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不大也不小的玻璃瓶子，如果你把我松松地捏在手中，我的体积大概可以充盈你的手掌。和其他的玻璃瓶子相比，我身体的材质略微厚实一些。而且，我不透光，颜色在棕褐和橙黄之间，有点像天然琥珀。我头戴一顶同样材质的帽子，帽檐里有三圈深螺纹。我被设计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我的用途——最早的时候我是一只医院药房用来装药的瓶子，我必须同时具备避光和密封这两个特质。我看上去敦厚而不呆板，端庄而不失活力，同时我还善于严守秘密，所以我的主人，我是说我的前主人，在服完我肚腹里的药丸之后，没舍得把我扔掉，而是把我藏在了他的公文包里。毕竟在现今这个年头，药房为了节省开支早就换用了廉价的塑料瓶子，你已经很难在医院里找到一只像我这样中看也中用的玻璃瓶了。

其实，他把我藏在公文包里，并不完全是因为舍不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让他的妻子知道他在服药。后来日子久了，他就忘记了我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他死了，他的妻子从他公文包的夹层里意外地找到了我。当她看到我身上贴的那张药名标签上的日期时，她吃了一惊，她没想到他竟然背着她服了这么多年的药。

于是她就从她死去的丈夫那里继承了我。她把我身上的标签纸撕了，用丝瓜筋把我刷洗得干干净净，晾干了，塞在一个行李箱里，带着我坐上飞机，从上海飞到了巴黎。到巴黎的头天晚上，她从行李箱里掏出了几个装满了我说不上名字的液体的袖珍瓶子，把里边的液体都汇聚在了我的肚腹里。大概是在箱子里沤久了，那液体闻着有些馊。我不喜欢，却也无可奈何，从我被制成瓶子的第一分钟起，我就懂得瓶子的命运和军人一样，我们的天职只能是服从。

我的新主人带着我行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她把我捏在手心，而她的手一直插在她的裤兜里。我渐渐习惯了她手掌的温度和湿度，也适应了她口袋里的黑暗，一如我当初适应了她丈夫公文包里的黑暗那样。我皮肤上的毛孔一个一个地张开，它们就成了我黑暗中的眼睛。我看得清她的一举一动，她却不知道我在观察她，因为她在明处，我在暗处。还有，她和人类所有成员一样，从来不觉得有必要防备一只玻璃瓶子。

我忘了告诉你：我现在的主人是一个叫全力的女人。

“对不起，先生，我，我……”

全力虽然知道她的法语天地很窄，却不知道竟然窄得只有一步路。她刚颤颤巍巍地踩出去第一脚，就已经咚的一声鼻青脸肿地撞到了边界线。临来之前，她跟着一位大学老师狠狠地学过几个月的法语，可是五十四岁的人记忆是一面网眼很粗的筛子，无论撒上去多少料，留在面上的，总归是那么几个可怜的小颗粒。

天还早，阳光还很清淡，颜色和黏度都还是稍后的事。墓园的静谧还没有被导游的嗓门儿戳出破绽，石子路径也还没来得及落上游客鞋底的泥。风和空气都还是昨夜的，半睡半醒，轻轻懒懒的甚至翻不动一片梧桐叶子。

迎面走过来的是个四五十岁的法国人，身上系了一条黄色的塑料围裙，左手拎着一只水桶，右手捏着一把沾着青苔和泥土的小铁锹。全力是凭着他的这身行头，猜出来他是个守墓人的。

那人被她猝然拦截在路边，怔了一怔—— 他极少遇见来得如此早的谒墓人。他眼神里的那丝惊讶慢慢地游走成了一团疑惑。

“你找谁的墓？”他问。

“我，我找……”

全力结结巴巴地报出了一个名字。她知道她没把音发准，因为她看见他的眉心蹙成了一团乱线。每一个法语字眼顺着她的脑子走一圈，再从她的舌尖上溜出来时，早已经被沿途的路障修理得面目全非。母语的土壤太硬太实，容不得外语在那上面扎下根须。

她把那个名字又重复了一次，他依旧还没有听懂。

突然，她听见一些声音从她的口中蠕爬出来。那声音仿佛是一串散珠子，被一根铁丝穿成了一条硬线。那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拽着，从她的心底慢慢地钩扯出喉咙。铁丝和珠子在她的身上待了很多年数，和她的五脏六腑已经磨合成了根与土壤那样的默契，扯离的过程有些意外，铁丝和肉都没有防备，所以就有些疼。全力咧了咧嘴，这才醒悟过来，她原来哼了一段乐谱。

她看见守墓人泥塑木雕般的脸上，突然裂开了一条缝。理解从那条缝里野藤似的窜爬出来，迅速开出一朵微笑。她知道他听懂了。

“哦，你要找的是欧仁，我是说欧仁·鲍狄埃。你跟我来。”

他大步流星地走在了她前头，引领着她的路。

她跟在他身后，一边走，一边想：她怎么会走迷了路？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拉雪兹公墓，也不是她第一次来拜谒欧仁·鲍狄埃的墓地。她并不情愿使用“拜谒”这个词，它听起来蕴含了一丝她这个年纪已经扛不动了的景仰和凝重。她有点想用“看望”，可是这也不是她最想用的词：“看望”把他摆置在了一个老朋友的位置，听上去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熟稔和轻佻。她想在“拜谒”和“看望”中间的某个地带，找到一个合宜而且感觉舒适的词，可是她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只好无奈地选择了凝重。

那天她跟着那个女人来到拉雪兹公墓的时候，她压根就没想到要记路。她以为那是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完全没有料到她还会再来—— 仅仅在几天之后。

“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守墓人，见过很多人来找欧仁的墓地，不是这个欧仁，而是欧仁·德拉克洛瓦（法国著名画家）。你说的这个欧仁在我爸爸、我爷爷的年代，还是挺红火的。那个时候的法国年轻人，十个有九个是左派。你要是从来没左过，那你就算一辈子没年轻过。”守墓人眉飞色舞地说。

在那一长串神情激越的话里，全力只捞着了两个词：“爸爸”和“爷爷”。这就够了。所有其他的词只不过是枝枝蔓蔓，而这两个词才是主干。即使削去了所有的枝蔓，只要干在，意思就在。全力毫不费力地听懂了他的意思：在时代的记忆周期里，那个叫欧仁·鲍狄埃的人已经流失。

全力跟在守墓人身后默默地走了一小段路，一抬头，猛然看见了“第九十五墓区”的路标，她不禁愣住了：遇到守墓人之前，她已经在这个区域来来回回地绕了许多圈，竟然如此不可思议地错过了这个离她仅仅几步之遥的路口。她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说的“鬼打墙”的故事，心里咯噔了一下。

“你是我今年遇到的第二个来看欧仁·鲍狄埃的人。第一个是个俄罗斯老头儿。”守墓人说。

全力的耳朵唰的一声猝然张开，那一刻她竟然抓住了他话语里的每一个字。她想说：“你看漏了眼，在那个俄国老头儿和我中间，还来过另外一个不知廉耻的中国女人。”可是她刚一张口就知道了自己的无能—— 那寥寥几个潜伏在她喉咙口的法语词汇，远远不够搭建这样一个冗长复杂的句子。她只好笑了一笑，默认了他的错误。

“你，我……”她指了指他，又指了指自己，嗫嚅地说。

他没明白她的意思，她定定地看着他，不知所措。她终于扔下破棉絮似的法语，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了守墓人手里的水桶和铁锹。

原来她只是想借用他的工具。他想。

他把水桶放在墓碑上，卷起袖子，准备帮她一起冲洗石碑上的野草和青苔，她却用肘子碰了他一下，又指了指远方，怯怯地，坚定地。

突然，电闪雷鸣似的，他一下子悟出了她的意思：她想独自待在这里，她不愿意和别人一起来分享那些与欧仁·鲍狄埃相关的记忆。

这个女人实在有点古怪。守墓人想。可是在他漫长的守墓生涯里，他已经见识过了太多古怪的事和古怪的人。这些事、这些人如泥沙般一层又一层积淀下来，不知不觉间垫高了他的感受阈值，终于有一天，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轻易刺穿他的感觉神经。

“随便你。到时候把水桶和铁锹留在这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待在空空荡荡的墓区。

一个星期前，全力按照律师给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巴黎二十区一条叫龚贝塔的街上的那幢公寓。从地铁站一钻出来，迎面就看见了拉雪兹公墓的醒目指示箭头，她暗暗吃了一惊：没想到那个地址，竟然和这个举世闻名的公墓近得几乎只有一墙之隔。当然，还要过一些日子，等到猜疑的尘埃一一落地，真相的筋络大致凸显之后，她才会醒悟，这原非巧合。

那个早晨，当她迈出下榻的旅馆大门时，或许是台阶，或许是鞋跟的缘故，她膝盖一软，几乎绊了一跤。她扶住栏杆站起身，听见门房在她身后喊了一句：“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她没敢回头也没敢接应，因为她觉得那话听起来有一丝意味深长。她的脊背在隐隐发烫，她猜想是那人深不可测的目光。等到她跌跌撞撞地走到街上，心依旧还在一戳一戳地跳。她不知道是在生命的哪个环节里，她原本如钢索一样粗硕大条的神经，竟然被磨成了草木皆兵弱不禁风的细绳。

天是个大好的天，太阳升到这个高度，已经渐渐丢失了颜色，只剩下一片无遮无拦的白。这白不是别处的白，这白带着别处不曾有的质感和厚度，一座城市被这样的重量压得低眉敛目。风吹过来，把水面上的那层白撕开了许多条缝。风是轻软的，可是那轻软底下却暗藏了几个毛茸茸的钩子，树还没觉得，肌肤却已经知道了。全力耸了耸肩膀，把手插进了衣兜。突然，她的手触摸到了兜里一样冰凉的东西—— 是一个玻璃瓶子。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了一颤。为这次的巴黎之行，她已经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她已经仔仔细细地设想过每一条路上可能会遭遇的岔道，每一个步子可能会踩到的暗沟。可是等到她真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她还是感到了无可名状的恐慌。此刻她后悔没答应让女儿思源同行。

在全力的记忆中，思源从来没有认真地听过她的话，无论是看法还是建议。最初是无声的忽略，到后来发展到激烈的抗争，再后来又回复到淡然的漠视，只是后来的沉默与早先的沉默相比，又多了一层轻蔑。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三十年，长得让全力几乎忘却了思源对她也曾经有过嗷嗷待哺的短暂依恋。她几乎觉得思源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时，那眼神里就已经蕴含了质疑一切的叛逆。

那天当她告诉思源自己要启程去巴黎的时候，思源未经思索就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严格地说，那都算不上是一句话，因为那句话里只有两个字：“不行。”那两个字很坚很硬，像石头也像铁，中间没有任何缝隙，可以容得下一丝回旋的余地。那语气完全不似女儿和母亲之间的商议，倒更像是母亲对女儿的命令。全力没回答，只是从手提包里拿出了签证和机票，那是木已成舟的决心。思源沉吟了片刻，才说那我也去订票。

全力怔了一会儿，才听懂了女儿话里的意思。她觉得脸颊有些细微的刺痒，拿手一抹，原来是眼泪。眼泪流过肌肤的感觉很陌生，她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 她一直以为她的泪腺在刘年死的时候，就已经全然干涸。眼泪来得太出乎意料，一切防线瞬间土崩瓦解，脑子似乎不再管事，她发觉自己靠在了女儿的肩上。女儿被她的举动吓了一跳，身体在撤退和坚守的犹豫之中僵成了一块石头。女儿的肩膀是一种坑坑洼洼的坚硬，即使能靠，也不舒适。她坐直了，擤过鼻子，平静地说：

“这世上，有的事只能一个人独自面对。”

这是女儿和她发生争执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没想到在那个时刻竟然被她拿来回赠给女儿。女儿被这句话噎住了，一时无语。女儿不再坚持，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智能手机吧，买张卡，够你打两个小时的国际长途。用完了发信息给我，我在这边充值。

女儿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看她。她从女儿的语气里听出了担忧，还有藏在那层担忧底下的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赞赏—— 那是两样她与女儿的交往过程中从未体验过的新奇情绪。

一个星期前的那天，全力在那座公寓楼门洞里的那排按钮上，找到了地址上写的那个房间号。扬声器已经老旧了，嗡嗡地飞着蚊蝇似的电流声。她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找谁？”

狂野的心跳堵塞住了她的五官和思维通道，她的脑子刹那间一片空白。

“我找，欧仁。”片刻的停顿之后，她终于说。

门开了，她走进电梯，腿软得像两根棉花棒，怎么也撑不住一个身子的分量。她扶着墙勉强站住了，下意识地捏住了口袋里的那个瓶子。瓶身有些凉，也有些滑—— 那是她手心的汗。她想掏出那个瓶子，可是手抖得太厉害，掏了几次也没掏成，倒被旁边钥匙链上的毛刺割伤了指头。她并不觉得疼，只看见一丝乌紫从指甲边缘上弥漫开来。她吮住了那个指头，舌头和口腔里泛起了一股让她几欲反胃的腥咸。那股腥咸像一根棒子猛然就把她砸醒了，她想起了此行的目的。她用两根指头捏紧了那个流着血的指甲盖，缓缓地走出了电梯。

过道很高，很窄，也很昏暗，空气中隐隐飘着一丝猫狗的尿臊味。她知道有灯，只是一时找不到开关，只好在电梯口上停了一会儿，等待着眼睛逐渐适应环境，终于看清了斜对过的那个房门号。

704。

她一下子联想起那个数尾带着凶兆的谐音，忍不住冷冷一笑，朝着那扇门走过去。

她的指头刚触到门铃，门就开了。她猜想屋里的那个人一直趴在猫眼洞上看她，她身上的汗毛突然就奓成了针。

开门的是一个法国男人，头发花白了，脸色却依旧红润，身穿一件洗了多水的格子衬衫，腰杆笔直，肚腹上有一圈隐隐约约的赘肉。这是一个可以舒适地躺卧在四十岁到六十五岁年龄段的男人。

“你是欧仁？”全力问。第二语言的路障极为适宜地掩藏住了她的惊讶—— 她设想中的欧仁有十个百个版本，但却没有一个版本与眼前的这个人相吻合。

男人回了一句话。这句话有点长，也有点绕，全力没听懂。男人看出了她的疑惑，便又重复了一次。这次全力一字不落地听懂了。

“我不是，可是这里的确有一位欧仁。”

全力怔了一怔，才醒悟过来男人说的是中文。男人的中文犹如坑坑洼洼的山路，曲折却基本达意。

“你认识欧仁？”他问。

“认识，哦，不认识。”她说。她的法文此时已彻彻底底地让位给了他的中文。

男人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仿佛是一面用最结实的牛皮制成的大鼓，轰隆轰隆地擂得她的耳朵嘤嗡作响。她感觉自己的嘴角松了一松，那是笑的前兆。她用牙齿紧紧咬住了嘴唇。他在等着缴获她的警戒，她不能让他得逞。

“进来坐吧。”男人终于止了笑，把她让进了屋里。

屋不大，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有开了口的麦片盒子，留了几根薯条的塑料盘，喝了一半的咖啡杯子，随意翻在某一页上的时装杂志……布沙发的靠背上倒挂着一件女式夹克衫，烂俗的桃红底上印着烂俗的大丽花，显然是匆匆换下来的，袖子堆成一坨缩在袖筒里，肩膀上有一个焦黑的洞眼，是烟头烧的。

全力朝沙发走去，脚抬到半空时突然停住了，因为她被茶几上摆着的一张照片勾住了眼睛。

照片里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人，赤脚站在一片沙滩上，手里捏着一顶墨西哥风格的草帽。少年的脸被正午的阳光洗得雪白，嘴角高高地挑出一个灿烂的微笑。少年的微笑里有一根尖锐的刺，猝然扎进了全力的心。全力毫无防备地抽搐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捧住了心。她看见一股汁液从她的指缝里汩汩地流出来，流到破旧肮脏的地板上，像水，也像血。可是它既不是水，也不是血，比水浓些，又比血淡些。她知道那是她碎了的心。她想跪下去把那团东西一把一把地捧起来，塞回到胸腔里去，可是太烂太碎了，她凑不回来那颗心了。

谁也不用告诉她，就从那张照片上，她一眼就看出了刘年的基因。刘年那双夹杂着困惑神情的眼睛，刘年那个略略上翻的蒜头鼻，刘年那两片带着一丝与生俱来的乡气的厚嘴唇……出发时她对那个未知的欧仁的最坏想象，此刻终于无可更改地落到了实处。

“我想，你找的，应该是他吧？”那个法国男人站在她身后说。

“这个欧仁，是你的什么人？”全力问。

“这个问题，一两句话肯定不够用，应该等苏菲回家，让她告诉你。你说呢，全力？”

全力猛地跳了起来，仿佛一脚踩上了一只老鼠。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问。

“因为苏菲一直在等你，等了好久了。”男人说。

“谁是，苏菲？”

男人望着她，眼神渐渐变得复杂起来，似乎有些居高临下的宽恕，又似乎有些看穿了她小伎俩之后的愠怒。

“你应该很清楚，苏菲是谁。”男人缓缓地说。

“她在哪里，现在？”

男人指了指墙上的挂钟，说：“这个时间，她当然在上班。”

全力哼了一声，说：“她需要上班吗？”

话一出口，她就感到了热度，喉咙和舌头上有一股隐约的焦灼味。这其实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被她吞回了肚腹，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不屑。

那吞回去的半截话是：“她这样的女人。”

男人叹了一口气，说：“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你那样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苏菲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不算坐快线倒地铁的时间。”

全力问男人要了纸笔，趴在桌子上写了一张字条。

“这是我的电话，让她三天之内联系我，假如她不想我在公寓门口堵她的话。”

全力不等男人回话，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问：“那个孩子呢？他在哪里？”

“欧仁住校，周末才回家。”男人说。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是全力带上的。

“三天，我给她三天。”

男人听见全力的声音风一样地从门缝底下挤了进来。

全力做了三天的准备，可是第二天中午，那个叫苏菲的女人就打来了电话，趁午休的空当，她约全力周日早上在蒙巴纳斯一家叫Le Select的咖啡馆见面。

女人的声音隔着一条电话线听起来疲惫而沙哑，声带和舌头仿佛都经过了粗号砂纸的打磨。还要过几天全力才会知道，打磨女人声带和舌头的那样东西不是砂纸，而是香烟。还要过更久一些，全力才会醒悟，女人的嗓子其实是女人的武器，女人用它来遮掩情绪，骗过警觉。女人的声音是一张盖在篮子上的陈年报纸，满是灰尘皱褶，脏旧得让人懒得花心思去猜度篮子里的内容。

“一个人，你只能一个人来。”全力说。说完了才想起来，这话其实该轮到那个女人说。

咖啡馆不大，毫不起眼地混杂在街上一家挨一家的餐馆酒吧之中，全力险些错过了门脸上的那块招牌。她站在街沿的那片风里收拾了一下心思，才慢慢地推门进去。裤兜里的那个瓶子微微地发着烫，那是她一路捏出来的热度。这几天她一直带着这个瓶子上路，她已经渐渐习惯了手心的这一握体积。暗夜里，在睡眠来临之前的那片狂野思绪中，她给这个瓶子设想过千种百种的用法，每一种都让她感到出了一身臭汗般的淋漓畅快。可惜这些狂野的想法见了光就死，白天一起床就变成了一张张满是窟窿，六个指头也捡拾不起来的烂绵纸。

她知道她还在等着被人逼急。

隔着玻璃门她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女人，从那件印着大丽花的烂俗桃红夹克衫上认出来的。女人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上，丢给她一个瘦骨嶙峋的侧影。女人挑染成酒红色的头发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一个髻子，上面插着一串廉价的塑料珠花。女人一只手在胡乱地翻着酒水单，另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捏着一根烟，烟头上堆攒着长长的一坨灰。

她在女人对面坐下来，手依旧插在口袋里。女人抬起头来看见了她，身子轻轻一颤，烟灰噗的一声落到了桌布上。她从女人眼里看出了一丝惊讶—— 这正是她期待的。

出门前全力认认真真地打扮了一番，今天身上穿戴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刘年从世界各地给她买来的名牌，连胸罩和袜子，都是米兰的设计品牌。这些衣物在柜子里已经躺了好几年了，有的甚至连价格标签都还没来得及剪下。肌肤裹在这一片由昂贵缝制成的柔软里却感觉陌生，对着镜子的一刹那她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她这才知道名牌为何能活过一切乱世烽烟而长盛不衰的道理。最后一道程序是涂口红。当她把那管几乎原封未动的珊瑚色口红从那个贴着金色C.D.标签的蓝套子里抽出来时，她突然感到了荒唐：刘年已经死了，她还需要证明什么？

可是，她只是咽不下这口气。

“大姐，你好像，过得还好嘛。”女人说。

女人的声音听上去比电话里还要破损沙哑。女人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丝，不，是一团，满不在乎的笑意，咧开的嘴里露出一口黄褐色的牙，牙龈上残留着一片昨晚刷牙时遗漏了的菜叶。全力就是从这团满不在乎的笑里猜出了女人的年纪—— 这个女人应该起码比自己年轻二十岁。年轻有力气，扛得起世上一切最烂俗的东西。年轻不需要品位，品位还是后来的事；品位是专门留给那些没力气扛起烂俗的人的。

刘年要的，就是这份烂俗的年轻。

全力突然就泄了气。

“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子？衣衫不整、以泪洗面？”全力疲惫地问。

女人没回答，女人只是急急地吸了一口烟，又急急地把那口烟吐了出去，仿佛喉咙口蹲着一只穷凶极恶的看门狗。

“这家咖啡馆很有名，来过很多名人。海明威、毕加索、肯尼迪，常常来这里一块儿喝酒。”女人突然换了话题。

“海明威在巴黎喝酒的时候，肯尼迪才刚刚学会走路。”全力冷冷地说。

全力的话里有一根粗刺，女人不是没感觉到，她只是不在意，顺手一拔，就把那根刺扔了。

“这个是杜拉斯，梁家辉演的那部电影《情人》，就是她写的书。”女人指着墙上贴的一张剪报对全力说。剪报上有一个矮小干瘪的老太太，身边站着一位威猛年轻的男人。

“这男的是她的最后一个情人，比她小四十岁。”

女人的嗓音沙沙地穿过全力的耳朵，在耳膜上勾出一条条肉丝。

“我不是来听你八卦的。”全力忍无可忍地打断了女人。

“照过这张照片的第二年，她就死了，他一直给她端屎端尿……”

女人的话仿佛是一块从坡上往下滚的石头，怎么也刹不住步子。

砰的一声，女人跟前的那个水杯弹跳了起来，白桌布上溅上了几滴淡黄色的柠檬汁液。那是全力砸在桌子上的拳头。

“行了。”全力说。

全力的话不再是刺，而是一根棒子，咚地一下把女人从自己的梦里敲醒。女人愣愣地看着全力，脸上的笑如挨了霜的花，渐渐地就败了。

“我哪知道这些事？都是于勒告诉我的。于勒教历史，退休前。”女人嗫嚅地说。

“怎么勾上的，这个于勒？也跟勾刘年那样？”全力把桌子上那只攥得紧紧的拳头，慢慢放回了口袋里。

女人不接话，依旧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手里的那根烟。那烟短到几乎烫手的时候，她才猛然往水杯里一扔。嗤的一声，淡黄色的柠檬水里游出了一条褐色的虫子，空气里弥漫开一丝焦煳味。

“我就是个婊子，随你怎么想。”女人说。

全力怔了一怔。她口袋里的那只拳头从来也没松开过，她把一身的劲儿都攒在了这只拳头上，就是为了对付女人的牌坊。这一路上她把女人可能编造的各种牌坊都设想过了，她唯独没想到的是：女人根本就没有牌坊。她铆足了力气想打一场痛快淋漓的架，临上阵才发现压根没有敌手，她冷不防扑了一个空。

女人掏出一根新烟，打火机不肯听她的使唤，咔嚓咔嚓地干号了好几声，才终于点着了火。

“来一根？”女人把烟盒推到了全力跟前。

那是一盒带过滤嘴的摩尔女烟，身材修长，褐色的纸上印着隐隐约约的花纹。这样精致的烟捏在这个女人手里简直有暴殄天物之嫌。这样的女人顶多只配抽廉价雪茄。全力想。

“来一口，你就放松了。刘……刘哥就说你绷得太紧。”女人说。

女人本来是想说“刘年”的，可是话走到喉咙口，就自作主张变成了“刘哥”。喉舌跟脚一样，总喜欢挑熟路走。那一声“刘哥”里有一丝遮掩不住的轻佻，不是刻意，只是出于惯性。

“不许你，提他。”全力说。

她听出了自己声音里的无力—— “刘哥”这两个字抽走了她的精神气血。“哥”是一个噎了她大半辈子的称谓，而眼前这个女人毫不费力地像吹肥皂泡似的就把它吹出了唇舌。当年刘年第一次到家里来的时候，见着母亲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姨，见到她顺口就叫了一声姐，后来他才知道其实她比他小。那一声“姐”一叫就是三四十年，一下子就把他们的关系固定在一个模式上。等到她觉察出这个模式的不舒适时，他和她都没有力气再去改变了。

“为什么？”女人轻轻地扬了扬眉毛，“大姐你千里万里来到巴黎，不就是要说说刘哥的事吗？问吧，你想知道什么？”

全力从女人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根烟，她手颤得厉害，几乎撕破了包装纸。全力从来没有抽过烟，可是她身边都是烟枪。小时候是父亲，长大后是刘年，再后来是思源，她是在烟熏火燎的环境里出生长大，又慢慢变老的。她用不着学，她早就看会了。她伸过手去向女人要打火机，女人没给，却凑过身子用自己的烟头点着了她的烟。两个人仰着头靠在椅背上吞云吐雾，定定地看着天花板，仿佛那上头刻着些旁人看不懂的咒语。

“刘年一年给你多少钱？”半晌，全力才问。

“大姐你又不缺钱，问这个有意思吗？”女人耸了耸肩说。

“有意思。我就是想知道，刘年是怎么养他的婊子的。”全力咬牙切齿地说。

女人咕地笑了一声，说：“大姐你是不了解刘哥吗？刘哥是生意人，从不做吃亏的事。刘哥不养婊子，只养儿子。刘哥的婊子一天要车几十件衣服，车到指头和针头都分不清楚。”

女人把几根被香烟熏得蜡黄的手指伸到全力眼前，全力看见了指头上的黑点，那是针扎破之后结的痂。

活该。全力暗想。

“你知不知道刘年成立了一个公司，等欧仁十八岁时，可以得到这家公司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全力问。

女人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你知道百分之七十五是个什么数吗？”

女人摇头，说：“大姐你还是不明白，刘哥不养婊子，只养儿子。多少钱也是欧仁的，和我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你还做什么婊子？”全力冷冷一笑。

女人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说：“我只有一个休息天，你要是不问别的事，我就回家了。”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剩下那百分之二十五归谁，欧仁十八岁的时候？”全力拦住了女人。

女人站了起来，在桌子上扔下一张纸票，说：“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吧，刘哥最爱去的。”

全力想说我不去，可是她的腿脚却没听脑子指挥，自作主张地随着女人走出了咖啡馆。在街口等红灯的空隙里，全力问了一句话。其实话溜到舌尖她就后悔了，可话走到那个地步就有了自己的冲劲，她想拽也拽不住了。

“刘年，还跟你讲过我什么？”

她知道她在这个女人面前又矮了一截。

苏菲在墓区间的小径上蛇似的穿行，路熟得如同是自家的后院，全力一路小跑着才勉强跟得上她的步子。

“刘哥每趟来，都要看这个人。”苏菲在路边的一块墓碑前停了下来。

其实，把这东西叫作碑实在有些夸张。严格地说，这也就是一块石头而已—— 一块既是墓也是碑的石头。石头丝毫不起眼，藏在两棵松柏中间，小得稍微一眨眼睛就要错过。石头上长满了暗褐色的寿斑—— 那是风雨侵蚀过的痕迹。朝路边的那面雕凿着两行字，凹陷处嵌了些青苔和鸟屎，全力看了好几遍才勉强看清楚：

EUGENE POTTIER

1816—1887

“这是个什么人？”全力问。

“欧仁·鲍狄埃。”苏菲说。

全力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有几分耳熟。她的脑子一下子伸出无数把铁耙子，飞快地刨着记忆表层的浮土，可是没用，她一无所获。

“《国际歌》，你不知道？《国际歌》的歌词就是他写的。”苏菲提醒道。

浮土纷纷扬扬地飞散开来，全力终于看到了埋在记忆最底层的那条根须。一串音符如游丝，若隐若现地从她的脑子里穿过。太久太久了，恍若隔世，唱那首歌的年代里，她的生活还是一张白纸。不，她的生活从来也不是一张白纸，只不过那时候，她生活的那张纸上还没有沾上那么多的污迹。

“刘年为什么要来看他，这个欧仁？”全力问。

苏菲惊讶地扬起了眉毛，仿佛在全力的话里找见了一条虫子。

“大姐你不知道刘哥最崇拜的就是这个欧仁？”

苏菲说这话时脸上带着一丝接近于天真的神情，全力却像挨了一棍子似的怔住了。她不能点头也不能摇头，她不能接应这个话头——一接应就露了她的短。

“刘哥第一次来，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个墓地，后来还是于勒告诉他的。”

“你敢把你的恩客介绍给你的丈夫？”全力问。

全力知道此刻她若有镜子，一定能照见那股从舌头流过牙齿的嫉恨的墨汁。其实这个女人除了年轻，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值得她嫉恨之处。刘年把他的婊子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就是为了让自己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发现这个女人。刘年色胆再大，也跨不过那道圈了他一辈子的沟坎，那道沟坎的名字叫良心。假如刘年把他的婊子送到洛杉矶、温哥华、悉尼，还有别的婊子成群结队的地方，她兴许还不至于这么动气，可是刘年偏偏把他的婊子送到了巴黎。她可以忍得下婊子，也可以忍得下巴黎，但她无论如何也忍不下住着刘年婊子的巴黎。

苏菲用指尖剔着牙花，那片菜叶从她的指甲缝里弹出去，在空中飞出一道轻盈的弧线，最后坠落在两块石板的缝隙间。

“于勒不是我丈夫。”她说。

全力哦了一声，说：“对不起，我忘了，婊子没有丈夫。”

苏菲没说话。她蹲下身去，抽下头发里的一个卡子，剔着墓碑铭文凹陷处的青苔，一下，又一下，狠狠地。全力知道她的话里有两个字终于刺穿了女人盔甲般硬实的脸皮，那两个字是“丈夫”。这一天里她已经打出了无数拳，每一拳都落在了棉花上。只有这一拳她感到了疼—— 她知道她打到了实处。

“只要我吭一声，于勒随时可以和我结婚。”女人终于找着了一句话。

“可惜刘年不肯。刘年怎么能让他的儿子，认这么个老混混儿当爹？”

用不着看女人的表情，全力就知道她又打出了一记实实在在的好拳。

“为了讨他欢心，你就给他的儿子也取了个洋名叫欧仁？”全力在“他的”两个字上，坠上了格外的重量。

“我儿子在中国出生登记的名字，就叫欧仁，这是刘哥取的名字。”苏菲说。

全力觉得胸口一阵闷堵，呼吸有些艰难。苏菲接过了她的拳头，忍下了疼，然后再把她的拳头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了她。她突然醒悟过来这个女人除了年轻之外，还拥有一样她到死也不会有的东西：儿子。她觉出了剧痛，却不能吭声，因为堵在她胸口的，是她自己的拳头。

“于勒说欧仁·鲍狄埃很穷，死了连墓地也买不起，后来是一群跟他一样的穷弟兄给他下了葬，做了这个东西。”苏菲无心恋战，转移了话题，指着坟盖上的墓饰说。

所谓的墓饰，其实也只是一块石头，一块被雕凿成一本书样式的石头。书摊开着，左页右页都刻满了字，除了名字和日期，全力什么也看不懂。全力只见除了生卒日期之外，左页的下角还标着一个日期“1905”，便猜想那是立碑的日期。心里悄悄地算了一下，那是他死后的第十八个年头。也就是说，这个叫欧仁·鲍狄埃的老头，在一座什么也没有的白墓里躺了整整十八年，才等来了这一块寒酸的墓饰。而就在这十八年里，他的歌被翻译成了无数种文字，在无数人的舌头上雷一样地滚过。

“于勒说右边的这一页上，刻的是欧仁写的诗的题目，最后那一行是《国际歌》里的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苏菲说。

“你只是穷怕了，刘年。”全力喃喃自语。

话一出口她就吃了一惊：这原本是她藏在肚子里的私房话，她没想讲给苏菲听。她非但没想讲给苏菲听，她甚至也没想讲给刘年听。刘年走了，她才知道刘年的身体不是她一个人的，刘年的钱也不是。刘年真正留给她一个人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女儿思源，还有一样就是关于贫穷的记忆。

“两双他，天生就可怜穷人。”苏菲说。苏菲说这话的时候，嗓子有一条裂缝。苏菲的嗓子从来就是坑坑洼洼的，全力并没有在意。引起全力注意的，是苏菲那两排用油膏涂抹得极为夸张的睫毛上，那几颗闪闪发亮的东西—— 那是眼泪。

“两双？两双是谁？”全力问。

苏菲定定地看了全力一眼。

“大姐你不知道刘哥小时候的名字叫两双？后来参加工作了，才改的名字。”苏菲说。

全力的膝盖软了一下，身不由己地靠在树干上。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他就叫刘年，她从来不知道他曾有过别的名字。他们认识快四十年了，他和她做了三十年的夫妻，他竟没有把他叫刘年以前的那段历史交给她保管—— 他宁愿把它交给一个婊子。她错了，她不仅不独占他的现在，她也不独占他的过去。他把他生命的一头一尾都给了一个另外的人，却只给她留下了索然无味的中间。

刘年两眼一闭，到底带走了多少她所不知道的秘密？

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低矮了下来，天穹从苍白到璀璨，仿佛只经过了一瞬间。阳光从茂密的松针之间遍体鳞伤地挤进来，在欧仁墓顶那本爬满青苔的石书上，留下一团形迹可疑的猩红印记。

“他得病之后，你们见过吗？”全力颤颤地问。

苏菲顿了一顿，说：“大姐你真没认出我来？你不记得那天在病房里的事了？”

全力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天刘哥，打翻了一个，热水瓶……”苏菲犹犹豫豫地说。

全力的脑子唰地散成了一地的碎碴。那些碎碴在窸窸窣窣地四下爬动着，寻找着自己的路。渐渐地，飞尘落定了，每一片碎碴都找到了契合自己的那块地盘，模糊的记忆就凸显成一幅完整清晰的图，所有的细节都有了意义，她终于想明白了几个月前那出在她眼皮底下上演的戏。

“第二天我想让欧仁一个人找个借口进病房，谁知刘哥头天下午就走了。刘哥没赶上啊，他没赶上看欧仁一眼……”

全力听见空气里有些嘤嘤嗡嗡的声响，像雷雨前蜻蜓惶乱的翅膀，也像花丛中蜜蜂迷了路时的求救，那是苏菲在哭。苏菲哭的样子跟她的笑容一样烂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眉目蹙成一团找不到头的乱线。苏菲的哭声一下一下地磨着全力的耳朵，不是痛，只是闹心。全力很想大喝一声别哭了，可是她发现自己像剔了筋骨似的软绵，她没有力气开口。

那天，在拉雪兹公墓第九十五墓区，当两个女人乌眼鸡似的对峙着的时候，我开始紧张，我的身体冒出细细的虚汗。我预感到时机到了，我主人赋予我的使命，极有可能会在那一刻里实施，并且结束——我知道这项使命一旦开始，就同时意味着终结。我的主人将手伸进裤兜里，紧紧抓住了我，疼得我呻吟了一声。这不是第一次，这几天她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可是从她手掌的温度和握住我的力气里，我断定这次和前几次有所不同。

这次她应该下了决心。

我屏住呼吸等待着她把我掏出裤兜重见天日，可是那一刻却迟迟没有到来。几秒钟后，她再一次松开了我。她抓住口袋里的另外一样东西，把它递给了站在她跟前的那个淌了一脸脏泪的女人。

那是一张揉成皱巴巴一团的手纸。

其实，他跟照片里的样子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从照片搬到地上的过程中，他捡了一些东西，也丢了一些东西。

全力遥遥地望着他，心想。

捡的那样东西是活力。他是一群孩子里跑得最快的，他拿脚运球的样子，仿佛球和他的脚中间连着一根弹力很足的线，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远，一会儿近，却始终撕扯不断。

那么，丢的又是什么呢？她想了半天才想明白，他丢的那样东西是蠢气。

照相机长着最毒的眼睛最刁蛮的手指，镜头能一下子把人骨子里埋得最深的那根筋挑到表面，轻轻一按，成为定格。所以照片里的他就有了那股子带着基因密码的蠢气。

那是静止的时候。

他跑动起来时，就有了速度。速度模糊了视力，速度遮掩了静止时才会浮上表面的东西。

他在上海长到四岁，才去了法国。那四年里她和他本该有千次万次的机会相遇，比如他坐在婴儿车里到公园晒太阳的时候，再比如他被带到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再比如他跟着大人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可是没有，她一次也没见过他。不过即使见到了，她也不会知道他是谁。她意识到他的存在，已经是他出生十二年之后的事了。

也许源源早就知道了他的存在，也许父亲也是。也许所有的人都是，唯独除了她自己。真相是一件厚实的棉袄，把她舒舒服服地裹在了里边。她离真相最近，所以她离真相也最远。

天暗下去了，风乘虚而入。在有些国度里，夏和秋的交接，往往是在一场雨一阵风里完成的。可是这些孩子并不知道，这些玩得很疯的孩子，他们还不知道秋天已经咬上了他们的脚后跟。

他浑身是汗，头发在额头蜷成一个个湿卷子，汗迹在那件灰色T恤衫的脊背上洇出两片大叶子。他混在那群洋孩子里，如鱼得水。若不是他的肤色，几乎没有人能辨认出他是个外来种。他开始长了，却远还没有长好，绷得紧紧的腿肚子上已经有了第一丝关于肌肉的联想，却依旧还是瘦骨伶仃，有些像刘年第一次上她家来时的模样。

刘年第一次来她家的时候，比这个孩子大不了多少。刘年那天坐在饭桌上的神情，拘谨得仿佛通身都绑着绳子，他害怕身上哪个部位挪错了位置，天就会塌下来在他头顶砸个粉碎。

不，这个踢球的孩子，绝对不是当年的那个刘年。这个孩子手指尖上有风，脚趾上也有。他头发梢上生着风，嘴角鼻梁上生着风，肩膀膝盖上生着风，身上脸上每一个突出的部位都生着风。那风替他嗖嗖地开着路，所向披靡。

要是他知道六年之后，当他长到十八岁时，他将成为一份亿万资产的主人，他还会那样放肆那样快活吗？她暗想。

他们，这群孩子，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已经踢得太久太久，她的眼睛一路追着他，追得几乎有些眩晕。他从同伴手里抢过那个已经停止了运转的球，随手一扔。球砸在她身边的一棵树干上，发出一声西瓜爆裂似的巨响。她吓了一跳。

他跑过来，捡起落到地上的球，对她抱歉地笑了一笑，牙齿上的金属箍亮得晃眼。他离她如此地近，她甚至看清了他T恤衫上洗得脱了线的袖口。六年，六年以后，他将成为财富的囚徒。那个日子在步步逼近，她甚至听见了镣铐砸在地上的狰狞脚步声。可是他不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被蒙在一个大气泡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个气泡。

能捅破那个气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她。

她的心脏刹那间停止了跳动。她扶着树干站住了，颤颤地掏出了口袋里的那个瓶子。

可是他已经走了。她眼睁睁地看着他渐行渐远，化成了街上的一粒粉尘。

她知道她错过了最后一个认识刘年的机会。

她觉得嘴里有一丝古怪的腥咸，过了一会儿才知道，那是牙齿在嘴唇上咬出来的血。

我就是在那个傍晚离开了我的女主人的。

不，我应该说，是我的女主人离开了我。

我在学校操场边上的草丛里孤孤单单地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才被一个清道夫发现。

清道夫捡起我，对我端庄敦厚的外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他对我的兴趣并没有停止在表面，就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兴致不会停止在衣着上一样。他拧开我的帽子，凑过鼻子去闻了一闻，却被里边的那股馊味熏得几乎背过气去。他立刻把我严严实实地封了回去，我注意到他拧盖子的手在轻轻颤抖。清道夫在成为清道夫之前，曾在一家化工实验室里洗过瓶子，所以他凭着气味就知道了我肚腹里的液体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从他的嘴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这种液体的名字。

“工业用硫酸。”他喃喃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