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黄四关了一千两香蜡银子，贲四从东平府押了来家。应伯爵打听得知，亦走来帮扶交纳。西门庆令陈敬济拿天平在厅上兑明白，收了。黄四又拿出四锭金镯儿来，重三十两，算一百五十两利息之数，还欠五百两，就要捣换了合同。西门庆分付二人：“你等过灯节再来计较，我连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黄四，老爹长，老爹短，千恩万谢出门。

——第四十三回

《金瓶梅》写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常用烟云模糊之法，往往点到为止，语多蕴藉、含蓄，而意在言外。但若涉及经济事务和商业往来，则纯用细笔记述，周详而细密，几乎纤毫毕现，一笔不苟。这种“模糊”与“精确”所形成的张力，是《金瓶梅》叙事的一大特色。

兹就这李三、黄四与西门庆之间的借贷关系做一番描述，对《金瓶梅》在叙写商业活动时的一丝不苟进行简要分析。

李三、黄四是利用民间资本，承揽官家及朝廷的生意，干的是空手套白狼的营生，俗称“揽头”。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朝廷有明文规定，为月利三分，可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要高于官定利率，一般为月利五分。前文已说过，《金瓶梅》涉及到的民间借贷，月利均为五分。惟有在第十九回张胜、鲁华伪造假合同来陷害蒋竹山时，月利为三分，但那明显是用来对付官司的（与法律条文相一致），这说明作者对当时商业借贷的细节与法律规定都十分了解。李三、黄四做生意需要资金，一般来说通过民间借贷获取这些资本并不困难。比如说，按照李三的想法，可以直接向专门放债的“徐内相”拆借，月利也是五分，且易如反掌。那他们为何要费尽心机来找西门庆呢？他们所看重的，当然是西门庆“执掌刑名”的官员身份。既然是官家生意，作为法庭官员的西门庆的“入股”，自然非同小可，无疑在地方上为他们撑起了一张保护伞，其中的便利无需细述。

小说的第三十八回，李三、黄四由应伯爵做中间人来向西门庆借款，西门庆一开口就回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些“揽头”常常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买官让官，无法无天。出了纰漏，得由西门庆担着，少不得还要动用衙门的力量替他们摆平。碍于伯爵的情面，西门庆做了让步，最后拆借银子一千五百两，入了伙。但西门庆还是没忘记让应伯爵传话给李三、黄四：“不叫他们打着我的旗儿，在外边东诓西骗。”这说明西门庆对“揽头”一类角色的所作所为，早已心知肚明。

引文中所描述的，是李三、黄四获利后向西门庆还款时的情景。他们兑付了一千两银子的本金（还欠五百两）。一千五百两银子按月利五分计算，两个月的利息应该是一百五十两，他们用四锭金镯（重三十两）来交付。按照当时的金银比价一比五来计算，三十两黄金恰好是一百五十两白银。这样算来，他们还欠西门庆五百两本金，所以才有“捣换合同”一说。

西门庆对李三、黄四所说的那句话，“你等过灯节再来计较，我连日家中有事”，似乎话中有话，语调十分冷淡。西门庆的本意，是将旧合同文书作废，另写一份五百两的借款合同。西门庆想见好就收，流露出控制风险的明显意图。这番没有说出口的意思，黄四从西门庆的语调中当场就琢磨出来了，因而忧心忡忡。他们之所以还了一千两本金及全部利息，拖欠五百两不还，其真正意图，一方面是想让出资人尝到一点利息的甜头，另一方面是希望他再次追加投资，以便牢牢地控制西门庆，借着他的名头继续坑蒙拐骗。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后文伯爵对黄四献计，让他“香里头多放些木头，蜡里头多掺些柏油”、“借着他这名声儿，才好行事”的一番话中，可以看出大概。

接下来，在应伯爵的斡旋与撮合之下，西门庆将那四锭金镯（折银一百五十两）作为追加投资，又凑了三百五十两银子，再加上原先的五百两欠款，另外改写了一个一千两银子的借款文书，此事才告一个段落。而实际上，这种部分还款、通过“捣改文书”迫使出款人追加投资的方法屡试不爽，合同文书一改再改的连轴转，西门庆至死都未能摆脱。

西门庆临死之前，曾将女婿陈敬济叫到床边，告诉他，李三、黄四陆续还款后，还欠他六百五十两银子（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息），让他讨回来作为葬埋之资。可见西门庆在弥留之际，头脑还相当的清醒。但西门庆不清醒的地方在于，如果他活着，法律和衙门都由他掌控，从李三、黄四手里讨回这六百五十两银子，自然不是难事。但随着他的死亡，保证他收回投资的所有前提，都在转瞬之间不复存在了。这六百五十两银子的欠款，就会立刻出现问题。

趁着西门庆尸骨未寒，新上任的提刑官何千户（就是名号为“天泉”的那个人）前来吊孝，吴大舅借机威胁“保人”应伯爵，要把欠款一事写成状子递到衙门里，请何千户做主。

即便如此，已经有了新靠山的应伯爵和李三、黄四等人，也只是以祭奠西门庆的名义，象征性地还了二百两，剩下的四百两（吴大舅因收了他们二十两贿赂，做人情饶了对方五十两），再次改办了文书合同。双方约定，往后有了买卖，陆续交还。

这是与西门庆有关的最后一次“文书改写”。

不论是吴大舅还是吴月娘，其实内心十分清楚：剩下的这四百两，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