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王六儿）道：“这不是有了五十两银子，他到明日，一定与咱多添几两银子，看所好房儿。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韩道国道：“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撰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

——第三十八回

《金瓶梅》凡一百回，末回中王六儿、二捣鬼叔嫂二人，于千里之外的湖州成其夫妇，虽大出读者意外，亦是乱世可想之局。而其根孽初萌，是在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小说的结构章法和情节安排，常有神妙莫测而出人意表者，此为一例。

蔡太师的管家翟谦，给西门庆带信，让他在地方上物色一女子，送去东京侍奉起居。西门庆即找来冯妈妈，令她代为寻访。没想到，冯妈妈最终看中的这个女孩，正是韩道国的女儿韩爱姐。西门庆惟恐冯妈妈老眼昏花，看走了眼，亲自登门相看。当粉妆玉琢的韩爱姐出现在西门庆面前时，他却连正眼儿都不瞧她一眼，一门心思都在其母亲王六儿身上。王六儿不施粉黛，却也淹淹润润，眉如远山，眼若秋水，更兼体态妖娆，月意风情，西门庆一见之下即傻了眼，心摇目荡，不能定止。而王六儿与西门庆照面后，所说的第一句话，也很暧昧：

俺们头顶脚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费心，俺两口儿就杀身也难报大爹。

六儿一开口，就暧昧有情，句句撩人。西门庆见她如此美貌，且说话乖觉，爹长爹短，当即就动了将她占为己有的心思。于是接下来，便有了下面这一段值得玩味的文字：

西门庆临出门上覆他：“我去罢。”妇人道：“再坐坐。”西门庆道：“不坐了。”于是出门。

张竹坡评论这段文字时曾说：“三句九字，勾魂帖，定情书。”“我去罢”三字是明显的留恋之语，实际上心有不舍，不肯就去。王六儿一定是听出了西门庆的弦外之音，便说“再坐坐”，文字精省，语含私挑，却不露声色。而“不坐了”，则是既恨又悔，却又无可奈何。西门庆心中的无限惆怅，于三字隐隐见出。

《金瓶梅》写西门庆勾引霸占伙计媳妇的事端甚多。如宋蕙莲、贲四嫂、如意儿、惠元等人，各不相犯，各不靠色。不仅人人口角、秉性、意态各异，勾挑的过程也很不相同。此处写王六儿，又是一篇崭新的文字。套用脂砚斋的话来说，真不知道作者胸中，埋伏着多少伙计媳妇！

与蕙莲的“献身”以求上位，甚至要与“娘”们平起平坐的天真相比，王六儿要老成得多。给人的感觉，她只是时时刻刻想着要满足“西门大爹”一切过分乃至变态的性要求，却绝不给西门庆增添任何麻烦。即便是索要财物，也用暗示之法轻巧带出，出语老练且谨慎。她说自从女儿去了东京之后，凡事都要自己动手，西门庆立即给她买来了丫头锦儿使唤；她抱怨说自己住在偏僻的巷子里，连打个酒都不方便，西门庆便马上替她在狮子街买了房子；她一次也没向西门庆要钱，西门庆却主动给了她丈夫五十两。西门庆与她枕席欢耍之时，银托子、硫磺圈无所不用，胡僧药、后庭花无所不至，王六儿不仅甘心忍受，甚至口口声声自称“淫妇”，以助其性。当西门庆话里话外对韩道国心存顾虑之时，王六儿立刻宽慰他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里要处自情处，他在家和不在家一个样儿”。言下之意，西门庆无需考虑奸情外露的后果，更不必在意她丈夫韩道国的存在。这是一个成熟、世俗、“懂事”且又善解人意的妇人。自她与西门庆相识，直至西门庆死亡，她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大爹”的心，享受着“大爹”的照抚和宠幸。有人说，西门庆实死于王六儿之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西门庆死前最后一次纵欲的对象，正是王六儿，而王六儿、韩道国的“拐财远遁”，对西门庆的家道败落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样是被人戴了绿帽子，韩道国的反应与来旺也截然不同。西门庆第一次来家相看女儿，韩道国就躲了出去，将妻子一人丢在房中，明显地有“纵妻行淫”之嫌。王六儿之所以敢对西门庆打包票，说什么“他在家和不在家一个样儿”，想必夫妇二人对委身于西门庆这件事早已进行过一番商量。至少，王六儿对韩道国的乐观其成，有着十足的把握。反观王六儿与小叔子“二捣鬼”之间的私情，韩道国想必早知实情而眼睁眼闭，他所算计的，或许是弟弟手中靠赌博赢来的几个钱。西门庆死后，王六儿再次委身于湖州贩丝棉的何官人，可谓是故伎重演。也就是说，韩道国是对妻子的“不贞”全不在意且“心胸宽阔”的一类人。他把问题想得很“透彻”——他的妻子供“大爹”享乐，他再从“大爹”处弄来钱财，在杭州、南京一带包养情人，纵情声色。

正因为如此，在上述例文中，韩道国从东京回家之后，妻子就将自己与西门庆的私情（包括行淫的次数）都向自己的丈夫做了如实汇报。当韩道国听说备细之后，不仅不怒，反而喜上眉梢。“如今好容易撰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一语，明白无误地表现出韩道国心中的庆幸，且带有一点自嘲。他甚至于鼓励妻子在为大爹服务时不仅不要拘束，而且要服务周到。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王六儿与西门庆的私情，不仅仅是一个伦理行为，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行为——即韩道国蓄意以妻子的身体作为资本，投入交换和流通领域，以谋取富贵钱财的商业行为。可怕的是，夫妻二人自以为得计，洋洋自喜，不以为耻，反认为自己行得正、坐得直，冠冕堂皇，甚至不屑于避人耳目。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在商业与经济伦理的冲击下，普通人的价值混乱已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作者在这里处处使用反讽之笔，其伤生悲悯之微意，读者自可细细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