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那日，我和季风在艾镇摆酒。选在镇上最气派的一家酒店，但艾镇的气派，无非“世纪大饭店”的招牌上挂满塑料红玫瑰花球，泛着油光的红地毯一路铺到二楼，“鸾凤厅”门口放五层大蛋糕，上面立的两个小人白着脸，没有五官。就这样还1288一桌，说是保证两个海鲜菜，附送一个婚礼主持，身着紫色灯芯绒西装。

我表妹是伴娘，兼收礼金，在门口黄桷树下摆一张桃木桌子。她化了大浓妆，穿宝蓝色纱裙，等不及客人走掉，就开始用涂着猩红指甲油的手指拆红包，然后公开把所有低于四百块的名字记在一张纸上。老槐树上知了竭力而鸣，路边栀子花有油焖笋香味，艾镇的老房子拆了一大半，却拆了也就是拆了，一直没有下文。两旁都是瓦砾堆，世纪大饭店孤零零站在当中，碎石灰腾起浓浓白雾，客人们打着伞从雾里走过来。我穿十五厘米高跟鞋站在门口，从八点开始太阳就顶头照，妆完全花掉了，婚纱拖尾上洒了一杯完整的果粒橙，有客人远远看见表妹，偷偷摸摸往红包里加了一百块钱。我很满意，结婚就应该这样。

仪式漫长，爸爸的家长致辞已经超过二十分钟，厨房憋着一直不肯上菜，客人们开始露出茫然神情。爸爸以前是艾镇文化馆的文学干部，退休前一年评上了副高职称，今天早上专门吃了三两排骨面和十个红油抄手，他大概早就下定决心，要在婚礼上掏心掏肺抒情。

爸爸又铺垫了五分钟，终于抵达高潮：“……昨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想着如果我的父亲今天也在这里，他会多么高兴。我父亲死于一九六七年，他一辈子都是艾镇中学的校长，死之前却只是个拉板车的车夫，死因大家也都可以想象，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家庭的惨剧……现在，我要向他敬一杯五粮液，希望他的灵魂能回到艾镇，参加从未见过的孙女的婚礼。”

爸爸动了情，拿出手帕，大家都听到今天酒席上居然有五粮液，掌声热烈，也有可能是因为终于开始上菜了。三文鱼刺身带着冰碴，鳜鱼努力昂起完全不像松鼠的头，上甜品的时候我们终于敬完酒，甜品放在长盘上，是用冻牛奶和红豆沙做成的麻将牌，正好一副十三幺。我吃了个红中，正打算再拿个东风，奶奶坐在我边上来：“幺妹，听说你们是要去台湾度蜜月？”

“是啊……后天就走，都是季风选的，台湾现在38度啊奶奶，都不晓得过去是不是每天在宾馆里头吹空调。”

“你替我去见个人，拿包东西给他。”

“……什么人？奶奶你还认识人在台湾？”

“你不要管，见到人也别说话，放下东西就走，这东西也不值钱，就是不放心寄过去。”

然后给我一个小小的扎染蓝布包，顶上打结的位置塞进去一张叠好的八行笺，隐隐看见秃笔淡墨的小字。奶奶说：“喏，纸上是电话地址，就在台北。”

奶奶姓方，老太太们上了年纪也就叫老太太，但她一直叫方永梅。虚岁刚过八十四，今天穿淡青色乔其纱旗袍，上面绣着小朵小朵白梅，头发没有全白，挽成一个整整齐齐的髻，手上一对赤金扭麻花镯子，戴的时间太久，金的颜色沉下来，却有一种“祖上曾经阔过”的铮铮铁证感。其实只要奶奶还活着，穿紫红色丝绒外套，坐在老屋临街的藤椅上看书，偶尔有风吹起长袍滚边，露出黑色绣花鞋上的蝙蝠翅膀，谁也不敢怀疑，方家真真切切祖上曾经阔过。

酒席在下午三点终于散了，现在流行摆酒只吃午饭。我换上短裤拖鞋，季风脱下西服，衬衫前后湿透，他拿两大口袋没发完的喜糖，爸爸抱着婚纱走在边上，今晚大家都住老屋，说是老房子看起来喜气。我们路过镇政府的大门，爸爸一万次重复这些话：“你看，登记室那张桌子，是你太外公家的黄花梨木插肩榫翘头案几，小时候你奶奶逼着我在上面临汉碑帖呢……里头花园里还有个大石缸，外面刻着迎客松鹿回头，青苔有手掌那么厚，里头的乌龟怕还是我十岁那年放进去那只呢，现在……哼。”

我觉得烦，怕季风不像我这样久经考验，听得懂“肩榫”和“翘头”，更怕他觉得这家人原来这样可笑，就岔开话题，提了提那个蓝布包，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让你把东西送去你就去吧。”

其实我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爸爸今天提到的那个父亲，倒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奶奶再嫁到白家的时候，爸爸已经有七八岁，之前的那个人，家里没人怎么提过，好像希望这回事就这么囫囵着过去了。我一直以为是死了，想着奶奶这辈子死了两个男人，她颧骨又高，我处处小心，不敢在她面前随便讨论命运和面相，现在才知道前头那个还在台北，只死一个老公，就无论如何不能充分论证“克夫”这回事了。

我有点兴奋，没想到这种故事能发生在我们家。但想想又觉得公平，这么多故事游荡人间，一家一户按理也得平摊一两个，哪怕时代的悲剧，哪怕家庭的惨剧。

回到家里，纵是外面空气都热出金光，老屋里却还是有浸浸凉意，灰色石砖刚洒了水，墙角青苔是沉沉墨绿，奶奶换下旗袍，照例一丝不苟穿着青色真丝长褂。她泡了一壶杭白菊，我们就坐在黑沉沉的八仙桌旁喝茶，看菊花在玻璃杯里慢慢舒展出繁复花瓣。墙壁上高挂着爷爷的炭笔相：小圆眼镜，长衫扣得很紧，头发涂得漆黑，高高耸起一块，有几分胡适的样子。下面是奶奶的字“白墨轩遗像”，字是多宝塔碑上那种颜体，一撇很轻，一捺极重。

季风指着上头偷偷问我：“怎么死的？”

我努力往上拽脖子，又指指那根巨大的黄杨木横梁。

我和季风先后洗了澡，倒在大红绸缎床单上，大红被面上开着朵朵绿色牡丹花。我睡得沉，几乎被魇住了，千辛万苦地挣扎着醒过来，一眼看到床尾小凳上的蓝布包。窗棂上糊着翠色纱窗，因为再找不到这种纱，那颜色历经时间，越来越浅，正透进今天最后一点光。除此之外屋里已经黑尽了，顶上吊扇慢悠悠转，在什么都没有的空气中撞击出声响。

我大声叫醒季风，不想配合老屋演这出阴阴冷笑的戏码。

和林三民在电话里约好，我们就在台大池塘边的长椅见面，他说不清楚地点，含含混混表示“就是沿着椰林大道走到头然后左拐，再绕几下就能看到的池塘”。我的心眼突然变成米粒大小，鄙夷他连找个有空调的咖啡厅都不舍得，烈日当空和我约在下午三点的户外。

季风说：“你怎么叫他，爷爷？”

“呸，你在边上等我三分钟，看我扔下包就走，我们转头就去紫藤庐喝下午茶，我连喂都不要喂他一声。”

最后的确没有喂一声，我客客气气叫他“林先生”，为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怕他觉得我家教不好。叫爷爷是绝无可能，我只认炭笔画里疑似胡适那个是我爷爷，春节清明七月半给他烧黄纸，八仙桌上供一刀煮成七分熟的三线肉，清晨供到傍晚，最后加蒜苗炒成回锅肉。爸爸说，爷爷上吊之前，怕家里人收拾尸体麻烦，提前给艾镇街上的“白事一条龙”付好钱打好招呼，让他们下午四点来家里。他死于三点四十，穿一件刚浆洗过的蓝布长衫，他在八仙桌上垫好报纸才踩上去，桌上还有一本翻烂了的《石头记》，书签放在晴雯被赶出大观园那一页。

林三民怕也过了八十五，我忍不住恶毒地想，有些人——比如我奶奶——你就觉得是长寿，有些人——比如他——你就觉得是活得太久。他按说个子不矮，却总像被人从哪里截去一段，具体是哪里又难以定义。穿上面印斗大“福”字的土黄色对襟短卦，面料低廉，一看就是全化纤；下面穿一条黑色大裤衩，黑色凉皮鞋。我想到奶奶的五六七八件旧旗袍，天冷了披上自己打的灰色羊毛坎肩，哪怕洗得走了丝，也比眼前这个人气派一万倍。我感到高兴，好像下棋的时候已经先吃了对方一个马，又稳稳地把車挪出来，心里分外安定。

林三民抹着汗，用台湾普通话说：“真不好意思啦，本来应该请你们到家里去坐坐，但今天我在边上的医院针灸，我也没办法啦。”

我注意到他也没叫我名字，估计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位和我的关系。我把蓝布包递过去，如果我现在掉头就走，在气势上等于用卒换了对方一个炮。但我控制不了好奇心，想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之前我和季风已经试了各种办法想打开，但奶奶显然防了我们有这手，她缝死了打结处，想打开必须得把布剪坏。

林三民摸着包，脸色渐渐变了。太阳正是最毒的时候，池塘边空无一人，几只胖墩墩的鸭子凫着水，大半个身体沉到水下，只有我们三个人，神经病般无遮无蔽、并排坐在滚烫长椅上，晒成三片蔫黄叶子。季风和林三民中间隔了一个我，他有点激动，半站起身子，没想到度蜜月还能看这么场戏。我羡慕他，坐在台下看戏的人只需要悠悠叫好，不像我，无可逃避地非要打这场酱油，上台后茫然四顾，几乎接不上下一句台词。

我故作镇定，把瑞士军刀递给林三民：“林先生你还是打开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他流着汗，慢慢把死结割开。天色无端端在几分钟里暗下去，又无端端打起雷来，我和季风把头凑得不能再近，闻到他身上的浓重汗味。包里有一堆信、一个布皮笔记本、一个文件、几个看不清楚的小东西，林三民大概也就瞄了一眼，就把布包重新系起来，慌慌张张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有事得先走了，改天再给你们打电话，实在有事，我也没办法啦。”

他走得飞快，赶在第一道闪电之前彻底消失。台北的雨下得凶狠，像是一股再也忍不住的怨愤之气，我们赶到紫藤庐的时候浑身湿透，一人点了一杯热巧克力。那三棵老紫藤树缠住半边落地玻璃窗，大颗大颗雨滴砸在门外石臼里的漂萍叶子上，鲜红色锦鲤在暗沉沉的天空下闪着光。我想到刚才见到亲生爷爷，想到他缩头缩脑说“我也没有办法啦”的样子，实在进入不了这浓郁巧克力味的现实世界。

季风大概觉得我可怜，把话题扯开：“这就是紫藤庐啊，好像殷海光当年老在这里。殷海光你知道吧，最早翻译哈耶克那个人。”

我点点头，我怎么也拿了新闻和经济双学位：“当然知道，还有《自由中国》那些人，殷海光故居好像就在这附近，我们要不要等会儿去逛逛？”

季风看了看外面的雨，说：“明天吧，今天看起来雨停不了，我们打车去吃点好的。”

后来就去了中山北路一段的“青叶”，就着乌鱼子一人喝了一壶清酒，辣炒海瓜子完全不辣，地瓜叶碧绿，浮在清汤上。吃完饭本来应该很快走到地铁，不知道怎么迷了路，绕到林森北路。破旧骑楼下开着卖廉价衣服的小店，我挑了一条199台币的翠羽蓝棉纱围巾，上面印玫红色花朵，我把围巾挂在脖子上，好像真的会在38度的气温下觉得冷。我突然问季风：“你说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显然已经琢磨过了：“信肯定是你奶奶当年没寄出去的，笔记本里可能是日记？文件袋我看那厚薄也就几张纸，那几个小东西我看得不清楚，但有一个好像是个玉鼻烟壶，应该是当年你家的小摆设，你奶奶一直留着……其实也就这么点东西，想也大概能想到，不会有什么稀奇。”

我点点头：“这种故事可能都差不多——想也大概能想到，不会有什么稀奇。”

我们终于上了地铁，列车开得太快，焦虑地想把一切抛在后面，我紧紧攥住季风的白衬衫下摆，好像担心我们会就此走散，再无相聚。

这种故事实在都差不多，想也大概能想到，并没有什么稀奇。

林三民那个时候还叫林中柠，是军统基层组织里的一个小队长。家里几代都开着医馆药馆，他职位虽低，却不缺钱，也从来没有想过升职，这份工作不过是混混日子。只有一次，他隔着几百人见到毛人凤，回来跟方永梅说：“喏，鼻梁上有颗黑痣，右眼比左眼大一圈，抿着嘴也不说话，看起来倒是不凶的。”除此之外，林中柠每天早上上茶馆，喝两泡茉莉香茗后再去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又去茶馆再喝两泡，那杯茶还没倒掉，他喜欢茉莉彻底出味，盖碗里沉着红色茶汤。

一九四九年，林中柠一个人去了台湾，方永梅怀着两个月身孕，不敢一路先挤火车再挤船地跟着去。她去火车站送他，做了一玻璃瓶子艾镇特产冷吃牛肉，让他在船上下酒；网兜里另有二十个茶叶蛋，煮蛋的时候加了半瓶子花雕；钱是在他的贴身衣服里又缝了个双层小袋，银元装多了，她就叮嘱林中柠走路要慢点，不然撞出声来会被人发现。

方永梅穿淡紫色软绸长旗袍，还完全没有显怀，头发烫了外翻的卷，戴一对老坑玻璃种的翡翠耳坠，银链子垂到肩上，又穿一脚蹬的黑色羊皮细高跟鞋。走在站台上，没有风也微微晃动，每个人都向她望过去。她自然有点惴惴不安，怕他回来时，赶不上孩子出生，碎碎地说点怨言，又落了眼泪。林中柠不耐烦起来，让她赶紧回去：“哭什么哭光天化日的，你也看到了，我是没有办法，你要是有事就去找白墨轩商量商量。家里留给你的钱，你就算花个一百年也是够了，我看最多一年我就能回来，说不定能赶上你生孩子，要是没赶上，生下来不论男女，都叫林梓文。”

后来当然是没有赶上，孩子刚生出来那阵的确还不缺钱，公私合营后也就缺了。方永梅从来没有这么窘迫过，林梓文前几年习惯了每天三杯牛乳，下午还有一盘子核桃酥当点心，睡前如果不哭不闹，能吃一小碗臊子面。生活突然变得精确：一日两顿稀饭，一周有一顿肉菜。他馋得哭，狂热地爱上了吸自己手指。每个人都渴望肥肉，方永梅孤儿寡母，排队买肉的时候总是被欺负，只能割到纯瘦的里脊，熬不出油，怎么做都不香，她走投无路，去找白墨轩商量商量——其实就是借钱。

白墨轩是林中柠的中学同学，已经在艾镇中学当了十五年校长，开始兼着历史老师，兴高采烈备课，给学生们分析建文帝到底跑去哪里；后来自己默默不上了，因为解决不了怎么评价朱元璋。只有多喝了几盅高粱酒，才会轻轻地对身边的人说：“死了一亿人啊，真的是死了一亿人啊。”反反复复也就是这句话，好像自己吓住了自己，他其实对一亿并无概念，抗战时说过四万万同胞，那就是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白墨轩也没有钱，但毕竟有份工资，可以让林梓文吃上猪油炒饭，洒几点自家院子里种的小葱。林梓文喜欢他，吃完炒饭油着一张嘴跟他读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于是他完全不介意自己过了两年，突然变成白梓文，在学校里要被人戳着后脑勺说闲话。方永梅读过书，学校缺老师的时候，她可以帮着上上课，那些纱的绸的真丝的窄身旗袍不敢穿了，夏天一直穿一条靛蓝色竹布的宽身裙子，就是这样，她的裙子也总是比别人的要更蓝一点。她对自己的再嫁很是愧疚，给林中柠写了很多信，但也不知道往哪里寄，有时候夜特别深，她和白墨轩躺床上说话，会把声音压到不能再低：“幸亏当时他走了”，“不知道他在那边好不好？”，“也不会更差，他算是有公职的，随便混混日子总是容易的。”说完两个人都缩进被子里，暗夜里有心怦怦跳的声音。

后来当然是越来越糟，这也没什么稀奇，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是如此。白墨轩从中学校长变成车夫，每天替艾镇的几个社会主义建设工地拉红砖水泥，他一辈子爱干净，又舍不得家里的水，收工前总要在河里洗个冷水澡。十二月河水似冻非冻，浇在身体上嗞的一声，河面下有巴掌大的小鲫鱼半浮在水中，往远处望只有浓白雾气，罩住自己的过往与当下。白墨轩冷到麻木，有时候会疑惑为什么这一切总是不醒。

再后来就是越睡越深，彻底魇住。他娶了国民党特务的老婆，理所当然是内奸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可以用上的罪名太多，人民群众也有点举棋不定，不知道拿他如何是好。抄家之前白墨轩早有预感，和方永梅一起把那些信、自己的日记本和林中柠留下来的几样小玩意，用装糖果的铁盒收起来，埋在老屋院子里。他们挖到大半夜，坑非常深，上面又种上栀子花，正是盛夏，栀子花开得放肆，抄家的人一进屋先掀锅，以为他们都这个时候了还能吃上油焖笋。他们没找到什么通敌的铁证，又不想白来，就把白墨轩的书堆在院子里烧了。书太多了，最上面是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精装硬皮本，他们担心烧不起来，又一时没找到剪刀，是用菜刀剁碎了才丢进书堆里。

火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旺，好像一直燃到天上，白墨轩和方永梅木呆呆站在边上，这件事太过荒谬，一时间谁都不敢相信。等人都走了，白墨轩在橱柜里拿出一册戚本大字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坐下来跟方永梅说：“中午我边吃饭边看书，不知怎么收拾碗的时候就放柜子里了，他们倒是没想到搜碗柜。”又把书翻到七十七回：“我就看到这里，灯姑娘给宝玉说，‘可知道天下委屈事也不’。”

方永梅看他像入了魔，想说点什么安慰话，又觉得这实在是无从安慰。两个人默默相对一会儿，白墨轩说：“你现在就收拾两件衣服，带着梓文去乡下舅娘家住几天。”等她收拾好了要出门，他靠在门框上突然说：“以后你要是见到林中柠，就把东西挖出来给他，给他看看我的日记。”

方永梅模模糊糊知道他想干什么，却还是带孩子去了乡下，她两三天没吃饭，渴极了才喝点米汤，每天早上就站在村口等消息，她隐约知道，却不敢确认的消息。等到第三天傍晚，人终于来了，她一下坐在黄泥地上，边上玉米地里蚱蜢长得半个手掌长，一跳跳到她的头发上，方永梅想：“这样也好，他也没有办法。”

垦丁台南台中玩了一圈，我们回到台北，打算痛快睡两天，再把漏掉的夜市都逛完，这就飞回北京。台北一直在下台风雨，天色永远阴沉沉，将亮未亮，我们本打算一觉睡到下午，谁知道早上八点就接到林三民的电话，隔着那么长的电话线，我看见他缩着头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这么多天也没给你们打个电话……我也没有办法，家里事情太多太忙了，这样好不好，你们今天过来吃饭啦，就在家里吃点便饭。”

他住在温州街一套狭窄的老式公寓里，楼道里没有灯，我们摸黑一路上了五楼，他已经开了门站在那里：还是穿一条大裤衩，上面倒是规规矩矩穿着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走进去一时想不通，这个家能有什么事情可以忙？看起来他是一个人住，卫生间里只有一张孤零零的毛巾，硬得可以独自站立，复合木地板翻了边，沾着斑斑油渍。我控制自己不去问他在这边的家庭生活，又找不到任何话题，只好装作欣赏墙上几个大字——“难得糊涂”字写得上不了台面，像是每一笔都努力描黑描粗。我想到奶奶那手颜体字，又想到老屋里永远一尘不染的灰色石砖，觉得这局棋自己早已经把对方将死，赢得太轻易，让我失去了胜负心。

真的是便饭，一大盆子卤肉燥，自己添来拌饭，除此之外只有一个清炒高丽菜，一个丝瓜汤，台湾人的卤肉放了红葱头，我没忍住连吃三碗。林三民没拉着季风陪他喝酒，但一瓶金门高粱已经浅下去一小半，没有像样的下酒菜，他就一直剥着盐水花生。

他渐渐喝得有点茫，自顾自说起话来。

“……我也不知道你奶奶后来过得这么苦，我哪里知道？我也是没有办法嘛，我后来那个女人去年才死，她不高兴我和大陆那边联系的……我就给你奶奶去过两封信，留了个地址电话，她呢也没有回我，我还以为她死了。

“……她后来是嫁了白墨轩了嘛，白墨轩后来又死了嘛，这个我是知道的，六十年代有大陆跑过来的人告诉过我，我又不怪她，难道她还怪我？她又不是不知道，我也是没有办法，回不来就是回不来，要不她是怪我当时不带她走？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当时她怀着孩子，而且谁想到后面的事……难道我在这边就过了什么好日子？照我说呢，家里那些钱后来反正也是没有了，还不如当时都给了我，那样我怕是现在也有块地……台中你们这次去过了吧，景色蛮好的吧？当年我在绿岛工作，要是稍微有点钱，也在台中买了个院子，你看我现在住五楼，再过两年爬不动了，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这些年也难呢，也没有办法，我们小公务员，被人调来调去，我以前负责看着台大那些反动教授，喏，就是这楼下没多远。殷海光你们知道吧，得看着他，每天站在他家院子外面……喏，你看当年毒蚊子毒蜘蛛咬的疤，还有野猫，凶得很呢，谁容易呢……后来呢，又把我调去景美，景美你们知道吧，怕你们这次是没去，在新北那边。吕秀莲你们总知道吧，当年就关里面的嘛，那边潮得很，你看我腿都伸不直，就是在那边得了关节炎，一下雨就痛得不得了。所以那天见面我得去针灸，不容易呢，干什么都不容易呢……

“后来干脆把我调去绿岛，你们都听过《绿岛小夜曲》吧……唱得那么好听，狗屁椰子树的长影，那个小岛，孤零零，盐分又重，其实树都是黄的……也不好混日子的，那些犯人都是知识分子，不听话的呀，不听话常常就会又犯了法，还要押回来的呀。我还得跟着押回来，要帮忙执行枪决的呀，我也怕伤了阴骘的呀，一枪打过去哎呀那血溅的，我手不准，有时候得开两三枪的呀……开始我也睡不着觉，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们小职员，没有办法的呢……

“白墨轩的日记我看了的嘛，他也是说自己要是没有办法就要去死了嘛。所以他后来真的去死的嘛，我又不想去死，他留着日记是让我不要怪他把我老婆娶了的嘛，我不怪他，我肯定不怪他，我们都差不多的嘛，一样的嘛，大家都是没有办法，你们说是不是？”

雨声渐渐大起来，有风激烈地吹打窗户，他屋里只有顶头吊着一盏白炽灯，照得万物惨白。我看着眼前这张惨白的脸，眼睛里转动的透明玻璃珠，嘴唇上有乌乌黑气，好像已经死了许久，整个人都扁成一张遗像，却又和爷爷的遗像如此不一样。

大家都没有办法，但他们永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