小口小口地啜着西琳娜给她要的墨西哥咖啡。她平日极少喝咖啡，她的舌头还没学会品尝那股深藏在苦涩之后的香味，她只觉得苦。她已经隐隐感到西琳娜的话语里有一股暗流正朝她涌过来，虽然她还不能判断这场对话会把她带到哪里，她却非常清楚西琳娜今天约她出来，绝对不仅仅是想请她喝一杯咖啡，或是谈一谈她丈夫早已烟消云散的社会理想。

“克劳德来到法国的时候，已经心灰意懒，但是他没有忘记他在上海留学时爱上的那个中国姑娘。他一直在试图联系她，可是那时候你们国家正在进行一场疯狂的‘文化革命’，所有与外界的联络都已经中断。直到1979年，他的信才最终抵达她手中，那时她已经结婚十二年，而我们的女儿也刚刚学会走路。”

天！武生暗暗地喊了一声。西琳娜的话里有一只手，像章鱼的爪子，正缓缓地伸向她的生活轨迹。她还看不清那只手，可是她已经觉出了它渐渐逼近的热气。

“这些事，和我有关系吗，西琳娜？”武生问。

西琳娜没有回答，只是打开了手提包，开始摸摸索索地翻找东西。西琳娜的手提包很大，也藏了很多东西，她把它们一一地倒在咖啡桌上，有唇膏、粉饼、梳子、钢笔、各式各样的钥匙、开车库门的遥控器、装着零散硬币的小钱包、支票本，还有一本厚厚的通讯录，上面潦草地记着兽医诊所的地址、孩子学校老师的电话号码、儿科专家，还有箍牙医生的联系方式，等等。

一个彻头彻尾的家庭妇女。武生想。西琳娜和她的丈夫一样，具有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只是她把她学来的全部知识，都用在了管理她的丈夫和儿女上。

西琳娜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面化妆用的小镜子。她用袖子擦了擦镜面，把镜子举到武生面前，说照一照你的脸，乔琪娜。武生偏过了头。她知道她的眼角刚刚生出了第一丝皱纹，眼窝底下有两块青斑。她缺钱，缺觉，也缺爱。她此刻看上去像一个怨妇一样地干涩呆滞，心情萎靡得如同一件被雨水淋湿的旧衣服。

早上西琳娜约她出来喝咖啡的时候，她刚刚收到了刘邑昌寄来的两封信。信是一先一后隔着两天写的，却在同一天送到她手里。第一封是噩耗，第二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一封告知托福再次失利，第二封要她十万火急地寄一张美金汇票，用来支付第三次托福考试的费用。第二封信的信封上画了三根鸡毛，信里的内容原本是想在电话上说的，可是武生最近已经拒绝了他两次对方付款的通话要求。武生看完后把两封信都撕了，可是她撕的只是信肉，信的幽灵却依旧活着，时不时地跑出来在她心里咬上一口。

“你觉得，你长得像一个血统纯正的普通中国人吗？”西琳娜依旧耐心地举着镜子。

武生摇了摇头。从小到大，她和母亲一样，都有一个影子般无法摆脱的绰号。母亲是“老虎灶西施”，她是“洋囡囡”。

“你觉得，你是从哪里，继承了这样的眼窝和卷发？”西琳娜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显然不是从你母亲那里。”

武生的心停跳了一拍，世界猝然间变成了一部没有色彩的黑白电影。

“从你上大学开始，你母亲就频繁地来信，和克劳德商量你出国留学的事情。”

“你是说，我出国的事是我妈妈安排的？”武生的眉毛高高地挑了一挑。

“当然。只是她没想告诉克劳德关于你身世的真相，她是想对他永远隐瞒下去的，为了那个一直扮演着你父亲角色的男人。可是克劳德看到你入学申请表上的出生日期，就起了疑心。而当你真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所有的怀疑立刻烟消云散，他准确无误地知道了，你就是他的女儿。”

西琳娜的嘴唇一张一合，从那里爬出来的声音突然变得边缘模糊难以辨认，如蝇子似的在武生的耳膜上撞来撞去，撞出轰轰的噪音。

“你知道你的那份奖学金是怎么来的？你研究过评审标准吗？‘给一位来自亚洲，专业背景在文史哲方面的女性申请人；她必须掌握三门以上的语言，其中一门必须是英文或法文，另外两门中有一门必须是东方语种（比如中文或日本文）；具有一年以上相应工作经验者予以优先考虑。’你不觉得这个标准有些令人可疑地与你相符，只要签上你的名字，立刻就能成为你的衣服吗？”

“你是说，我不是通过正规渠道申请到奖学金的？”武生喃喃地问。

“那得看你怎么理解‘正规’。你的那份奖学金，是克劳德动用了他的私人积蓄，用匿名的方式向学校捐款建立的。这是短期的奖学金，为期五年，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帮助一名学生完成博士学位。当然，甄选的渠道都很正规，因为没有人会比你更贴近这个为你量身定制的标准。无论是学校里还是系里，都没有人对此产生过任何质疑，克劳德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

西琳娜仰头轻轻地吐了几口烟。一个个圆圈从她的嘴唇里挤出来，小小的，紧紧的，慢慢地升腾到半空，就肥了，松了，涣散成一团慵懒的雾气，最后撞碎在天花板上。

“可是自从见到你之后，他就再也管不住自己，他只想和你相认，他一度甚至想把你接到家里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生活。这不仅违背你母亲的意愿，也违背了他当初对我的承诺。我没有反对他资助你读书，因为我理解他想报答那个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从自己牙缝里省出食物来帮助他的中国女孩。可是我不同意他出面认你，你能想象我两个孩子的反应吗？他们正处在人生最脆弱尴尬的成长阶段。

“后来我知道他约了你见面，铁了心要跟你道出真相，不顾我的坚决反对。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提出如果他一意孤行，我将带着孩子离开家。那晚的争吵之后他没有回到卧室，而是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夜。早上我起来上厕所时，发现他躺在过道的地板上。”

西琳娜说这话的时候身子颤了一颤，眼中飞过一只黑色的蛾子，蛾子的翅膀一扑一扇，遮暗了瞳仁里的一切光亮。武生知道那只蛾子的名字叫负疚。

“我知道，我要为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付上一辈子的代价，这是命。可是你不同。”西琳娜说，“虽然这件事的源头是你，可是你并不知情，至少在那个时候。而且，你并未要求过以那样的方式出生。”

武生渐渐从震惊的瓦砾中把自己一点一滴地刨掘出来，她终于清醒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你要我怎么做，布夏夫人？”武生突然发现她已经改变了对西琳娜的称谓。

“克劳德不能再见到你了。上次你走后，他闹了很久，病情越发严重了，医生说他不能再经受任何刺激。况且，克劳德已经不能回到讲台了。他现在不拿薪水，只拿病休保险金，我可能得出去找一份工作来补贴家用，我们家毕竟还有两个在几年之内就要上大学的孩子。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们不可能再资助你的生活费用了。”西琳娜说。

武生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屋外走去。她曾多次嘲笑过那些俗不可耐的电影桥段，遭受了重创的男女主人公总会在一场大雨中踯躅街头，没想到今天她竟然也遇上了这样落俗的一场雨。走出咖啡馆时压在她头顶的一片肥云，就在她走到街角的时候化成了滂沱大雨。那雨不是点，也不是丝，而是一根根镶着铁钉的鞭子，一下一下地抽得她身上满是窟窿。可是此刻她的神经仿佛蒙上了一层岩石般粗糙厚实的茧皮，她竟然不知冷也不知疼。早上出门时虽然也累，也有一万件烦心的事，脚却还是实实地踩在地上的。可是这会儿往家走的时候，她突然丢了脚，只剩下身子被雨推搡着鬼魂似的飘浮在空寂无人的街路。

原来她的生命从出娘胎那一刻起，就是一个遮天蔽日的谎言。她的母亲、她的外婆，还有那个她一直以为是父亲的人，在这二十六年里，都合着伙儿蒙住她的眼睛，叫她看不见那些有关她身世的蛛丝马迹。她生命的基石是个大虚妄，所有后来发生的事，都不过是从那个大虚妄里长出来的小虚妄，她现在再也不知道那里头到底有没有一样是真实发生过的。谎言没有脚，谎言站不住，一阵风来雨去，她的人生就坍塌成了一堆乱石。

武生恍恍惚惚地走回了家，呆呆地站在屋子中间，竟不知脱下湿透了的大衣，任凭衣服上的雨水在地板上淌成一个污浊的圆圈。她觉得出奇的热，又出奇的冷。心里有一股烈焰，沿着血管筋络哧哧地燃烧着，仿佛要把她烧成焦炭。而身子里又有一股寒气，顺着她的毛孔咝咝地渗出，要把她的血肉冻成冰坨。她在冰和火的夹击中瑟瑟地发起抖来，但她还不知道这是高烧的前兆。

就在瘫倒在床上的前一刻，她拨通了一个电话。她听着自己的声音走出嘴唇，钻进话筒，明明是经过了脑袋的，脑袋却不认得，那是一种奇怪的陌生。

“杜克，你能带我，离开，辛辛那提吗？”她虚弱地说。

武生走出地铁的时候，看了一下腕上的表，是五点二十四分。从地铁站到家，如果从从容容地散步，大概是十五分钟；如果疾走几步，七八分钟就够了；如果慢跑，那就只需要五分钟。

今天散步和疾走都不行，今天她需要跑步。出门之前杜克从单位打过电话来，说今天不加班，可以准时回家吃晚饭。杜克的准时，大概是指六点十五分到六点半之间的那个地带。换句话说，她只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以准备晚餐。杜克在华尔街供职，华尔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华尔街只有一个项目和另一个项目之间的短暂歇息，华尔街从不下班，所以杜克一周里很少能准时回家吃饭。轮到他早回来的那一天，武生不知怎的反而有些提心吊胆，她总要先偷偷瞟一眼他的脸色，以判断他是否被公司解雇。现在他是她的粮票、饭袋、旅馆，她不能不操他的心。

武生来纽约已经两个多月了，一直住在杜克的公寓里，晚上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尽管杜克一再坚持让她睡卧室。这两个月里，她已经把蜘蛛网般遍布这个城市的地铁线路研究得无比透彻，每个星期她都会到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转一圈，了解校园环境并询问她的入学录取进展状况。她的转学理由非常充足，辛辛那提大学已经为她提供了导师因病离职的有力证明。只是从一所二流大学转入一所一流大学，录取的标杆自然提高了许多，奖学金的机会一下子缩了水，况且她再也没有一个像布夏教授那样的人，可以替她在录取审核时大声地说上几句好话。

四月的曼哈顿已经暖了，日头照在身上有些隐隐的酥痒，鞋尖踢起的是一团又一团的粉红，那是凋零的樱花。樱花从街角路口和楼之间的空隙里随意率性地钻出来，东一丛，西一簇，像是街市面颊上的腮红，擦暖了钢筋混凝土的冷硬线条，叫都市突然有了一丝喜出望外的羞涩和娇嗔。

武生弯下腰来，捧起一把落红放在衣兜里，继续跑步。她想起了杜克柜子里的一个水晶雕花糖果盘子。她可以在那个盘子里倒上清水，然后在清水上洒下这些花瓣。灯影里浮游的红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红？武生问着自己，忍不住嘴角一吊，吊出了一丝浅浅的微笑。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笑容爬过脸颊的时候，嘴唇和肌肤都感觉陌生。她知道杜克看见餐桌上的这盘落花，会笑一笑，说你们学文科的女生啊，就是酱紫（这样子）复杂。在杜克的台湾腔里，所有的女人都是女生。武生纠正过他许多回，说在正规普通话里，只有在校读书的女人才可以被称作女生。杜克不跟她争辩，可是依旧还会一成不变地使用女生这个称谓，直到武生再也没有力气继续更正。

今天的晚餐其实很简单，凉菜是直接从超市的真空包装袋里拿出来的杂拌蔬菜沙拉，热菜只有两道，一道是肉丝炒豆腐干芹菜，另外一道是清蒸鲈鱼。鱼是昨天杜克从超市里买来的，已经刮完鳞清洗的现成，她只需浇上汤汁在炉子上蒸十分钟即可。这两样热菜在外婆手里根本构不成一件正事，这样的小事是外婆在各样别的事情的空隙里插花似的顺手完成的。可是她不行。菜刀、案板、煤气灶，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合着伙儿地欺生。她不能和它们硬顶，她只能忍声吞气地和它们软磨，直到磨去它们身上的毛刺。

她现在交不起房租也交不起伙食费，从辛辛那提带过来的那几个积攒，只够她买几张地铁票和交转学的申请费用。杜克说她想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她给他随便煮什么饭食，只要往里多放一口就是她的份。她知道杜克说的是真心话，但也知道世上所有的真心话和食品一样都有保鲜期，存久了就会变质，她得小心翼翼地在真心话变馊之前找到出路。况且，她也听出了杜克在善心的裂缝里不小心显露出来的期待，她明白她得努力学会照顾杜克的饮食起居，和杜克家里的每一样东西磨出某种程度的默契，包括客厅里冷硬的沙发，也包括厨房里桀骜不驯的菜刀。

杜克回到家的时候，正是六点半，桌子上的饭菜已经摆置停当。杜克放下公文包，坐下来，看见那盘清水里盛着的樱花瓣，只说了半句“你们学文科的女生”，就突然停住了，狐疑地瞟了一眼武生，问乔琪娜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武生夹了一盘沙拉递给他，说我这样的倒霉蛋，喝凉水都塞牙，能有什么好消息呢？两人便开始吃晚饭。武生到现在还吃不惯生菜，只觉得那东西嚼起来咔嚓咔嚓的，像牛吃草，刀叉用起来依旧拗手。

“乔琪娜，谢谢你。”杜克突然说。

“你是在笑话我吗？菜烧得那么蹩脚，有什么好谢的？”武生说。

“不是这个。”杜克说。杜克嘴角上的肌肉仿佛受了脑子的胁迫，微微地抖颤起来。武生看到这个神情，就知道杜克有紧要的话要说。

“谢谢你，那天，打电话找我。”杜克嗫嚅地说。

“你没后悔我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武生问。

杜克举在半空的刀叉突然停了下来。“有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了我。”

武生有些好笑，也有些感动，她知道马上会有一丝讥诮要溜到嘴角，她清了一下嗓子，狠狠地把它扼杀在了萌芽状态。她想说我没有别人可以想，可是她清楚这句话的尖刻和残酷，她最终选择了沉默。

两人终于把凉菜吃完了，杜克搛了一块鱼肚腹上的肉，放到武生碗里，说一盘鱼，其实真正可吃的，不过那一两寸地方。武生说一听这话就知道你是个公子哥儿。杜克呵呵地笑，说我吃苦的时候，你还没出生。武生哼了一声，说你大概都不知道苦这个字是怎么写的。

两人逗了会儿嘴，武生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杜克。

“我被哥大录取了，是教育学院。”她说。

转学教育是杜克的建议。杜克说这个专业适宜女生，毕业了容易找工作，而且每年都有寒暑假，拿十二个月的工资，干九个月的活。

杜克把那封信上上下下看了几遍，才说：“怎么没提奖学金？”

杜克的话啪地一下把武生的快乐踩瘪了，她感到了疼。

“我今天去见了导师，导师说只要我第一个学期的平均成绩达到B，他下学期就会雇我做助研，可以维持生活。”她说。

“学费呢，有减免吗？”他问。

武生望着水晶盘子里那些樱花的尸骸，在灯影里黑幽幽地睁着哀怨的眼睛，突然觉得自己的快乐如樱花，从出生到销陨，中间只经过了一阵轻风。

“导师说，第二个学期再看情况。”武生有气无力地说。

晚饭后，武生在厨房里洗碗，杜克钻进了自己的房间。杜克不上班的时候其实也在上班，只不过把办公室搬到了卧室而已。

杜克只在屋里待了一小会儿就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签了字的支票。

“乔琪娜，你自己把数字填上，先把第一个学期的学费交了。”他说。

“怎么，可以？”她的手犹犹豫豫地停在了半空。

话刚一出口她就憎恨了自己的虚伪。和导师讨论学费问题的时候，她第一个就想到了杜克。不，这句话不够确切，事实上杜克不仅是她第一个想到的，而且是她唯一可能想到的人。

“杜克，这个钱等到毕业以后，我才可以还你。”武生低头叹了一口气。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替我省下一半的钱。”杜克说。杜克说这话的时候，也低了头。两个人的话在屋里东一下西一下地相撞着，眼睛却到处躲闪。“比方说，你嫁给我，就成了纽约州的居民，不需要交外国学生的高昂学费。”

武生久久无语。她吃惊的不是这句话，而是这句话的时机—— 她没想到他竟然有耐心等到今天。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他终于抬头看了她一眼，“你是知道的，这张支票不是我的条件。”

杜克逃也似的钻回了自己的房间，他可以艰难地接受她的拒绝，却无法从容地面对她的沉默。

这晚的月光很是强悍，蛮不讲理地将窗帘撕开一条大缝，照得屋里的实木地板纹理明晰。武生睁着眼睛躺在沙发上，几乎可以读得出对过书架上那些书脊上的字。武生不是在试自己的眼力，她只是在看书架上的一件摆设。假若此刻她收拾起随身带的那只箱子走出杜克的家门，这件摆设在书架上留下的那块椭圆形压痕，可能就是她在这个公寓里生活过的唯一印记。这样东西跟着她走了很远的路，镂花的凹陷处积攒了许多沿途的灰尘和湿气，颜色已经老旧了，再也不是当初的明艳。

武生光脚下了地，走到书架前取下那样东西，撩起睡裙的下摆，擦拭着上面的积尘。咝的一声，那东西上边的把手把她的睡裙钩出长长一条丝。她打开那样东西，从里边掏出一个景泰蓝戒指往手指上一套，松得厉害，便知道这一年里她又消瘦了许多。

梨盒，这样礼物还是送错了。武生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合是希望，离是现实，希望是棉，现实是石头，再厚实的希望也磨不穿一片稀薄的现实。武生把戒指摆回去，把盒子塞到了箱子的最底层。她知道，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她不会再有心情去看这件东西了。

武生蹑手蹑脚地走到杜克的卧室前，犹犹豫豫地推开了门。杜克的门果真没有上锁，也许他夜夜都在期待着她会推开他的房门。其实她也设想过，他会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无法入眠的时刻摸到她的沙发上来。他给她的地界是四面敞开无法设防的，从投奔他的第一天起，她就准备好了他一旦索求，她便弃甲归从。可是她一直没有准备好在他没有索求的时候主动给予。直到今夜。

“武生？”杜克轻轻叫了她一声，他果真还醒着。

武生鱼儿似的滑进了他的被窝，赤裸的双足带着春夜的寒气碰触到他温热的腿，她感到他轻轻地颤了一颤。她知道他有话要问，她急切地想把这些问话堵在奔往出口的途中。她摸摸索索地解开了他睡衣的扣子，把脸埋在了他的胸口。她的肌肤一贴上他的肌肤，就知道了他身体的岁数。三十八岁的躯体不再具有二十八岁时的能量，三十八岁的身体已经有了破绽，攻克这样的城堡只需要一丝良心，半点热情。

很快就完了事，她像终于完成了一样惊天动地的使命似的精疲力竭，眼皮立刻有了重量。他却依旧清醒。他用肘子支撑起身子，轻轻地抚摩着她的额发，俯下脸来吻她。他的舌头比他的身体有力，固执地撬着她的嘴唇，试图寻找她的舌头。她却偏过了头。她可以为他打开身体的任何一个通道，可是她就是不能让他找到通往她舌头的路。她已经退到了再也无可退让的境地了，这是她现在唯一一样可以坚守的东西。

“这个周六，我们去市政厅登记吧。”她说。说完了她才意识到，她省略了“结婚”两个字。

他吃了一惊，说这么快？不需要通知一下你的父母亲？武生笑了一笑，说他们怀我的时候，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出生。他拍了拍她的脸颊，说学文科的女生就是心思复杂，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她哼了一声，说你一生什么也没经历过，自然头脑简单。他说好了好了，我不想和你争。明天我争取早点下班，我们去找件像样的衣服。

武生坐起来，定定地看了他一眼，说衣服不用买了，这个钱可以省。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我，而且不问原因？杜克说你最好不要让我有太大的惊讶，我的心脏怕是不行。武生说一张五千美金的支票，在你心脏承受得了的范畴吗？杜克做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说还好，暂时还不必持刀抢劫银行。

两人相拥着，开始努力适应一张床被两个身子分享的睡眠方式。呼吸慢慢均匀起来，她以为他睡着了，谁知他突然又睁开了眼睛。

“乔琪娜，你就是为了学费而选择我，也没有关系。日子还长，你总能慢慢地学会喜欢我，哪怕一点点。”他说。

武生的眼睛热了一热。可是她并不知道，二十六年前的一个冬天，有一个叫宋志成的男人，对一个叫孙小陶的女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她这个家族的女人，血脉里似乎都有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叫她们忍不住要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壮男人情迷意乱，而最终却都嫁了一个四平八稳的老男人。

第二天早上，武生送走杜克上班后，就去邮局给刘邑昌寄了一封信。信里夹了一张五千美金的汇票，却只有寥寥数语。

我知道五千美金不够赎回一段丢失了的感情，可是它却能让你考许多次托福，交许多所学校的申请费，买一张来美国的机票。剩下的，兴许还能勉强支付头半年的房租。

武生被尖锐的电话铃声惊醒，看了一眼墙上的荧光电子挂钟，是一点四十五分。在这个连上帝都睡着了的时刻打电话来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传递一个刻不容缓的噩耗，要么是压根儿就没弄清楚国际时区为何物，这两种可能都让武生心悸。

电话在杜克那头的柜子上。他拿起话筒说了一声哈罗，那头是一阵死一样的沉寂，半晌，才传出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请问宋武生住这儿吗？”隔着杜克的身体，武生也听出了那是母亲。母亲在上海住了二三十年，可是乡音总要在她的普通话里钻出这样那样的绒头。

武生已经四个月不曾给家里写信打电话了。最初是因为气恼，后来气恼渐渐淡化成了怨意，再后来怨意又渐渐演变成了惯性。这四个月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比照她先前的生活，这四个月的日子错综复杂得像过了整整三辈子。这些日子是一团乱线，一旦错过了一个头，便很难再整理出头绪。武生正思忖着到底该如何找那根线头，杜克已经把话筒塞到了她的手里。

“武生，是你吗？我找你，都找疯了。要不是王阿姨的儿子帮忙，我怎么也找不到，你的行踪。”母亲焦急地说。母亲一着急，普通话就碎得像一块破布。

王阿姨是母亲单位的同事，武生当年申请辛辛那提大学，就是通过王阿姨的儿子找来的申请资料。当然现在武生已经明白了，这不过是母亲诸多谎言中的一个，母亲真正的消息来源是在别处。

“你还想骗我多久？王阿姨的儿子，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新地址。”武生觉得她突然找到了一根线头，猛力一扯，线团山崩水泄，痛快，利索，解气。“你到底转了多少个圈，才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是黄文灿的老婆告诉我的。”母亲低声下气地承认了。

这个名字很耳生，过了一会儿武生才明白了它和自己的关系。黄文灿是克劳德·布夏的前生，克劳德·布夏是黄文灿的后世。母亲不认识克劳德·布夏，西琳娜也不认识黄文灿，两个女人本来可以守着各自认识的那个男人，互不相干地活到老死，可是中间偏偏横插出一个宋武生。宋武生是前生后世中间的那个结子，把黄文灿牢牢地拴在了克劳德·布夏身上，叫克劳德·布夏永无可能从黄文灿那里逃遁。

“他老婆有没有告诉你，我是被她扫出辛辛那提的？你现在也只能指望他老婆了，他就是有一肚子话，也说不出半个字，连拉屎都得她替他擦屁股。”

她听见电话那头母亲嗷地号叫了一声，便知道她踩到了她的最疼处。她想象着她如一团湿面粉似的瘫软在凳子上的情形。

“武生，你，你怎么能这样残酷？他到底，到底是，你，你的……”母亲语无伦次。

“他到底是谁？你说，你说啊？”

武生的语气像刀，电话线被她嗖嗖地削成土豆皮似的碎屑。母亲没有说话，后来，武生听见了一阵浓重的鼻息声，她知道母亲哭了。母亲今天的眼泪很贵，二十二块人民币一分钟。母亲从开老虎灶的外婆那里继承了节省的习惯，即使在大暑天里走一天的路，也不会舍得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一瓶汽水。父亲，或是那个她以为是父亲的人，曾经戏谑地说过我老婆的籍贯是天下第一省。不过武生知道，无论多贵，今天母亲都不会挂断这个电话，因为母亲明白，这根电话线是此刻她们之间的唯一牵连。

“武生，当年我选择生下你，我不指望你感激我，我只是希望你懂得那个年代的难处。”母亲终于停止了哭泣，“若不是你爸，今天不会有你，兴许也不会有我。”

“哪一个爸？”武生尖利地截断了母亲的话。

“武生，就算我对不起你，宋志成可没有任何亏待你的地方。”母亲哭过了，声音里开始有了几分平静和镇定，“为了你，他同意不生自己的孩子。从小到大，别的孩子有的，你一样都不差。别的孩子没有的，你照样都有。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每一天，都是他接你送你。你七八岁了，他还是肩上扛着你，一直到扛不动了，才改用脚踏车驮你。”

“我没有求你生我，也没有求他养我。”武生原本是想嚷的，可话走出舌尖时，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劲道。不知从哪一刻开始，母亲占了上风。

“你真是个宠坏了的孩子。”母亲叹息着，“就算你有委屈，你怎么能忍心，让你爸躺在病床上，天天梦里喊你的名字？”

“他，病了？”武生惊问。

“四个月没你的信，也没你的电话。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关系，也找不到你的联系方式。你爸心脏病发作，住了两次医院。刚开始的时候，他天天问你，到后来，他不敢问了，怕问出坏消息。可是他每天见到我的时候，那个眼神……”母亲再次泣不成声。

母亲的话像一根棍子，猛地捅了一下武生的心尖子，她疼得身子抽了一抽。她麻木地接过杜克递过来的纸巾，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也哭了，是那种有泪无声的哭法。

“你告诉他，我，结婚了。”武生终于低声说。

放下电话，武生再也睡不着了，靠在床头怔怔地坐着，身子拱成一个满是骨节的圆圈，双手怕冷似的抱着双肩。杜克过来搂她，她肩膀一耸，抖落了他的手。

“乔琪娜，你是不是，对你妈有点太狠了？”杜克小心翼翼地问道。

“对于你不了解的事，最好不要随便开口。”武生冷冷地说。

杜克躺了回去，却窸窸窣窣地翻着身。

“其实，我也是在读中学的时候，才知道我爸在大陆还有个家，我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可是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因为这事生过爸爸的气，大家都知道那是历史，他做不了主。”杜克说。

武生把头埋进膝盖里，默不作声。墙上的石英钟哗啦哗啦地走着，声响骇人。

武生戴了一副隔音耳机，坐在房间里备课。屋外的噪音长着尖尖的嘴，从耳机的海绵里钻进来，一下一下地啄着她耳膜上的肉。小孩兴奋的尖叫，大人严厉的呵斥，还有狗满心委屈忍气吞声的呜咽。不用探出头来，武生也知道这是杜克在客厅里看驯狗的节目。杜克爱狗，爱到痴迷的程度，街上任何一条名狗野狗都可以让他驻足不前。而武生却害怕一切身上长毛的动物，她的卧室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女孩子标志性的毛绒玩具。武生令杜克的养狗计划永久地停留在了口头阶段。杜克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他后悔没在娶武生之前领养一只狗，把它作为婚前财产带进他和武生的共同生活。无法实现养狗计划的杜克，便把所有的痴迷转移到了电视上。只要在家，他绝对不会错过任何一档与狗相关的节目，甚至连有狗出现的广告片，他也能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重复观看。

“有必要开得这么响吗？有些人休息的时候，另外一些人还在工作。”武生冲着客厅大嚷。

幸好还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武生暗叹。武生已经从哥大毕业，并且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现在在一所中学教法语和中文。半年前她和杜克买下了皇后区一处价格相对便宜的三室一厅小洋房，搬离了那个地处曼哈顿的昂贵斗室。现在的三个房间，一间做卧室，一间是客房，还有一间是书房，她常在这里备课。

屋外的分贝明显地弱了下来，不再刮耳，却依旧分心。武生起身关门，看见了手持遥控器仰面横躺在沙发上的杜克。杜克还没换掉上班穿的衣服，上身是一件黄底蓝道的短袖高尔夫球衫，下身是一条水磨石牛仔裤。周五是公司的“随意着装日”，员工可以选择不穿西服。杜克躺得太随意，球衫的下摆歪了，露出一截肚皮。杜克已经明显有了肚子，年初买的那张健身卡，至今还躺在某个抽屉的角落里积攒着灰尘。这几年杜克在工作上的境遇，可以毫不夸张地用顺风顺水来形容，连跳几级已经成为一个大部门的经理。

四十是一条线，婚姻也是一条线，同时跨越了两条线的男人，身心开始松懈，懒得再用绳索束缚弯曲自己，哪怕是为了逢迎一个上司，或者一个女人。武生曾经有过逼促杜克健身的冲动，但在第一回合就遭遇了她的滑铁卢。他只是慵懒，并不是成心忤逆她的意愿，那天也如此。只是那天他的回答表面平滑无懈可击，底下却藏着玄机，她知道如果她再往深处轻轻一抠，就会抠出一根骨头。那天他打了一个哈欠，说乔琪娜你给我一个充足的健身理由。她立刻就住了嘴，因为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杜克就期待着她为他生一个孩子。她一再拖延，最初的借口是读书，后来的借口是考教师执照，再后来的借口是试用期。她的借口是一条原本就不够粗壮的线，被她拉扯了这么多年，已经扯得稀薄绵长。她现在已经过了试用期，成为纽约州浩浩荡荡的教师工会的一员，下一步面临的是晋级加薪，几乎没有任何裁员失业的可能。

今年她三十一岁，在这个岁数上她的外婆已经有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儿，而她母亲生下的她，那时也已经上小学。总有一天她会把所有的借口用尽，她提心吊胆地等候着那根线终于在她手里扯断的那一刻。等她被逼到那个绝境时，她就不得不告诉他实情：她对生育有一种无法挥斥的恐惧。当然，如果她嫁的是一个她真爱的男人，她兴许可以为他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一回，可惜他不是。这个真相是一把匕首，能轻而易举地剜出杜克的心。她纵然不爱他，却从未想过如此地伤害他。他若死于伤心，她也活不长久。即便她的良心蒙满了尘垢，她一辈子也逃不过它昏聩双眼的追究。现在她只能在他的死和她的死来临之前，得过且过拖一天是一天地熬着日子。

她关了门，去书架找一本法国近代大事年谱，下周她的法语课程将要进入法国大革命的话题。书架是搬家时添置的多件新家具中的一件，比原先的大了许多，藏书却寥寥无几，她还没有来得及充填那里的硕大空间。现有的书大多是她的，属于杜克的那两三个格子里，几乎全部是电脑和财经方面的书籍。勉强与闲读沾得上边的只有两本，一本是《艾柯卡自传》，另一本是《狗类智商》，这就大致框定了杜克的兴趣边界。杜克的神经系统网眼粗大，很难过滤生命中诸如色彩情趣之类的纤细绒毛。他用他短短的触须在他的四周画了一个几公尺的圆，他的妻子和工作合占了这个圆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为将来的孩子准备的，他坚定不移地相信那是迟早的事。他的圆之外虽然也还有天地，但那是别人的圆，不牵着他的心。可是他却不知道，她生存在他触须画出的圆里，像两只大脚穿在一双袖珍小鞋里那样痛楚窒息。

武生坐回到办公桌，重新打开那本厚厚的课程大纲，书页里露出来的一张红纸片火一样地灼痛了她的眼睛，她知道这才是她心神不宁的真正原因。一整个晚上她都试图回避这张红纸片的窥视，可是现在她终于知道那是徒劳。她把纸片从书里抽出来，又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那是一则学术讲座的预告，是她几天前去法拉盛公共图书馆收集中文资料时偶然看到的，法拉盛图书馆每周都有这样那样的演讲。这个讲座的题目是“中国现代艺术”，演讲者是几个出访美国的中国艺术家。这样的题目包罗万象却又无比空泛，可以是珍珠也可以是垃圾，武生本来并无多大兴趣，可是她在演讲者名单里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那个名字是刘邑昌。

武生拿着那张纸怔了许久，最后终于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这天夜里杜克起身上厕所的时候，被眼前两粒莹莹的亮光吓了一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那是他的妻子武生，她正目光炯炯地坐在床头。他问她怎么还没睡？她说屋里有点闷，他拍了拍她说心静一静就凉快了。他很快就重新入睡，却又被她摇醒。

“我想起来周六下午有个讲座，可以拿进修教育的学分。早上起来你记得取消医生的预约。”武生说。

那个周六杜克约了医院门诊，医生是一位全美闻名的妊育专家。

武生走进大厅时，演讲已经开场。她从后门溜进来，在最后一排悄悄地坐下。她有意选择了迟到，就是为了避开演讲前的招待会，她还没有做好端着饮料和点心盘子与他猝然相对的准备。她需要距离和人群的屏障，来慢慢消化六年的分离。六年是个尴尬的时段，已经久得让人忘掉了许多脸酣耳热的细节，却又没有久到尘埃落定心如止水的地步。分手后她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甚至两次回国探亲都没有想过联系他，也许那时伤痕还嫩，她向来怕疼。她从京城的一些旧友那里辗转得知，他后来并没有出国，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并私下办了个美术班，给学龄儿童教授美术基础课程，据说小小地挣了几笔钱。听到这个消息时武生忍不住猜想：她寄给他的那五千美金，在他的生活变迁中是否起了一些作用。

其实她是真正爱过他的，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搅动她一身的血，让她感悟到生命热度的男人，只是她在美国的那个艰难开头毁掉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可能。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在向她呼救。她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却还浑然不觉地从她那里支取能量。两个低谷相叠在一起，并没有叠出一个高潮来。其实他们两人都具备施以援手的能力，在另外一个时机，另外一种环境。他们在不该相遇的时候相遇了，又在不该分离的时候分离，那是命运的错位。假若他们的相遇始于今天，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武生不敢想下去。

临出门的时候，武生认真地装扮了一下自己。打开那个装着化妆品的抽屉，她的指尖觉出了瓶盖上的尘粒，这才知道她已经很久没用过它们了。梳理完毕，她从衣柜里挑了一件白底红花的连衣裙，那是头天夜里就想好的。衣服剪裁得很合身，无论是遮盖的还是裸露的部分都恰到好处。她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不禁有几分恍惚：她几乎有些认不得自己了。犹豫了片刻之后，她还是在连衣裙外头罩了一件旧外套，所有的张狂瞬间被压住了头角，她只是不想让他看出时隔多年她依旧还为他上心。

武生在靠门的一个位置上坐定了，把手提包随意搁置在大腿上，却突然觉出了重量。不是那个装零散硬币的小皮口袋，也不是那串形状各异的钥匙，更不是那个塞了几张银行卡的皮夹子，而是那个做成梨子形状的景泰蓝盒子。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把它带到这里。是含蓄的暗示？还是直裸的提醒？哪一样都充满了万劫不复的诱惑和危险。景泰蓝上的镂花纹理隔着薄薄一层皮革在痒痒地蹭着她的腿，她感到耳垂子微微发烫。

前面两个人的演讲味同嚼蜡，她昏昏欲睡地等到了他上场。看到他时，她的心跳得如同着了魔障的锣鼓，想捂，却捂不住，响得一个屋子都听得见。六年的岁月彻底磨去了一个男人的青涩，他不再生愣，却依旧英俊，明显地懂得了着装，看得出钱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说了一两句应景的开场白，便立刻进入了主题。他讲的是自己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写生经历，普通话里仍然夹带着口音，却不刺耳。他和那名女翻译似乎磨合过很久，彼此有了时间铸就的默契。她看他时眼神有些扑朔迷离，而他则时不时地调侃她几句，偶尔纠正一下她的专业术语词选。已经在沉闷而空泛的话题里熬了一个小时的听众，像吸进了一口清冽的空气，突然眼中有了活意。他知道了自己的魅力，便越发挥洒自如起来。

接着他开始放映一系列名为“风”的云南画作幻灯片。风撩起竹楼窗口的布帘子，风把新竹压弯贴到地面，风在女人的筒裙上留下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褶皱，风在溪水上舔出光影迷幻的涟漪。

这是武生熟悉的画面，是根据当年他为她采集的素描所做的水粉。最后几张幻灯片是人物肖像，是一个穿着傣族服饰的少女，正面的、侧面的、低头沉吟的、仰脸浅笑的。武生的心咯噔一声停跳了一个节拍，眼中突然充满了热泪，因为她猝不及防地看见了自己，只不过那是一个年轻的版本。那张脸肌肤光润，所有的皱纹都还遥遥地潜伏在不可知的未来，眼神里没有一丝畏惧的阴影，只是充溢着初见世面的无知和好奇。这张脸像镜子，清晰地折射出时光的质地和纹理。

“你为什么选择风的主题？是受了某种启发吗？”

情绪的飞尘渐渐落下，武生听见人群里有人向他发问。

“艺术家每天都会遭遇各式各样的灵感冲击，启发肯定有，只是记不得细节了。”他说。

“你的几张人物特写似乎格外出彩。是有固定的模特，还是纯粹的自由创作？”又有人问。

这个问题像一根鱼骨头，猛然噎了他一下。他没有立刻回答，仿佛在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合宜的词句。

“我有很多模特儿，但我不依赖他们。”他终于开了口，“这个人物没有具体的蓝本，只是一个整体印象，她的鼻子，你的眼睛，东一鳞西一爪的，我追求的是神韵，就像我的风。”

人群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站起来，对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就在那一刻，他神采飞扬的眼波停滞了，像是遇到了一块不可逾越的石头。那只挥在半空的手，突兀地定格在一个滑稽的弧度。

他看见了人群中的武生。

武生抓起手提包，飞也似的逃离了大厅。

幸好，我没有让他看见，这个梨盒。

武生站在大街上，紧紧地捂住胸口，暗自庆幸。

她从皮包里找出几枚硬币，在街边的电话亭给杜克打了一个电话。

“开车出来吧，我请你吃晚饭。”

“烘干机正烤着衣服呢，再说法拉盛这几家中餐馆，哪家都吃腻了。”杜克说。

“我今天是想请你吃一顿法国大餐，有鹅肝。衣服可以等。”武生说。

杜克顿了一顿，问：“出什么事了，乔琪娜？”

武生忍不住笑，说：“非得有事才吃饭吗？典型的岛民思维模式。”

岛民是武生给杜克起的外号，指的是他的台湾背景。杜克不甘示弱，也给武生回赠过一个别名，叫陆众。

武生不记得是在哪一站下的车，直到看见街口那个悬在高楼上的巨幅电视屏幕，才醒悟过来她已经走到了时代广场。她走了很久的路，却还没有把身子走暖。天已经全黑了，不知什么时候落起了雪。雪很干涩，飘在空中像面粉，打在脸上像沙子。虽然离午夜还有三四个小时，人流已经开始浓稠起来，擦肩而过的呼吸里，已经隐隐闻到了第一丝香槟的气味。

这是2000年的最后一天。世纪原本是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媒体铺天盖地谈虎色变地讨论了整整十年的“世纪虫”。去年的今日，世纪突然变成了一条细线，一记钟声轻轻一推，人们就毫发无损地跨越了边界，“世纪虫”竟然有惊无险地成为历史名词。安然越过了世纪线的人们惊魂初定，回头一望觉得上了当，像是满心欢喜地捧着糖块的孩子，突然发现被小贩短找了零头。本该完美的狂欢里有了瑕疵，就想从头再过一次。这次的理由是：2001年才是真正的世纪分界线。

武生找了一个路边的石阶坐下，看着霓虹灯张大了嘴巴，在夜空中呼出一口口色彩斑斓的雾气，只觉得所有的声响和色彩都离她非常遥远。八年前的今天，杜克带着她来到这里，让她第一次见识了水晶球落地的新年狂欢。那时候她对这个叫纽约的城市还抱着满满一怀由无知而萌生的冥想，她急切地渴望在这里拥有一块落脚之地。八年之后她拥有的已经远远不止一尺落脚之地，可是她却渐渐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述的陌生和厌倦，她感觉在这里她贫瘠得一无所有。

这个冬季格外阴郁，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正正经经的艳阳天。她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郁郁寡欢。三周前她失去了父亲。尽管宋志成还不到七十岁，他的死对她来说其实并不完全是意外。她暑假回家探亲时，医生就已经跟她详细解释过了他的心脏病情。她在家里待了三个星期，足不出户地陪着他。冥冥之中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这是父女的最后一次相聚，他依旧寡言，可是他落在她身上的目光里，却有了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重量和黏度。有一天全家坐在客厅里看一个动物节目，讲的是一黑一白两只母鸡，它们误孵了彼此的蛋，结果那只白鸡孵出了一窝小黑鸡，而那只黑鸡却孵出了一窝小白鸡。那两窝幼鸡跟着各自的假妈妈长大，主人试了几次互换着养，可是一放出笼子小鸡们马上就回到了养母身边。外婆骂了一句没良心的不认娘，武生随口接应说生的哪有养的亲？她一扭头，突然发现父亲眼里晶莹的泪花。后来回想起来她深感庆幸：她终于在他活着的日子里，说了一句可以让他安然离去的话。

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呼吸。经过全力抢救，才能依赖呼吸机勉强支撑，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沦为纯粹的植物人。即使这样也没能持久，但是母亲无论医生怎么劝说也不肯撒手。母亲趴在父亲的耳边，紧紧地攥着拳头，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国际歌》。当然，母亲唱的不是整首歌曲，而是其中的两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母亲像陈年失修的唱机一样，无休无止地重复着同一个旋律。这是父亲年轻时最爱唱的一首歌，母亲期待着唤醒父亲生命的激情。可是没用，欧仁·鲍狄埃也许拯救了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却没有能够拯救父亲。父亲败在了最后的斗争上，父亲没有熬到明天。

父亲的死虽然让武生难受，却不是她情绪低沉的唯一原因。这些日子里，她觉得她丢失了一根贯穿全身的筋骨，身子像一团散肉慵懒地陷落在躯壳里，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推着她，让她站起来朝前行走。不上课也不备课的时候，她不是赖在床上昏睡，就是趴在沙发上，茫然地看着杜克走马灯似的转换着电视频道。有一次她起床时发现自己已经整整两天穿着同一套睡衣睡裤，没有说过话也没有出过门了。她开始惊惶起来，私下去看了家庭医生。医生说她可能得了冬季综合征，一种缺乏日照的都市通病。于是她只能萎靡地等待着冬季的结束，和一个或许有阳光的春季的来临。

直到今天，她才知道她的生命里也许只有永恒的冬日而不会有春天了，因为她的婚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很久以来，婚姻对她来说就是一种进退维谷的僵持，进是杀了自己，退是杀了杜克。她不能杀他也不想杀自己，她就只能在不进也不退的窄小空间里，过着一种不仅缺乏阳光而且缺乏氧气的低迷日子，直到杜克把她逼上绝路。她知道这一天是迟迟早早要来的，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兀。

今天武生睡到中午才起床，懒懒散散地吃过午饭，终于决定开车出门。她要去超市转一圈，家里的冰箱早已空空如也，她和杜克已经吃了好几顿外卖。节日购物的人流很厚腻，车在路上堵了一阵子，回到家时天已经傍黑，可是屋里却没有点灯。她以为家里没人，正往冰箱里装东西，突然听见有人在客厅里喊了她一声。那声叫唤有一个长长的拖腔，像坠着一个沉重的问号，或是一个犹疑不决的省略号。武生开了灯，惊异地发现杜克坐在沙发上，神情苍老得如同一粒在盐水里泡过几日、全身起了皱皮的花生。他定定地望着她，目光很直，却没有力气，她听见它们如纸折的箭似的落到她身上，又噗噗坠地。

武生吃了一惊，问你病了？杜克没说话，却摊开了手掌，在他手心躺着一个蓝色的小塑料瓶子。武生醒悟过来那是她的避孕药。平日她都很小心地藏在存放贴身内衣的抽屉里，昨晚她服完了忘了放回原处。

“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的？”他面无表情地问。

武生顿了一顿，才说：“一直。”

她在谎言里囚禁得太久了，真话叫她得着了自由。可是自由来得太猝然，她一时不知如何和它相处。

“你是说，在我们去看医生的同时，你一直在吃这个药？”

武生看见杜克两条眉毛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紧，眉心蹙成一个粗大的结子。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这个陌生的表情叫愤怒。

这几年里杜克带着武生看过了好几个著名的不孕专家，两人做过了无数次名目繁多的检查，都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医生的唯一解释是压力，这是现代医学给所有莫名病症的全能诠释。

武生沉默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为什么？”杜克问。

武生再次沉默，她在小心翼翼选择着说辞。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她只是想把它降到最轻。

“我一直，很怕疼。”她结结巴巴地说，“杜克你活在好日子里，你永远不会理解，我们家的经历，我有，阴影……”

哗的一声，是药瓶子砸在墙上碎裂了的声响。药丸如爆了皮的珍珠，灰涩黯淡地滚落在半明不暗的灯影中。

“你永远责备别人不理解你，你什么时候理解过别人？”杜克凶狠地打断了武生的话，“你凭什么认为天底下只有你吃过苦？你听过什么叫‘眷村’？你穿过米袋缝的裤子，上面写着‘十公斤’？你知道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被妈妈逼着扮成女孩，给客人洗头是什么样的感受？乔琪娜，天底下你不是唯一一个有阴影的人，每个人都得带着过去继续生存！”

武生觉得杜克很陌生—— 神情陌生，话语陌生，声音也很陌生。杜克的声音是一种动物被踩痛了忍了很久，终于忍无可忍时发出的咆哮。墙壁和地板都被他的声音震得沙沙地颤抖，抖得她浑身发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外婆生我妈的时候，是在山洞里，她用石头砍断了脐带。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是在枪声里，没有麻药没有缝伤口的线。她们的经历，让我对生孩子，充满了恐惧。”

武生试图解释。武生讲的是实话，不过这只是实话的表层。表层疙疙瘩瘩，长满干得翘起了角的瘢痕，可是她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比表层丑陋十倍百倍的内核部分。她的掩饰是徒劳的，因为杜克已经一指头捅进了内芯。

“如果你真爱一个男人，你是没有任何理由不为他生一个孩子的。你只是不够爱我，即使是在这么多年以后，其他的都是借口，对吗？”杜克颓丧地问。

武生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走出了家门。

广场上的音乐会已经开始，有人在吹奏萨克斯风。迎新是一种狂欢，和狂欢氛围相宜的应该是钢琴，或许还有节奏快如旋风的提琴。萨克斯风太忧伤，尤其是在寒风和雪花之中，让人听了忍不住有流泪的冲动。或许辞旧本来就是一件忧伤的事，告别一年，告别一个世纪，顺便也告别旧的自己？

武生突然就想好了她要做的事。

元旦过后，她马上就要去找一个价格不是太贵，离学校也不是太远的单身公寓。她相信今天之后的杜克，已经没有和她分享同一张床同一个屋顶的兴致。

还有，上班后她会立刻给学校递交一份书面申请，要求停薪休假一个学期。她已经在学校工作满五年，她有权利享受这项福利。

武生坐在先贤祠的台阶上，感觉拂面的风里已经有了隐约的暖意。三月是个靠谱的月份，至少在巴黎。她不知道世上还有比这更蓝的天空，云被那些积满了岁月尘垢的房顶钩扯着，天穹布满了细碎的棉丝。她并不是真要进先贤祠，那种地方看过一次就够了。伏尔泰、卢梭、居里夫人，都不过是一尊冰凉得看不出性情的石椁，她宁愿在书或者电影的片段里，寻找他们还是血肉之躯时的印记。她只想坐在先贤祠的台阶上，像小时候骑在爸爸的肩膀上那样，借着那些伟人的身高，来窥视这个都市在低处时看不清楚的私密。

索邦大学静静地安全地躺在相邻的一条街上。这个距离很合宜，近得能隐隐闻得到那些门把手上的铜锈，可是又没有近到压在心头叫人不能喘息的地步。她知道从索邦大学到索邦广场到先贤祠的路径上，已经很难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个叫克劳德·布夏，或者是黄文灿的男人留下的足迹。不完全是红尘的堆积，也不完全是时空的距离，最紧要的是她已经失去了心无旁骛的清澈眼力。

她到巴黎已经两个星期了。学校里有一位去年就申请了停薪假期的同事因临时有事，和她对换了时段，她得以提前启程。出发前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想到纽约体验生活的巴黎画家，他们互换了自己的单身公寓，因此得以在彼此的城市里免费居住七个月。当她搬进他位于第五区的公寓，打开百叶窗，看见黑色镂花窗台上从残雪中钻出来的第一芽郁金香时，她立刻知道从前关于环球旅行的设想纯属多余。巴黎已经是她的世界，这个城市的线条和质地恰到好处地盛住了她的灵魂和身体。她听见了她身上那四分之一的法兰西血统在沉默了三十多年之后，发出了第一声惬意的叹息。

午后的阳光依旧强烈，武生的目光往右斜了一斜，就看见了法学院的大楼。“自由、平等、博爱”，石墙上的题词在斑驳的光影里显得凹凸分明。那个由黄文灿改名为克劳德·布夏的男人，在第一次看到这几个石刻字时，应该是她现在的年龄，可是他的眼中不再有激动的光彩，手心也不再有热血沸腾的汗，因为他已经被理想烧伤。他不仅被理想烧伤，他也被爱情烧伤。这个身子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灰烬的男人，就是在那时才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的。西琳娜大概就是在那个空当里走进他的心思的。

有一天武生坐在索邦广场的烟铺酒吧里喝咖啡，看着年轻的男女学生坐在初春的艳阳里喧哗地抽烟喝啤酒，手里的杯子突然烫着了她的手。二十多年前，那个叫克劳德的已经不再年轻的男人，和那个叫西琳娜的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年轻女人，一定也曾经坐过这些椅子，她手里的那个杯子，说不定还沾过他的指纹和她的唇印。

在刚离开辛辛那提的那段日子里，武生曾经强烈地憎恨过西琳娜，因为她是死死地蹲踞在克劳德脑子之外的那个守门人。武生坚定不移地相信，她生父困在一团烂肉里的那副头脑依旧清晰犀利，只是西琳娜彻底地关闭了自己通往那里的狭窄路径。后来她就渐渐地不那么恨她了，因为毕竟是西琳娜告知了他的死讯，她让他们在他身后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布夏教授是在三年前辞世的，死于再次大面积中风。武生的两位父亲都不够长命，生父只活了五十七岁，养父只活了六十九岁。武生总觉得她在他俩的死里边多多少少承担着责任。到了人生这一程，她才恍然大悟：原来爱和负疚都是对生命的耗损。她赶到辛辛那提时，布夏教授已经下葬。西琳娜带她去拜谒他的墓地，他的墓碑除了姓名和生卒日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铭文，可是这两行简单的文字却重复了四种语言：英文、法文、越南文、中文—— 那是他错综复杂的生命轨迹。

在他的墓前，西琳娜交给了武生那个装有她母亲头发的万金油盒子。三十年的时光已经在那个廉价的金属盒子上染上了斑驳锈迹，失去了生命滋养的头发干涩如草。武生猜想这是西琳娜而不是克劳德的心愿，他一定更愿意随身带着这个盒子，行走在一个再也不会有战争和分离的世界里。西琳娜知道无论这一辈子她付出了多少努力，她都无法取代那个被时空定格为永恒的中国女孩子，因为青春的热恋一生只能有一次。即使当他的生命已经完结，她也不敢拿她丈夫的心冒一次风险，因为这个风险的期限是永远。这样的一件信物，最安全的归宿是物归原主。

武生离开先贤祠的时候，阳光已经萌生了退意，天和云的色彩开始浓腻起来。游人渐渐稀少了，鸽子却有了胆气，在人脚边肆无忌惮地穿行乞食。武生的口袋里还有最后一团面包屑，她蹲下来喂鸽子，却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她已经咳嗽了好几天，嗓子里仿佛蹲着一个魔鬼，夜里的睡眠被啮咬得千疮百孔—— 她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对付巴黎一早一晚的寒意。终于响雷似的咳过了，她站起身来，只觉得天旋地转，路边的楼房裂成无数块碎石头，劈头盖脸地朝她砸来。她扶着一棵树想躲，身子一斜，便哇哇地吐了一地。

吐完了，安静了一会儿，她走进路边的一家小药房，想买一盒化痰止咳的药。她看了半天标签，终于挑了一瓶水剂，正要付钱，药剂师突然问你是孕妇吗？武生忍不住笑了，说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药剂师看了她一眼，神情严肃地说这药效力很强，孕妇绝对禁用。武生怔了一怔，突然想起她已经有一阵子没来例假了。这几个月她经历了太多的事，搬家、离职、旅行，她生活的一切周期都已经被打乱。

怎么可能？和杜克在一起的时候，她一直都在服用避孕药。

哦，不。她突然想起了圣诞夜，她认为是绝对安全的那一次。

“假如你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你总是可以花几个很小的钱，买一个测试仪的。”药剂师善意地推荐道。

“不用了。”武生喃喃地说，却已经惶惶惑惑地接过了递在她手里的那个盒子，走进了厕所。

回家后武生拨了一个长途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才传来一声睡眼惺忪的哈罗。武生这才想起今天是周末，纽约此时正是中午，杜克在周末总是要补一补一个星期欠下的觉。

“杜克，是我，乔琪娜。我要送你一件，你想了很久的礼物……”

到巴黎之后，武生只给杜克打过一个报平安的电话，除此之外两人再无联系。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接着，她听见了一声叹息。

“乔琪娜，拜托你，不要再在我的生活里进进出出。我实在，没力气了。”

杜克挂断了电话。

阿娜伊斯·宁（1903—1977）

美国小说家

于1931—1935年在这里居住过

武生在一条几乎没有任何景色可言的小巷里漫无目的地行走时，猛一抬头，突然在一家院门外发现了这个铭牌，便像在一地的泥尘里突然踢到了一颗珍珠一样地兴奋起来。

这里原来是那个搅得左岸所有的文人—— 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 魂不守舍的精灵居住过的地方。院门紧闭，两扇对开的铁门锁住了两栋房子，一栋红，一栋黄，红不是鲜红，黄也不是明黄，都沾染了岁月的灰垢。当然这层漆早已不是当年的漆，这层灰也不是当年的灰了。现在居住在里边的人恐怕不会知道，那个叫阿娜伊斯·宁的女人，曾经说过“坚守在花蕾之中的风险，比绽放更疼”的话（“the risk to remain tight in a bud was more painfull than the risk it took to blossom”）。不知为什么，武生总觉得那栋红房子二层面街的那个窗口，就是阿娜伊斯和亨利·米勒在翻云覆雨地用身体实验过欲望之后，再用眼睛实验感知的地方。

在巴黎她几乎天天可以遇上这样的惊讶。

转眼间武生就在这里待了六个月了。巴黎的夏天毫无血性，几乎完全没有抵抗，就将自己软绵绵地交给了秋天。秋天的风长着毛刺，舔过树木，树木知道疼，就变了颜色。武生喜欢秋的萧瑟，这正符合她对巴黎的认知阶段：她已经从好奇的初识进入了熟稔的深知。她几乎把整个巴黎都逛遍了，对那些地标性的建筑物，她已经失却了兴趣，倒反是地铁图上的那些小站点和街边的特色小吃，在她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她就知道她已经不再仅仅是过客了。现在她每天起来，就会拿着一个长面包和一瓶水，像一只尖嘴的虫子深深地啃入巴黎的腹地，在那些没有箭头标志也没有游客的小巷里钻来钻去。她明白这样的日子不会很久了，因为她已经有了八个多月的身孕。两个月前她就已经订了机票，准备下周飞回上海，在母亲身边待产。

过去的几年里，她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怕不小心怀上身孕，可是自从她知道怀孕的那一刻起，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她固执地认定这是一个女孩，后来的检查结果也证实了她最初的猜测。超声波图像里的那个圆球，毫无预兆地唤醒了在她灵魂里冬眠了三十多年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母性。

自从怀孕之后，她和母亲之间的联系就突然密切了起来。她肚腹里的那团肉像一张最精良的砂纸，一下子磨平了她和母亲之间的所有疙瘩和划痕，至此她才明白，原来世上所有的叛逆，转折点都在孩子，而归宿总是母亲。

这天武生正在阿娜伊斯的旧居前呆立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竟是杜克。她已经很久没和他通过话了，他听起来遥远而陌生。

“乔琪娜……”杜克的声音断断续续，夹杂在一些怪异的噪声里。那些噪声很浑浊，像飓风，像纷乱的脚步，也像是钢筋被强力扯断之前发出的凄厉呻吟。

“你在哪里？我听不清。”武生说。

杜克大声喊叫了起来，杂音依旧很响，可是武生终于吃力地过滤出了杜克的话。

“乔琪娜，我这一辈子，都爱你……只爱过你一……”

杜克的话还没说完，线路突然断了。武生再拨回去，却再也拨不通了。

武生站在阿娜伊斯住所的铭牌前，看见一片秋叶蜷成一只疲惫的拳头从树上滚落到路边，觉得脸上有些凉，那是眼泪。她知道她就是拨通了电话也无济于事。她不爱他，一天也没爱过。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她歇息时的枕头，揩眼泪的帕子，躲风避雨的屋檐。他是一根纫在她心头的线，她这一辈子注定了无法把他从她的生命中剔除。

这天晚上她回到住所，一边煮意大利面条，一边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突然，她看见了电视屏幕上已经来来回回地播放了一个下午的画面：两架飞机一头扎进了纽约的世贸大楼，烈火和浓烟遮暗了曼哈顿的天空。

记者正在播报一系列来自纽约的数字，可是武生已经完全听不清楚了。她只觉得天花板倾斜过来，满屋飞着色彩怪异的星星。她的眼睛被割瞎了，世界陷入一片没有一丝裂缝的黑暗之中。她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杜克，膝盖一软，头重脚轻地昏倒在地板上。

后来她终于醒了，是被疼醒的。一股剧疼像一条钢丝，把她的肚腹扭扎成一根股数很多的麻花绳。她想撑起身子，突然发现地是湿黏的，一团污水在她身下淌成了一条肮脏的小径。

她挣扎着爬到屋里，扯下床单裹在自己身上，踉踉跄跄地跑到了街上。夜已经烂熟了，她没想到她已经在地板上躺了这么久。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她有气无力地挥舞着床单，几辆汽车从她身边经过，犹豫了一下，却又呼啸而去。她猜想她的样子实在太怕人。

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摇下窗口，她嚷了一声：“我要生了，求求你……”话一出口，她就醒悟过来她说的是温州方言。镇静碎裂了的时候，从缺口里涌出来的是压在记忆最底层的童年印记。

她又用法语说了一遍，司机听懂了，狐疑地看了她一眼，她一下子就读懂了他目光里的疑问：她虽然已近临盆的月份，却依旧消瘦，裹在秋衣里的身子，几乎还可以用苗条来形容。但是司机最终还是给她开了门。

她想钻进去，身子却不肯。司机半推半抱地把她弄上了车，问她去哪家医院？她完全没有准备，随口报了一个曾经做过一次检查的院名。又一潮阵痛袭来，她狠狠地咬住了嘴唇，她不想吓住那个唯一肯为她停车的好心人。

她一辈子都怕疼，可是此刻的疼和以往所有她经历过或想象过的疼都不一样。这疼是一把砍柴的斧子，一下子斩断了她的腿。她觉得她的身子从椅座上弹起来，虚虚地浮到了半空。她不仅没了腿，她也没了五脏六腑，她的腔子空了，只剩下那团死也不肯撒手的肉。

迷迷糊糊之中，有一股轻风如天鹅绒将她整个裹挟着卷进了一条狭窄的隧道。隧道起初很暗，后来渐渐地有了光。是白光，却不是她见过的那种白。这白没有线条、没有棱角也没有重量，温软地抚在她的眼帘上，勾引着她只想沉沉地睡去。就在她即将合上眼睛的那一刻，她倏然惊醒了，她明白过来那隧道的尽头是通往另一个去处的门。她若听凭了睡意的诱惑，她就会被那股风那道光带入那扇永无归路的门。这一辈子她欠了太多条人命，比如仇阿宝，那是快刀杀的；再比如她的两个父亲，那是慢刀剐的；甚至还有杜克。杜克早就说过要离开竞争激烈的华尔街，去佛罗里达开一个小会计师事务所，却因为她的工作之故，他迟迟没能把计划付诸行动。她虽然没有亲手杀过他们，可他们的死里却到处找得见她的指痕。也许此刻他们合着伙儿地来了，要向她一一讨索那一段段打了折扣的生命。可是她还不想跟他们走，至少不想在这一刻，因为她得先撂下她肚腹里的那团肉，那也是一条命。今生她欠下的债太多了，她不能再欠下一条新命。

她努力地睁大眼睛盯着窗外街角的路牌—— 那是她保持清醒的唯一方法。将近午夜的红灯依然尽忠职守，司机在每一个路口都得停车。她的肚子又狠狠地抽了一抽，她突然极想上厕所，但她知道她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疼痛已经吸干了她的意志和体能。她试了几次才终于扯过半张床单，在身下叠了几叠，她不想弄脏他的车。身子还来不及在这个新的姿势里安定下来，一股温热已经从她的两腿之间奔涌而出。她拿手一探，摸着了一团湿黏的头发。

天哪，我把你生在路上了。

这是武生昏迷过去之前的最后一个清醒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