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胆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两绸缪。

只思当日同欢爱，岂想萧墙有后忧。

只贪快乐恣悠游，英雄壮士报冤仇。

天公自有安排处，胜负输赢卒未休。

——词话本第九回

感郎耽夙爱，着意守香奁。

岁月多忘远，情踪任久淹。

于飞期燕燕，比翼誓鹣鹣。

细数从前意，时时屈指尖。

——绣像本第九回

绣像本《金瓶梅》对词话本多有删改。凡是比较过两个版本的读者，想必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删改的内容包括回目、诗词、字句，也有错讹订正、情节补缀以及结构上的调整。若将增删和改易的内容进行一番比勘，我们不难发现，绣像本的作者在修辞、技法、章法结构上的造诣和修养，要远胜于词话本作者。虽然有些地方的修改过于生硬，某些文字的删减过于武断，但总体而言，从小说的文学性和完整性等方面来判断，绣像本都要优于词话本。可以说，大部分的修改都是有道理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已有不少的著作和论文，这里不再赘述。而我所关心的问题，并不在于两个本子的优劣，而是绣像本作者在对词话本进行删改时，依据的是怎样一种心理逻辑和原则，特别是在这样的逻辑和原则的背后，反映出修改者怎样的趣味和价值观。

这里仅仅就两个版本“回前诗”的比较，做简要分析。

就本节前所引第九回的两首诗而论，任何一个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都能立即看出高下。词话本这首诗的粗疏、随意和浅陋，一望而知。别的不说，单是诗中“只思当日”与“只贪快乐”的简单用词重复，即可见出词话本作者在“作诗”时的漫不经心。此诗全无一点诗意，形同大白话。而绣像本的这首诗，虽然亦不甚佳，但从文辞上说，显然要雅致、工稳许多。尤其是末一联（细数从前意，时时屈指尖），思妇之形貌及心理已呼之欲出。词话本作者诗词修养不高，多是乡村学究的口吻，难登大雅之堂。但更大的问题或许是，此一作者对遣词用句全不在意，其轻率让人难以忍受。比如说第一回的回目：

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前一句有七个字，后一句则有八个字。更奇怪的是第六十三回，回目居然是：

亲朋祭奠开筵宴　西门庆观戏感李瓶儿

后一句硬生生地多出来两个字，文字修养再差也不至于此。这只能说明词话本作者对于诗词之工稳、文句之整饬没有什么追求。回前有诗，是词话本《金瓶梅》结构的一大规制。但到了第四十八回，回前诗忽然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则滥俗的“格言”，简直不伦不类，让人哭笑不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绣像本删改词话本回前诗的第一个原则，可以说是化粗率为工稳。

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些例子。词话本中有些诗原本写得不坏，但也遭到了绣像本作者的删改，比如说第二十二回、第九十九回等等。原诗虽说直白俚俗，但诗意颇有忧世伤生之意，绣像本作者一律删除，代之以“公子怀春”、“美人迟暮”一类的诗词小曲。绣像本作者似乎很喜欢这一类吟风弄月的情调，也不嫌连篇累牍令人生厌，也不管与内文是否匹配、衔接。绣像本作者新加的这些诗词曲，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自己创作的——比如第七十六回开篇诗中“简点惟无温秀才”一句，明显是紧贴着内文的情节敷衍出来的。但更多的诗词，都是现成的搬用或移植。比如说，他时常挪用李清照、范仲淹、周邦彦等人的词作为开篇。作者这一类的删改，依据的是化朴拙为绮靡、变劝诫为风月的原则。很多地方的改易，反不及词话本来得自然朴素、富有真趣，其出发点在于作者的“风雅”趣味——不用说，这种雕字琢句、满纸云烟的趣味，正是晚明文风的熏染所致。

由此，在仔细比对两个版本的回前诗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绣像本作者改诗的终极原则——那就是“去道德化”原则。

绣像本的作者遵循十分严格的“个人趣味”，对词话本的诗词逐一进行过滤。凡是涉及到道德说教的诗词，一概删去，可以说一丝不苟，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作为一个反证，我们注意到，词话本回前诗中那些同样写得不怎么好，但却没有道德说教的诗词，大多都得以保留。这反映出绣像本作者对道德说教的深恶痛绝。

但问题是，词话本作者由于意识到自己作品中的淫秽内容极容易遭人诋毁，乃至有败坏风教的危险，本能地用大量说教与道德劝诫来加以“对冲”，希望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这种煞费苦心的伎俩，在明代色情小说中可以说屡见不鲜。由于绣像本尽数删除了这些内容，而代之以风花雪月的情调，抛开修辞上的效果不说，这就使得《金瓶梅》的劝世和诫世主题发生了重要偏转，使作品的相对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空前浓郁。

由于张竹坡、曹雪芹以及后世的很多读者看到的《金瓶梅》多为绣像本，绣像本作者“去道德化”的倾向所导致的《金瓶梅》主题的偏移，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