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阳明学泰州学派重要成员之一的邓豁渠，曾说过这样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色欲之情，是造化工巧生生不已之机。”说色欲是自然或人性的一部分，这大概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要说它是天地造化生生不息之机，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离经叛道了。这是我所见到的明末思想家在论及色欲问题时最大胆的一个判断。此言一出，即遭到耿定向等人的严厉批判，说他是率天下人类而为夷狄禽兽。据说，这句话曾被邓豁渠写进《南询录》的草稿，后来在刻印此书时，这句话或删或改，在《南询录》中已经找不到了。邓豁渠的删改，或许是因为受到了耿定向的指责，但更可信的原因或许是，公开为色欲张目，在当时社会严肃的思想探讨中，仍然是一个极大的禁忌。即便是始终支持邓豁渠并为他辩诬的李贽（他曾为《南询录》写序），面对色欲问题，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都慎之又慎。我们可以推断，单纯的色欲和情欲，在思想界的公开谈论中仍然属于不能触碰的最后秘密。可是这个“秘密”本身，在弘治以降的明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从明代色情小说对于这样一个现实的反映来看，对色情的细致入微、夸大其词的描摹，不仅是世风所趋，而且早已泛滥成灾。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金瓶梅》，既说它“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又指出此书的写作，在当时实属“时尚”。这里的“时尚”或许有两层含义：一为淫邪之风遍及朝野天下，颓风渐入士流之林；一为专叙床笫之事的小说作品，在当时也已蔚然成风。

在《金瓶梅》中，叙及潘金莲的身世，作者说她九岁就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主人闲常又教她读书识字，因而到了十二三岁，金莲就会“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十五岁时王招宣死，复以三十两银子，卖入张大户家。张大户竟然也教她习学弹唱。金莲之琵琶技艺，先后有两位“名师”指导，想必更趋精纯了吧。

这一大段描述（为《水浒传》所无），勾画出了潘金莲由王招宣（官宦）蓄养，至张大户（有钱人）教习，最终流落民间，落入武大郎之手的曲折经历。当然，作者为铺排情节、塑造人物计，插入这段出身，不过是小说家言，我们自然不能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实录。可是我们若将潘金莲的所谓身世，与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生平做一番比较的话，也许会大吃一惊。柳如是不仅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其身世经过陈寅恪先生的一番梳理，载之史乘梼杌，班班可考。

柳如是也经历了与潘金莲几乎完全一样的命运——幼年时即被盛泽名妓徐佛收为养女，受教诗词歌赋；随后被卖入宰相周道登家为婢女。柳如是之所以被逐出周家，有人说是源于柳如是与仆人之间的情事败露，但实际上是因为她与周道登的“暗通款曲”，为妻妾忌惮所致。这与潘金莲在张大户家的遭遇大致相同。

虽说潘、柳二人均经多次转卖而最终流落民间，但柳如是的命运，似乎要比潘金莲好得多。潘金莲学的是琵琶，识字不多，除了供人赏乐，一无所用；而柳如是学的是更为精深专门的文章诗词，其部分诗作一直流传至今，为风雅之士讽咏不已。柳如是最终流落风气开化、富甲天下的江南，以“自由人”的身份，与江南名士（如陈卧子之流）周旋唱和，并有诗名，最终归于“白个头发黑个肉”之文坛领袖钱牧斋，亦可谓“修成正果”。

由此可见，潘金莲之身世，亦非完全出于小说家的虚构。衡之于当时蓄养伶优唱妓以供富贵之家享乐的普遍风气，也算是“于实有据”吧。

《金瓶梅》中的性事，固然有鲁迅所批判的“专意于性交”的一面，但也写到了作为性风俗和性文化的一面。按理说，既然《金瓶梅》中涉及大量关于妓院的内容，性描写理当于这类场合极尽铺叙才是。可令人奇怪的是，不论是李桂姐家，还是郑爱香家，西门庆、应伯爵之流去“嫖妓”，总是一大帮人，很少有单独前往的。他们在妓院吃喝调笑、唱词吟曲、插科打诨，虽说偶尔也会讲讲荤段子，但作者却极少描写性事场景。可见这伙人去妓院，并不专以性交为事，而只是聚众取乐。虽然每次西门庆都会“留宿”，但作者似乎对留宿后的“事态”没什么兴趣，往往草草交代两笔就算完事。西门庆到了这类场所，亦能遵循妓家之礼节。他虽不识多字，倒也颇能附庸风雅，甚至颇多考虑妓者的喜好和心理，曲意逢迎。这与他对待家中奴仆妇女如贲四嫂、如意、惠元等人的鲁莽态度——进门就干，完事即走——确乎迥然不同。

由于世风所染，作为靠生意发家的新型商人，西门庆显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性事，已经有了将性作为一种文化来消费的明显意图。潘金莲会弹琵琶，孟玉楼会弹月琴，李瓶儿则是一个极有时尚趣味的妇女。春梅什么都不会，但也无妨，西门庆会专门请人来教她演习。不论是在宴席之中，还是在床笫之侧，伶优的浅斟低唱亦无时无之。

然而，将性作为一种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社会交往和娱乐方式，辅之以戏曲、吟唱、诗词、猜枚行令和投壶等游戏名目，并不自《金瓶梅》始。在唐宋诗词中，这种“春梦朝云”的雅事时常是骚人墨客的固定题目，而这作为一种生活习俗，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已有了详细的记载。不过，这样一种“风雅”，一般来说都局限于帝王贵胄和文人士大夫阶层，而在《金瓶梅》中，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赏心乐事”，开始向新兴阶层（如胸无点墨的商人）蔓延。当然，《金瓶梅》对瓦肆勾栏的描述方式，也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到了近代的《海上花列传》，作者干脆直接将故事的主要情节放在了妓院中。韩邦庆的这部小说虽有“狭邪”之名，但于通篇的风花雪月之中，竟无半字涉及露骨的性事，相较于它所学习的《金瓶梅》，亦可谓有出蓝之概。

问题是，如果说《金瓶梅》在描写勾栏妓院的酒食饮乐时，笔墨尚可节制，可一旦涉及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春梅、王六儿等“家人”，其赤裸裸的笔致，可谓不厌其烦、不厌其细，摹声绘影，纤毫毕现。其在当时及后世，受到“淫荡邪乱，贼民蠹国”之诟病，毫不足怪。

《金瓶梅》所写的性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男女异性之间的交媾，这在全书的色情描写中占了绝大的比重。

第二类即是所谓“男风”，即同性男子之交欢情事。有此种嗜好的人，以“读书人”温葵轩为最。有一次，西门庆傻呵呵地请温葵轩师傅去妓院中开眼，可温师傅却如坐针毡，表情十分痛苦，不久即要告辞而去——温葵轩对花枝招展的女性，并无任何兴趣。伯爵对西门庆打趣说：“你把温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汉。”可见温葵轩专盯男童屁股之恶名（他的绰号就叫“温屁股”）早已遐迩皆知。

第三类即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双性”取向。当然，总体而言，西门庆仍以不知疲倦地渔猎女色为首要事务，恋童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而陈敬济齿白唇红、一表人才，不仅惹得妇女们眼馋——潘金莲、庞春梅、冯金宝和韩爱姐等人先后投怀送抱且情义深笃，他在落难后居然成为街头“引车卖浆”之同性玩弄作践的对象。盖敬济之同性倾向，实以被迫的成分居多。

至于说到乱伦，考之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李桂姐之于西门庆、潘金莲之于武松、王六儿之于韩二等，但作者毕竟没有就这层关系做任何的渲染。也许淫风所及，在当时的底层社会中，像叔嫂、姑侄一类的亲缘乱伦，已经算不得什么大事。《金瓶梅》中唯一称得上有真正乱伦之嫌的，或许只有潘金莲与陈敬济这对“欢喜冤家”。但潘金莲不过是西门庆的第五房小妾，且与陈敬济年齿相近，两人暗中勾在一处，虽有悖人伦，亦非完全不可理喻。而色情小说中常有的女性同性恋、暴力强奸、变态、群交等事，《金瓶梅》则基本没有涉及。

按张竹坡的说法，《金瓶梅》的作者蓄意要隐去姓名，而我们后代的读者却硬要将这个作者挖出来示众，似乎多少有点对作者不敬，或者说有点不太人道。照此推论，考虑到作品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写，作者显然是在“反正读者不知道作者是谁”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前提下开始写作的。作者为彻底隐瞒自己的身份，想必有过一番殚精竭虑的周到安排。这恐怕是《金瓶梅》之作者考证，历时数百年而一无所获的原因之一吧。

这种隐去姓名的决绝态度，想必给写作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在写作中毫无顾忌。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性交名目，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直言无隐，与“匿名写作”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世人谈及《金瓶梅》，往往将它视为中国色情小说的鼻祖和渊薮，或者说将它视为色情文学登峰造极的奇观，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在对色情的描写方面，《金瓶梅》既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露骨、最大胆的一部。鲁迅所说的“时尚”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按陈大康先生的描述，早在《金瓶梅》问世数十年前的弘治、正德年间，像《花神三妙传》、《寻芳雅集》、《天缘奇遇》、《如意君传》一类的有大量色情内容的作品，已先后问世。而《如意君传》作为描写武则天与薛敖曹性事的小说，在社会上流布极广。它不仅是《金瓶梅》所仿效的对象，甚至也是明代很多色情小说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的蓝本之一。而若要说到性描写之刻露、恣纵，与《金瓶梅》同时或稍后的色情小说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僧尼孽海》、《灯草和尚》、《欢喜冤家》、《玉闺红》、《弁而钗》、《宜春香质》、《素娥篇》等作品，则更为大胆和无所顾忌。部分色情作品中的淫秽文字，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交合，涉及到了比单纯性事更为隐秘或幽暗的“性虐”领域：比如对性变态或性扭曲的刻画入微（《欢喜冤家》），带有道家房中术色彩的性爱招式大全（《素娥篇》），专门描述肛交的“男风宝典”（《龙阳逸史》），津津乐道于扒灰偷媳、叔嫂乱伦的痴女自传（《痴婆子传》），以多人群交、乱伦及窥视癖为能事的“吕氏春秋”（《绣榻野史》），写母女同事一男、兄妹相奸却“别有情趣”的浪子纵欲（《浪史》）。这类作品的旧刻本，往往还配有春宫图示或图解，堪称“左图右史”。可以说，即便是今天消费性的成人电影或网络上流行的“耽美”小说，恐怕也要相形见绌。这类小说，在历代严遭毁禁，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有这些色情小说关注的性事和性幻想，侧重点或有不同，但都无一例外披着一层道德说教、因果报应的外衣。对性放纵和对欲望的批判，往往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成了作者们创作这类小说的道德外衣。一方面是批判社会的不成体统，揭露纵欲的后果及报应，用以劝诫世人；但另一方面，又对笔下的淫秽内容穷搜逖览，津津乐道。某些相对严肃的作者，确实构建了主人公严酷乃至悲剧性的结局和果报命运，以图劝世。但大部分作者由于提前知道了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的真正着眼点，所谓的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往往点到为止，其真正的“作者意图”，毫无疑问，不过是宣淫诲亵，以逞其快。确如鲁迅所言，作者专意于铺叙的，无非是性交罢了，其越人伦常情，如有狂疾。

而作为描述十六世纪广阔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金瓶梅》的主题涉及社会的商业、经济、市井文化、法律、道德及文化观念等众多领域，“性”不过是作品中众多主题之一。其与明代社会勃然兴起的色情小说，固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倘若仅就色情和性描写而言，毫无疑问，《金瓶梅》仍然处于这个色情泛滥的文化系统之中。

如果我们将《金瓶梅》放到整个明代的色情文学背景中来考察，我们便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其作者对于性或欲望的矛盾和暧昧态度。和明代的色情小说一样，《金瓶梅》同样披着道德说教的外衣，打着批判的幌子，为自己所披露的猥亵和淫荡内容寻求道德庇护。不用说，在色情内容的呈现上，《金瓶梅》无法与这些作品完全划清界限。换言之，这种貌似不留余地的批判和说教，与同时期色情小说的写作套路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赤裸裸的色情描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或者说是有意义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去反问：为何中国的色情文学创作，会选择在明代中期至明末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集中喷发？它是偶然的吗？

对于《金瓶梅》的历代读者或研究者来说，他们在为《金瓶梅》的色情内容进行辩护时，其理由往往集中在以下两点：

其一，当时的社会风气本身就是淫荡的，小说不过是一种隐喻和记录而已。对明代社会史的研究，确实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谢肇淛所说的“娼妓满天下，终日倚门卖笑”的社会风气，可谓南北皆然。正因为如此，很多色情小说的作者，在其弁言中，往往都宣称自己的作品是“实录”。尤可骇怪者，如《浪史》一书，竟然一反“纵淫贪欢，必致髓尽人亡”的传统套路，公然宣称，放荡的生活不仅不会有碍身体健康、导致家破人亡，反而可以得道成仙。《浪史》的主人公，最终隐居在湖畔幽美的园林之中，与他的几十个妻妾其乐融融、与世偕忘，并最终得道，位列仙班。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淫佚之风之惊世骇俗，已到了何种程度。

其二，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衰弛，社会与道德混乱，士大夫和文人大多深感绝望。由于找不到出路，他们可以做的似乎只有两件事：一是纵情于男女声色；一是构建亭台楼阁，在封闭的园林中“洁身自好”，逃避政治，并培养醉生梦死的所谓“个人趣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绝大部分色情小说中，都有相对封闭的华美庭园；也可以解释，为何直到清军占领北京并攻击南下之时，那些“愧无半策匡时难”的江南文士，竟然还在忙着修亭造园，纵情于诗酒歌妓。

以上两个理由，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问题的复杂性，显然不止于此。